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句响亮的口号曾流行20余年。
　　这口号是几近2000万人青春岁月的写照，抑或几乎整整一代中国人的历史印记。因为这句口号，“上山下乡”深深烙印进无数正值花样年华的知识青年的命运中。
　　电视剧《知青》，取材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那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全景式展现了知青的生活、情感与成长，展现了那一代人的青春、信仰与情怀。蹚过那条岁月之河的人们看后感言，剧中的场面勾起了自己对往事、对青春的回忆，仿佛又回到那个年代，“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口号似乎又回响在自己的耳畔……

一位伟人的批示与一个地方的传奇

　　在河南郏县广阔天地乡的一个十字街口，矗立着一座毛泽东主席塑像，塑像中的毛泽东微微扬起右手，跟许多地方的主席塑像无甚差别。惟一不同的是，塑像底座上锲刻着毛泽东的手迹“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这座塑像是当地最醒目的地理坐标，也是最令当地人自豪的标志。塑像的东北侧，是一座知青纪念馆，这是前些年当地政府为了纪念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修建起来的。纪念馆里收藏着1974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在广阔天地乡拍的纪录片，记录着当年卢忠阳、薛喜梅等著名知青楷模参加劳动的情景。
　　1954年4月，河南郏县的大李庄、邱庄、吴堂、杨庄4个村的7名未能升学的初中毕业生和25名高小毕业生，回到村里参加农业合作社，有效地解决了合作社缺乏会计和记工员的问题。在郏县县委书记于之仁的指导下，作为试点，大李庄乡对全乡的农业合作化进行了总体规划。1955年，郏县大李庄乡农业合作化规划试点的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得到许昌（当时郏县归属许昌，现属平顶山市）地委的高度重视。1955年8月中旬，在郏县县委指示下，时任大李庄乡乡长的黄黑汉与当时一区团委书记李金法组织人员起草了《郏县大李庄乡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9月4日刊登在许昌地委农村工作部主办的《互助合作》第15期上。
　　1955年10月，党的七届六中（扩大）全会上，许昌地委书记赵天锡将第15期《互助合作》通过中央农工部副部长廖鲁言转呈到毛泽东手中。正在运筹中国农村全面合作化的毛泽东对所刊的《郏县大李庄乡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提笔作了如下批示：“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参考，其中提到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2月，这个批示连同文章《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被编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
　　作为当年回到大李庄乡的7名初中生之一的邱振甲晚年时回忆说，因当时农村有文化的贫下中农很少，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记工员和会计都是地主和富农子弟出身，社员对此很是不满。接到领导动员的邱振甲、黄发娃等32名同学很热情地接受了安排，从此扎根农村。他们就是当时农村里的“知识分子”和农民眼中的“文化人”。
　　“文革”初期，《河南日报》对大李村等4个大队知识青年回乡劳动的事迹进行了持续、广泛的宣传报道，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反响。为了落实毛主席的指示，经河南省革委会、许昌革委会批准，郏县革委会决定将大李庄、邱庄、杨庄、吴堂4个大队10个自然村、25个生产队从原属公社中剥离出来，单独成立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成为全国名字最长的人民公社。
　　1968年7月15日，许昌地区革委会、许昌军分区领导及郏县干部群众3万多人参加庆祝大会。大会还向毛泽东发了致敬电。7月19日，《河南日报》发表了郏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这在全国都是独一无二的。
　　一时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的名气盖过了郏县，成为知青们梦寐以求的圣地。1968年8月24日，郑州召开20万人大会，欢送经过层层筛选的首批71名省会下乡知识青年到该公社落户。《河南日报》以毛泽东手迹“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为通栏标题，报道了这一消息，并配发了题为《热风吹雨撒江天》的社论。12月25日，《人民日报》一版头条通栏标题下刊登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公社”知青学习毛主席指示座谈会纪要，犹如一把燎原之火，燃起了新一轮知青“上山下乡”高潮。

