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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未来中国经济绘制了蓝图，改革是其关键词。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的改革可以说是完全围绕效率展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为改革的核心。未来经济的效率依然存在进一步释放的空间，但很多经济的顽症则更多需要围绕公平才能解决，“实现共同富裕”的公平改革显得更为急迫。
消费与投资结构不合理、服务业发展滞后、产能过剩严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积聚等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顽疾，如何化解这些矛盾成为未来改革的关键。效率的改革能够解决部分的问题，但如果没有公平方面的改革恐怕顽疾难以根除。中国经济很多不平衡问题的根本原因都在于收入不平等，最终的结果可能取决于收入分配的改革。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面改革方案中，收入分配改革似乎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明确提到收入分配的内容较少，且主要围绕的是政府主导的再分配。改革似乎依然沿着更加注重提升效率的传统道路前行。
当然，很多效率方面的改革也会对公平产生影响，也有助于改善收入不平等状况。比如，要素市场化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解决初次分配的问题，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干预也能降低寻租空间进而减少腐败收入。
但短期内，价格改革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恶化收入分配。而且，国内居民的资源禀赋已经出现了很大差异，阶层分化明显，不排除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拉大收入差距的可能。
过往，效率几度占先
中国三十余年的改革贯穿着一个核心，那就是市场化，“无形的手”在越来越广的范围里配置资源。
中国已经在一般商品和服务领域建立了市场决定的机制，但资源性产品、公共产品、要素、环境等领域还没有完全发挥市场的作用。
这场马拉松式改革可以说行进到了最后几公里，也是最困难的一段里程。如何冲刺？此次全面深化改革给出了明晰的思路，不仅将市场的地位从“基础性”提升到了“决定性”，而且明确表示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干预。
最为突出的三项市场化改革是价格体制的改革、要素市场的完善以及国有企业改革。
在价格改革中，较为成熟的当属资源性产品与公共产品的价格改革。成品油、天然气、水、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的目标及路径均已清晰，考虑到各种产品的具体属性，其市场化程度渐次下降。具体来看，成品油将完全放开价格、由市场决定；天然气气源价格完全放开；发电、售电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水价仍由政府定价；居民用天然气、电、水均实行阶梯价格制度。铁路运价则取向市场化、民航客运价格与电信增值业务资费均实行市场调节价。农产品价格方面尚无清晰目标。
要素的市场化则是本轮改革的重中之重。改革开放至今，要素市场落后于商品市场已经成为当前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制约因素。要素市场未能充分反映出要素的稀缺性，导致大量资源被浪费、中国补贴全世界，向集约型、低能耗、环保型增长方式的转变难以实现。
目前围绕劳动力、土地、资本和技术的市场化改革已经陆续启动。尤以金融市场化改革、城乡土地统一市场建设、户籍与社保制度最受关注。只不过，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明确，而户籍、政府与土地改革却因为中国的特殊国情分歧较大。
价格与要素走向市场化，意味着国有资本或企业会逐步丧失原本在价格制定和要素获取方面的天然优势，再加上盈利能力走弱，国企改革势在必行。
本轮国企改革有两个层次，一是国有企业自身改革，一是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改革。前者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后者则是从管企业为主向管资本为主转变，这可能是本次国企改革的重点。
整体来看，此次以市场化核心的改革仍是着眼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尽管公平的地位在持续上升，但与之密切相关的收入分配改革的地位似乎并不突出。
今日，收入分配上位
此次三中全会明确提到收入分配的内容较少，但这并不意味着改革中与收入分配相关的内容不多，仔细分析后，可以发现全面深化改革中还隐藏着一条收入分配的暗线。
“不能就收入分配谈收入分配，这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应该从更广的层面看三中全会对未来收入分配产生的影响。”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院长李实表示，“改变收入分配紧靠文件中的那几句话不够，需要有大的动作、大的结构改革，需要更加发挥市场的作用，同时与政府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相配套。”
从这个角度来说，三中全会里多处涉及收入分配，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通过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直接或间接影响收入分配。
李实指出，经济社会改革会产生多重作用，收入分配不可避免会受到影响。比如，初次分配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分配不公，很大程度是因为改革不到位及政府干预过多造成的。现在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有助于改善初次分配的结果，实现更公平的收入分配。
