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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创立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莫斯科中山大学为国共两党培养了很多政治干部。《国际评论》作为莫斯科中山大学内部第一本中文周刊,为中国学生了解当时国际大事以及共产国际的相关政策提供了很大帮助。解读这本刊物内众多文章,提炼其中关于中国革命的观点,可管窥1926-1927年期间中国革命形势的走向以及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从侧面了解共产国际眼中的中国革命。
[关键词]共产国际;中国革命;莫斯科中山大学;国际评论
[中图分类号]D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0)09-0021-04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由共产国际倡议创办的为中国革命、国共两党培养政治干部的一所大学。《国际评论》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国际评论社编译出版的中文周刊,于1926年9月创刊,1927年6月停刊,共出版正刊35期,特刊3期。《国际评论》存在时期正是中国大革命时期,英美帝国主义的咄咄逼人,地方军阀的割据,国、共两党的合作等等都是共产国际关注的焦点。当然,共产国际(或苏联)有关方面对中国革命的关注,不仅仅只是停留在革命事实的粗浅解读之上,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苏联的经验进行比较研究,尽管可能存在偏颇,但是仍具有借鉴意义。其中有几个主要问题,是共产国际一向关注与思考的。
一、帝国主义、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
(一)帝国主义干涉中国事务是“一种阴谋”。《国际评论》的《国际一周》栏目对1926年至1927年之间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争夺以及相关手段有比较深入的认识,其中主要是针对英国的分析。中国北伐战争未正式打响之前,当时广东地区各派势力已蠢蠢欲动。英国帝国主义看到革命势力见长,于是单独出兵广东,炮轰平民。《国际评论》认为:“这种残酷的行动不仅仅是向中国人民示威,而且是一种阴谋,想借口说中国秩序不安宁而让帝国主义者来干涉中国。”然而,鉴于国际形势的复杂与自身力量的有限,英国难以独占中国,想联合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干涉中国事务,而这其中,日本与意大利是最有可能的帮手。但是随着历史的推动,1926年左右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已经不像从前,可以用大屠杀及军队来解决”,于是各帝国主义仍利用地方军阀,分化社会阶级,拉拢反动力量,依靠他们镇压中国革命与扩大势力范围。共产国际清楚地认识到,帝国主义之间国际利益的冲突,使得他们不可能组成统一战线,只能在支持反动势力的前提下,各自“占山为王”。这或许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各个击破的可能性。共产国际已经结合当时的国际情况,对各个帝国主义的策略有所分析。在批判帝国主义的同时,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共产党与工人阶级对中国革命抱有极大的同情之心,极力反对本国势力入侵中国。这点,共产国际同样予以充分肯定。
(二)共产国际(苏联)与帝国主义在中国革命中利用与对抗并存。共产国际或者说苏联方面所关注的中国革命并非仅限于其对于解放中国民众的意义,而是革命对于苏联本国革命发展、国家壮大的战略意义。《国际评论》认为:“帮助中国革命唯一的国际力量,只有共产国际。”鉴于成功反抗帝国主义的历史,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革命上对苏联造成的压迫,苏联方面也是心知肚明,并对其中的矛盾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帝国主义在中国利用反动军阀的倒外性,压迫劳动群众,镇压革命,实行白色恐怖,进而夺取大权。这一切都与苏联无产阶级政权成立之前的经历如出一辙。于是,中国必然成为保卫苏联的前沿阵地。一旦中国革命失守,社会主义阵营被分化,帝国主义必将入侵苏联,大举破坏苏联已有的成果。但“拥护为世界革命中心的苏联”(列宁语),不排除在关键时刻牺牲中国的利益与帝国主义国家妥协而保全苏联。在分析张作霖时,苏联方面便认为“在远东张作霖时常出而挑战,侵占中东路,屡次使我们的苏联忍无可忍。但是由于我们在中国的正当政策,和日本的关系逐见改善,张作霖去对付广东北伐革命军胜利的进攻,在去年苏联在远东就得到和平的保障”。而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帮助,也引发了英帝国主义的非难。苏联认识到与中国的密切关系,必然使苏联自身也成为帝国主义的攻击对象。在《国际评论》的众多文章中就体现出这种心态。“苏联政府和平的外交政策戳穿了帝国主义的计划,资本主义国家有重大恐慌之时,东方的国家,特别是中国,发展了强大的民族革命运动……这都是英国及各国帝国主义计划,用以分离苏俄,武装的进攻苏俄的表现。”英帝国主义不甘心让苏联独占中国,也积极与当时的广东政府进行接触,企图捣乱苏联与广东的关系。苏联方面却开始害怕“苏联与英国的关系立即便会断绝”。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帝国主义全面入侵中国,必然侵害到苏联的利益。而共产国际(苏联)方面总是在保护本国利益的前提下才可能与帝国主义进行抗争。关键时刻有必要为了保卫苏联而牺牲中国的部分利益。不可否认的是,尽管存在着帝国主义的威胁,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前途仍抱有很大的信心,从不否定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与光明前途。
