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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在纠结这样一个问题，这么多年来我为什么一直在国外“流浪”，毫无建树。
抱歉，我本来是想说“留学”来着，事实上，我花着父母的血汗钱也确实是在留学，可我什么都没学到，混得就像个傻瓜。
是的，在国外的这些年，我弄丢了我的骄傲、我的梦想以及我曾经深爱的女人。
柏林，火鸡之夜
火鸡，又叫吐绶鸡，原产于美洲，本为野生，后被驯化为肉用家禽。实际上最不喜欢圣诞节的，除了火鸡，其实还有我。
我和婉伊在圣诞节分手，我记得那天我和她本来是在一起吃火鸡的。那时，我们两个很穷，只买得起去骨的火鸡瘦肉卷回宿舍烹调。
吃着吃着婉伊和我谈分手的事，理由说了1、2、3、4点，每一点又分为a、b、c、d几个小点。对于一位学过程力学的女博士，她总是很有条理，但我听得十分头大。
我于是吼了起来，叫她滚蛋。她说：“吃完饭我收拾好碗筷就会走。”于是我把她从椅子上揪起来，丢出门外。
普通的火鸡经过四百年的物种演变，已经成了肉鸡。但火鸡中有一种叫做眼斑火鸡的，它们比普通火鸡还小，头部的冠子是蓝色，羽毛柔滑鲜亮，酷似孔雀，该物种从未被驯化。
那个圣诞节，我独自坐在冰冷的宿舍里喝着闷酒，倔强与悲惨同时袭上心头，我想我很像一只眼斑火鸡。德国的黑啤酒很适合在夜里喝，我喝了很多很多，喝完了我就跑到街头，在冷风中呕吐。
据说有人依照跳楼所需的时间来划分世界各地的城市，芝加哥是30秒、法兰克福是19秒、慕尼黑只有7秒。而柏林理论上是一座城，但以我的标准看只是座8秒钟城市，电视塔有365公尺高，可免费开放的瞭望台却只有203公尺，从那儿坠落到亚历山大广场，不多不少正好8秒钟。
我站在宿舍大楼顶上，远远望向提供8秒钟下降时间的电视塔。
北京，莱卡卫星
回国以后，我认识了几个打篮球的朋友，我们定期在一间专供出租的地下篮球馆打球。
我们是纯粹打球，纯粹锻炼身体，所以大家事先都商量好谁都不可以带女孩来看。但有一次，篮球朋友中的一个男生食言了，他带来一个漂亮姑娘。我们当然不好马上把人家清除出场，还是开球了。
那天球场上每个人都厮杀得特别卖力，卖力之余，每个人都抽空瞄了那个姑娘。她一个人坐在看台上，一边听歌一边看着我们。隔着很远，都能感觉出来她的漂亮。其实漂亮并不一定是身材五官有多美，而是一种气息，那种气息能逆风散播三百里。
然后大家一起去吃宵夜。北京簋街上的饭馆白天几乎没有人光顾，但是到了晚上却门庭若市、车水马龙，也许是到了夜里鬼们都要进城吃饭吧。
吃饭的时候大家谈起我的专业。毫无惊喜的，他们又开始称呼我为“未来的科学家”，Scientist。其实，我更希望他们叫我眼斑火鸡。他们要我讲科学故事，我的段子只有一个：“考考你们，第一个登上卫星的宠物是什么？”
男人们答不上来，倒是那姑娘说：“好像是一只小狗。”
没错，1957年的冬天，前苏联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2号”携带一条名叫莱卡的小狗进入太空，围绕地球运转。报道说，莱卡在太空生活了一周后平静地死亡。但其实莱卡刚飞上天没几个小时，就在酷热和高压中死掉了。这是个让人忧伤的故事，一个有去无回的故事。
“什么啊！”我笑道，“正确答案是，嫦娥的玉兔！”
那天散场后，坐在出租车里，我的脑际出现一个画面：莱卡尖尖的鼻子抵着舱门，看着外面墨蓝色的宇宙。它会看到地球吗？它知道自己永远也回不去了吗？
我的手机传来讯息：不要为莱卡难过，人生不会像飞船那么孤独，这是我的号码，你记下吧。不用想都知道，是那个姑娘。卫星在绕着地球轨道运转2570圈后，于1958年4月4日坠入地球大气层，燃烧成灰烬。
厨房，美妙生活
