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初识周祺，是在季风书园举办的《上海杂货铺》新书推介会（图1）上，这个干净利落的上海小姑娘乍一看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参加推介会的有几十个人，多半是上海本地人亦或是有城市生活经验的人，虽不算多，却是我参加过类似活动中互动性最好的一次。周祺讲述着她的采访经历，虽然是一些琐碎的故事，但从其专注的眼神、语气中，每个人都能从其描述中看到画面——一种结合了自己相似生活经验的画面。在这些人中，谁的小时候没听过弹棉花、爆米花、磨剪子的人走街串巷的叫卖声？谁没有在元宵节的晚上拉过一只兔子灯呢？周祺的吸引力，正在于她从大量实地调查中获取的鲜活材料以及她个人有趣的讲述方式。
一
在上海“老城厢”，杂货铺是供应日用品相对集中、便利的地方。周祺从小居住在位于凤阳路上的石库门房子里，从可以走路开始，父母就让她去杂货铺打酱油，也使得她对家门口的老虎灶、烟纸店、电话亭和文具店早早地熟门熟路，并在以后的生活中养成了逛杂货店的爱好。
作为“80后”的周祺因喜爱画画，于2002年考入上海工艺美术学校。美院的老师们注重学生们手绘和基础设计能力，素描老师也带学生们画速写，这一时期的学习为周祺吸收艺术和实践的综合养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结束美校的学习，周祺进入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学习广告摄影专业，进一步接受专业训练。实习期间，她进入《艺术与设计》出版联盟做编辑助理，在工作中她了解到年轻一代设计师的现状：相较过去，他们多标新立异，追求工作效率和精神享受，且具备更开阔的视野和信息交流能力，但缺乏的是对周遭事物的感知和关注。着眼于此，周祺立志要成为一个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设计师”，将本土文化与自身生活连接起来。她所理解的“广告”不仅是为了传播消费品牌、作为商业用途，还是传播自身价值观的一种途径。这一理念也运用到了她现在所从事的出版工作之中。
于2008年毕业的周祺一开始并没有找到特别想去上班的地方，迫于家庭的压力做了网络编辑，后来又到广告公司做制片（producer）。对这样的工作形态并不满意的她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给媒体写稿，并由此认识了现在导师姜庆共。
姜庆共老师是改革开放后，上海最早的平面设计师和自由职业者之一。2005年开始，他的兴趣从商业平面设计转向上海本土文化研究，开始收集与上海文化、生活和艺术现状相关的文献、杂志、杂货及国货资料，并策划、出版相关书籍。2005年，他出版了《上海潮流店家》。周祺在认识姜庆共老师后，对他所做的事情有很大的兴趣，他们会讨论上海本土文化，也沟通出版选题。姜庆共对待不同的选题会寻找合适的人来做，但他要求全职投入。因为以往的生活经历，周祺对本土文化及其中的设计元素很感兴趣，同时也有改变当时工作的意愿。我采访姜庆共老师时，他还提到，他想要找一个既会速写又能摄影的人来做杂货的选题，在摄影之外以绘画现场记录手艺人的工作状态，而周祺恰好有这个能力。
2011年，周祺选择辞职，在此之前，她对自己的将来感到迷茫，虽然对工作毫无怨言，却也没觉得进步。但如果辞职，仅仅作为媒体撰稿人并不是她最满意的职业状态。与姜庆共的结识，使她最终将自由撰稿人、出版自己喜欢的选题作为人生方向。
二
辞职后的周祺作为姜庆共的助理，协助他收集选题材料。他们的工作方式是在一段时间内将大部分精力集中在某个选题上，如果遇到其他相关选题，则会附带收集。在开始的时候，周祺主攻的选题是上海国货。
2012年的“新地开心阅读·第四届年轻作家创作比赛“给周祺提供了另一个契机。这是由香港三联书店主办，旨在给35岁以下从未出版过任何著作的年轻作者提供创作和出版自己作品的机会的活动。该活动首先要求参赛者提供全部书稿的10%参加初审，周祺发现要在截稿期之前完成比赛要求，杂货铺的材料相对容易搜集，于是她将创作重点转向上海的杂货铺。
