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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代表大会上,新加坡副总理王瑞杰宣布,未来将在2021至2025年,将消费税(GST)从7%提升至9%,并表示将在2020年的财政预算案中提出更多消费援助的配套详情。早在2018年2月,财政部长在2018财政年度预算案中宣布计划上调消费税,在2019年的财政预算案中又重申了此项计划。由此可见,新加坡增加消费税似乎是势在必行。
新加坡消费税始征于1994年,最初的消费税为3%,经两次上调至7%。如今,新加坡十余年未变的消费税又将面临上调,是哪些因素使得新加坡政府做出这样的决策?随着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加剧,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新加坡在2019年前三个季度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增长不足0.6%,创历史新低。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加坡政府提高消费税又将给新加坡的国内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来探讨。
税收是新加坡政府最直接的财政收入来源,长期以来,消费税与企业税、个人所得税共同构成了政府税收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调高消费税可以确保政府获得稳定的额外收入。相较于其他税种,消费税具有“收入稳定”的特点。消费税属于价内税,是价格的组成部分。国内消费者无论收入高低,在购买相同的商品或服务时需缴纳等同的消费税。
其次,政府要保障新加坡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新加坡国内土地与人力资源成本高,为了抵消这些吸引外资的不利因素,新加坡的企业税就必须保持一个较低的水平,才能在与日本、瑞士、中国香港等低企业税国家与地区的竞争中处于有利环境,以巩固自身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最后,在东南亚区域内国家中,新加坡的消费税还处于较低水平。印尼、菲律宾与越南的消费税分别为10%、12%、10%,都高于新加坡;泰国与文莱的消费税水平与新加坡持平;马来西亚的消费税为6%,略低于新加坡。出于这种情况,新加坡政府认为国内的消费税依然具有上调的空间。
出于以上考量,新加坡政府最终决定通过提高消费税来增加财政收入,从而弥补日益增长的财政支出。近年来,新加坡政府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正在逐年增加,并且这种趋势还将继续上升。财政支出应用于国内社会的各个领域。
其一,教育领域。新加坡政府向来重视全民教育,当前更是在诸多方面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扩大并强化小学的“应用学习”。教育部将在未来每年投入约1900万新元支持小学发展包括应用学习在内的各项专长。政府还承诺将加大对学生的财政支持,以确保没有新加坡儿童因贫困而辍学。从2018年4月起,教育部每年都投入近1亿新元来增强一系列的援助计划。同时,政府正在大力投资学前教育,为当地父母提供高质量、可负担的学前班选择。学前教育的费用预计将在2022年提升一倍多,增至17亿新元。
其二,社保领域。近年来,随着新加坡人均寿命的增长以及出生率的持续走低,人口老龄化问题愈发严重。据2018年最新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新加坡65岁以上的人口占人口总数的比率高达13.7%,这一比率预计将在2050年达到50%。新加坡已经成为全球老龄化程度第二高的国家。未来,新加坡的国民年金制度与社保体系将因缴纳者的递减与领取者的递增遭受严重冲击。政府不得不提高财政支出来弥补国民年金的收支缺口。
其三,基建领域。基础设施建设近年来一直都是政府支出的“大头”,已经从2011财年的85亿新元剧增到2018年的200亿新元,并将持续走高。在未来的十年内,还将有一大批基建项目落地。包括持续建造樟宜机场第五航站楼、大士港口和新隆高铁等项目;此外,新加坡推出的“智慧国家2025”计划以及与中国合作的“互联互通”项目——“陆海新通道”的建设也在稳步推进中。
其四,安保领域。新加坡地处的东南亚地区长期以来都是恐怖主义的高发地带。近年来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新加坡所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正在加剧。为了更好地应对威胁,政府将持续加大对社会安保的投入,以确保更好地利用新科技与社区合作来有效应对突发事件。
由此可见,新加坡政府通过增加消费税来提高政府收入可谓是“理由充分、名正言顺”。但是,增加消费税对于国内社会的影响同样是复杂且深刻的,尤其是对于国民经济以及即将到来的新一轮大选。
据相关部门预估,将消费税上调2个百分点可为新加坡带来相当于GDP0.7%的收入。然而消费税增加最终的负担将无一例外地落在国内消费者身上。国内物价的上涨意味着消费者实际可支配收入减少,进而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纵观新加坡历次上调消费税的历史,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下滑。新加坡首征消费税的第二年(1995年),经济增长率从1994年的11.098%降至1995年的7.201%;2003?2004年新加坡将消费税从3%上调至5%时,由于是分阶段上调,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经济增长率的下滑,2005年的经济增长率同比仅下降了2.5个百分点;2007年,新加坡第二次上调消费税一次性完成,使2008年的经济增长率同比锐减了7.2个百分点。
