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时代一度被弗朗西斯·福山称为“历史的终结”，在相当意义上，这包含着文明的最高形态或终极形态的意思。然而，和资本主义时代一同出现的，有半奴隶状态的无产阶级，还有真正意义上的奴隶状态—美洲蓄奴制下的1000多万黑奴两个半世纪的悲惨经历。
　　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一环，黑奴的非人遭遇不应被遗忘。这也是当我们提及“文明”“进步”这些漂亮的词汇时，应有的怀想与警惕。

世代为奴

　　如果美国黑人本身忘记了祖先的来时路，那么对于政治说教家而言，无疑是一种就坡下驴的理想状态。但美国黑人作家科尔森·怀特黑德2016年出版的小说《地下铁道》风靡一时，再次唤醒了美国社会对恶的记忆。
　　“地下铁道”是对19世纪上半叶、南北战争之前，活跃在美国的黑奴解放组织帮助黑奴逃离南方蓄奴州的行动的比喻，实际上相当于过去中共地下党组织把一些“追求进步”的人士从国统区护送到延安去的秘密活动。
　　17世纪早期开始，伴随着北美殖民地的开拓，非洲黑人开始被捕捉或收购，一批批地运往美洲。1619年，首批非洲人抵达英国在北美的早期殖民地弗吉尼亚，此后黑奴贸易和蓄奴庄园经济就逐步爆发。到17世纪中期，每年有1万名左右的奴隶被运到大西洋彼岸，而到18世纪，每年的奴隶贩运量达到6万人的高峰。在大约两个半世纪的时间里，有1000万左右的非洲奴隶被运到西半球，此外还有约100万人因为反抗、自杀或染病等原因，死于航海途中。
　　最早几批到达北美的黑奴是契约奴，即为奴数年以后可以獲得自由人身份，甚至还会有小块的土地赠予。但仅仅维持了20年左右，到17世纪40年代契约奴就彻底消失了。1661年弗吉尼亚州通过一部法律，规定了奴隶制的永久性并且殃及子孙。美洲各处都纷纷援引这一先例，抵达美洲的黑人将世代为奴。
　　奴隶的命运自然是悲惨的，《地下铁道》里讲到了大安东尼的遭遇，他因为逃跑被治安官抓回，奴隶主为他特制了一副枷锁，在他身上泼油，将其架在火堆上活活烤熟。他没有惨叫，因为他的生殖器早已被提前割下来塞在嘴里，和嘴唇缝合在一起……

　　作为商品、生产工具和私人财产的性质，决定了黑人奴隶无法指望获得多么人道主义的对待。怀特黑德描述了更多悲惨处境，但也不得不说，在北美这是极端情形—鞭刑惩罚是常有的事，但直接处死的情形还是比较少。

　　美国的黑奴是唯一一个可以维持正常的人口繁衍的黑奴群体。

　　很少被处死，也一样是由其作为商品、生产工具和私人财产的性质决定的，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提到的，“奴隶所有者购买劳动力，是像买马一样，他失去了一个奴隶，就是失去了一个资本，必须再投资到奴隶市场上，才能把它补起来”。所以，一般情况下奴隶的生命会得到像对待机器或牲畜一样的保护。两个半世纪里，运送到美国的奴隶总量只有40多万人，但生活在美国的奴隶总数则经常占美洲奴隶总数的1/3以上，就是因为他们的生命总体上被尽量保存，并且被允许繁衍后代。

　　但这个比例，同时证明了其余地方更加残酷的一面。在中美洲、南美洲，尤其是西印度群岛，奴隶的死亡率就非常高。由于贩奴贸易源源不断地给殖民地提供劳动力补给，奴隶在经济成本中的重要性并不高，奴隶主就会以榨尽每一滴劳动力为第一要务，而不顾奴隶的死活。无间断的劳动葬送了数百万的非洲人。作一种横向比较，人们会发现，美国的黑奴是唯一一个可以维持正常的人口繁衍的黑奴群体。
　　建国以后的美国，作为“山巅之城”，有一种来自宗教意识形态的道德压力，因此废除奴隶制的讨论在18世纪末期曾经非常火热。但1793年伊莱·惠特尼发明了高效的轧花机，使得美国成为了全球最重要的棉花产地之后，来自道德的声音就被经济理性压了下去。此后一直到南北战争，奴隶解放只能是一种秘密行动。

