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中国足球距离启动职业化改革已经近30年了。本该三十而立，如今却仍让人感觉在竞技成绩上难有提高。这一点，实在该令中国足球的从业者赧颜。看看当年的目标——“冲出亚洲，走向世界”;“1998年打进世界杯正赛”;“2002年打进世界杯16强”……这些目标如今还有人想得起来吗？
　　1994年开始的职业联赛，尽管实现了主客场制双循环比赛，但从球队冠名、俱乐部权属结构、青训等各方面回看，都算是改革不彻底的草创阶段。即便“甲A联赛”“甲B联赛”之名，也是沿用1989年开始的旧称。
　　2004年开始的中超联赛、中甲联赛，可以说是中国足球职业化的一次重启。经历了神奇教练米卢蒂诺维奇率领国足打入日韩世界杯正赛的高光时刻，中国足球又迅速沉入假球黑哨肆虐的谷底。此时此刻发起的中超，一系列改革举措并不能够推进下去，就这么顶着“超级联赛”之名，行“超级假球黑哨”之实，到了2009年11月，甚至传出为了打击假球黑哨，中超联赛可以休克之声。此时，广州恒大的入局，改变了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格局，然而，中国足球真的已经完成彻底职业化了吗？显然没有。
　　在2020年12月14日召开的中国足球职业俱乐部专项治理工作会上，中国足协连发两道通知：一是《关于各级职业联赛实行俱乐部名称非企业化变更的通知》，二是《关于发布2021-2023赛季职业联赛俱乐部财务约定指标的通知》。毫无疑问，两条通知将对未来的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产生巨大的影响，也会对中国足球的整体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可以说，这是中国足球职业化的再次重启。

原来你是这样的你

　　2020年12月14日，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专项治理工作会议在沪召开。这次会议，俱乐部总支出压缩、球员进一步限薪、俱乐部名称非企业化等政策重磅出炉。这次改革，许多方面有点类似于日本J联赛启动时的上世纪90年代早期。
　　彼时，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也已经启动。1992年6月23日至27日，在北京西郊八一体工大队所在的红山口，中国足协召开工作会议。会议以改革为主题，主要探讨是否把足球作为体育改革的突破口，是否要使中国足球走职业化道路？当时的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中国足协主席袁伟民分别详细阐述了中国足球运动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强调了要把足球改革作为体育工作改革的突破口;明确提出了足球改革的方向和必须注意的问题。然而，这次会议中，各地足协代表的意见并不统一，甚至有严重分歧。原本由各地地方体委、足协来统管的足球，到底能不能职业化？职业化后，这些教练、球员到底还算不算国家干部？工资谁来发？退役后怎么安排？这不仅仅是个竞技水平提升与否的问题。情况报到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这里。李铁映接见了部分与会代表，并到红山口做了重要讲话。李铁映称，足球体制改革争取一步到位，建立职业俱乐部体制，主要以转播权、广告、门票、彩票、转会费等养活自己;中国足协及各地足协要实体化，足协不要搞成权力机构，应是服务机构。

　　尽管此后的职业联赛也好，中国足协也罢，至今没有达到李铁映当时讲话时提出的目标，然而，李铁映的讲话打破了会议原定的步调。足球职业化改革，箭在弦上！
　　1992年12月31日到1993年2月28日，在广东集训的1992年全国甲级联赛A组的前七名球队辽宁东药、广州太阳神、大连华录、八一999、北京国安、广东宏远、上海爱克发和本地的甲B球队佛山队，参加了一项名为“首届全国足球俱乐部队锦标赛A组比赛”的赛事。这项赛事，与以前赛会制的甲A联赛不同，堪称此后职业联赛的试验比赛。已经广告冠名的各省市和解放军体工队分别占据一座广东省内城市的体育场，乘坐汽车进行主客场比赛。比赛在形式上已经接近欧洲的职业联赛了。可观众寥寥。据赛事之后的统计，两阶段共10轮40场比赛，观众总共才76500人，每场平均1913人。据当时的广东报纸报道，天河体育场有一场比赛只有十几个观众。李铁映、伍绍祖、袁伟民于1993年1月3日在佛山市体育场观看比赛时，看台上几乎看不到人。李铁映说了这么一句话：“足球，也会星火燎原的。”当2019年，广州恒大的“魔鬼主场”天河体育场场均上座4.5万人时，再回忆李铁映的话，某种程度上确实已经成为现实。
　　“试验比赛”门票收入共439700元，场均刚过1万元。各体育场上缴的冠名、广告费倒是达到了47万余元。扣除差旅、食宿等费用后，各参赛队竟然还有分成。赛事结束后，还有商人临时起意，评选了24位优秀运动员，每人分得奖金2000元。当年坐镇东莞的上海爱克发队中，运动员李龙海、刘军、陈伟获得了奖金。
　　如今回首这一很少有人还记得的属于试验性的赛事，放眼世界足坛，有三个联赛是值得横向对比研究的。
　　一是英超联赛。1992年5月27日，随着1991-1992赛季英格兰联赛结束，英甲球队宣布退出英格兰足球联盟，组建英超联赛。1992年8月15日，英超联赛开打。当中国在广东省尝试试验性的主客场双循环联赛时，首届英超联赛刚打完圣诞节赛期。比之20世纪80年代海瑟尔惨案笼罩、足球流氓横行的时代，英超赛场已经有了一些小清新的感觉，譬如弗格森率领的曼联队，李·夏普、真正还算是“小贝”时代的贝克汉姆、吉格斯、内维尔兄弟、斯科尔斯、巴特，拱卫着从末代老英甲冠军利兹联队转会而来的法国“国王”坎通纳，一代红魔劲旅诞生，当季夺冠。然而，更值得一观的，还在新举办的英超联赛本身。某种程度上，英超各俱乐部的投资人更有发言权，英超联赛在营运方面独立于足总和足球联盟，英超自己享有洽谈转播权和赞助商的权利。这些规则，为之后几年诸如天空电视台巨额投入转播费，令英超球会财力大为改观奠定了基础。到了20世纪末，英超已经事實上取代意甲，而成为世界第一联赛。直到如今，英超的财力依然冠绝各大联赛，其精彩程度，球星魅力等等方面，仍首屈一指。