后来打篮球的那帮人疏远我了，很显然，他们觉得我不地道，因为我撬走了别人想追的女生。但我不知道这有什么不可以，一，他只是想追；二，他并没追上。
我每周和那姑娘见两次或三次面，去她们学校附近的一家朝鲜餐馆吃带冰碴的冷面。每次老板娘都给我们很多免费的土豆泥，作为回报，那通情达理的姑娘送给老板娘的小儿子一个望远镜。
我觉得这姑娘是有美德的，我愿意和她在一起，吃完冷面我们就去她的住所嘿咻。其实这样的生活只要不想以后真的堪称完美，尤其是当天色近晚，她下床去冰箱里拿一些桑葚或草莓，我们随便倚在抱枕上看碟时
更是欢快无比。
有时候是《雾中风景》，有时候是《世界地理》，有时候是周星驰。我们一边看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火鸡，你的前女友现在在做什么？”
“我不知道。”
“那你们在德国的时候，有没有像我们这样看碟？”
“我忘了。”
“火鸡，我困了，我想睡觉。”
“好的，我去给你做饭，等你醒来就可以吃了。”
这姑娘最大的好处就是她从不追根究底，点到即止，手下留情。她虽然有一切姑娘对于男友的好奇，但这好奇并不会摧毁我们的关系。为了奖赏这个聪明的姑娘，我学会了做鱼香肉丝、宫爆鸡丁和清炒土豆丝这些家常菜给她吃。
在厨房抽油烟机的嗡嗡声里我会想起婉伊，她有杏仁的眼白，而眼窝深陷像一个异族人。回忆如果有形态和重量的话，把它放到太空去，它会绕着地球转多少圈呢？
青春，死亡永恒
我和女朋友一起度过了那一年的春、夏、秋、冬，然后圣诞节又到了。
每到这个时候，我就会像一只丧家犬一样地想找个地方躲躲。而我的女朋友在平安夜的傍晚却扛着一棵假的圣诞树回来了，她还让我帮她把礼物挂好。
安排好一切以后，我们开始吃饭。我觉得节日是人类的一种集体强迫症，在十二点到来前接吻、在吹掉蜡烛时许愿、在焰火腾空时拥抱。 然后我的女朋友忽然说：“火鸡，我知道你并不快乐。”
“是啊，每一只火鸡都不爱过圣诞节。”
“不，不是因为这个，你的不快乐，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那就睡觉，什么都别说，Come on baby！”
那个晚上的后半夜，我梦醒，发现她坐在沙发上。她手里握着一杯没有喝完的红酒，一直扭头看着西边的天际。
我没有走过去拥抱她或者招呼她不要傻坐，因为我也被那场景弄得很感伤。她多像多年以前的我啊，一样在喝闷酒，一样在望着夜空，一样在感受爱的绝望和孤单。
早上的时候她在沙发里睡着，我给她盖上被子。中午我看到她留在桌上的纸条：我不想过30岁以后的日子，青春逝去永不再来，那将是多么难堪的事。所以，我决定在29岁时去北欧，最好是圣诞节，只穿一件衬衫，在北欧的冬夜冻死。愿意和我一起去吗？火鸡。
我承认，我们都是有郁结的年轻人，我们之所以会在一起，因为我们是同类。我的女友，一个看上去明朗活泼的姑娘，其实骨子里也有如蛭附骨的忧郁，这一天，她的RP大爆发了。
青春和死，是地球和卫星的关系吗？青春绕着死亡转上一圈又一圈，青春结束的时候，死亡还是那么永恒，不动声色。
婉伊，恭喜你们
后来，我收到婉伊写给我的邮件。她说她将要回国开一个研讨会，有空的话，见一面吧。
她还给了我送她的那条金项链，她说：这件首饰还是还给你为好，因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保存，也不经常戴。对了，我要结婚了。
我把项链收进衬衣左边的口袋里。
我看着婉伊，她的眼睛一点都没变，皎洁的白眼仁，乌黑的黑眼珠。十五岁那年我曾为这双眼睛腿软，是的，当她打来第一个约会电话时，我腿软地接了，紧张到快要失禁。
然后我们一起度过翘课、早恋、落榜的日子，那时我们的老师喜欢说：过早品尝禁果的孩子应该受到惩罚。
