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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者，真实无妄之谓。”“信者，无伪而已。”“诚信”是一种真实不欺的美德，“诚信教育”一直是各级学校德育工作的主要抓手。然而，由于种种因素的干扰，部分学校、老师常常以集体或个人的面目出现，演绎着与诚信完全相悖的“教育作假”。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有害的“诚信缺失”现象在学校出现呢?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既有体制的，也有管理的；既有外部环境的，也有个人自身的。
体制演绎过程之下的必然
1 陈旧观念依然，体制完善滞后
上下五千年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史上，虽然形成了“童叟无欺、相互礼让”等讲诚信的传统美德，但“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老实人吃亏”等古训仍占据着人们的头脑。因此，有时候人们不能、不敢也不想真实表达自己的思想意愿，常常违心地说假话。
与前年美国出现的“安然事件”等诚信问题不同，我国教育的“诚信缺失”还与体制转轨有直接联系。改革开放下的教育同市场经济关系一样，也需要靠契约、诚信维系，这就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诚信秩序。众所周知，秩序制度的建立，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与社会进程相适应，况且它是针对现象而后发的具有“滞后性”特征的管理措施。特别在我国教育体制转而不快，转而不全，转而不准，给弄虚作假、损人利己等教育失信行为，提供了更多的“打擦边球”的空间和机会。
2 管理职能紊乱，观念更新迟缓
敞开国门，各种先进的教育管理方式、理念蜂拥而至，在学习和借鉴的过程中，由于数量大、变化快，加之信息的公开和迅速有效传递尚未完全实现，使管理与被管理者双方信息严重不对称；同时，教育行政在准入、管理、监督、信息反馈等许多方面，表现出相当多且比较严重的官僚作风；另外，某些官员出于种种搬不上台面的原因，而对一些有一定背景的单位和个人公然的“诚信欺诈”“教育作假”行为包庇和纵容。还有在对学校教育事务的日常管理中，虽然口头上大喊特喊“素质教育”“减负”，但仍然是只把追求高升学率当作根本的任务，设置各种“面子上光鲜”的替代品，行“追求升学率”之实。名目繁多的“评比”“验收”，不能真正替学校、替教师的具体个体情况考虑缺乏实际调研，大多还是“一把手”拍脑袋工程。在教师的思想管理上，也依然延续过去片面强调被管理者对社会负责和绝对服从的习惯，无视教师对自己负责，无视他们主观能动性、创造性的培养，只是一味地讲大道理。
管理职能的紊乱、更新迟缓的管理观念。众多不利因素的联手作用，使得“教育作假”变得越来越“阳光”，以至于不“作假”的单位或个人就成了“稀奇”。
3 制约条例偏颇，违约成本低下
管理自始至终偏重知识教学能力的评价，而忽视了低层学校群体和教师“为人”“诚信”的考核，“一好遮百丑”，导致学校、教师中间诚信问题愈发严重，形成恶性循环。学校、教师常常上演“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花招。譬如学校乱收费，上级虽三令五申地严禁，可风头一过仍然我行我素；教师搞有偿家教，为了掩人耳目，有的由家人出面“办班”他来实施教学，有的与社会办班机构“协调”提供生源，有的在“曲径通幽”处开“地下赌场”式家教班；为学年或学期考核光鲜，部分教师忘记了自己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在一些“关键”考试中，叫学生要“灵活一点”，暗示学生考试作弊。
从法理上讲，信用缺失本质上是一种违约行为，但当失信的收益高于坚守诚信的收益时，事情的主体往往就会选择违约。更何况在我国，对违约的处罚本就无关痛痒，对教育系统这类无法用直接显现价值衡量的范畴，更多的只是批评了事，最厉害就是取消成绩，一两年内不可以晋升、评先进等。另外社会认知上对失信行为的处罚力度弱，守信收益小，失信成本低，使学校中真实负于伪劣、李鬼打败李逵的现象时有发生。
社会环境理念之下的必然
1 不良环境的引诱和熏陶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很多国人到国外能认真遵守社会公德、恪守信用的原因是源于我们来到了一个新的规范化的环境中，这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就是遵守公德、诚实信用。此类现象给我们的启示是：如果有规范的良好的社会环境，太家都这样做了，自然各个“小我”也会顺应潮流，自觉自愿这样做。