　　1980年11月，随着知识青年的离去和政治形势的变化，“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更名为大李庄乡。由于“广阔天地”已成为这里宝贵的无形资源，1993年8月24日，为纪念首批知青下乡25周年，乡里再度将大李庄乡更名为“广阔天地乡”。为了让人们记住那段历史，了解知青文化，当地政府还建起了“广阔天地”知青园。知青园内的景点有主席塑像、主席批示手迹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纪念馆、广阔天地博物馆、知青旧居、知青井等。在知青游乐园，你可以悠闲垂钓，也可以品尝“忆苦思甜”的农家菜。

一篇大报社论成为上山下乡运动的先声

　　追根溯源，知青上山下乡，是党中央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的国情提出来的一项战略决策，是“党解决城镇知识青年就业问题的一次大实验”，并非“文化大革命”的产物。
　　1953年1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针对当时高小毕业生升学难和城市就业难的问题，动员家居农村的青年回农村参加生产。这为日后上山下乡运动的形成提供了依据和参考。 　　1954年3月12日，山东《大众日报》的文章《徐建春：农村知识青年的好榜样》被《人民日报》转载，徐建春成为全国最早的知识青年的先进典型。
　　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知青上山下乡始于1955年。这一年，政府号召城市中不能升学或失业的中小学毕业生学习苏联青年在西伯利亚开展的垦荒运动。这是同城市中存在就业困难而农村尤其边疆又需要有文化的青年这一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的。它的根本出发点，是试图把解决城市失业问题同改变农业生产落后的状况结合起来，进而探索出一条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道路。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全国许多城市都出现了中学毕业生无法升学，很大一批已到就业年龄的高小毕业生等处于待业状态的情况。1955年4月，团中央提交给中共中央的《关于组织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农业劳动和进行自学的报告》中，如此详细记载了当时的城镇学生状况：“1954年，全国未升学的高小毕业生有210多万人，绝大部分人回到农村后，对农村的文化工作、宣传工作和青年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方面，城镇学生就业困难，另一方面，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村合作化运动正需要大批有文化的青年，加之国家又处在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之中。由此，党中央审时度势，开始考虑动员一部分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这个“动员”，因团中央发起的一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向荒山、荒地、荒滩进军”的活动，而变得更加具体和明晰：1955年8月初，为实现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的3868万亩开荒任务，北京青年率先响应团中央组建远征垦荒队的号召，许多人捐款捐物表达支持的心愿，仅10天就收到近7000元捐款。杨华、李秉衡、庞淑英、李连成、张生这5位北京郊区青年代表，还受到了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的接见。很快，这支由60名青年组成的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奔赴黑龙江省萝北县，创建了新中国第一支垦荒队。
　　就在北京青年远征垦荒活动如火如荼之际，1955年8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做好动员组织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作》的社论，指出当年暑假全国将有57万余名初中毕业生和236万高小毕业生不能升学，都要求解决就业或学习问题。然而，国家目前还没有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满足这种愿望，而农村正在大力开展农业增产运动，需要大量吸收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和政治觉悟的青年学生，参加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运动。
　　1955年8月，北京青年“下乡垦荒”行动得到肯定后，星星之火，迅速燎原。全国各地的城市青年纷纷向边疆、荒山挺进。据悉：天津、河北、湖北、山东、哈尔滨等10多个省市的团组织，也相继组织了50余批、約37000人参加远征垦荒。1956年一年，全国就有近20万名城市青年志愿加入到了垦荒队伍中。
　　1956年1月发布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其中规定：“城市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该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到农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极其光荣的……”这是中央文件中首次提出“下乡上山”，并将其视为一项长远的规划。
　　1957年3月，刘少奇视察豫、湘等中南五省，他沿途调查了城镇不能升学的初中和高小毕业生的出路问题后，提出“必须动员一部分人到农村去”。根据刘少奇的这个意见，4月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写道：“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这是《人民日报》有关知青“上山下乡”问题的第三篇社论。从此，全国兴起城镇知青回乡、下乡高潮。
　　然而，这个高潮并没有持续多久。1958年，由于农民大量进城，全国职工总数一下子猛增到4750多万，回乡、下乡活动停止。后来，随着“大跃进”和三年经济困难的到来，城市职工被动员回乡，知青上山下乡又被提上日程。
　　整个50年代，中央没有专门机构统筹管理，当时的城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基本上由地方自行安排和组织进行。1962年国家农垦部成立了安置办公室，才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青上山下乡。
　　资料显示：至“文革”开始前，全国共有城镇知识青年和社会闲散劳动力196.9万人上山下乡。其中知识青年达到129.28万人，占全部下乡人数的65.6%。