杀死良知

　　奴隶制真正在全球范围内全面终结，是20世纪中期的事情，离我们并不遥远。这就不能不发人深省：当人类自诩文明的发展到达一个高级状态的时期，为什么却如此广泛地存在对同类的压榨与虐待？奴隶主们是如何卸下来自内心的道德压力的呢？
　　这并不难，为恶行寻找正当的理由，恰恰是人类文化擅长的工作。正如犹太人被认为是叛徒的后代从而世世代代受到歧视和剥夺一样，黑人被认为是圣经中挪亚之子含的后代。挪亚赤身醉酒而眠，他的儿子含看见了却没有过去给父亲盖上被子，因而就受到了父亲的诅咒。在宗教文化笼罩一切的时代，一个种族被认定是不义者的后代，在文化权利上自然就低人一等。
　　不过，文化上的因素只能成为歧视黑人的理由，而不能成为奴役黑人的理由。把一部分人变成奴隶，传统上依靠的是“本质主义”的理论支持，即认为成为奴隶的人，本质上与奴隶主或自由民不同，不配享受人一样的对待。这种不同，主要表现为智力和道德“双低下”，而我们知道，智力和道德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主要因素，“双低下”的人与其说接近于人，不如说接近于动物。既然是动物，那么奴役他们就不存在所谓道德压力了—你会因为骑马、吃肉而羞愧吗？ 　　“本质主义”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潜意识下的强者认同，也是奴隶制在历史上的重要合法性来源。比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就直接把奴隶和野兽等同。他说：“城邦不仅为生活而存在，实在应该为优良的生活而存在。假如它的目的只是为了生活，那么奴隶也可以组成奴隶的城邦，野兽或者也可以有野兽的城邦。”在奴隶主阶级和自由民的意识里，优良的生活与奴隶无关，而优良的生活正是公平正义的生活。
　　西方现代化，是与科学发展进程相伴随的。黑人遭受奴役的时代，已经逐渐进入“科学昌明”时期，可惜黑人没有受到科学的眷顾，反而被科学证明其为奴的“应当应分”。1775年德国人布鲁门巴赫（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首次提出了人种划分概念，把全球人类划分为高加索人种、尼格罗人种、蒙古人种、澳大利亚人种，依据的仍然是“本质主义”。
　　同时他认为，高加索人（即白人）是纯正的人，而其余都是退化的人。退化就意味着向动物的靠近，所以作为尼格罗人的非洲黑人，遭受奴役的宿命就得到了“科学”的支持。1785年，德国人康德在《什么是人种》中，再把人种划分哲学化，“人种理论”就更加堂而皇之了。就在这个时段上，美国已经独立，关于奴隶制是否道德的讨论正在发生，奴隶主们无疑受到了“科学”的鼓舞。
　　最终，废奴主义者的全面溃退，是在1793年轧花机发明之后。事实证明，所谓文化、科学、意识形态均是借口，资本原始积累的需要以及利润的驱使，才是蓄奴“正当”的真正原因。而由于在奴隶制上叠加了资本积累和循环这种现代动力，蓄奴制造成了比历史上“纯种”的奴隶制更为惨烈的人道灾难。

　　蓄奴制造成了比历史上“纯种”的奴隶制更为惨烈的人道灾难。

　　然而，我们不能忽视科学可能成为恶行的工具这一现实。在南北战争爆发前夕，1859年达尔文进化论面世，对于蓄奴制仍然是一剂强心针。随后出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则在黑奴解放以后仍然支持着歧视政策的发展。

无心反抗

　　黑格尔说，奴隶之所以被压迫，不是因为他是奴隶，而是因为他放弃了斗争。

　　两个半世纪里，人们几乎难以发现黑奴集体反抗的历史痕迹。

　　确实，两个半世纪里，人们几乎难以发现黑奴集体反抗的历史痕迹。在北美，只有弗吉尼亚州爆发了1831年由塔特·特纳领导的黑人起义，规模很小，在杀死了60个白人以后就被镇压了。蓄奴制绵延两个半世纪以后，还是由于南北白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才恩赐式地被废除。
　　黑奴放弃斗争，原因非常复杂。
　　一是他们被猎取或者购买时，就是来自撒哈拉以南被切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非洲领地，部落之间很少沟通，因而互相语言不通，甚至彼此敌视。事实上，相当一部分黑人是被其他部落的黑人捕捉并贩卖给白人的。这就决定了他们先天上难以进行有效的联合。
　　二是被运到美洲以后，他们被分散在不同的农场或种植园，而且在行动自由和文化习俗上受到严格限制，无法彼此串联。在特纳起义之后，对黑奴进行任何形式的识字教育都是违法行为。他们更不可能受到权利思想的启蒙，主体性和共同体意识也被各种白人制定的规矩压制着。因为后天的苛刻控制，他们反抗意識的发展被限制了。
　　三是黑人版的“阿Q精神”自觉掐灭着斗争的火焰。奴隶们内部有自己的文化，最值得一提的就是黑人圣歌，这种圣歌在解放后衍生为感伤乐曲和爵士乐，但也仅仅是感伤而已。圣歌未能承担起号召斗争的功能，反而在吟唱之后获得相对的心理平静。
　　黑奴也有自己的寓言和民间传说，但正如《美国种族简史》指出的那样，“和古希腊那位奴隶伊索创作的寓言所不同的是，美国黑奴讲述的故事一般都体现出弱者和谦卑的人战胜强者、傲慢者和蛮横者这类主题”，这恰是弱者通过文化进行自我麻醉的表现。
　　对“黑奴为什么不反抗”的讨论，和另一个更加宏大的命题其实异曲同工，那就是“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我们知道黑奴是被林肯解放的，而林肯可能就是美国在思想上最接近社会主义的政治实践者了，因为他提出过“民治、民有、民享”。但他很快被刺杀，正隐喻着社会主义在美国的无法生存。
　　加里·纳什在其名著《美国人民》中，曾分析过社会主义运动无法在美国产生和发展的原因。美国的工人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种族和宗教差异让他们无法联合;来自同一国家的工人又常常聚集在同一行业，与来自其他国家的工人缺乏联系;即便同一行业或企业中有一部分人—比如意大利人想要罢工，但叙利亚人和波兰人却可能对工资表示满意而拒绝参加;不同来源的移民工人之间还彼此不和，同时工厂主也会雇用一部分人，专事分化工人。
　　我们会发现，这和黑人缺少斗争意识和实践的原因非常类似。通常认为，美国是移民的理想家园，是各色人等向往的应许之地，是发财之梦的变现场所。然而在这些美妙词句的背后，有着更加深刻的真相。正是源源不断拥入的移民，使得这个国家可以在原始积累过程中，持续压低劳动力价格—为了生存，每一批新移民都愿意接受比旧移民更低的工资、更恶劣的待遇，让美国获得了最廉价的人力资本。而劳动力之间的竞争，又让这些人群变得特别温顺，可以用极低的成本加以控制，而不存在欧洲大陆那种大规模罢工、捣毁机器甚至爆发革命的风险。认识到这一奥秘，将对我们理解美国历史颇有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