2012年12月，周祺与其他23名年轻作者的作品一起通过初赛，下一步要完成书稿超过一半的内容。她的指导老师是陈丹燕，陈老师会不定期地与周祺见面，了解她的写作方向与进度，并给出内容结构和文字细节方面的建议。虽然周祺的稿件没有在最终决赛胜出，但这并没有改变她完成书稿的计划。
从2006年起，姜庆共已经收集了选题所需一小部分的杂货。周祺在全面接手这本书的创作后，在2012-2013年间集中收集杂货、积累素材，确定写作的主题为杂货与手艺人，并逐步摸索出了一套工作方法：1、逛杂货店，了解当地人的生活；2、寻找、走访手艺人，同时关注各地方小报或者新闻电视上宣传的相关内容；3、取得手艺人的同意，采访、录音、拍摄照片和视频、画速写；4、整理照片、录音、文字以及速写图片；5、编辑与排版。
上海中心城区的杂货铺已经越来越少，自己动手制作杂货的手艺人则更加难找，为了找到采访对象，周祺选择了上海周边乡镇，前后采访了近三十个手艺人（图2），以购买杂货的方式与他们交朋友，努力听懂口音很重的奉贤话、嘉定话、崇明话，向每位手艺人提出至少三十个问题，拍摄、记录他们的制作过程。两年里，周祺累计了六万字的采访记录和大量的影像资料以及四本速写。
周祺走访的第一个手艺人是朱家角的朱师傅，他是做竹编的，自己开店卖篮子等杂货。朱家角是上海的旅游点，沿街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店铺门面，这也是当今不少手艺人的生存模式，借助游客较多的场地售卖货物。也有一些手艺人住在偏僻的地方，他们往往出工的时间都很早，周祺为了采访他们就要起得更早，从浦东南边赶到其他郊区。还有的问题就是手艺人年纪大了，只会说本地话，听力也不好，和他们交流很吃力。而且周祺虽然喜欢逛杂货店，却不了解手艺制作方面的知识，所以在早期采访时中几乎听不明白手艺人所讲的内容，更谈不上记录了。慢慢地去的次数多了，看他们边说边做，有时候还找当地的年轻人翻译，周祺逐渐听懂了他们的话，她也从门外汉到对各类手艺都颇有了解。
周祺采访的这些手艺人中最年轻的五十岁，最大的九十多岁，在熟悉之后，他们往往把周祺当做儿孙辈，乐意接受她的采访，向她毫无保留地展示杂货制作的过程和要点，且任由周祺摄影摄像。周祺曾经一大早赶到青浦的一个竹编师傅家里，跟随他采买竹子，从原材料开始了解整个工艺的工作流程。不过其中也有特例，比如在舟山路制作铁锅的陶师傅就非常的低调和谨慎（图3）。周祺最初找到他时，他并不愿意接受采访，尤其是摄像，周祺只好使出拿手绝活——画速写，她的速写生动形象，寥寥几笔就勾勒出陶师傅的神态与工作状态，慢慢地陶师傅解除了戒心，向周祺介绍了铁锅的制作方法以及他的独门特色。
周祺说这些手艺人都不希望子女继承手艺，而是期望他们去读书、工作。因为太辛苦，许多子女也不支持年事已高的父母再做手艺，更有一些羞于介绍父母的职业。目前还有没有停手的老人们，有的是因为习惯了劳作，停下来反而不适应；有的则是因为劳保太低，需要靠手艺赚钱补贴家用。
采访了很多手艺人，获得了大量口述材料，也接触了不少相关实物与资料，周祺渐渐地从她搜集的资料里看出了一点名堂。上海的手工业是1949年后全国手工业发展的缩影，上海又有着独特地理和经济位置，既包含了农村、郊区，又有当时远东最为发达的城市，周祺调查的手工业者的生活轨迹遍布整个上海，他们的经历反映出的乡村、城区民众的生活形态也是反映上海社会生活的第一手材料。
《上海杂货铺》（图4）最终由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属于城市行走系列之一，姜庆共是总策划之一。这一系列所用的开本都比较小，与《上海潮流店家》、《上海里弄文化地图——石库门》一样都是口袋本，目的是让读者能揣在兜里携带阅读，同步了解上海这个城市。在书中，周祺将所拍的杂货按价格高低排列，又按竹、木、草、铁、布五种类别选取了十位手艺人的口述材料。从这些讲述和杂货照片中，我们不仅可以读到手工业的现状与趋势、手艺制作的技巧，还可以读到上海手工业的发展历史。这些手艺人的话里并没有什么大道理，只是述说着自己的生平、手艺的窍门和本地的风俗，从这些质朴的文字里读者可以读出历史环境下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味道。