一个指示与一场波澜壮阔的运动

　　1967年10月9日，北京市二十五中、二十二中、女八中、女十一中的10名毕业生，前往内蒙古西乌珠峰沁旗白音宝力格公社插队。起程的那天清晨，他们汇集到天安门前，面对毛主席巨幅画像，宣读了誓词，这是首都第一批奔赴内蒙古大草原的红卫兵。1968年2月8日，北京市东城区中学红代会的55名红卫兵摘下袖章来到天安门毛主席像前宣誓辞行，成为首都第一批参加西双版纳建设的红卫兵。
　　“文革”开始后，学校停课“闹革命”，工人停产“夺权”，高校不招生，工厂不招工。1966年、1967年、1968年三届中学毕业生没了出路。“老三届”学生大体有1100万人左右，其中城镇户口的初、高中毕业生约400万。大量青年学生呆在家里，在社会上游荡，既带来沉重的就业压力，又存在不安定的隐患。
　　1968年12月2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12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报道。报道说，甘肃省会宁县城部分城镇居民，纷纷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到农村安家落户。编者按引述了毛泽东有关“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新指示。自此，一场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展开。
　　如果说毛泽东的上次有关“广阔天地”的批示是希望知青去改变农村，那么他的这次指示则是希望农村来改变知青。这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报道说：“从昨夜到今天，全国各大城市、中小城镇以及广大农村的革命群众和解放军指战员，一片欢腾，纷纷冒着严寒和风雪，敲锣打鼓，集会游行，最热烈地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北京市的一位知青还写了一首热情洋溢的诗歌：“手捧红书离北京，立志扎根工农中；广阔天地炼红心，忠心绣出宇宙红！”

　　其后几天，全国各大新闻媒体连续不断大量报道全国各地热烈响应“毛主席号召”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情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文革”相结合，逐步演变成为一场知识青年“改造思想”、“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和“反修防修”、“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于是，大批知识青年从城市涌向农村，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
　　首都红卫兵带头下乡，掀起了一个城镇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浪潮。这是一股奔腾不息的洪流。裹挟其中的，不仅仅有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中专生、高中生、初中生、高小生和社会青年，而且还有成千上万的城市居民，大量医疗、文教工作者，国家干部及一些受运动冲击的“专政对象”等。从一望无际的北大荒原野到孔雀开屏的西双版纳，从天山南北的戈壁绿洲到南疆海岛的橡胶林场，从呼伦贝尔大草原到世界屋脊的西藏，到处留下知青的足迹和身影。
　　对于上山下乡，大部分学生并不是被迫的。除了少数先锋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的确有过犹豫，有过不甘心、不情愿，感到过无奈、“想不通”，但他们还是不顾家长的阻挠，自觉自愿地踏上了这条道路，尤其是在1968年底毛泽东一声令下之后。“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才有出路，才有前途”，已经成为他们的思维定势。
　　促成这场运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防止“和平演变”这样的宏观战略动机，也有解决城市就业问题的实际考虑，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骚动一时的红卫兵运动，稳定了城市。这场运动自然得到了舆论工具的大力支持，数以万计的毛主席语录画和各种形式的宣传画在报刊上迅速出现。知识青年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以及他们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一主题背景下，始终贯穿着“文革”的美术创作。知青美术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达到高峰，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及内蒙古的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为主要代表。而关于知青题材的创作，舆论界也似乎认为在那时才开始成熟。