我们觉得和那个世纪的封建余孽没什么话好讲，遂开始逃学。婉伊的父亲因为替女儿忧心开始去喝酒，一只眼睛失明了，我们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开始发奋。我们不是笨人，第二年都考进北京，接着便是出国。
听说很多在国内素不相识甚至有仇的男女一留学就会好得要死要活，还能结婚。我和婉伊正好相反，她爱上了洋人。
为了平衡自己的心态，我和一个台湾的女孩上了床。然后就是在那个圣诞节，我们分手了。
现在婉伊坐在我的面前，她告诉我她和洋人就要修成正果了。恭喜你们，我说了这辈子最不想说的话，然后埋单，走人。
我忽然觉得我的女朋友那张纸条写得很好很正确，我决定跟她一起那么干。不过，似乎我们可以把年限再提前一点。
28岁，怎么样？
四月，长胖十斤
现在我28岁了，我的女友在下班的时候买了很多桂圆。我们还像从前一样，没事儿就窝在床上看碟。
我们几乎看遍了所有国产大导演拍摄的电影，后来就看美剧、日剧、韩剧，再后来我们看国产动画片，接着又回顾了饭岛爱生前的那些毛片。
在死亡之前，可以把这世界上所有的电影看一遍，也是不错的事。
我们预计在十二月出发，行李不需要太多，两套合身的衬衣牛仔裤就可以。至于就算穿衬衣都冻不死这样的奇迹，我想不会发生。
但是有一件事使这一切都发生了转变，那就是我的女友怀孕了。当我们看到测纸上的两条小杠杠时，我们目瞪口呆。
我不是那种一听说女友怀孕，就哄她去做掉的男人，我说：“如果你想生下来的话，我就陪着你。”
“可是我们十二月不是要去芬兰吗？”
但无论如何……我想了片刻之后，说：“先让孩子诞生到这个世界上吧。”
就从这时开始，我们的生活完全变了。为了让一个生命有机会出世，我们开始上网去淘各种婴儿服，孕妇奶粉。我们又一起去呼吸新鲜空气，我开始做营养的大餐，然后我们都长胖了十斤。
有一天傍晚，当我们穿着情侣式的MUJI大裤衩大背心散步时，被那群打篮球的朋友们遇见了。“哟喂喂！”他们走过来，和我摒弃前嫌重归于好，还起哄地恭喜我们。他们说：“真的羡慕你们，你们是有勇气的一对，是我们的骄傲！”
我和女朋友都很高兴。
这种幸福真是太久违了，原来幸福感是这么容易、这么浅显、这么直接的一种东西。
幸福，活到一百岁
就在那天晚上我看碟的时候我的女朋友变卦了：“火鸡，我们还是不要去北欧了吧。”
我沉默了一会，然后说：“把钱省下来买一辆小童车怎么样？”
“好主意。”
然后我们睡着了，然后天又亮了，然后我去研究所上班，我要努力成为一个科学家。想想看，有一天，我的孩子去对别的孩子夸耀他的爸爸是一位科学家时，他该有多么幸福。
幸福本来就是一件值得一代一代流传下去的故事。
直到有一天。婉伊，她从北京离开后没有直接回柏林，她和她的洋人未婚夫去了赫尔辛基，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他们洗了芬兰浴、逛了博物馆，吃了鲑鱼、蘑菇、奶酪，在广场的喷泉里投下许愿的硬币之后，他们双双服毒死在宾馆的床上。
赫尔辛基是一个倒霉的城市，每年要迎接很多的自杀者。本来挺安静的一个地方，因为寻死的人太多，变得热闹非凡。
婉伊和洋人的尸体没有运回北京或柏林，在芬兰葬了。或许他们会喜欢那地方，那才是他们终极的归宿和乐土。
为什么每一个女生在快30岁时都会有这么一个关于死掉的愿望呢？婉伊之所以与我分手，或许就是因为她看透了我。
我，只是一个苟活的小人物，不是她心中可以一起死掉的大英雄。而那洋人是，那是个爱听哥特音乐的大胡子，他仅会说的一句中文是：顺其自然——顺其自然地出生，想死就随便死一死。
而我，我只会讲那个关于卫星的故事。我打算告诉我未出世的孩子，卫星绕着地球运转，它很孤独，地球也很孤独，因为他们并不能够了解彼此的内心。但是，这样的相伴久而久之也会成为一种稳定的关系，那也许就是生命真正的意义。
生命的意义并不复杂，让我们相信我们都是非常平常的人。不需要在28岁时死掉，我们可以慢慢地腐朽，活到一百岁最好。