除此之外，周祺的速写也是书中亮点，很多日用品下面都有她的画，既是物品使用说明，又是生活一景，如蛋饺勺、蒸格，还有“节约领”（又称假领头）（图5），这是一个80后及更前的上海人才会熟悉的名词，象征着上海人在拮据年代仍然维持着对生活细节的讲究与那点小聪明，周祺用五个人像把这件物品的妙用描绘得宛在眼前（图6）。
三
通过对《上海杂货铺》的编写，周祺对上海本土文化有了大量的理性认识，也积累了丰富的实物材料。在此之后，她策划了多次与上海杂货相关的讲座及展览，以期将离我们生活并不远的杂货及那段历史介绍给更多想要了解上海的人。周祺希望能将劳作带来的乐趣，与更多的人分享，使得手作师傅们所做的产品回归到人们的生活中。
2014年1月，她在徐汇艺术馆以《上海篮子》为名，展出了她在上海各地购买的50个篮子及部分手艺人的口述材料（图7），同时展示了1925年芝加哥费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出版的《中国篮子》一书，前者是挂在藤架上大小方圆形制不一的上海篮子实物，后者则是德裔美籍汉学家伯特霍德 · 劳弗（1874-1934）在中国长江沿岸及以南地区采集的58个篮子（篓、箱）的图片，前者亲切而日常，后者则精致富贵。周祺介绍说，她在上海各地区购买篮子时，曾经遇到的阿姨妈妈们，一眼就看出她手里的篮子是隔壁区域的，因为跨了几条街，篮子的编制手法就有所不同了，而不同的编法有时候还与该地区人的祖籍有关。上海是一个移民城市，不同地方的人往往会带来家乡的风俗与器物，并代代流传。
3月到4月，上海市群众艺术馆展出了收录在《上海杂货铺》中的六十件杂货，吸引了许许多多的观看者。另外，周祺举办了一场讲座分享她收集杂货的日常故事，又请了一位劳技课老师（她跟着手艺人吴师傅学会编篮子，然后在群艺馆现场教授编储物篮）（图8），不过没有一个人能在短时间学会编织。周祺说浦东的一位周师傅想教她竹编，但他对徒弟的要求很高，一个礼拜只去两次远远不够，而周祺也还没有下定真正学习的决心。
其实像这样的手艺濒临失传的情况很多，有些手艺的附加值不高，赚不到钱，年轻人也不愿意学。现在一些手艺有政府非遗项目的支持与保护，鼓励年轻人继承，不过其中的问题也不少。
我第一次采访周祺的时候，问她觉得将来还会有这样的手艺人和手工制品吗？她说出了上海可能还会有很多，但上海地区就越来越少了，手工艺制品的时代过去了，谁也无能为力。最近一次采访，周祺说她读了盐野米松的《留住手艺》，获得的最大的启示是，拯救手工业，最重要的不是研究者、保护者，而是消费者，有需求自然能够存活下来，所以她现在的态度是顺其自然。对于现在政府与业者所采取的不同作业模式，她也在考虑哪个更合适，是手工艺与工业的结合，还是手工业自立门户，师傅带徒弟，亦或是设计师和手工业结合，这些目前只有很少的案例，是否可行要通过实践和时间来检验，可能要几十年后才能看出结果。
周祺和姜庆共选择的出版主题围绕着本土文化层面展开，选题间彼此可以没有联系，杂货铺之后，他们不想再做手工艺，而是扩散到其他领域，比如上海的声音、高度。最近他们在做的是一本讲述汉字字体设计的书。
周祺说，现在虽然是读图时代，但很多人认为书本上字多的是书，图多的是画册。但她认为图片的信息是不少于文字的，所以他们做的读物主要以图为主，这也是今后做书的方向。这个想法最初是姜庆共提出的，在此基础上他们会选择不同的出版社，合作不同的内容。
他们已经出版或将要制作的书都不是非常学术的著作，而是普及性质的读物。他们希望这样的读物可以让对这些领域有兴趣但不具备专业基础的普通读者也能看懂。周祺说，其实国外比如英、法，很多儿童科普读物都是大学的专家写的，他们会转换大众能够接受的语言，但国内像这样由专家写作的大众读物比较少。她在写杂货铺的过程中，了解了许多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同时发现，很多普通读者也有这方面的需求，她想做他们的台阶，成为学术与大众之间的桥梁，让老百姓通过他们的书对上海文化或更多领域产生兴趣。周祺在采访中引用了姜庆共的一句话：“我做的书，其实一开始都是我自己想了解的东西。”