　　二是美国职业大联盟。当时，获得了1994年世界杯主办权的美国，有人想要再次推动职业足球联赛。本来，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曾出现过一波足球热。连球王贝利和足球皇帝贝肯鲍尔都能成为同事，一山容二虎，一起在美国宇宙队踢球。然而，由于美国的职业体育实在丰富多彩，职业篮球、棒球、美式足球（橄榄球）、拳击等等，眼花缭乱，足球热迅速升温，又因观众稀缺而迅速降温。当1993年美国再次筹建职业联赛时，还不忘拉上三支加拿大球队凑数。即便如此，美国职业大联盟还是晚到1996年才开始第一届比赛，且球队数量只有原定的一半——创始球队仅10支，仅比当时的甲A联赛多两支。难道是美国人不懂职业体育运作吗？从女排、花样滑冰都能搞出职业联赛、职业巡回赛，就能发现，主要问题出在美国的足球观众数量需要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随着美国队在世界杯等赛场上有所表现，原本足球“荒漠”的美国，渐渐出现“绿洲”。目前的大联盟已经有二十多支球队。其分为东部、西部等赛区的独特赛制，也很符合美国体育文化的传统。
　　三是我们的近邻日本。日本足球联赛起始于1965年。当时，正值日本经济腾飞，特别是1964年奥运会在东京举办。可长期以来，足球项目在日本的生存都很艰难。日本当年比较红火的职业体育比赛是相扑和棒球——一个是日本国技，一个是占领军美国的文化，自然观者众。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初，日本足球联赛号称是职业联赛，可也有人认为，当时的日本联赛只能称得上是产业联赛。参赛球队全部由工业财团赞助，球队名称也是以工业财团名称来命名，例如古河电工、三菱重工、日产汽车、读卖新闻。1991年，日本足球下决心搞职业联赛。曾担任古河电工队主教练的川渊三郎，当时是日本职业足球联赛主席。由他主导了日本足球从产业联赛性质向真正的职业联赛变革。标志性的事件是J联赛参赛队逐步将工业财团队名更改到所谓的中性化队名，然而，其实质则是J联赛理事会的成立，及至各俱乐部逐步实现了自负盈亏。
　　英格兰是工业革命的诞生地，是现代足球的发祥地，英超通过足总让渡更多权利给投资人，通过吸引到当时来说更具有现代传播特性的天空电视台等，让古老的职业联赛焕发了巨大的活力。美国人则将一个对他们来说新的游戏项目——足球包装起来，在体育市场已经高度开掘的北美大陆，长期培养、挖掘出新的市场增量;日本的情况较为特殊，其各大财团对各地方社会的影响力巨大，随着日本社会市民阶层的发育成熟，到20世纪90年代，由资本推动，足球从产业队形态过渡到职业队形态，也很自然。
　　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大背景同样不容忽略——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各行各业市场化改革进程加速，足球是体育领域成绩较差而市场前景较好的项目，成为体育改革的突破口，顺理成章。然而，由于当年中国总体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当年足球职业化改革所期望的各足球俱乐部要以转播权、广告、门票、彩票、转会费养活自己的初衷，并没有完全实现。在职业化改革之前已经存在的球队冠名，成为了当年甲A、甲B各队的主要收入。至于1994年甲A联赛就曾要求的将球员的中文或者拉丁字母名字印在球衣背后之事，则延宕近三十年也未能实现！一方面，这是整个赛事对球员个人包装的不重视。另一方面，有些球队希望球衣背后号码牌上方位置也能卖广告，或者印着主要赞助商广告。原来你是这样的你，甲A联赛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广告联赛”。