（责任编辑：花掩月[email protected]）
抱歉，我本来是想说“留学”来着，事实上，我花着父母的血汗钱也确实是在留学，可我什么都没学到，混得就像个傻瓜。
是的，在国外的这些年，我弄丢了我的骄傲、我的梦想以及我曾经深爱的女人。
柏林，火鸡之夜
火鸡，又叫吐绶鸡，原产于美洲，本为野生，后被驯化为肉用家禽。实际上最不喜欢圣诞节的，除了火鸡，其实还有我。
我和婉伊在圣诞节分手，我记得那天我和她本来是在一起吃火鸡的。那时，我们两个很穷，只买得起去骨的火鸡瘦肉卷回宿舍烹调。
吃着吃着婉伊和我谈分手的事，理由说了1、2、3、4点，每一点又分为a、b、c、d几个小点。对于一位学过程力学的女博士，她总是很有条理，但我听得十分头大。
我于是吼了起来，叫她滚蛋。她说：“吃完饭我收拾好碗筷就会走。”于是我把她从椅子上揪起来，丢出门外。
普通的火鸡经过四百年的物种演变，已经成了肉鸡。但火鸡中有一种叫做眼斑火鸡的，它们比普通火鸡还小，头部的冠子是蓝色，羽毛柔滑鲜亮，酷似孔雀，该物种从未被驯化。
那个圣诞节，我独自坐在冰冷的宿舍里喝着闷酒，倔强与悲惨同时袭上心头，我想我很像一只眼斑火鸡。德国的黑啤酒很适合在夜里喝，我喝了很多很多，喝完了我就跑到街头，在冷风中呕吐。
据说有人依照跳楼所需的时间来划分世界各地的城市，芝加哥是30秒、法兰克福是19秒、慕尼黑只有7秒。而柏林理论上是一座城，但以我的标准看只是座8秒钟城市，电视塔有365公尺高，可免费开放的瞭望台却只有203公尺，从那儿坠落到亚历山大广场，不多不少正好8秒钟。
我站在宿舍大楼顶上，远远望向提供8秒钟下降时间的电视塔。
北京，莱卡卫星
回国以后，我认识了几个打篮球的朋友，我们定期在一间专供出租的地下篮球馆打球。
我们是纯粹打球，纯粹锻炼身体，所以大家事先都商量好谁都不可以带女孩来看。但有一次，篮球朋友中的一个男生食言了，他带来一个漂亮姑娘。我们当然不好马上把人家清除出场，还是开球了。
那天球场上每个人都厮杀得特别卖力，卖力之余，每个人都抽空瞄了那个姑娘。她一个人坐在看台上，一边听歌一边看着我们。隔着很远，都能感觉出来她的漂亮。其实漂亮并不一定是身材五官有多美，而是一种气息，那种气息能逆风散播三百里。
然后大家一起去吃宵夜。北京簋街上的饭馆白天几乎没有人光顾，但是到了晚上却门庭若市、车水马龙，也许是到了夜里鬼们都要进城吃饭吧。
吃饭的时候大家谈起我的专业。毫无惊喜的，他们又开始称呼我为“未来的科学家”，Scientist。其实，我更希望他们叫我眼斑火鸡。他们要我讲科学故事，我的段子只有一个：“考考你们，第一个登上卫星的宠物是什么？”
男人们答不上来，倒是那姑娘说：“好像是一只小狗。”
没错，1957年的冬天，前苏联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2号”携带一条名叫莱卡的小狗进入太空，围绕地球运转。报道说，莱卡在太空生活了一周后平静地死亡。但其实莱卡刚飞上天没几个小时，就在酷热和高压中死掉了。这是个让人忧伤的故事，一个有去无回的故事。
“什么啊！”我笑道，“正确答案是，嫦娥的玉兔！”
那天散场后，坐在出租车里，我的脑际出现一个画面：莱卡尖尖的鼻子抵着舱门，看着外面墨蓝色的宇宙。它会看到地球吗？它知道自己永远也回不去了吗？
我的手机传来讯息：不要为莱卡难过，人生不会像飞船那么孤独，这是我的号码，你记下吧。不用想都知道，是那个姑娘。卫星在绕着地球轨道运转2570圈后，于1958年4月4日坠入地球大气层，燃烧成灰烬。
厨房，美妙生活
后来打篮球的那帮人疏远我了，很显然，他们觉得我不地道，因为我撬走了别人想追的女生。但我不知道这有什么不可以，一，他只是想追；二，他并没追上。