周祺既熟悉上海的本土文化，又接受了现代艺术教育，能够用更加新颖和国际化的眼光来审视、发掘上海文化中被忽略的精彩细节，她的书以通俗的语言与丰富的信息为大众读者服务，同时也能给专业读者带来扎实的内容与新鲜的视角，相信她的出版之路会更加宽广与精彩。
一
在上海“老城厢”，杂货铺是供应日用品相对集中、便利的地方。周祺从小居住在位于凤阳路上的石库门房子里，从可以走路开始，父母就让她去杂货铺打酱油，也使得她对家门口的老虎灶、烟纸店、电话亭和文具店早早地熟门熟路，并在以后的生活中养成了逛杂货店的爱好。
作为“80后”的周祺因喜爱画画，于2002年考入上海工艺美术学校。美院的老师们注重学生们手绘和基础设计能力，素描老师也带学生们画速写，这一时期的学习为周祺吸收艺术和实践的综合养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结束美校的学习，周祺进入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学习广告摄影专业，进一步接受专业训练。实习期间，她进入《艺术与设计》出版联盟做编辑助理，在工作中她了解到年轻一代设计师的现状：相较过去，他们多标新立异，追求工作效率和精神享受，且具备更开阔的视野和信息交流能力，但缺乏的是对周遭事物的感知和关注。着眼于此，周祺立志要成为一个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设计师”，将本土文化与自身生活连接起来。她所理解的“广告”不仅是为了传播消费品牌、作为商业用途，还是传播自身价值观的一种途径。这一理念也运用到了她现在所从事的出版工作之中。
于2008年毕业的周祺一开始并没有找到特别想去上班的地方，迫于家庭的压力做了网络编辑，后来又到广告公司做制片（producer）。对这样的工作形态并不满意的她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给媒体写稿，并由此认识了现在导师姜庆共。
姜庆共老师是改革开放后，上海最早的平面设计师和自由职业者之一。2005年开始，他的兴趣从商业平面设计转向上海本土文化研究，开始收集与上海文化、生活和艺术现状相关的文献、杂志、杂货及国货资料，并策划、出版相关书籍。2005年，他出版了《上海潮流店家》。周祺在认识姜庆共老师后，对他所做的事情有很大的兴趣，他们会讨论上海本土文化，也沟通出版选题。姜庆共对待不同的选题会寻找合适的人来做，但他要求全职投入。因为以往的生活经历，周祺对本土文化及其中的设计元素很感兴趣，同时也有改变当时工作的意愿。我采访姜庆共老师时，他还提到，他想要找一个既会速写又能摄影的人来做杂货的选题，在摄影之外以绘画现场记录手艺人的工作状态，而周祺恰好有这个能力。
2011年，周祺选择辞职，在此之前，她对自己的将来感到迷茫，虽然对工作毫无怨言，却也没觉得进步。但如果辞职，仅仅作为媒体撰稿人并不是她最满意的职业状态。与姜庆共的结识，使她最终将自由撰稿人、出版自己喜欢的选题作为人生方向。
二
辞职后的周祺作为姜庆共的助理，协助他收集选题材料。他们的工作方式是在一段时间内将大部分精力集中在某个选题上，如果遇到其他相关选题，则会附带收集。在开始的时候，周祺主攻的选题是上海国货。
2012年的“新地开心阅读·第四届年轻作家创作比赛“给周祺提供了另一个契机。这是由香港三联书店主办，旨在给35岁以下从未出版过任何著作的年轻作者提供创作和出版自己作品的机会的活动。该活动首先要求参赛者提供全部书稿的10%参加初审，周祺发现要在截稿期之前完成比赛要求，杂货铺的材料相对容易搜集，于是她将创作重点转向上海的杂货铺。
2012年12月，周祺与其他23名年轻作者的作品一起通过初赛，下一步要完成书稿超过一半的内容。她的指导老师是陈丹燕，陈老师会不定期地与周祺见面，了解她的写作方向与进度，并给出内容结构和文字细节方面的建议。虽然周祺的稿件没有在最终决赛胜出，但这并没有改变她完成书稿的计划。