消费税的增加对于国家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程度还需要综合国家所处的经济环境来看。开放与自由的贸易环境可以增强国家经济活力,有效减缓消费税上调给国家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反之亦然。此前,正是由于2007年的次贷危机恶化了全球的经贸环境,导致2008年新加坡经济增长率的下滑程度要明显高于往年。如今,美国再次掀起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浪潮,导致全球贸易环境不容乐观。如前所述,2019年新加坡前三个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已经跌破历史最低水平,在这样的时间节点下,如若增加消费税,对于国家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当然,如果“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可以如期达成,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冲抵消费税增加给新加坡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此外,消费税的增加还可能会通过影响新加坡国民的情绪而间接地影响到新一轮大选的结果。消费税具有逆累进的特点,中低收入者所上缴的消费税相较于高收入者所占他们收入的比重要更高。随着生活成本的进一步增加,将激发民众的愤怒情绪,造成对于政府的信任危机,从而影响选举。新加坡的邻国马来西亚就因增加消费税而引发了“全民海啸”,导致执政党在2018年的大选中落败。虽然新加坡的政治生态与马来西亚有着明显的差异,但是,随着新加坡民主化进程的推进,选民权利意识和参与观念的逐渐增强,人民行动党若想继续保持执政的稳定性,就必须重视增加消费税给国民生活所帶来的不良影响。
总之,新加坡政府一向的“廉洁性”与“自律性”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此次增加消费税依旧是“取之民而用于民”。新加坡总理李显龙2019年11月在人民行动党代表大会上宣布,新一届选举最迟也将在2021年4月举行。政府需要向民众更好地宣传与普及增加消费税的深层原因,并积极采取行之有效的相关配套措施来缓解其对人民生活的影响,谨防民意不断发酵,莫让此事届时成为大选中反对党攻击人民行动党的利器。
新加坡消费税始征于1994年,最初的消费税为3%,经两次上调至7%。如今,新加坡十余年未变的消费税又将面临上调,是哪些因素使得新加坡政府做出这样的决策?随着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加剧,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新加坡在2019年前三个季度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增长不足0.6%,创历史新低。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加坡政府提高消费税又将给新加坡的国内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来探讨。
为何提高消费税
税收是新加坡政府最直接的财政收入来源,长期以来,消费税与企业税、个人所得税共同构成了政府税收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调高消费税可以确保政府获得稳定的额外收入。相较于其他税种,消费税具有“收入稳定”的特点。消费税属于价内税,是价格的组成部分。国内消费者无论收入高低,在购买相同的商品或服务时需缴纳等同的消费税。
其次,政府要保障新加坡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新加坡国内土地与人力资源成本高,为了抵消这些吸引外资的不利因素,新加坡的企业税就必须保持一个较低的水平,才能在与日本、瑞士、中国香港等低企业税国家与地区的竞争中处于有利环境,以巩固自身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最后,在东南亚区域内国家中,新加坡的消费税还处于较低水平。印尼、菲律宾与越南的消费税分别为10%、12%、10%,都高于新加坡;泰国与文莱的消费税水平与新加坡持平;马来西亚的消费税为6%,略低于新加坡。出于这种情况,新加坡政府认为国内的消费税依然具有上调的空间。
弥补社会领域的财政支出
出于以上考量,新加坡政府最终决定通过提高消费税来增加财政收入,从而弥补日益增长的财政支出。近年来,新加坡政府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正在逐年增加,并且这种趋势还将继续上升。财政支出应用于国内社会的各个领域。