中超的變与不变

　　不得不承认一点——2003年的末代甲A，是在假球黑哨中浑浑噩噩而过的，甚至，末代甲A冠军在10年后也被剥夺，球衣队标上的星星被摘下。
　　比起沿用职业化改革之前甲A、甲B联赛之名来说，中超的名字显得高端、大气、上档次。另一方面，各俱乐部也越来越像职业队，而非母公司的广告球队了。
　　在厦门理工学院副教授谢忠萍先生2008年发表的论文《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股份制改革的现状分析》中，曾有统计分析。“我国体育职业化改革以足球为突破口，而辽宁足球俱乐部在职业化改革之初便尝试股份制。随着改革的深入，大部分俱乐部都完成了股份制改造。1997年，济南泰山足球俱乐部无偿移交山东电力集团公司管理并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底，申花俱乐部重组，变成一家股份制公司。”即使1999年成为建业集团旗下独资企业的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也在2001年完成了股份制改造。2002年，深圳足球俱乐部完成股份制改造。到2008年，绝大多数中超俱乐部已经成为股份制公司。之所以各大足球俱乐部会完成股份制改造，在谢忠萍看来，是改革进程使然。“随着企业及社会资金注入俱乐部，他们与地方体委的矛盾出现了。体委拥有俱乐部教练员与运动员的人事权、训练场地设施的所有权;而企业向俱乐部投资或购买冠名权，对俱乐部的经济来源有一定制约权，俱乐部产权关系不明晰导致因利益关系出现推诿、牵制与对抗的现象，影响俱乐部运作。”谢忠萍说。

　　然而，在各俱乐部完成股份制改造后，新的问题又产生了。当2004年中超开打以后，有人认为，中超和甲A没有实质性的区别，譬如，俱乐部并没有采用中性化名称，而俱乐部投资人的权益也没有如英超那般扩大。
　　2002年，有俱乐部发起甲A老总峰会。褒之者称之为类似英超的“职业联盟”或者说“联赛委员会”的雏形;贬之者认为是在同一级联赛中搞拉帮结派，终究会有违赛事公平。直到末代甲A，各队之间仍没有形成一个类似“职业联盟”的委员会。 　　曾任中国足协联赛部主任，有“中超之父”之称的郎效农认为，原本将甲A升格为中超，本质区别就是中超形成了一个“联赛委员会”。2004年2月26日，在上海新元大酒店三楼会议室成立的这一委员会，被新华社评论称为“类似于公司的股东大会，为了能监督、促进联赛的正常进行，委员会组成后将审议中超委员会章程”。
　　但当时光过去4年，到了2008年，当武汉队因对比赛规则不满宣布退出中超时，当时已退休的郎效农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最早有关中超联赛的规则，是由中超委员会、中超公司、中超俱乐部三方面共同制定，由于中超委员会缺乏相应的办公机构，所以有些问题得不到具体落实。如此一来，罢赛、退赛等行为出现后，竟然无从制约，更谈不上处罚。
　　在中国联赛，一旦俱乐部投资人易主，或者投资人在其他商业领域有意图，具有巨大广告效应的足球俱乐部迁址、更名甚至转卖都一度非常便利。譬如如今的北京人和队，追根溯源，是1995年成立的上海浦东队。2000年，俱乐部变更为上海中远汇丽，2005年成了上海永大，2006年西迁西安改名西安浐灞国际，此后一度接受上海绿地集团冠名，2012年南下贵州变身贵州人和。尽管这支球队在陕西不过才经营六年，可对拥有金牌球市的西安来说，西安球迷对这支球队由爱变恨的心理，积存的时间比六年还长！人和集团戴氏姐弟为贵州带来了球队进入亚冠，带来了2013年的足协杯冠军，可到了2015年，一个赛季经历了朱炯、李春满、宫磊三任主帅，球队依然黯然降级后，2015年12月21日，俱乐部通过工商注册，完成了迁至北京的手续，俱乐部更名为北京人和足球俱乐部，主场设在北京市丰台体育中心。陕西、贵州球迷纷纷喝倒彩。也正是2016赛季，中国足协印发职业足球俱乐部转让规定，使得几易其名后称为北京人和的这支球队，几乎成了最后一个轻易变更主场者。转让规定明确，“规范中超、中甲、中乙职业足球俱乐部的转让行为，逐步实现俱乐部属地化、股权多元化、名称中性化的目标”。譬如职业足球俱乐部所属球队的参赛资格不可转让;譬如俱乐部因转让而变更俱乐部名称及简称的，应符合《中国足协职业足球俱乐部名称规范》以及国际足联、亚足联关于俱乐部名称的要求;职业足球俱乐部发生因转让或法人注册地变更而产生的注册会员协会变更，该俱乐部将失去职业联赛的准入资格。
　　此时旁观日本J联赛，也有俱乐部更名迁址的。譬如如今在J2联赛混迹的东京绿茵队，其前身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实力最强的读卖队，成立于1969年。1993年J联赛创办时，读卖队因在东京找不到合适的主场，而迁址附近的神奈川县川崎市。球队更名川崎绿茵，其“绿茵”之意，源于葡萄牙语“Verdy”，因此中国也有人将之部分音译称“川崎贝尔迪队”。当年，这是一支劲旅——1993、1994年，蝉联J联赛冠军。阵中三浦知良、拉莫斯、柱谷哲二、武田修宏等人，都堪称亚洲一流球星。可那时候这支球队属于谁呢？1993年J联赛开幕到1998年，其属于读卖足球俱乐部株式会社。随着读卖新闻和读卖乐园株式会社撤资，1999年至2009年，其由日本电视放送株式会社全资拥有，称日本电视足球俱乐部株式会社。2001年球队在获得J联赛理事会批准之后正式把根据地从神奈川县川崎市迁移到东京都，球队把称谓改为东京绿茵1969，直至2009年再次更名为东京绿茵。

