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编者按】
杨殿珣，男，1910年3月出生，河北无极县林中村人。中国国家图书馆资深研究员、中国当代著名学者、著名图书版本学专家、著名目录学专家、著名金石专家。1997年9月1日在北京逝世。所编《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石刻题跋索引》等著作得到学术界好评，曾不断再版。
穷家出了个念书娃
1910年，他出身在河北省无极县林中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当时，农村的生活非常艰苦，一般的农家，连温饱也难以维持。因此，在当时，很少有农家子弟读书识字的，或者虽认识几个字，也不过是自己的名字、钱额大小之类，只有有钱的人家才供得起孩子读书。
在他们家庭，共有二三十人。父亲在他们几个兄弟中是老大，因此承担着管理这个家庭的责任。杨殿珣的同胞兄弟共有四个，他是最小的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姐姐。在他们家，孩子到识字年龄时，都送到村里小学去读书，但是没几年，也是因为家里穷，便得回家务农了。因此，在他小时候，并没有什么远大的志向，认为只要识几个字，不致于把自己的名字弄错就可以了。
当他到上学年龄时，他先在村里小学读了几年，那时叫初小，以后经过考试，他的考试成绩还不错，家里又送他到离家三十里以外的县城去读高小。这在当时，对他来说，已经是“格外的幸运”了，但是到高小毕业时，他又因考试成绩很好，而被送上了中学。他上的中学，是当时的河北省第七中学，设在保定市。在中学读了大概四年。
当时，像他这样普通农家子弟能读完中学的很少，整个农村中具有中学文化程度的人也很少。因此，当他中学毕业回家时，他自己，连同家里人都认为如果再去当农民种庄稼就有点太可惜了。但是要找到一个适合他干的工作，一下子也很困难，因为农村毕竟需要较高文化程度的工作不是太多。他因为没事可做，情绪不好，因而在家生起病来。所谓生病，很大原因是由于心理因素，一旦有了机会，看到了希望，病情自然就减轻，慢慢恢复了健康。
当时，有一个熟人来到他家，把他介绍到县城工作，虽然收入很少，但也可以勉强养活自己，并补贴一些家用。过了不久，一心向学的他便来到北京准备报考大学。
这可能是他一生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了。他以后的生活，都与这有关。他离开了农村，离开了小县城，来到北京这样一个大城市，开始了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新生活。那年，大概是在1929年夏天，他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先是在预科班读了两年，后来又读了四年本科。
与北京图书馆的相遇
说到杨殿珣与北图的关系，那是1931年冬天，在他预科班毕业以后。当时，为了不再向家里要钱，也是为了找一份比较稳定、理想的工作，经一位朋友介绍，到了北京图书馆谋职，被接纳了。就在这年的十二月份，他到北京图书馆工作了，每周是工作六个半天，另外六个半天在师范大学继续读书。
他到了北图以后，先在索引组工作。那会，北京图书馆新建的大楼已经修建完成，可是索引组的办公地点，还留在了中海怀仁堂西四所，办公室的门上，悬有“增福堂”三个大字的匾额。索引组的组长是王重民先生，他是编纂委员兼索引组组长，当时在索引组工作的同仁，连同组长不过五位，杨殿珣到了以后，又陆续来了四位。当时，他对编制索引工作，在脑海里还是个空白，一切都要从头学起。组长叫他先把组里已经出版的《国学论文索引》和《文学论文索引》的初编，仔细地从头至尾翻阅，为的是使他对于索引的编制和用途，有个初步的了解。
每当工作做了一些日子之后，组长便要分别谈谈话，问问对工作的意见，有什么具体困难和要求。杨殿珣记得有两次谈话印象特别深，有一次他说到写卡片的工作简单而且枯燥;另一次是说到他想了解清代文集的大概情况。这两次谈话对他起了很大的作用，使他的思想解决了许多过去不了解的问题，让他茅塞顿开，对于写一张一张的卡片，也不再感觉是枯燥无味的了。从此以后，他还逐渐地对清代文集索引编制发生了兴趣，也渐渐取得了一些初步的经验。
在平日里，组长还经常鼓励工作同仁们写点读书笔记，或者把自己的一得之见写成文章，在本组的工作计划之外，编制一些规模较小的索引。他们都明白，这是组长鼓励大家在工作之外，多读一点书的有效办法。
杨殿珣在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索引组，一开始是半工半读，直到1935年在北师大毕业，正式转为北平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经过半工半读几年的学习和工作，杨殿珣在学识上有了很大进步。除圆满完成大学中文全部学业，还阅览了大量清人文集和各类业务参考书籍，掌握了当时较为先进的分类和编制索引的方法。为后来开展图书馆工作和研究图书版本学、目录学打下了基础。特别是他先后编辑了《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193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和《石刻题跋索引》（194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普遍得到学术界的好评，为学术界开展学术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曾不断再版。