二、中国革命的具体理论、实践问题
(一)“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进入20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巨变。共产国际各方面从苏联的经验出发,结合当时的国际环境,认为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一种。第二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说“中国革命发生在帝国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及资本制度大恐慌的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到达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国家也在增加。为了满足扩张要求,帝国主义国家对世界其他落后国家的入侵乃至剥削也会愈演愈烈。因此,中国与此前大多数殖民地国家相比,更为突出的特点就是中国并不为某一强国完全占据及剥削,而是帝国主义在其内部“各立山头”。这也使得中国革命除了要反封建还要反帝国主义,其性质与革命任务更加复杂与艰巨。“中国革命的民族特质就是把将从帝国主义及封建遗迹解放出来两种任务并合起来了。”中国革命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事情,也是世界人民的事情,这一点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承认。鉴于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的现实任务,并结合列宁的理论,共产国际认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国际评论》刊登的1926年12月第三国际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论定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前途如下:“中国国民革命,依其特殊的条件而发展,它别于十九世纪西欧各国标本的资产阶级革命,及一九零五年的俄国革命。此特殊的条件中之最主要者,为中国处于隶属于外国帝国主义之半殖民地的地位。其次,中国革命之所以别于过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是在于中国革命发生于世界革命时期,而为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世界运动中之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二)革命的三方力量对比:无产阶级、农民阶级与资产阶级。1.无产阶级要成为革命的领导者。共产国际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已有不少阶级斗争之经验。这些都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人阶级,是一很大的很坚固的力量,可以来联合、组织、指导广大的劳动群众去与外资及其在中国的基础争斗”。2.农民阶级是天然的革命力量。共产国际方面一直积极地推动农民运动,并告诫各国的工人阶级要注意与农民阶级的联合。在分析了当时中国土地问题之中的农家数、土地数量以及地主情况之后,署名为“哈林·布霍”的文章在认定俄国的情况对中国土地问题有着前车之鉴后,认为要联合农民就要打击农民的对立面——地主。对于农民阶级内部的划分以及支持,共产国际方面提出:“我们的原则,始终要帮助贫农,永久站在贫农方面,我们并不因对于地主有纠葛,便害怕起来而不敢得罪地主,只在妥协政策上绕圈子。……总之,苏维埃政府是站在贫农方面的利益!”3.资产阶级已无法独立革命。共产国际已经认识到由于在利益上与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的资产阶级“已不能完成坚决的民主革命的任务,及推倒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使他不能避免与外资妥协,以便镇服摇动其经济及政治利益的群众运动”。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相对薄弱,这便注定了其要牺牲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来与帝国主义妥协。共产国际认为:“在中国现代被剥削的无产阶级的前面,帝国主义与中国本国的资本主义都觉到共同的有力量的敌人,所以在中国资产阶级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争斗中更有中国无产阶级反对外国的与中国的资产阶级争斗。”但是共产国际在此时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没有将中国资产阶级的内部结构进行解析,没有认识到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根本性区别。在后来的理论指导之中,共产国际将具有一定革命性的民族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混为一谈,一并成为无产阶级打击的对象。
