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惟一的一次眼泪和一记耳光
　　
　　我出生在1968年12月25日，是西方的圣诞节。这对西方人来说是个喜庆的日子，但对我来说却不怎么妙。在我出生前，我的父亲就成了反革命，正挨批斗。为了怀孕的妈妈有人照顾，姥姥提前将我妈妈叫回了哈尔滨老家。妈妈生我时是难产，胎位不正，血压特高，年迈的姥姥跑前跑后找医生，最后请来一位老专家，才算保全了我们母子的平安。我出世33天的时候，妈妈不放心挨整的爸爸，在哈尔滨怎么也住不下去了，决定回北京。本来说好要把我留在哈尔滨的姥姥家，可妈妈在经历了生儿的痛楚之后，与我建立了感情，再也离不开我了，她临时改变主意，决定带我回北京。哈尔滨的冬天最寒冷，上路那天，为了让我幼小的身躯扛住火车上30个小时的严寒，妈妈里里外外给我裹了不知多少层。那天爸爸被特批半天假，从火车站把我和妈妈接到家里。他急切地想见到自己的儿子，襁褓剥开一层又一层，一直剥了十几层才见到只有六七斤重的我。看到自己的儿子那么小，身处逆境的爸爸仍然不改往日的幽默，一句“枣核啊，这么小?”顿时把旅途劳顿、疲惫不堪的妈妈给逗笑了。接着爸爸急忙给妈妈蒸了一锅馒头，炖上一锅肉，就赶回去接受批判去了。后来，我被委托给母亲的好友黄妈妈带了3个年头。
　　当我3岁半的时候，爸爸终于从黑龙江嫩江的一个农场回到北京，和妈妈一起接我回家。黄妈妈让我叫爸爸，可我却怎么也叫不出来，最后还是喊了声“叔叔好”。听妈妈说，爸爸34岁才有了我，38岁才有耳福听到儿子叫声爸爸，当多少年渴望听到的“爸爸”居然变成了“叔叔”时，爸爸的眼泪一下子涌出了眼眶。妈妈告诉我，爸爸一生几经坎坷，但从来没有掉过眼泪，儿子不认识爸爸，是他惟一一次掉眼泪。
　　我上的育民小学是一所挺不错的学校，当时住中央广播电影电视部宿舍的多数孩子都在那所学校上学。大人工作都很忙，根本没多少时间管教我们，一次我指使一个同学找另一个同学去要一张纪念邮票，一个硬要，一个死也不给，两人最后打得挺厉害。具体细节我已经记不清了，反正最后是把我这个主谋招了出来。老师马上把我爸爸叫来了。爸爸是极要强的人，见我在学校犯了错误，很气愤。偏偏我又是一脸不服输的样子，更让他火上加火，当着老师的面就给了我一记耳光。
　　爸爸一年之中最少有8个月不在家，平时我就很少见到他，很少接受他的管教；在我的印象里，爸爸跟谁都笑嘻嘻的，对我从来不发脾气，这一记耳光对我来说是太突然了。这一刹那，我突然明白了，爸爸一生求上进，他要求他的儿子要争气当好学生，而我却让他特别没面子。这是我长这么大挨过的惟一一记耳光，很痛，甚至给我带来了多年的恐惧症，但也使我模模糊糊地读懂了爸爸的心思。
　　
　　父亲生死关头时我远在澳洲
　　
　　1986年，我高中毕业了，妈妈的一个朋友说可以帮助我出国留学，来征求爸爸的意见。封闭了那么多年，爸爸妈妈都觉得出去看看是件好事，就说行啊。当时只是随口一说，没想到那位朋友挺当真，没多长时间就把境外的有关手续都办好了。这等于给爸爸出了道难题。看得出来他很矛盾，把自己的独生子送到陌生的澳大利亚，实在让他们放心不下。父亲最后把决定权交给了我，让我自己作出决定。
　　18岁的我想出去闯一闯，特别痛快地说了声：“去!”在我将要离家的时候，爸爸给我写了一段临别赠言，回忆他13岁时迫于生计，只身去上海当学徒的艰辛。他说，男子汉应该自己闯荡。外边的世界很大，很花哨，要严于律己，别忘本分。
　　表面看来，父亲对我出国，似乎不太关心，所有的出国手续都是我自己去跑，他还像组织关怀似地给我讲了一堆大道理。后来听妈妈说，他们送我出国从机场回来后，她再也忍不住大哭了一场，哭得昏天黑地，好像要将一辈子的苦水都倒出来。我爸爸没哭，但他也不劝妈妈，一直让她哭了个够。从此之后，我爸爸添了一个“毛病”，喜欢摆弄家里的那个地球仪，转到北京，转到悉尼，转来转去停不下来，有时对着地球仪自言自语。很显然，地球仪成了他思念儿子的寄托物。
　　后来妈妈也与爸爸一起转地球仪。两人经常是一边转着地球仪，一边说着我小时候的有趣故事……
　　1987年是父亲最忙的一年，演出活动安排得特别多。
　　可能因为劳顿、太累了的缘故，10月份，爸爸在湖南潇湘电影制片厂进行后期配音时，突然瘫倒在机房里。幸亏弟子们都在身边，他们找了副担架就往医院跑。医生确诊爸爸是突发性心肌梗塞，情况十分危急。妈妈整日守在父亲的床前，提心吊胆。熬了一个多月，爸爸才脱离危险期。
　　而我自1987年2月赴澳洲后，8月份曾利用假期回国一次。没想到我刚离开一个多月，就出了事。爸爸、妈妈怕影响我在澳洲的学习，这么大的事情都瞒着我。我原来与妈妈约定每周六通一次电话，妈妈怕我知道爸爸的病情，特意请我家的亲戚每周六守在我家电话旁接电话，并以各种理由告诉我她不能来接电话的原因。开始我没有任何怀疑，连续两周之后，我的直觉告诉我，家里肯定出事了。在我的一再追问下，亲戚不得不告诉我爸爸重病的消息。后来我才知道，爸爸那一个月始终处于危险期，妈妈终日以泪洗面。那天，她怕我听出她的抽泣声，才赶紧挂断电话。
　　
　　爸爸希望我做一个正直的普通人
　　
　　爸爸在演艺圈摸爬滚打了几十年，对这个圈子的酸甜苦辣了解得太多太深，他不希望我踏入这个圈子。所以出国留学我选择的专业是计算机，但不知道是不是家庭潜移默化的影响，我虽然学的是计算机，却总也调动不起来兴趣，我的心里向往的还是艺术。
　　1994年我回了国，1995年我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管理系，拿下了第二个学位，从此我踏入了文艺圈。当我作出第二次选择的时候，爸爸丝毫没有反对。他认为，现在的我已不是出国前的我，我长大了，成熟了，我应该有自己的选择。
　　我长得很像父亲，父亲胖，我也胖。但父亲仍然不忘嘱咐我：经常出镜一定要控制饮食，公众人物既属于自己，也属于大众。
　　特别是爸爸在他的书里说：“我希望儿子做一个正直的普通人。”他当了一辈子公众人物，不愿意我再成为公众人物。但当我要出国时，他放我出去闯荡；当我要回国时，他虽然不理解，但也不反对；当我违背了他的意愿，又踏入文艺圈的时候，他又尊重了我的选择，给我最大的自由，并给了我尽可能的帮助。在其中，我在用心去读爸爸给予我的爱，又似永远也难读懂博大的父子情深。
　　（沈 畅摘自《家庭周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