然而，当前社会上出现的许多失范行为和现象——经济领域的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社会政治领域的以权谋私、浮夸等不能得到应有的制约制裁，大大恶化了人们的守信环境。学校、教师作为一个社会大家庭中的群体，本质上还是由独立的个体组成的，他们不是神，是食人间烟火的活生生的人，要使他们“出污泥而不染”，实在有些勉为其难。正由于不良的社会环境，诱发了学校、教师的求利心理，助长孳生了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使得其中一些人把诚实守信的品质和对社会的责任抛到了脑后。
2 师德教育的虚化和削弱
传统道德教育，强调注重个人自觉自省，对社会约束方面的要求和设计不足。现如今包括诚信在内、的师德教育亦是如此，教育方式大多还是发文、发宣传册、开会议。顶多就是组织一两个“讲师团”巡回宣讲一下，而且“讲师团”成员多以“血洒讲台”“丢家忘子”“忠孝不两全”的传统式的所谓“英雄”组成，脱离普通群众的“可接受度”，远离“情感区域”。把师德教育视为政治说教，忽视情感的共鸣与激发。近年来，“民选校长”等改革又驱使一些管理者出现方式简单、粗野蛮横的作风，动不动就是扣奖金，动不动就是“今天你不好好工作，明天就砸你饭碗”，对下属不去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引导。于是就有了下属因为害怕被处罚，害怕丢饭碗而撒谎作假的思想和行为冲动。
个体利益取向之下的必然
1 政绩之上
学校是社会的精神灯塔，应该是超然、冷静地观察、研究社会和批判社会的。对于学校领导干部来说，更应该做“精神”的卫道士。但现在他们有的已被社会绑架，排“位置”、要“面子”、拼“政绩”成为工作的主旋律。充盈我们耳际的新闻，更多的是拼招生互不相让，争排名不惜“潜规则”，抢经费多多益善，比级别津津乐道……今年7月，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分别向外界通报了高考招录情况，其间数据令人费解。7月17日，北太宣称：六成以上状元读北大；7月19日，清华宣称：九成理科头名报清华。人们发现，两校公布的各省尖子生报考录取情况、文理科分数线等统计数据明显“打架”，两校状元之和竞远远超出了全国状元的总数!此事堪称黑色幽默一不能排除领导的政绩观作祟。
“政绩虽殊道且同，无辞买石纪前功”。当政绩与领导干部个人身份、个人利益和发展诉求攸关之时，政绩诉求便会成为一种强烈的“意识流”，有些政绩观膨胀的学校领导心浮气躁，“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为了政绩甚至不惜违背教师“为人师表”的起码道德要求“弄虚作假”。可惜的是他们这样做，似乎也符合上级有关管理部门和官员的“胃口”，大多安全“通过”了检查，获得“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结果。“诚信”离学校这块本来圣洁的土壤渐行渐远。
2 功利面前
不诚信的驱动力是暂时的利益，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今天，“功利”已不再是商贾的专利，它已悄然入侵教育的大本营。
仅就教育科研层面来看，不少中小学教师尽管在热情地搞“教科研”，然而兴趣根本不在研究上，而是为满足某种功利性需要的选择。一些省市在专业技术职务评定中，把科研水平和科研成果作为硬性条件或优先条件明确提出来，于是，有很多中小学教师简单地把从事教科研理解为发表论文，有时不惜自掏版面费“买”文章发表；当管理部门将教师教科研水平和能力与晋职评优挂钩以后，一些中小学教师非常注意迎合上级教育管理部门或领导的“口味”，他们的科研往往缺乏“惟实”性，却带有突出的“惟上”投机性质。他们只是试图能够通过所谓“教科研”来进一步证明个人能力，作为换取功名利禄的手段。
构建诚信社会，根本上有赖于“诚信教育”，而在“诚信教育”中，学校的诚信教育永远处于前沿地位。然而就目前的态势来看，与其说打造学校“教育诚信”至关重要，不如说纠正学校“诚信缺失”更显得刻不容缓。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有害的“诚信缺失”现象在学校出现呢?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既有体制的，也有管理的；既有外部环境的，也有个人自身的。
体制演绎过程之下的必然
1 陈旧观念依然，体制完善滞后
上下五千年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史上，虽然形成了“童叟无欺、相互礼让”等讲诚信的传统美德，但“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老实人吃亏”等古训仍占据着人们的头脑。因此，有时候人们不能、不敢也不想真实表达自己的思想意愿，常常违心地说假话。