其一,教育领域。新加坡政府向来重视全民教育,当前更是在诸多方面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扩大并强化小学的“应用学习”。教育部将在未来每年投入约1900万新元支持小学发展包括应用学习在内的各项专长。政府还承诺将加大对学生的财政支持,以确保没有新加坡儿童因贫困而辍学。从2018年4月起,教育部每年都投入近1亿新元来增强一系列的援助计划。同时,政府正在大力投资学前教育,为当地父母提供高质量、可负担的学前班选择。学前教育的费用预计将在2022年提升一倍多,增至17亿新元。
其二,社保领域。近年来,随着新加坡人均寿命的增长以及出生率的持续走低,人口老龄化问题愈发严重。据2018年最新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新加坡65岁以上的人口占人口总数的比率高达13.7%,这一比率预计将在2050年达到50%。新加坡已经成为全球老龄化程度第二高的国家。未来,新加坡的国民年金制度与社保体系将因缴纳者的递减与领取者的递增遭受严重冲击。政府不得不提高财政支出来弥补国民年金的收支缺口。
其三,基建领域。基础设施建设近年来一直都是政府支出的“大头”,已经从2011财年的85亿新元剧增到2018年的200亿新元,并将持续走高。在未来的十年内,还将有一大批基建项目落地。包括持续建造樟宜机场第五航站楼、大士港口和新隆高铁等项目;此外,新加坡推出的“智慧国家2025”计划以及与中国合作的“互联互通”项目——“陆海新通道”的建设也在稳步推进中。
其四,安保领域。新加坡地处的东南亚地区长期以来都是恐怖主义的高发地带。近年来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新加坡所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正在加剧。为了更好地应对威胁,政府将持续加大对社会安保的投入,以确保更好地利用新科技与社区合作来有效应对突发事件。
由此可见,新加坡政府通过增加消费税来提高政府收入可谓是“理由充分、名正言顺”。但是,增加消费税对于国内社会的影响同样是复杂且深刻的,尤其是对于国民经济以及即将到来的新一轮大选。
复杂而深刻的社会影响
据相关部门预估,将消费税上调2个百分点可为新加坡带来相当于GDP0.7%的收入。然而消费税增加最终的负担将无一例外地落在国内消费者身上。国内物价的上涨意味着消费者实际可支配收入减少,进而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纵观新加坡历次上调消费税的历史,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下滑。新加坡首征消费税的第二年(1995年),经济增长率从1994年的11.098%降至1995年的7.201%;2003?2004年新加坡将消费税从3%上调至5%时,由于是分阶段上调,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经济增长率的下滑,2005年的经济增长率同比仅下降了2.5个百分点;2007年,新加坡第二次上调消费税一次性完成,使2008年的经济增长率同比锐减了7.2个百分点。
消费税的增加对于国家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程度还需要综合国家所处的经济环境来看。开放与自由的贸易环境可以增强国家经济活力,有效减缓消费税上调给国家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反之亦然。此前,正是由于2007年的次贷危机恶化了全球的经贸环境,导致2008年新加坡经济增长率的下滑程度要明显高于往年。如今,美国再次掀起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浪潮,导致全球贸易环境不容乐观。如前所述,2019年新加坡前三个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已经跌破历史最低水平,在这样的时间节点下,如若增加消费税,对于国家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当然,如果“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可以如期达成,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冲抵消费税增加给新加坡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此外,消费税的增加还可能会通过影响新加坡国民的情绪而间接地影响到新一轮大选的结果。消费税具有逆累进的特点,中低收入者所上缴的消费税相较于高收入者所占他们收入的比重要更高。随着生活成本的进一步增加,将激发民众的愤怒情绪,造成对于政府的信任危机,从而影响选举。新加坡的邻国马来西亚就因增加消费税而引发了“全民海啸”,导致执政党在2018年的大选中落败。虽然新加坡的政治生态与马来西亚有着明显的差异,但是,随着新加坡民主化进程的推进,选民权利意识和参与观念的逐渐增强,人民行动党若想继续保持执政的稳定性,就必须重视增加消费税给国民生活所帶来的不良影响。
总之,新加坡政府一向的“廉洁性”与“自律性”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此次增加消费税依旧是“取之民而用于民”。新加坡总理李显龙2019年11月在人民行动党代表大会上宣布,新一届选举最迟也将在2021年4月举行。政府需要向民众更好地宣传与普及增加消费税的深层原因,并积极采取行之有效的相关配套措施来缓解其对人民生活的影响,谨防民意不断发酵,莫让此事届时成为大选中反对党攻击人民行动党的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