我每周和那姑娘见两次或三次面，去她们学校附近的一家朝鲜餐馆吃带冰碴的冷面。每次老板娘都给我们很多免费的土豆泥，作为回报，那通情达理的姑娘送给老板娘的小儿子一个望远镜。
我觉得这姑娘是有美德的，我愿意和她在一起，吃完冷面我们就去她的住所嘿咻。其实这样的生活只要不想以后真的堪称完美，尤其是当天色近晚，她下床去冰箱里拿一些桑葚或草莓，我们随便倚在抱枕上看碟时
更是欢快无比。
有时候是《雾中风景》，有时候是《世界地理》，有时候是周星驰。我们一边看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火鸡，你的前女友现在在做什么？”
“我不知道。”
“那你们在德国的时候，有没有像我们这样看碟？”
“我忘了。”
“火鸡，我困了，我想睡觉。”
“好的，我去给你做饭，等你醒来就可以吃了。”
这姑娘最大的好处就是她从不追根究底，点到即止，手下留情。她虽然有一切姑娘对于男友的好奇，但这好奇并不会摧毁我们的关系。为了奖赏这个聪明的姑娘，我学会了做鱼香肉丝、宫爆鸡丁和清炒土豆丝这些家常菜给她吃。
在厨房抽油烟机的嗡嗡声里我会想起婉伊，她有杏仁的眼白，而眼窝深陷像一个异族人。回忆如果有形态和重量的话，把它放到太空去，它会绕着地球转多少圈呢？
青春，死亡永恒
我和女朋友一起度过了那一年的春、夏、秋、冬，然后圣诞节又到了。
每到这个时候，我就会像一只丧家犬一样地想找个地方躲躲。而我的女朋友在平安夜的傍晚却扛着一棵假的圣诞树回来了，她还让我帮她把礼物挂好。
安排好一切以后，我们开始吃饭。我觉得节日是人类的一种集体强迫症，在十二点到来前接吻、在吹掉蜡烛时许愿、在焰火腾空时拥抱。 然后我的女朋友忽然说：“火鸡，我知道你并不快乐。”
“是啊，每一只火鸡都不爱过圣诞节。”
“不，不是因为这个，你的不快乐，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那就睡觉，什么都别说，Come on baby！”
那个晚上的后半夜，我梦醒，发现她坐在沙发上。她手里握着一杯没有喝完的红酒，一直扭头看着西边的天际。
我没有走过去拥抱她或者招呼她不要傻坐，因为我也被那场景弄得很感伤。她多像多年以前的我啊，一样在喝闷酒，一样在望着夜空，一样在感受爱的绝望和孤单。
早上的时候她在沙发里睡着，我给她盖上被子。中午我看到她留在桌上的纸条：我不想过30岁以后的日子，青春逝去永不再来，那将是多么难堪的事。所以，我决定在29岁时去北欧，最好是圣诞节，只穿一件衬衫，在北欧的冬夜冻死。愿意和我一起去吗？火鸡。
我承认，我们都是有郁结的年轻人，我们之所以会在一起，因为我们是同类。我的女友，一个看上去明朗活泼的姑娘，其实骨子里也有如蛭附骨的忧郁，这一天，她的RP大爆发了。
青春和死，是地球和卫星的关系吗？青春绕着死亡转上一圈又一圈，青春结束的时候，死亡还是那么永恒，不动声色。
婉伊，恭喜你们
后来，我收到婉伊写给我的邮件。她说她将要回国开一个研讨会，有空的话，见一面吧。
她还给了我送她的那条金项链，她说：这件首饰还是还给你为好，因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保存，也不经常戴。对了，我要结婚了。
我把项链收进衬衣左边的口袋里。
我看着婉伊，她的眼睛一点都没变，皎洁的白眼仁，乌黑的黑眼珠。十五岁那年我曾为这双眼睛腿软，是的，当她打来第一个约会电话时，我腿软地接了，紧张到快要失禁。
然后我们一起度过翘课、早恋、落榜的日子，那时我们的老师喜欢说：过早品尝禁果的孩子应该受到惩罚。
我们觉得和那个世纪的封建余孽没什么话好讲，遂开始逃学。婉伊的父亲因为替女儿忧心开始去喝酒，一只眼睛失明了，我们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开始发奋。我们不是笨人，第二年都考进北京，接着便是出国。