(三)中国革命的阶段论——坚持无产阶级独立与不放弃资产阶级左派。共产国际内部关于中国革命阶段的争论是相当多的。米夫根据中国各个阶级的革命性不同以及力量对比,将中国革命分成了三个阶段:“(以前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动力,乃是资产阶级……那时,没有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参加民族解放运动……所以消灭下去。后来当城市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学生(到后来,乡村的)开始在与帝国主义死斗的旗帜下参加运动的时候,当无产阶级——最坚决的最彻底的阶级——出而参加的时候,中国革命运动的第二个时期开始了。社会力量的变换使无产阶级成为先进的领导者,使资产阶级渐渐失其为革命动力的作用。……现在已进到第三时期,已到巩固无产阶级与革命的小资产阶级联合的时期。”可以说,米夫的分析具有一定的道理。事实上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的妥协注定了最后他们要丢失领导权,无法领导中国人民获得真正的民族解放。而在第一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看来,“中国革命的将来发展中,最重大的问题是要看大资产阶级的能不能使无产阶级孤立,使大部分小资产阶级离开他。”这点对大资产阶级的分析还是有道理的。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有蜕变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趋势,这是无可置疑的。但是他认为中国革命在划分阶段的时候,首要任务与前途就是要转变成为非资本主义的革命,却忘记了反对帝国主义是第一任务。因此他的观点也遭到了苏联党内多数派的反对。《国际评论》最后出了一期特刊,对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重要文件进行了全文转载。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这篇文章中极力为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作辩护。他总结了中国革命主要有两个阶段:第一,“当国民革命军迫近长江,节节胜利,而工人和农民的强大运动还来不及展开的时候,民族资产阶级(不是买办)是和革命一道前进的。这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第二,“蒋介石的政变表明革命已进入其发展的第二阶段,已开始从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转变为千百万工农群众的革命,转变为土地革命,这个革命将加强和扩大反帝国主义、反土豪劣绅和封建地主、反军阀和蒋介石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他认为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不懂得中国革命的性质和所处的阶段,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因此对联共(布)中央对华政策的批判是毫无根据的。至此,一直到斯大林在1927年5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上再次阐述这一思想时,多数派的意见已经在共产国际内部占据了领导性的地位。这也直接导致了中国革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三次“左”倾错误。
三、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
(一)共产党“应该为国民党打下一个革命的基础”。鉴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性质、任务乃至阶段的认识,他们的政策直接影响到了对待国共两党的态度问题上。尽管在所有的论断之中,所有人都主张要坚持无产阶级的独立地位,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独立地位。但是在对待国共合作时,却总是让共产党在多方面对国民党做出退让。共产国际的很多政策都偏向国民党,对国民党抱有幻想,以至于1927年国民革命军占领上海之后,苏联人民也不忘高呼“中国国民党万岁!”的口号。
1927年4月5日,汪精卫和陈独秀在上海发表联合宣言。该宣言极力掩盖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活动,声称国民党绝无驱逐共产党的行为,也表示中国共产党也不会打倒自己的友党国民党。《国际评论》高度评价了这个宣言:“外国帝国主义失望的就是汪精卫和中国共产党书记陈独秀共同签名发表的宣言,在宣言中特别指出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任务,不是完成他最后的目的而是同国民党合作达到国民革命胜利为必要条件的;同时在国民党一方面也劝告自己的党员忠实的与共产党员合作,因此中国革命的仇敌者都应当知道国民党是一个统一的反帝国主义的有机体,它可以打断一切和这个或那个资产阶级集团的妥协。”但历史证明,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个宣言使得中国共产党解除了思想的武装,放松了对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警惕。
马丁诺夫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出,要实现农村革命的胜利,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中国的共产党,应该发展工农的运动,并且依赖于这运动,应该为国民党打下一个革命的基础,应该参加国民政府,巩固它在军队中的地位,在中国占领各种领导的地位。”继而,他还批评共产国际内部的反对派,认为“他们不相信中国的无产阶级能在革命的中间夺到领导地位,能把国民党变成工农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专政的工具,他们也不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在政府的中间得到势力”。从此可以看出,共产国际一部分人的观点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大到足以坚持自己的独立地位,也有能力将国民党左派“赤化”。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坚决反对中共退出国民党,损害国共合作。正如《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中所说:“共产党离开国民党的观念,是错误的。中国革命的整个发展过程,它的性质及其前途,均需要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并加紧在其中的工作。”
