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我在北大经济系读书。当时全国“革命”热情高涨，各地“大串联”热火朝天。这种情势下，我们经济系的几个要好的同学和物理系的几个朋友也响应党中央“步行串联”的号召，组成“新北大井冈山长征队”，激情澎湃地策划步行去井冈山这个革命圣地“朝圣”。
　　俨然“革命长征”
　　我们这个长征队的人都属于逍遥派，不想到各地煽风点火。我们给自己定了三个任务：一是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二是在艰苦的“步行串联”中锻炼自己；三是沿途向工人、贫下中农学习。
　　一开始的确是这样认真去做的。我们排成整齐的队伍，由一人举着队旗，大家边走边唱“语录歌”或其他革命歌曲，或者集体背诵毛主席语录。当时河北这一带“革命化程度”极高，几乎每个村前的小庙（原来的土地庙）都供奉着毛主席像和“毛选”四卷。许多背着粪筐的农民，粪筐上都挂着毛主席语录，他们见到我们都喊：“向北京的红卫兵学习！”我们认真地回答：“向贫下中农学习！”并向他们发语录卡片。
　　第一天大概走了70里，走到后来，许多人都累趴了，但仍一边念“下定决心”这段语录，一边坚持着。到驻地后，每个人的脚上都有好几个血泡，但没一个人有怨言。大家乐呵呵地洗脚，挑泡，谈体会，毫不以为苦。
　　走了几天后，逐渐习惯了，脚上不打泡了，革命劲头更高了。每天晚上大家都记自己的长征日记，讨论自己所受到的教育（贫下中农对毛主席的感情如何深，值得我们学习之类），还自觉学“毛选”，学习在路上得到的中央首长讲话，背诵流传的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每到大一点的城市，都要休整一天，但这时不是忙着洗澡、睡觉或逛街，而是宣传毛泽东思想。例如，从当地找来钢板，刻印中央首长讲话或者大批判材料，以备路上发放。
　　在路线的选择上也不是抄近路，而是找有意义的地方，接受革命教育。比如，到河北邢台后，专门去1966年大地震的中心隆尧县马兰村访贫问苦，了解党中央如何关心灾区人民、贫下中农如何与灾害作斗争的事迹，请救灾英雄讲话。记得当时有一位十八九岁的姑娘在地震发生后先去救群众而不是自己家人，成了模范，还上过天安门，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接见，我们请她讲自己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体会。她讲了什么我早忘了，只记得她长得相当漂亮。还有一个六七岁的小姑娘，自己腿被砸断，当别人去救她时，她一定让别人先把压在房梁下的毛主席画像拿出来。她被救出来后，自己一定要拿着毛主席像，说这样腿就不痛了。到河南时专门到兰考县焦裕禄墓前表示学习之心，又到焦裕禄去过的村子访英雄事迹。
　　在这一段，大家革命劲头都很高，每天行走80至120里（由住宿地远近而定）。说来是很辛苦的，吃的以粗粮为主，没什么油或肉，睡得也不好，风餐露宿的。但有毛泽东思想撑着，我们仍然很乐观，也很团结，俨然“革命长征”。
　　分化与怀疑
　　刚开始时大家以苦为荣，幻想到井冈山后还要步行到韶山、延安，或者干脆再走一遍长征路。但快出河南时，知识分子三分钟的革命热情就烧到头了，矛盾开始显现。
　　最早是在对待艰苦生活的态度上。我们经济系的同学较现实，觉得物质是基础，应该吃得好一些。物理系的同学革命志气高，认为艰苦才能锻炼人，何况当时的生活比红军长征强多了。大道理当然是物理系同学的对，但我们不管这一套，决定自己改善伙食，尽量在大一点的城镇停留，吃得好一点。没几天，他们有人病了，也默认再这样艰苦下去不行了。
　　对那套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做法，我们也觉得没意思了，不想唱歌、排队、念语录了。有一次，大家争论隆尧县马兰村那个小姑娘不顾自己受伤要先救毛主席画像有没有意义。一些人认为，这样做没什么意义，画像毕竟是一张纸，生命比这张纸更重要，忠不忠于毛主席不在救这张纸上。大家又争论，河北几乎每个村都为毛主席和“毛选”盖一个庙对不对，支持者认为，把毛主席当神正是贫下中农纯朴之处；反对者认为，这是把毛主席庸俗化为土地神了，完全是盲目的崇拜。再如，当时路上长征队越来越多，不少队伍还捧着越来越大的毛主席像的玻璃镜框。听介绍，还有人把毛主席像章直接别在自己胸脯肉上。我们对这种“无限崇拜”的做法颇不以为然。不管别人怎么说，反正我们把行李上的语录牌拿掉了，也不发语录卡片或发什么中央首长讲话的传单了，只是默默地走，什么革命宣传工作也不做了。