听说很多在国内素不相识甚至有仇的男女一留学就会好得要死要活，还能结婚。我和婉伊正好相反，她爱上了洋人。
为了平衡自己的心态，我和一个台湾的女孩上了床。然后就是在那个圣诞节，我们分手了。
现在婉伊坐在我的面前，她告诉我她和洋人就要修成正果了。恭喜你们，我说了这辈子最不想说的话，然后埋单，走人。
我忽然觉得我的女朋友那张纸条写得很好很正确，我决定跟她一起那么干。不过，似乎我们可以把年限再提前一点。
28岁，怎么样？
四月，长胖十斤
现在我28岁了，我的女友在下班的时候买了很多桂圆。我们还像从前一样，没事儿就窝在床上看碟。
我们几乎看遍了所有国产大导演拍摄的电影，后来就看美剧、日剧、韩剧，再后来我们看国产动画片，接着又回顾了饭岛爱生前的那些毛片。
在死亡之前，可以把这世界上所有的电影看一遍，也是不错的事。
我们预计在十二月出发，行李不需要太多，两套合身的衬衣牛仔裤就可以。至于就算穿衬衣都冻不死这样的奇迹，我想不会发生。
但是有一件事使这一切都发生了转变，那就是我的女友怀孕了。当我们看到测纸上的两条小杠杠时，我们目瞪口呆。
我不是那种一听说女友怀孕，就哄她去做掉的男人，我说：“如果你想生下来的话，我就陪着你。”
“可是我们十二月不是要去芬兰吗？”
但无论如何……我想了片刻之后，说：“先让孩子诞生到这个世界上吧。”
就从这时开始，我们的生活完全变了。为了让一个生命有机会出世，我们开始上网去淘各种婴儿服，孕妇奶粉。我们又一起去呼吸新鲜空气，我开始做营养的大餐，然后我们都长胖了十斤。
有一天傍晚，当我们穿着情侣式的MUJI大裤衩大背心散步时，被那群打篮球的朋友们遇见了。“哟喂喂！”他们走过来，和我摒弃前嫌重归于好，还起哄地恭喜我们。他们说：“真的羡慕你们，你们是有勇气的一对，是我们的骄傲！”
我和女朋友都很高兴。
这种幸福真是太久违了，原来幸福感是这么容易、这么浅显、这么直接的一种东西。
幸福，活到一百岁
就在那天晚上我看碟的时候我的女朋友变卦了：“火鸡，我们还是不要去北欧了吧。”
我沉默了一会，然后说：“把钱省下来买一辆小童车怎么样？”
“好主意。”
然后我们睡着了，然后天又亮了，然后我去研究所上班，我要努力成为一个科学家。想想看，有一天，我的孩子去对别的孩子夸耀他的爸爸是一位科学家时，他该有多么幸福。
幸福本来就是一件值得一代一代流传下去的故事。
直到有一天。婉伊，她从北京离开后没有直接回柏林，她和她的洋人未婚夫去了赫尔辛基，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他们洗了芬兰浴、逛了博物馆，吃了鲑鱼、蘑菇、奶酪，在广场的喷泉里投下许愿的硬币之后，他们双双服毒死在宾馆的床上。
赫尔辛基是一个倒霉的城市，每年要迎接很多的自杀者。本来挺安静的一个地方，因为寻死的人太多，变得热闹非凡。
婉伊和洋人的尸体没有运回北京或柏林，在芬兰葬了。或许他们会喜欢那地方，那才是他们终极的归宿和乐土。
为什么每一个女生在快30岁时都会有这么一个关于死掉的愿望呢？婉伊之所以与我分手，或许就是因为她看透了我。
我，只是一个苟活的小人物，不是她心中可以一起死掉的大英雄。而那洋人是，那是个爱听哥特音乐的大胡子，他仅会说的一句中文是：顺其自然——顺其自然地出生，想死就随便死一死。
而我，我只会讲那个关于卫星的故事。我打算告诉我未出世的孩子，卫星绕着地球运转，它很孤独，地球也很孤独，因为他们并不能够了解彼此的内心。但是，这样的相伴久而久之也会成为一种稳定的关系，那也许就是生命真正的意义。
生命的意义并不复杂，让我们相信我们都是非常平常的人。不需要在28岁时死掉，我们可以慢慢地腐朽，活到一百岁最好。
（责任编辑：花掩月[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