(二)共产党要抓牢国民党左派。即便是在蒋介石背叛革命之后,共产国际还是认为“因为目前在中国只有一个有权力的国民党,这便是一个许多阶级的联合,而且这些阶级的冲突现在正在天天加剧”,共产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联合各阶级,积极参与国民政府,不能使统一的联合战线受到破坏。布哈林也批评了拉狄克要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建议,认为“应为拥护国民党而争斗,所有的力量都应当用来保证国民党内部中心的左倾,这就是由现在中国事变所产生的最正确的策略”。共产国际对蒋介石政变的定性是:“右派国民党的暴动,是大资产阶级反对国民党及国民党内的左派的暴动。”因此,共产国际认为蒋介石所代表的右派与国民党左派有着本质的区别。布哈林也认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大多数分子还是左派的,武汉政府还是“左派联合”的政府,因为冯玉祥的军队还没有参加反对共产党的战争。所以在中国国内“四一二”政变之后,共产国际仍然没有放弃国民党,只是转变了策略。
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中说道:“在国民党内孤立右派并为了革命目的而利用右派的政策,已不能适应革命的新任务了……把国家全部政权集中于革命的国民党、没有右派分子的国民党、作为左派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联盟的国民党手中的政策。”“反对派认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不适当的。因此反对派认为共产党最好退出国民党。但是现在,当整个帝国主义匪帮及其一切走狗要求把共产党人赶出国民党的时候,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退出战场,抛弃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同盟者,使革命的敌人称快。”斯大林进而给出了自己的理由,第一,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进行工作是阶级斗争本质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加以不断的工作,以巩固和扩张共产党的组织和它在群众中的影响——是实现无产阶级独立政治路线的组织上的先决条件。”第二,共产党在当下不退出国民党是现实的需要,因为“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使国民党右派霸据国民党,这就是对资产阶级绝大的让步,因为国民党内小资产阶级群众,和其余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一样,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不可免的转入国民党内资产阶级分子的影响下”。斯大林的思路是,共产国际要求共产党坚持党内合作的政策是一贯正确的,虽然其间蒋介石背叛了革命,但是国民党内部还有“革命的”左派可以利用。当然,他所指的一定是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他肯定没有想到,中国革命的形势急转直下,之后的“宁汉合流”给了他一个大大的耳光。
四、结语
20世纪20年代中期,托洛茨基在苏联以及共产国际影响很广,其理论自成体系,追随他的人不在少数。原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也在其中。托洛茨基也成为斯大林的有力竞争对手。后来被称为并遭到批判的“托派分子”与苏联党内大多数派在如何诠释列宁主义以及如何发展苏联的世界革命战略等一系列问题上都存在矛盾,因为他们都拿起列宁的理论作为攻击对方的武器,但是结论却大相径庭。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国际评论》上发表的各方论调,都在一定程度体现了当时苏联党内对中国革命的代表性看法。从《国际评论》仅仅存在了一年多的时间以及后期所刊登的中国革命问题文章的论调来看,苏联党内一场腥风血雨已是在所难免。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国际评论》原本意在向中国学生、尤其是那些外文基础不好的中国学生,介绍世界各地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斗争情况。因为此前共产国际与苏联共产党所分析的国际问题与情形,都是由俄文或者德、法、英文所发表,很少有中文。目前没有更多的资料显示该周刊的主创人员构成与其内部具体的组织构成,这对解读其中文章增加了难度。但其发刊词中提到“当这现代中国革命潮流正在高涨的时候,我们能够离开革命战线,而到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苏联首都莫斯科……”,从这样的口吻看出,编撰者应以中国学生为主。就算主创为中国学生,但随着共产国际所定义的“反动派”逐步被驱逐出莫斯科中山大学,驱逐出苏联的权力圈,身处“赤都”莫斯科之中,又在对国家政治理论极为敏感的大学课堂边的《国际评论》就难免成为当权者的话语阵地。虽然仅仅存在了一年,但是《国际评论》上的文章着实能够反映共产国际在20世纪20年代时期对中国革命的错误影响。特别是特刊中提到的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著名的“三阶段论”,实在可以说是中共领导人在当时犯下“左”倾盲动错误的主要诱因。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毛泽东的评价是:两头好,中间差。而《国际评论》的创立到停办,恰巧吻合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由好转差的时间段。