通过做索引这样一些基础的工作，他也慢慢摸到了一点治学的门径，学会了利用工具书，并对做学问渐渐产生了兴趣。在这几年，他也在一些刊物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如在《图书馆学季刊》上发表的《跋四部丛刊本文南文案》、《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上发表的《跋缪辑集古录目》和《石经论著目录》等。
后来，王重民先生被派到法国国家图书馆工作去了，馆内也没有派新的领导，在各种工作告一段落之后，便迁移到本馆来办公，不久因为工作的需要，把原来索引组的同仁，分配到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因而原来的索引组，就暂告结束。此后索引组又成立过，但参加工作的已不是原来那班人了。
索引组解散后，文津街馆内的办公室差不多他都呆过。起初是几个人在一块，后来是到中文编目组，但不是去做编目工作，还是做索引。过了一段时间，馆里安排他到中文采访组，主要是买新书。但是，不久就发生了“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事变后，中文采访组的人事也有所变动，他一度被临时任命为代理组长，以后，中文采访组不但要采购新书，练旧书即线装书也要采购。凡是中文图书的采购，都由中文采访组负责，他在中文采访组的时间比较长，直到它被取消。 日本占领北平期间。由于北平图书馆是中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资助协办的，日本人未能接管。直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日美正式宣战，日伪政府才委任周作人为馆长，接管了北平图书馆。但实际上他是有名无实，很少过问具体事务，大多由他派来的一位秘书主任来管，这人倒成了实际上的馆长。
这时，中文采购组已经被取消，杨殿珣一度被调到庶务组工作，后来又调到金石组，那时大家都是混日子。上头教育总署署长换一次，北图的馆长也换一次，庶务组的成员也换一次。那个时候，能活命就不错了。
这期间杨殿珣的生活很艰苦，精神备受折磨，在抗日救国的思想感召下，杨殿珣利用图书馆的工作岗位，曾为中共地下工作者多次传递情报。解放后，这位地下工作同志曾向北图党组织做过反映。80年代以后这位同志又向文化部反映情况，并开具证明。后来按公安部有关文件，定杨殿珣为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享受离休待遇。
从1937年到1945年抗战胜利，杨殿珣陆续发表了《跋四部丛刊本
杨殿珣，男，1910年3月出生，河北无极县林中村人。中国国家图书馆资深研究员、中国当代著名学者、著名图书版本学专家、著名目录学专家、著名金石专家。1997年9月1日在北京逝世。所编《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石刻题跋索引》等著作得到学术界好评，曾不断再版。
穷家出了个念书娃
1910年，他出身在河北省无极县林中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当时，农村的生活非常艰苦，一般的农家，连温饱也难以维持。因此，在当时，很少有农家子弟读书识字的，或者虽认识几个字，也不过是自己的名字、钱额大小之类，只有有钱的人家才供得起孩子读书。
在他们家庭，共有二三十人。父亲在他们几个兄弟中是老大，因此承担着管理这个家庭的责任。杨殿珣的同胞兄弟共有四个，他是最小的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姐姐。在他们家，孩子到识字年龄时，都送到村里小学去读书，但是没几年，也是因为家里穷，便得回家务农了。因此，在他小时候，并没有什么远大的志向，认为只要识几个字，不致于把自己的名字弄错就可以了。
当他到上学年龄时，他先在村里小学读了几年，那时叫初小，以后经过考试，他的考试成绩还不错，家里又送他到离家三十里以外的县城去读高小。这在当时，对他来说，已经是“格外的幸运”了，但是到高小毕业时，他又因考试成绩很好，而被送上了中学。他上的中学，是当时的河北省第七中学，设在保定市。在中学读了大概四年。
当时，像他这样普通农家子弟能读完中学的很少，整个农村中具有中学文化程度的人也很少。因此，当他中学毕业回家时，他自己，连同家里人都认为如果再去当农民种庄稼就有点太可惜了。但是要找到一个适合他干的工作，一下子也很困难，因为农村毕竟需要较高文化程度的工作不是太多。他因为没事可做，情绪不好，因而在家生起病来。所谓生病，很大原因是由于心理因素，一旦有了机会，看到了希望，病情自然就减轻，慢慢恢复了健康。
当时，有一个熟人来到他家，把他介绍到县城工作，虽然收入很少，但也可以勉强养活自己，并补贴一些家用。过了不久，一心向学的他便来到北京准备报考大学。
这可能是他一生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了。他以后的生活，都与这有关。他离开了农村，离开了小县城，来到北京这样一个大城市，开始了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新生活。那年，大概是在1929年夏天，他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先是在预科班读了两年，后来又读了四年本科。