具体来看，户籍制度及社保改革有助于解决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消除劳动力市场障碍，可以提高劳动者的工作机会；资本的市场化改革，让中小企业获得发展机会，增加就业，进而提高劳动报酬；土地市场的作用更为直接，“同地同价”有助于农民获得更多的土地收益，缩小城乡差距。此外，垄断问题的解决，有助于消除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减少政府干预，限制官员权力，不仅能重建市场经济秩序，也能减少腐败和灰色收入。
“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完全是分配秩序的问题，更多的是社会发展不平衡，投资壁垒、垄断、劳动力市场分割等制度障碍造成的。”李实表示，“一面要破除制度障碍，一面要在社保、税收、公共服务等与分配有直接关系的领域进一步发挥政府作用，这会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实现更加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和格局。”
需要强调的是，目前的改革并不必然导致收入分配的优化，现行方案的最终结果仍取决于落实。考虑到经过多年改革，国内居民的资源禀赋已经出现了很大差异，阶层分化明显，在现行基础上，不排除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拉大收入差距的可能。資源性产品与要素市场的改革会在短期内推高价格，这对基本消费品影响比较大，低收入人群将受到较大伤害。
转折，收入分配是果更是因
从全面改革到收入分配改善，不仅仅存在上述单向的逻辑链条，收入分配本身也是影响全局的根本性因素。目前的政策思路，似乎将收入分配更多地看作经济活动的结果而忽视了它对中国经济再平衡的根本性作用。
“收入不平等是中国经济内外部不平衡的根本原因，”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林毅夫指出，“收入分配恶化推动投资以及生产能力的增长，却压制了国内消费，进而导致大规模的经常项目盈余。”
林毅夫明确指出，消费比重偏低原因在于收入分配恶化，高消费倾向的中低收入人群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不断下降。
由于留给居民的国民收入减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拉大，储蓄率因此持续处于高位，进而消费不足。这不仅意味着与消费相关的生活服务业需求不足，进而抑制该产业的发展，同时也意味着投资过度，进而带来产能过剩和环境生态的破坏。
近年越治理越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与地方政府的考核机制、宏观政策的过度刺激有一定关系，更为根本的则是有效需求不足，特别是在国际需求放缓的背景下，内需不足问题尤为凸显。
在收入分配未见明显改善时，经济结构调整恐怕难见成效。消费与投资对经济的贡献虽然在2011、2012年有所改善，但那可能是经济增长放缓的被动的短暂结果。而2013年又重新回到投资拉动经济的老路上。从目前的收入增长情况看，未来消费增长很难有大的起色。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的改革可以说是完全围绕效率展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为改革的核心。未来经济的效率依然存在进一步释放的空间，但很多经济的顽症则更多需要围绕公平才能解决，“实现共同富裕”的公平改革显得更为急迫。
消费与投资结构不合理、服务业发展滞后、产能过剩严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积聚等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顽疾，如何化解这些矛盾成为未来改革的关键。效率的改革能够解决部分的问题，但如果没有公平方面的改革恐怕顽疾难以根除。中国经济很多不平衡问题的根本原因都在于收入不平等，最终的结果可能取决于收入分配的改革。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面改革方案中，收入分配改革似乎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明确提到收入分配的内容较少，且主要围绕的是政府主导的再分配。改革似乎依然沿着更加注重提升效率的传统道路前行。
当然，很多效率方面的改革也会对公平产生影响，也有助于改善收入不平等状况。比如，要素市场化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解决初次分配的问题，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干预也能降低寻租空间进而减少腐败收入。
但短期内，价格改革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恶化收入分配。而且，国内居民的资源禀赋已经出现了很大差异，阶层分化明显，不排除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拉大收入差距的可能。
过往，效率几度占先
中国三十余年的改革贯穿着一个核心，那就是市场化，“无形的手”在越来越广的范围里配置资源。
中国已经在一般商品和服务领域建立了市场决定的机制，但资源性产品、公共产品、要素、环境等领域还没有完全发挥市场的作用。
这场马拉松式改革可以说行进到了最后几公里，也是最困难的一段里程。如何冲刺？此次全面深化改革给出了明晰的思路，不仅将市场的地位从“基础性”提升到了“决定性”，而且明确表示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干预。
最为突出的三项市场化改革是价格体制的改革、要素市场的完善以及国有企业改革。
在价格改革中，较为成熟的当属资源性产品与公共产品的价格改革。成品油、天然气、水、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的目标及路径均已清晰，考虑到各种产品的具体属性，其市场化程度渐次下降。具体来看，成品油将完全放开价格、由市场决定；天然气气源价格完全放开；发电、售电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水价仍由政府定价；居民用天然气、电、水均实行阶梯价格制度。铁路运价则取向市场化、民航客运价格与电信增值业务资费均实行市场调节价。农产品价格方面尚无清晰目标。