参考文献:
本文所引文献皆出自莫斯科中山大学《国际评论》。
作者系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晏蔚青
[关键词]共产国际;中国革命;莫斯科中山大学;国际评论
[中图分类号]D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0)09-0021-04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由共产国际倡议创办的为中国革命、国共两党培养政治干部的一所大学。《国际评论》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国际评论社编译出版的中文周刊,于1926年9月创刊,1927年6月停刊,共出版正刊35期,特刊3期。《国际评论》存在时期正是中国大革命时期,英美帝国主义的咄咄逼人,地方军阀的割据,国、共两党的合作等等都是共产国际关注的焦点。当然,共产国际(或苏联)有关方面对中国革命的关注,不仅仅只是停留在革命事实的粗浅解读之上,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苏联的经验进行比较研究,尽管可能存在偏颇,但是仍具有借鉴意义。其中有几个主要问题,是共产国际一向关注与思考的。
一、帝国主义、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
(一)帝国主义干涉中国事务是“一种阴谋”。《国际评论》的《国际一周》栏目对1926年至1927年之间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争夺以及相关手段有比较深入的认识,其中主要是针对英国的分析。中国北伐战争未正式打响之前,当时广东地区各派势力已蠢蠢欲动。英国帝国主义看到革命势力见长,于是单独出兵广东,炮轰平民。《国际评论》认为:“这种残酷的行动不仅仅是向中国人民示威,而且是一种阴谋,想借口说中国秩序不安宁而让帝国主义者来干涉中国。”然而,鉴于国际形势的复杂与自身力量的有限,英国难以独占中国,想联合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干涉中国事务,而这其中,日本与意大利是最有可能的帮手。但是随着历史的推动,1926年左右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已经不像从前,可以用大屠杀及军队来解决”,于是各帝国主义仍利用地方军阀,分化社会阶级,拉拢反动力量,依靠他们镇压中国革命与扩大势力范围。共产国际清楚地认识到,帝国主义之间国际利益的冲突,使得他们不可能组成统一战线,只能在支持反动势力的前提下,各自“占山为王”。这或许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各个击破的可能性。共产国际已经结合当时的国际情况,对各个帝国主义的策略有所分析。在批判帝国主义的同时,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共产党与工人阶级对中国革命抱有极大的同情之心,极力反对本国势力入侵中国。这点,共产国际同样予以充分肯定。
(二)共产国际(苏联)与帝国主义在中国革命中利用与对抗并存。共产国际或者说苏联方面所关注的中国革命并非仅限于其对于解放中国民众的意义,而是革命对于苏联本国革命发展、国家壮大的战略意义。《国际评论》认为:“帮助中国革命唯一的国际力量,只有共产国际。”鉴于成功反抗帝国主义的历史,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革命上对苏联造成的压迫,苏联方面也是心知肚明,并对其中的矛盾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帝国主义在中国利用反动军阀的倒外性,压迫劳动群众,镇压革命,实行白色恐怖,进而夺取大权。这一切都与苏联无产阶级政权成立之前的经历如出一辙。于是,中国必然成为保卫苏联的前沿阵地。一旦中国革命失守,社会主义阵营被分化,帝国主义必将入侵苏联,大举破坏苏联已有的成果。但“拥护为世界革命中心的苏联”(列宁语),不排除在关键时刻牺牲中国的利益与帝国主义国家妥协而保全苏联。在分析张作霖时,苏联方面便认为“在远东张作霖时常出而挑战,侵占中东路,屡次使我们的苏联忍无可忍。但是由于我们在中国的正当政策,和日本的关系逐见改善,张作霖去对付广东北伐革命军胜利的进攻,在去年苏联在远东就得到和平的保障”。而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帮助,也引发了英帝国主义的非难。苏联认识到与中国的密切关系,必然使苏联自身也成为帝国主义的攻击对象。在《国际评论》的众多文章中就体现出这种心态。“苏联政府和平的外交政策戳穿了帝国主义的计划,资本主义国家有重大恐慌之时,东方的国家,特别是中国,发展了强大的民族革命运动……这都是英国及各国帝国主义计划,用以分离苏俄,武装的进攻苏俄的表现。”英帝国主义不甘心让苏联独占中国,也积极与当时的广东政府进行接触,企图捣乱苏联与广东的关系。苏联方面却开始害怕“苏联与英国的关系立即便会断绝”。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帝国主义全面入侵中国,必然侵害到苏联的利益。而共产国际(苏联)方面总是在保护本国利益的前提下才可能与帝国主义进行抗争。关键时刻有必要为了保卫苏联而牺牲中国的部分利益。不可否认的是,尽管存在着帝国主义的威胁,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前途仍抱有很大的信心,从不否定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与光明前途。
二、中国革命的具体理论、实践问题