　　对沿路看到的类似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做法则采取了玩世不恭的态度。比如，当时有一些红小卫拦在路上，要背一段毛主席语录才让通过。开始我们遇到这种情况还很认真，背一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之类较长的语录。以后被拦住就说“新北大”或“中国妇女”之类毛主席的题词。红小兵嫌简单，甚至认为不是语录，我们就吓唬这些孩子你敢说不是？你敢反对毛主席？小孩子一吓就算过去了。再以后连这些话也不说了，就以“弄点饭来”、“该睡觉了”这类日常话语来搪塞，谁也不敢说毛主席没说过。最后干脆理都不理那些红小兵，直往前走。遇有拉着衣服不放者，就说：“你敢反对我们长征？”我们毕竟是大人，小孩子也不敢怎么样。
　　当时买东西还要对答语录。比如服务员先说，“为人民服务”，你就答，“完全彻底”。然后你再说买什么，售货员再拿东西。一些文化低的农民，尤其是老太太往往由于答不出而无法买东西。类似这种让人哭笑不得的事还很多，尤其我们走的大多是落后地区。
　　革命热情越走越低，路就越来越累，思想的分歧变为行动的分歧。在离开河南前，十几个人分了好几支。坚持革命的要按原路走，甚至决定去井冈山后，再去延安。不想革命的，有个别改为坐车“串联”，更多的想走好一点的路线。
　　我们几个坚持走下去的人进入湖北，到了黄冈县。这时“长征”已变成了旅游，革命根据地不去了，也不访贫问苦了。到了黄冈，先去东坡赤壁玩，访东坡故地，逛大街，睡觉。当时还不想坐车，也不想回去，还想边走边玩去井冈山。
　　思想的震撼
　　从湖北入江西直奔南昌，在南昌休息了几天，去看了八一起义纪念馆，但已不带崇敬的心情和受教育的想法，看历史遗迹而已。南昌当时物价甚低，记得一毛几分钱就可以在小饭馆吃一顿锅贴。钱不多了，又到北大驻南昌的办事处借了些钱。当时北大学生出来很多，办事处给这些人排忧解难。 　　在南昌，到省委书记家参观（当时省委书记已被打倒，他的家作为干部变修、腐败的见证供人参观），对我震撼极大。省委书记一家住一栋三层小楼，房子十几问，楼顶是羽毛球场，楼下有游泳池。在当时看来，标准很高。解说员介绍，他们家连保姆、警卫共住九人。在我的印象中，革命干部都是为人民服务的，艰苦奋斗一心只为人民，但眼前看到的这位大官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这让我对革命的怀疑由此而起。省委书记的豪宅深深刺激了我，成为我思想的一个转折点。
　　离开南昌，向井冈山走的路上，只剩下了我和另一位同学。当时“步行串联”的人已相当多，也相当乱了。“步行串联”者不仅有大学生、中学生，甚至小学生也很多。尤其当时有传说，毛主席要在年底到井冈山接见红卫兵，因此涌向井冈山的人更多了。有许多中小学生，家长不让孩子出来，他们就自己偷偷跑出来。路上经常见到电线杆子上、树上贴着这样的条子：“××：我们的儿子，对你长征的革命行动我们会支持的，但你走时没带什么衣服，也没带钱、粮票。快与家里联系，我们把这些东西寄去。”落款是“父母××”。由于人太多太乱，也有人受伤或生病，甚至听说还有失踪和死亡的。
　　到井冈山后局面更乱，人多得不得了，都想等毛主席接见。没地方吃，没地方住。吃饭是每天放几大筐米饭，菜免费拿。人太多，都是在抢饭。这里成了一个弱肉强食的地方，力气大的可以抢许多饭菜，吃不了倒掉，力气小的女同学根本吃不上饭，有不少饿晕了。
　　住也一样，力气大的可以抢几条被子，力气小的连床也没有，只能露天过夜。有几个先来的中专生听说我们两人是北大的，对我们极为尊敬，给我们抢来了床位和被子，还为我们抢饭。同住一大棚的几个上海中学生抢的饭吃不了，被子占了好几床。当时，人们妖魔化上海人和今天妖魔化河南人差不多，同住一棚的非上海人就把这几个上海人揍了一顿，赶出去了。当时中央也觉察到井冈山的问题，曾空投食物，但依然被强者抢走了。
　　井冈山形势日益恶化。有一天来了一架直升飞机，人们以为毛主席来了，就蜂拥而至。有个学生站在高处，被飞机的螺旋桨打死了。人群大乱。我们见势不妙，就赶快走了。这时有传单说，毛主席要来的说法是谣言，劝大家尽早离开。民间亦有瘟疫的传言。我们一商量，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吧！
　　满怀希望，千辛万苦来到井冈山，没想到是这样一个混乱的结局。回去当然不步行了。好在我们的北大学生证还好用。先坐一辆有篷的大卡车回到南昌，又赶快找北大办事处拿到了回北京的火车票。
　　这时的列车已经完全不正常了。我们上车早，还找到了两个座位，但坐下就不能动了。能坐一百余人的车厢，至少挤了三百人，连站的地方都没有。沿途还不断有人上车。有一次在某车站停车时，我们打开窗户想要点水，没想到刚开窗，一把大扫帚就插进来，向两边猛搅，我们向后一让的工夫，一个人就被塞进来了。好在没人跟着上来，赶紧关上窗子。
　　火车走走停停，几乎两天两夜才到北京。这两天两夜中，我们没吃没喝，没拉没尿，坐着没动。到北京丰台又等了三四个小时不能进站，我们只好从窗户跳下去，坐公共汽车回去了，伟大的长征到此结束。
　　（责任编辑/叶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