与北京图书馆的相遇
说到杨殿珣与北图的关系，那是1931年冬天，在他预科班毕业以后。当时，为了不再向家里要钱，也是为了找一份比较稳定、理想的工作，经一位朋友介绍，到了北京图书馆谋职，被接纳了。就在这年的十二月份，他到北京图书馆工作了，每周是工作六个半天，另外六个半天在师范大学继续读书。
他到了北图以后，先在索引组工作。那会，北京图书馆新建的大楼已经修建完成，可是索引组的办公地点，还留在了中海怀仁堂西四所，办公室的门上，悬有“增福堂”三个大字的匾额。索引组的组长是王重民先生，他是编纂委员兼索引组组长，当时在索引组工作的同仁，连同组长不过五位，杨殿珣到了以后，又陆续来了四位。当时，他对编制索引工作，在脑海里还是个空白，一切都要从头学起。组长叫他先把组里已经出版的《国学论文索引》和《文学论文索引》的初编，仔细地从头至尾翻阅，为的是使他对于索引的编制和用途，有个初步的了解。
每当工作做了一些日子之后，组长便要分别谈谈话，问问对工作的意见，有什么具体困难和要求。杨殿珣记得有两次谈话印象特别深，有一次他说到写卡片的工作简单而且枯燥;另一次是说到他想了解清代文集的大概情况。这两次谈话对他起了很大的作用，使他的思想解决了许多过去不了解的问题，让他茅塞顿开，对于写一张一张的卡片，也不再感觉是枯燥无味的了。从此以后，他还逐渐地对清代文集索引编制发生了兴趣，也渐渐取得了一些初步的经验。
在平日里，组长还经常鼓励工作同仁们写点读书笔记，或者把自己的一得之见写成文章，在本组的工作计划之外，编制一些规模较小的索引。他们都明白，这是组长鼓励大家在工作之外，多读一点书的有效办法。
杨殿珣在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索引组，一开始是半工半读，直到1935年在北师大毕业，正式转为北平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经过半工半读几年的学习和工作，杨殿珣在学识上有了很大进步。除圆满完成大学中文全部学业，还阅览了大量清人文集和各类业务参考书籍，掌握了当时较为先进的分类和编制索引的方法。为后来开展图书馆工作和研究图书版本学、目录学打下了基础。特别是他先后编辑了《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193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和《石刻题跋索引》（194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普遍得到学术界的好评，为学术界开展学术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曾不断再版。
通过做索引这样一些基础的工作，他也慢慢摸到了一点治学的门径，学会了利用工具书，并对做学问渐渐产生了兴趣。在这几年，他也在一些刊物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如在《图书馆学季刊》上发表的《跋四部丛刊本文南文案》、《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上发表的《跋缪辑集古录目》和《石经论著目录》等。
后来，王重民先生被派到法国国家图书馆工作去了，馆内也没有派新的领导，在各种工作告一段落之后，便迁移到本馆来办公，不久因为工作的需要，把原来索引组的同仁，分配到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因而原来的索引组，就暂告结束。此后索引组又成立过，但参加工作的已不是原来那班人了。
索引组解散后，文津街馆内的办公室差不多他都呆过。起初是几个人在一块，后来是到中文编目组，但不是去做编目工作，还是做索引。过了一段时间，馆里安排他到中文采访组，主要是买新书。但是，不久就发生了“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事变后，中文采访组的人事也有所变动，他一度被临时任命为代理组长，以后，中文采访组不但要采购新书，练旧书即线装书也要采购。凡是中文图书的采购，都由中文采访组负责，他在中文采访组的时间比较长，直到它被取消。 日本占领北平期间。由于北平图书馆是中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资助协办的，日本人未能接管。直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日美正式宣战，日伪政府才委任周作人为馆长，接管了北平图书馆。但实际上他是有名无实，很少过问具体事务，大多由他派来的一位秘书主任来管，这人倒成了实际上的馆长。
这时，中文采购组已经被取消，杨殿珣一度被调到庶务组工作，后来又调到金石组，那时大家都是混日子。上头教育总署署长换一次，北图的馆长也换一次，庶务组的成员也换一次。那个时候，能活命就不错了。
这期间杨殿珣的生活很艰苦，精神备受折磨，在抗日救国的思想感召下，杨殿珣利用图书馆的工作岗位，曾为中共地下工作者多次传递情报。解放后，这位地下工作同志曾向北图党组织做过反映。80年代以后这位同志又向文化部反映情况，并开具证明。后来按公安部有关文件，定杨殿珣为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享受离休待遇。
从1937年到1945年抗战胜利，杨殿珣陆续发表了《跋四部丛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