(一)“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进入20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巨变。共产国际各方面从苏联的经验出发,结合当时的国际环境,认为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一种。第二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说“中国革命发生在帝国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及资本制度大恐慌的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到达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国家也在增加。为了满足扩张要求,帝国主义国家对世界其他落后国家的入侵乃至剥削也会愈演愈烈。因此,中国与此前大多数殖民地国家相比,更为突出的特点就是中国并不为某一强国完全占据及剥削,而是帝国主义在其内部“各立山头”。这也使得中国革命除了要反封建还要反帝国主义,其性质与革命任务更加复杂与艰巨。“中国革命的民族特质就是把将从帝国主义及封建遗迹解放出来两种任务并合起来了。”中国革命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事情,也是世界人民的事情,这一点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承认。鉴于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的现实任务,并结合列宁的理论,共产国际认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国际评论》刊登的1926年12月第三国际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论定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前途如下:“中国国民革命,依其特殊的条件而发展,它别于十九世纪西欧各国标本的资产阶级革命,及一九零五年的俄国革命。此特殊的条件中之最主要者,为中国处于隶属于外国帝国主义之半殖民地的地位。其次,中国革命之所以别于过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是在于中国革命发生于世界革命时期,而为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世界运动中之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二)革命的三方力量对比:无产阶级、农民阶级与资产阶级。1.无产阶级要成为革命的领导者。共产国际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已有不少阶级斗争之经验。这些都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人阶级,是一很大的很坚固的力量,可以来联合、组织、指导广大的劳动群众去与外资及其在中国的基础争斗”。2.农民阶级是天然的革命力量。共产国际方面一直积极地推动农民运动,并告诫各国的工人阶级要注意与农民阶级的联合。在分析了当时中国土地问题之中的农家数、土地数量以及地主情况之后,署名为“哈林·布霍”的文章在认定俄国的情况对中国土地问题有着前车之鉴后,认为要联合农民就要打击农民的对立面——地主。对于农民阶级内部的划分以及支持,共产国际方面提出:“我们的原则,始终要帮助贫农,永久站在贫农方面,我们并不因对于地主有纠葛,便害怕起来而不敢得罪地主,只在妥协政策上绕圈子。……总之,苏维埃政府是站在贫农方面的利益!”3.资产阶级已无法独立革命。共产国际已经认识到由于在利益上与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的资产阶级“已不能完成坚决的民主革命的任务,及推倒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使他不能避免与外资妥协,以便镇服摇动其经济及政治利益的群众运动”。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相对薄弱,这便注定了其要牺牲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来与帝国主义妥协。共产国际认为:“在中国现代被剥削的无产阶级的前面,帝国主义与中国本国的资本主义都觉到共同的有力量的敌人,所以在中国资产阶级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争斗中更有中国无产阶级反对外国的与中国的资产阶级争斗。”但是共产国际在此时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没有将中国资产阶级的内部结构进行解析,没有认识到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根本性区别。在后来的理论指导之中,共产国际将具有一定革命性的民族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混为一谈,一并成为无产阶级打击的对象。
(三)中国革命的阶段论——坚持无产阶级独立与不放弃资产阶级左派。共产国际内部关于中国革命阶段的争论是相当多的。米夫根据中国各个阶级的革命性不同以及力量对比,将中国革命分成了三个阶段:“(以前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动力,乃是资产阶级……那时,没有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参加民族解放运动……所以消灭下去。后来当城市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学生(到后来,乡村的)开始在与帝国主义死斗的旗帜下参加运动的时候,当无产阶级——最坚决的最彻底的阶级——出而参加的时候,中国革命运动的第二个时期开始了。社会力量的变换使无产阶级成为先进的领导者,使资产阶级渐渐失其为革命动力的作用。……现在已进到第三时期,已到巩固无产阶级与革命的小资产阶级联合的时期。”可以说,米夫的分析具有一定的道理。事实上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的妥协注定了最后他们要丢失领导权,无法领导中国人民获得真正的民族解放。