要素的市场化则是本轮改革的重中之重。改革开放至今，要素市场落后于商品市场已经成为当前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制约因素。要素市场未能充分反映出要素的稀缺性，导致大量资源被浪费、中国补贴全世界，向集约型、低能耗、环保型增长方式的转变难以实现。
目前围绕劳动力、土地、资本和技术的市场化改革已经陆续启动。尤以金融市场化改革、城乡土地统一市场建设、户籍与社保制度最受关注。只不过，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明确，而户籍、政府与土地改革却因为中国的特殊国情分歧较大。
价格与要素走向市场化，意味着国有资本或企业会逐步丧失原本在价格制定和要素获取方面的天然优势，再加上盈利能力走弱，国企改革势在必行。
本轮国企改革有两个层次，一是国有企业自身改革，一是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改革。前者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后者则是从管企业为主向管资本为主转变，这可能是本次国企改革的重点。
整体来看，此次以市场化核心的改革仍是着眼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尽管公平的地位在持续上升，但与之密切相关的收入分配改革的地位似乎并不突出。
今日，收入分配上位
此次三中全会明确提到收入分配的内容较少，但这并不意味着改革中与收入分配相关的内容不多，仔细分析后，可以发现全面深化改革中还隐藏着一条收入分配的暗线。
“不能就收入分配谈收入分配，这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应该从更广的层面看三中全会对未来收入分配产生的影响。”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院长李实表示，“改变收入分配紧靠文件中的那几句话不够，需要有大的动作、大的结构改革，需要更加发挥市场的作用，同时与政府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相配套。”
从这个角度来说，三中全会里多处涉及收入分配，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通过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直接或间接影响收入分配。
李实指出，经济社会改革会产生多重作用，收入分配不可避免会受到影响。比如，初次分配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分配不公，很大程度是因为改革不到位及政府干预过多造成的。现在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有助于改善初次分配的结果，实现更公平的收入分配。
具体来看，户籍制度及社保改革有助于解决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消除劳动力市场障碍，可以提高劳动者的工作机会；资本的市场化改革，让中小企业获得发展机会，增加就业，进而提高劳动报酬；土地市场的作用更为直接，“同地同价”有助于农民获得更多的土地收益，缩小城乡差距。此外，垄断问题的解决，有助于消除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减少政府干预，限制官员权力，不仅能重建市场经济秩序，也能减少腐败和灰色收入。
“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完全是分配秩序的问题，更多的是社会发展不平衡，投资壁垒、垄断、劳动力市场分割等制度障碍造成的。”李实表示，“一面要破除制度障碍，一面要在社保、税收、公共服务等与分配有直接关系的领域进一步发挥政府作用，这会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实现更加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和格局。”
需要强调的是，目前的改革并不必然导致收入分配的优化，现行方案的最终结果仍取决于落实。考虑到经过多年改革，国内居民的资源禀赋已经出现了很大差异，阶层分化明显，在现行基础上，不排除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拉大收入差距的可能。資源性产品与要素市场的改革会在短期内推高价格，这对基本消费品影响比较大，低收入人群将受到较大伤害。
转折，收入分配是果更是因
从全面改革到收入分配改善，不仅仅存在上述单向的逻辑链条，收入分配本身也是影响全局的根本性因素。目前的政策思路，似乎将收入分配更多地看作经济活动的结果而忽视了它对中国经济再平衡的根本性作用。
“收入不平等是中国经济内外部不平衡的根本原因，”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林毅夫指出，“收入分配恶化推动投资以及生产能力的增长，却压制了国内消费，进而导致大规模的经常项目盈余。”
林毅夫明确指出，消费比重偏低原因在于收入分配恶化，高消费倾向的中低收入人群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不断下降。
由于留给居民的国民收入减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拉大，储蓄率因此持续处于高位，进而消费不足。这不仅意味着与消费相关的生活服务业需求不足，进而抑制该产业的发展，同时也意味着投资过度，进而带来产能过剩和环境生态的破坏。
近年越治理越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与地方政府的考核机制、宏观政策的过度刺激有一定关系，更为根本的则是有效需求不足，特别是在国际需求放缓的背景下，内需不足问题尤为凸显。
在收入分配未见明显改善时，经济结构调整恐怕难见成效。消费与投资对经济的贡献虽然在2011、2012年有所改善，但那可能是经济增长放缓的被动的短暂结果。而2013年又重新回到投资拉动经济的老路上。从目前的收入增长情况看，未来消费增长很难有大的起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