　　仔细梳理东京绿茵的变迁过程，就可以看出，中国足球职业化后遇到的投资人变更、俱乐部迁址的问题，日本也遇到过。只不过，日本早已实现由联赛理事会来解决问题，而对中国中超来说，无论2004年成立的联赛委员会，还是2006年成立的中超公司，都没能起到英超职业联盟或者J联赛理事会的作用。

距离完全职业化还有多远

　　从甲A到中超，从大连实德到许家印的广州恒大，可以说，中国并不缺在亚洲有竞争力的俱乐部队。甚至在传统专业足球时代，辽足都拿过亚冠前身亚俱杯的冠军。比之前辈来，自恒大入局后，金元时代的中超变得更为有钱了，“地产足球”某种程度上令中国足球的“资金池”满溢，无论是引进大牌球星以增加中超品牌含金量，还是俱乐部建设、青训投入等方面的提高，开发商们确实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也显示了相当大的魅力，吸引到5年80亿元的疯狂版权费。由此，甚至有人称之为“世界第六联赛”。这种说法当然有令人忍俊不禁之处——就“人傻、钱多、速来”而论，说某些年度的中超是“世界前三联赛”也是可以的吧？然而，一个个貌似财大气粗的开发商入局中超，收购球队，目的并不相同，所谓的职业联赛，实质上还是个“伪职业联赛”。其自身造血能力尽管比1994年职业联赛之初要强，甚至随着中国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球迷的购买力比2004年要强许多，可足球从业者能否拿得出符合市场需求的联赛产品呢？从大格局上看，在中国城市化率提升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全面小康到来之际，再次重启职业化改革，中国足球真正的希望来了。
　　2015年，国务院出臺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白纸黑字写明要成立职业联盟，将之定位足球改革的重点内容之一。
　　现任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在2020年多次明确要建立职业联盟。2020年11月13日，中超联赛结束后，陈戌源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明确说：“职业联赛理事会目前是万事俱备，只缺（主席）人选。当然不能因为人选问题就耽误推进，我们最近还在积极推动。”陈戌源还称，2021年的中超联赛，“一定会交给职业联赛理事会来干”。此后，前广州富力俱乐部董事长黄盛华、原江苏舜天俱乐部总经理刘军进入职业联赛理事会。在理事会主席尚未确定的时候，作为常务副主席，黄盛华开始挑起理事会的日常工作。2021年1月初，黄盛华明确表示：“再过五年到八年，中超俱乐部可能有机会自负盈亏。”在黄盛华看来，目前搞俱乐部名称中性化，“多少还有些操之过急”。《新民周刊》记者也从不同渠道了解到，一些足球俱乐部的地产母公司为此有逐渐离开足球圈的打算。
　　在有人可能撤资的情况下，这一次职业联赛重启改革，能否坚持到底，使中超、中甲成为名副其实或者说终极意义上的职业联赛，还有待观察。
　　有些事，并非心想就能事成的。无论是俱乐部投资人，还是球迷，甚至地方政府，是否能够配合中国足协这一全国性、非营利性、体育类社团法人的工作;或是中国足协是否能协调处理好自身与职业联盟的关系……如此种种，都左右着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前程，也实际上在左右着中国足球的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