而在第一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看来,“中国革命的将来发展中,最重大的问题是要看大资产阶级的能不能使无产阶级孤立,使大部分小资产阶级离开他。”这点对大资产阶级的分析还是有道理的。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有蜕变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趋势,这是无可置疑的。但是他认为中国革命在划分阶段的时候,首要任务与前途就是要转变成为非资本主义的革命,却忘记了反对帝国主义是第一任务。因此他的观点也遭到了苏联党内多数派的反对。《国际评论》最后出了一期特刊,对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重要文件进行了全文转载。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这篇文章中极力为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作辩护。他总结了中国革命主要有两个阶段:第一,“当国民革命军迫近长江,节节胜利,而工人和农民的强大运动还来不及展开的时候,民族资产阶级(不是买办)是和革命一道前进的。这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第二,“蒋介石的政变表明革命已进入其发展的第二阶段,已开始从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转变为千百万工农群众的革命,转变为土地革命,这个革命将加强和扩大反帝国主义、反土豪劣绅和封建地主、反军阀和蒋介石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他认为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不懂得中国革命的性质和所处的阶段,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因此对联共(布)中央对华政策的批判是毫无根据的。至此,一直到斯大林在1927年5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上再次阐述这一思想时,多数派的意见已经在共产国际内部占据了领导性的地位。这也直接导致了中国革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三次“左”倾错误。
三、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
(一)共产党“应该为国民党打下一个革命的基础”。鉴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性质、任务乃至阶段的认识,他们的政策直接影响到了对待国共两党的态度问题上。尽管在所有的论断之中,所有人都主张要坚持无产阶级的独立地位,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独立地位。但是在对待国共合作时,却总是让共产党在多方面对国民党做出退让。共产国际的很多政策都偏向国民党,对国民党抱有幻想,以至于1927年国民革命军占领上海之后,苏联人民也不忘高呼“中国国民党万岁!”的口号。
1927年4月5日,汪精卫和陈独秀在上海发表联合宣言。该宣言极力掩盖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活动,声称国民党绝无驱逐共产党的行为,也表示中国共产党也不会打倒自己的友党国民党。《国际评论》高度评价了这个宣言:“外国帝国主义失望的就是汪精卫和中国共产党书记陈独秀共同签名发表的宣言,在宣言中特别指出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任务,不是完成他最后的目的而是同国民党合作达到国民革命胜利为必要条件的;同时在国民党一方面也劝告自己的党员忠实的与共产党员合作,因此中国革命的仇敌者都应当知道国民党是一个统一的反帝国主义的有机体,它可以打断一切和这个或那个资产阶级集团的妥协。”但历史证明,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个宣言使得中国共产党解除了思想的武装,放松了对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警惕。
马丁诺夫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出,要实现农村革命的胜利,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中国的共产党,应该发展工农的运动,并且依赖于这运动,应该为国民党打下一个革命的基础,应该参加国民政府,巩固它在军队中的地位,在中国占领各种领导的地位。”继而,他还批评共产国际内部的反对派,认为“他们不相信中国的无产阶级能在革命的中间夺到领导地位,能把国民党变成工农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专政的工具,他们也不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在政府的中间得到势力”。从此可以看出,共产国际一部分人的观点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大到足以坚持自己的独立地位,也有能力将国民党左派“赤化”。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坚决反对中共退出国民党,损害国共合作。正如《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中所说:“共产党离开国民党的观念,是错误的。中国革命的整个发展过程,它的性质及其前途,均需要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并加紧在其中的工作。”
