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启蒙时代，法国的许多作家都是自由职业者、穷苦文人和报纸撰稿人。他们为“大众”而写作。
　　读者大众的人数已大为增多。到18世纪80年代，法国男性识字率达到47%，女性达到27%。有文化素养的中产阶级、商人和专门职业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得多。妇女读者形成一个日益增多的小说和文学期刊读者群，乡绅寻求改进农业的科学新主义，甚至贵族也想随时了解情况。报刊杂志成倍增加，人们即使在家里无法读到，也可在咖啡馆里或应运而生的阅览室里阅读。
　　18世纪的文笔变得流畅、清晰、准确，既不沉闷冗长，又不空洞干瘪，读者们从这些作品中也获益匪浅。市民中产阶级不仅日益有了文化素养，而且也越来越富有思考力和评论能力。
　　当时的著作全是在审查制度下撰写出来的。审查制度的理论是保护人民免受有害思想的侵蚀。英国的审查制度温和得几乎不起什么作用。其他国家里，西班牙有严厉的审查制度。法国这个启蒙运动的中心，既有复杂的审查制度，又有大批的读者和作家。教会、巴黎高等法院、国王官吏和印刷业行会，对审查书籍都可插上一手。
　　这对法国的思想和文学都产生了不良后果。它使作家感到沮丧，不能致力于对具体的公众问题，做出公开的或明快的表示。由于在法律上禁止批评教会和国家，他们就隐晦抽象地提出批评的意见。由于不许攻击特殊的事物，他们就攻击一般的事物。他们的作品充满着双关语、巧妙的挖苦话、影射和笑话。作者一旦受到盘问，便可宣称他们的意思并非尽人皆知的他们要说的那种意思。至于读者，他们养成一种阅读禁书的嗜好。这些禁书通过非法的途径和外国书商，向来不难得到。
　　巴黎是这场启蒙运动的中心。在殷实人家的市内府第里，文人才子和社会名流云集一堂，讨论文学话题。有时，一个著名的哲人也是一个有钱人，如赫尔维蒂厄斯，他不仅撰写了《论心灵》和《论人》等书，还举行了盛大的聚会，在会上讨论了这些问题。不过，这种人员和思想的碰撞主要是在妇女主持的沙龙里进行。她们作为沙龙女主人而名闻于世，在后来所称的“文人共和国”中起了至关重要的协调作用。举例说，德·杰斐琳夫人大约从1750年起，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设宴组织了一次次艺术家和作家的交谈会，有时还资助他们，介绍他们去会见高层社会或者政府中的有影响的人物。她也欢迎来访的外国人，如来自英国的贺拉斯·沃波尔和大卫·休谟，以及后来成为波兰国王的年轻人斯坦尼斯·波尼亚托夫斯基。由于其他妇女也举办这样的沙龙，哲学家和其他作家便经常有机会相聚，交流思想看法。
　　沙龙成了精心组织的会面场所，在这里，许多作者向爱批评的读者介绍他们的新作品；沙龙女主人宣读旅行家或远方记者的信件；有抱负的哲学家的名望会在谈笑风生的谈话会中传开。杰出的沙龙女主人对她的沙龙所涉及的思想课题和社会衔接都考虑周详。
　　苏珊·尼卡的沙龙在70和80年代期间，每逢星期五下午举行。为了准备她每周的谈话会，她在她的日记本上一一列出她想要讨论的想法和题目。朱莉·德莫斯皮纳斯经常在她的巴黎府邸提供讨论的机会，在这里，她连续12年每周的每一个晚上都接见来访客人。有位仰慕者说：“她的伟大艺术，在于她着力显示他人的长处，她乐此不彼，胜过展示她自己。”
　　沙龙和沙龙女主人促进了普世性的文人共和国思想的发展，在这里，天才和创造性胜过贵族名门出身。80年代后，妇女失去她们的许多文化影响，但这样的沙龙在法国大革命后还是存留下来了。1795年，在大恐怖时期之后，两位著名的哲人──赫尔维蒂厄斯和孔多塞──的遗孀，开放或者重开她们在巴黎的沙龙，接待温和的共和主义派或自由主义者。苏菲·孔多塞本人成了一名作家，而且翻译了亚当·斯密著作，她的沙龙在拿破仑执政的岁月中，一直是温和反对派的中心。较为短命的是更有名气的述曼·德·斯特尔的沙龙。她也写作，博览群书，很有想法，她对法国大革命没有丝毫改变妇女从属地位感到叹息。19世纪的许多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就产生于法国大革命后的这些沙龙里。
　　（摘自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启蒙到大革命：理性与激情》 作者：[美]R.R.帕尔默 等 译者：陈敦全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