一封人民来信与知青运动的终结

　　“文革”期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出了许多问题，比如，插队安置费标准太低，吃不饱饭，疾病医疗没有保障。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干部依仗权势拉关系走后门，在招工、招干、返城中大行不正之风，还出现了一些奸污迫害女知青的不法分子，这些问题在各地都存在，但没有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
　　1973年4月初，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读了由在毛泽东身边作翻译的王海容转来的一封人民来信，读到文字悲凉处，毛澤东潸然泪下。写信人是福建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员李庆霖。他在长达2000多字的信中陈述了下乡知青们的生活困境，揭露了地方一些干部利用职权为下乡时间不长的子女开后门招工、参军、上大学的不正之风。作为知青家长，他沉重地诉说了一个父亲的困惑与悲苦。他在信的结尾处哭诉道：“毛主席，我深知你老人家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的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毛泽东读罢来信，考虑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4月25日才决定亲自给李庆霖复信。信的原文是：“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后来，周恩来说，毛泽东将写好的复信，交给汪东兴，并叮嘱从他的稿费中代他取300元，连同信一起直接送邮局寄走。其实毛泽东对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积弊早有耳闻，李庆霖的信引起他对知青问题的高度关注。

　　1973年4月2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高层会议，研究了有关统筹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这次会议对知青政策作出重要调整，明确了城镇中学毕业生中，病残不能参加劳动的、独生子女、中国籍的外国人子女等，不动员下乡。在保护下乡知青权益上，采取建知青点、青年队、集体农林场的办法改进插队方式；改善知青生活，保障知青享有招工、招生、征兵、提干权益；纠正知青工作中的不正之风；对残害女知青的不法分子坚决法办。
　　1978年12月的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全面调整政策，改进传统作法，把动员安置城镇知青上山下乡逐步转移到妥善安排知青回城就业的重点上来；决定在两年内优先解决1972年底以前下乡插队的知青，并创造条件逐步做到“不再搞现在这样的上山下乡”。
　　1980年9月6日，国务院知青办拟定《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几点意见》。《意见》说，今后知青工作的指导思想，要从有利于解决劳动就业的原则出发。要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能够做到不下乡的，可以不下。本年有10个省、市停止上山下乡。1981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劳动部门统一管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解决上山下乡运动的遗留问题。至此，全国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基本结束。
　　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兴起于60年代初期，高潮于60年代末期，调整于70年代后期，结束于80年代初期，大致经历了前后27年时间，基本贯穿新中国建立以后前30年历史。“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只是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一个重要阶段，并不是它的全部。知青上山下乡产生于“文革”前，不是“文革”的产物，不能因为“文革”已被全盘否定，而“全盘否定”知青上山下乡”。如果对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中的某些失误无限夸大、随意拔高，分不清甚至混淆这段历史的本质和现象、主流和支流，就有可能陷入以偏概全的泥坑。
　　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经过艰苦的磨练，成为既不同于前辈又有别于后代的一个特殊群体。“知青”二字所包含的涵义，也许只有经历过那些岁月的人才可能真正体会。究竟如何评价这场持续1/4世纪的上山下乡运动，人们一直在不断地探索和反思，相信历史终究会作出公正的结论。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句整整影响了一代人的口号，曾把几近2000万年轻人推向了历史的前台，并因此改变命运。当年响应号召、积极奔赴大江南北的年轻人如今已两鬓染霜，有的已经过早地离开了这个喧嚣的世界。不再年轻的一代知青在日常交往中，仍往往以“知青”相称。作为一个早已融入社会各阶层的群体，他们之间仍旧保持着许多有形无形的联系。对许多人来说，几十年前的那一幕历历如昨，由此带来的经历已是人生中一段不可磨灭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