(二)共产党要抓牢国民党左派。即便是在蒋介石背叛革命之后,共产国际还是认为“因为目前在中国只有一个有权力的国民党,这便是一个许多阶级的联合,而且这些阶级的冲突现在正在天天加剧”,共产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联合各阶级,积极参与国民政府,不能使统一的联合战线受到破坏。布哈林也批评了拉狄克要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建议,认为“应为拥护国民党而争斗,所有的力量都应当用来保证国民党内部中心的左倾,这就是由现在中国事变所产生的最正确的策略”。共产国际对蒋介石政变的定性是:“右派国民党的暴动,是大资产阶级反对国民党及国民党内的左派的暴动。”因此,共产国际认为蒋介石所代表的右派与国民党左派有着本质的区别。布哈林也认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大多数分子还是左派的,武汉政府还是“左派联合”的政府,因为冯玉祥的军队还没有参加反对共产党的战争。所以在中国国内“四一二”政变之后,共产国际仍然没有放弃国民党,只是转变了策略。
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中说道:“在国民党内孤立右派并为了革命目的而利用右派的政策,已不能适应革命的新任务了……把国家全部政权集中于革命的国民党、没有右派分子的国民党、作为左派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联盟的国民党手中的政策。”“反对派认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不适当的。因此反对派认为共产党最好退出国民党。但是现在,当整个帝国主义匪帮及其一切走狗要求把共产党人赶出国民党的时候,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退出战场,抛弃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同盟者,使革命的敌人称快。”斯大林进而给出了自己的理由,第一,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进行工作是阶级斗争本质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加以不断的工作,以巩固和扩张共产党的组织和它在群众中的影响——是实现无产阶级独立政治路线的组织上的先决条件。”第二,共产党在当下不退出国民党是现实的需要,因为“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使国民党右派霸据国民党,这就是对资产阶级绝大的让步,因为国民党内小资产阶级群众,和其余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一样,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不可免的转入国民党内资产阶级分子的影响下”。斯大林的思路是,共产国际要求共产党坚持党内合作的政策是一贯正确的,虽然其间蒋介石背叛了革命,但是国民党内部还有“革命的”左派可以利用。当然,他所指的一定是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他肯定没有想到,中国革命的形势急转直下,之后的“宁汉合流”给了他一个大大的耳光。
四、结语
20世纪20年代中期,托洛茨基在苏联以及共产国际影响很广,其理论自成体系,追随他的人不在少数。原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也在其中。托洛茨基也成为斯大林的有力竞争对手。后来被称为并遭到批判的“托派分子”与苏联党内大多数派在如何诠释列宁主义以及如何发展苏联的世界革命战略等一系列问题上都存在矛盾,因为他们都拿起列宁的理论作为攻击对方的武器,但是结论却大相径庭。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国际评论》上发表的各方论调,都在一定程度体现了当时苏联党内对中国革命的代表性看法。从《国际评论》仅仅存在了一年多的时间以及后期所刊登的中国革命问题文章的论调来看,苏联党内一场腥风血雨已是在所难免。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国际评论》原本意在向中国学生、尤其是那些外文基础不好的中国学生,介绍世界各地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斗争情况。因为此前共产国际与苏联共产党所分析的国际问题与情形,都是由俄文或者德、法、英文所发表,很少有中文。目前没有更多的资料显示该周刊的主创人员构成与其内部具体的组织构成,这对解读其中文章增加了难度。但其发刊词中提到“当这现代中国革命潮流正在高涨的时候,我们能够离开革命战线,而到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苏联首都莫斯科……”,从这样的口吻看出,编撰者应以中国学生为主。就算主创为中国学生,但随着共产国际所定义的“反动派”逐步被驱逐出莫斯科中山大学,驱逐出苏联的权力圈,身处“赤都”莫斯科之中,又在对国家政治理论极为敏感的大学课堂边的《国际评论》就难免成为当权者的话语阵地。虽然仅仅存在了一年,但是《国际评论》上的文章着实能够反映共产国际在20世纪20年代时期对中国革命的错误影响。特别是特刊中提到的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著名的“三阶段论”,实在可以说是中共领导人在当时犯下“左”倾盲动错误的主要诱因。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毛泽东的评价是:两头好,中间差。而《国际评论》的创立到停办,恰巧吻合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由好转差的时间段。
参考文献:
本文所引文献皆出自莫斯科中山大学《国际评论》。
作者系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晏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