从2006年起，姜庆共已经收集了选题所需一小部分的杂货。周祺在全面接手这本书的创作后，在2012-2013年间集中收集杂货、积累素材，确定写作的主题为杂货与手艺人，并逐步摸索出了一套工作方法：1、逛杂货店，了解当地人的生活；2、寻找、走访手艺人，同时关注各地方小报或者新闻电视上宣传的相关内容；3、取得手艺人的同意，采访、录音、拍摄照片和视频、画速写；4、整理照片、录音、文字以及速写图片；5、编辑与排版。
上海中心城区的杂货铺已经越来越少，自己动手制作杂货的手艺人则更加难找，为了找到采访对象，周祺选择了上海周边乡镇，前后采访了近三十个手艺人（图2），以购买杂货的方式与他们交朋友，努力听懂口音很重的奉贤话、嘉定话、崇明话，向每位手艺人提出至少三十个问题，拍摄、记录他们的制作过程。两年里，周祺累计了六万字的采访记录和大量的影像资料以及四本速写。
周祺走访的第一个手艺人是朱家角的朱师傅，他是做竹编的，自己开店卖篮子等杂货。朱家角是上海的旅游点，沿街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店铺门面，这也是当今不少手艺人的生存模式，借助游客较多的场地售卖货物。也有一些手艺人住在偏僻的地方，他们往往出工的时间都很早，周祺为了采访他们就要起得更早，从浦东南边赶到其他郊区。还有的问题就是手艺人年纪大了，只会说本地话，听力也不好，和他们交流很吃力。而且周祺虽然喜欢逛杂货店，却不了解手艺制作方面的知识，所以在早期采访时中几乎听不明白手艺人所讲的内容，更谈不上记录了。慢慢地去的次数多了，看他们边说边做，有时候还找当地的年轻人翻译，周祺逐渐听懂了他们的话，她也从门外汉到对各类手艺都颇有了解。
周祺采访的这些手艺人中最年轻的五十岁，最大的九十多岁，在熟悉之后，他们往往把周祺当做儿孙辈，乐意接受她的采访，向她毫无保留地展示杂货制作的过程和要点，且任由周祺摄影摄像。周祺曾经一大早赶到青浦的一个竹编师傅家里，跟随他采买竹子，从原材料开始了解整个工艺的工作流程。不过其中也有特例，比如在舟山路制作铁锅的陶师傅就非常的低调和谨慎（图3）。周祺最初找到他时，他并不愿意接受采访，尤其是摄像，周祺只好使出拿手绝活——画速写，她的速写生动形象，寥寥几笔就勾勒出陶师傅的神态与工作状态，慢慢地陶师傅解除了戒心，向周祺介绍了铁锅的制作方法以及他的独门特色。
周祺说这些手艺人都不希望子女继承手艺，而是期望他们去读书、工作。因为太辛苦，许多子女也不支持年事已高的父母再做手艺，更有一些羞于介绍父母的职业。目前还有没有停手的老人们，有的是因为习惯了劳作，停下来反而不适应；有的则是因为劳保太低，需要靠手艺赚钱补贴家用。
采访了很多手艺人，获得了大量口述材料，也接触了不少相关实物与资料，周祺渐渐地从她搜集的资料里看出了一点名堂。上海的手工业是1949年后全国手工业发展的缩影，上海又有着独特地理和经济位置，既包含了农村、郊区，又有当时远东最为发达的城市，周祺调查的手工业者的生活轨迹遍布整个上海，他们的经历反映出的乡村、城区民众的生活形态也是反映上海社会生活的第一手材料。
《上海杂货铺》（图4）最终由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属于城市行走系列之一，姜庆共是总策划之一。这一系列所用的开本都比较小，与《上海潮流店家》、《上海里弄文化地图——石库门》一样都是口袋本，目的是让读者能揣在兜里携带阅读，同步了解上海这个城市。在书中，周祺将所拍的杂货按价格高低排列，又按竹、木、草、铁、布五种类别选取了十位手艺人的口述材料。从这些讲述和杂货照片中，我们不仅可以读到手工业的现状与趋势、手艺制作的技巧，还可以读到上海手工业的发展历史。这些手艺人的话里并没有什么大道理，只是述说着自己的生平、手艺的窍门和本地的风俗，从这些质朴的文字里读者可以读出历史环境下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味道。
除此之外，周祺的速写也是书中亮点，很多日用品下面都有她的画，既是物品使用说明，又是生活一景，如蛋饺勺、蒸格，还有“节约领”（又称假领头）（图5），这是一个80后及更前的上海人才会熟悉的名词，象征着上海人在拮据年代仍然维持着对生活细节的讲究与那点小聪明，周祺用五个人像把这件物品的妙用描绘得宛在眼前（图6）。
三
通过对《上海杂货铺》的编写，周祺对上海本土文化有了大量的理性认识，也积累了丰富的实物材料。在此之后，她策划了多次与上海杂货相关的讲座及展览，以期将离我们生活并不远的杂货及那段历史介绍给更多想要了解上海的人。周祺希望能将劳作带来的乐趣，与更多的人分享，使得手作师傅们所做的产品回归到人们的生活中。
2014年1月，她在徐汇艺术馆以《上海篮子》为名，展出了她在上海各地购买的50个篮子及部分手艺人的口述材料（图7），同时展示了1925年芝加哥费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出版的《中国篮子》一书，前者是挂在藤架上大小方圆形制不一的上海篮子实物，后者则是德裔美籍汉学家伯特霍德 · 劳弗（1874-1934）在中国长江沿岸及以南地区采集的58个篮子（篓、箱）的图片，前者亲切而日常，后者则精致富贵。周祺介绍说，她在上海各地区购买篮子时，曾经遇到的阿姨妈妈们，一眼就看出她手里的篮子是隔壁区域的，因为跨了几条街，篮子的编制手法就有所不同了，而不同的编法有时候还与该地区人的祖籍有关。上海是一个移民城市，不同地方的人往往会带来家乡的风俗与器物，并代代流传。
3月到4月，上海市群众艺术馆展出了收录在《上海杂货铺》中的六十件杂货，吸引了许许多多的观看者。另外，周祺举办了一场讲座分享她收集杂货的日常故事，又请了一位劳技课老师（她跟着手艺人吴师傅学会编篮子，然后在群艺馆现场教授编储物篮）（图8），不过没有一个人能在短时间学会编织。周祺说浦东的一位周师傅想教她竹编，但他对徒弟的要求很高，一个礼拜只去两次远远不够，而周祺也还没有下定真正学习的决心。
其实像这样的手艺濒临失传的情况很多，有些手艺的附加值不高，赚不到钱，年轻人也不愿意学。现在一些手艺有政府非遗项目的支持与保护，鼓励年轻人继承，不过其中的问题也不少。
我第一次采访周祺的时候，问她觉得将来还会有这样的手艺人和手工制品吗？她说出了上海可能还会有很多，但上海地区就越来越少了，手工艺制品的时代过去了，谁也无能为力。最近一次采访，周祺说她读了盐野米松的《留住手艺》，获得的最大的启示是，拯救手工业，最重要的不是研究者、保护者，而是消费者，有需求自然能够存活下来，所以她现在的态度是顺其自然。对于现在政府与业者所采取的不同作业模式，她也在考虑哪个更合适，是手工艺与工业的结合，还是手工业自立门户，师傅带徒弟，亦或是设计师和手工业结合，这些目前只有很少的案例，是否可行要通过实践和时间来检验，可能要几十年后才能看出结果。
周祺和姜庆共选择的出版主题围绕着本土文化层面展开，选题间彼此可以没有联系，杂货铺之后，他们不想再做手工艺，而是扩散到其他领域，比如上海的声音、高度。最近他们在做的是一本讲述汉字字体设计的书。
周祺说，现在虽然是读图时代，但很多人认为书本上字多的是书，图多的是画册。但她认为图片的信息是不少于文字的，所以他们做的读物主要以图为主，这也是今后做书的方向。这个想法最初是姜庆共提出的，在此基础上他们会选择不同的出版社，合作不同的内容。
他们已经出版或将要制作的书都不是非常学术的著作，而是普及性质的读物。他们希望这样的读物可以让对这些领域有兴趣但不具备专业基础的普通读者也能看懂。周祺说，其实国外比如英、法，很多儿童科普读物都是大学的专家写的，他们会转换大众能够接受的语言，但国内像这样由专家写作的大众读物比较少。她在写杂货铺的过程中，了解了许多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同时发现，很多普通读者也有这方面的需求，她想做他们的台阶，成为学术与大众之间的桥梁，让老百姓通过他们的书对上海文化或更多领域产生兴趣。周祺在采访中引用了姜庆共的一句话：“我做的书，其实一开始都是我自己想了解的东西。”
周祺既熟悉上海的本土文化，又接受了现代艺术教育，能够用更加新颖和国际化的眼光来审视、发掘上海文化中被忽略的精彩细节，她的书以通俗的语言与丰富的信息为大众读者服务，同时也能给专业读者带来扎实的内容与新鲜的视角，相信她的出版之路会更加宽广与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