与前年美国出现的“安然事件”等诚信问题不同，我国教育的“诚信缺失”还与体制转轨有直接联系。改革开放下的教育同市场经济关系一样，也需要靠契约、诚信维系，这就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诚信秩序。众所周知，秩序制度的建立，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与社会进程相适应，况且它是针对现象而后发的具有“滞后性”特征的管理措施。特别在我国教育体制转而不快，转而不全，转而不准，给弄虚作假、损人利己等教育失信行为，提供了更多的“打擦边球”的空间和机会。
2 管理职能紊乱，观念更新迟缓
敞开国门，各种先进的教育管理方式、理念蜂拥而至，在学习和借鉴的过程中，由于数量大、变化快，加之信息的公开和迅速有效传递尚未完全实现，使管理与被管理者双方信息严重不对称；同时，教育行政在准入、管理、监督、信息反馈等许多方面，表现出相当多且比较严重的官僚作风；另外，某些官员出于种种搬不上台面的原因，而对一些有一定背景的单位和个人公然的“诚信欺诈”“教育作假”行为包庇和纵容。还有在对学校教育事务的日常管理中，虽然口头上大喊特喊“素质教育”“减负”，但仍然是只把追求高升学率当作根本的任务，设置各种“面子上光鲜”的替代品，行“追求升学率”之实。名目繁多的“评比”“验收”，不能真正替学校、替教师的具体个体情况考虑缺乏实际调研，大多还是“一把手”拍脑袋工程。在教师的思想管理上，也依然延续过去片面强调被管理者对社会负责和绝对服从的习惯，无视教师对自己负责，无视他们主观能动性、创造性的培养，只是一味地讲大道理。
管理职能的紊乱、更新迟缓的管理观念。众多不利因素的联手作用，使得“教育作假”变得越来越“阳光”，以至于不“作假”的单位或个人就成了“稀奇”。
3 制约条例偏颇，违约成本低下
管理自始至终偏重知识教学能力的评价，而忽视了低层学校群体和教师“为人”“诚信”的考核，“一好遮百丑”，导致学校、教师中间诚信问题愈发严重，形成恶性循环。学校、教师常常上演“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花招。譬如学校乱收费，上级虽三令五申地严禁，可风头一过仍然我行我素；教师搞有偿家教，为了掩人耳目，有的由家人出面“办班”他来实施教学，有的与社会办班机构“协调”提供生源，有的在“曲径通幽”处开“地下赌场”式家教班；为学年或学期考核光鲜，部分教师忘记了自己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在一些“关键”考试中，叫学生要“灵活一点”，暗示学生考试作弊。
从法理上讲，信用缺失本质上是一种违约行为，但当失信的收益高于坚守诚信的收益时，事情的主体往往就会选择违约。更何况在我国，对违约的处罚本就无关痛痒，对教育系统这类无法用直接显现价值衡量的范畴，更多的只是批评了事，最厉害就是取消成绩，一两年内不可以晋升、评先进等。另外社会认知上对失信行为的处罚力度弱，守信收益小，失信成本低，使学校中真实负于伪劣、李鬼打败李逵的现象时有发生。
社会环境理念之下的必然
1 不良环境的引诱和熏陶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很多国人到国外能认真遵守社会公德、恪守信用的原因是源于我们来到了一个新的规范化的环境中，这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就是遵守公德、诚实信用。此类现象给我们的启示是：如果有规范的良好的社会环境，太家都这样做了，自然各个“小我”也会顺应潮流，自觉自愿这样做。
然而，当前社会上出现的许多失范行为和现象——经济领域的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社会政治领域的以权谋私、浮夸等不能得到应有的制约制裁，大大恶化了人们的守信环境。学校、教师作为一个社会大家庭中的群体，本质上还是由独立的个体组成的，他们不是神，是食人间烟火的活生生的人，要使他们“出污泥而不染”，实在有些勉为其难。正由于不良的社会环境，诱发了学校、教师的求利心理，助长孳生了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使得其中一些人把诚实守信的品质和对社会的责任抛到了脑后。
2 师德教育的虚化和削弱
传统道德教育，强调注重个人自觉自省，对社会约束方面的要求和设计不足。现如今包括诚信在内、的师德教育亦是如此，教育方式大多还是发文、发宣传册、开会议。顶多就是组织一两个“讲师团”巡回宣讲一下，而且“讲师团”成员多以“血洒讲台”“丢家忘子”“忠孝不两全”的传统式的所谓“英雄”组成，脱离普通群众的“可接受度”，远离“情感区域”。把师德教育视为政治说教，忽视情感的共鸣与激发。近年来，“民选校长”等改革又驱使一些管理者出现方式简单、粗野蛮横的作风，动不动就是扣奖金，动不动就是“今天你不好好工作，明天就砸你饭碗”，对下属不去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引导。于是就有了下属因为害怕被处罚，害怕丢饭碗而撒谎作假的思想和行为冲动。
个体利益取向之下的必然
1 政绩之上
学校是社会的精神灯塔，应该是超然、冷静地观察、研究社会和批判社会的。对于学校领导干部来说，更应该做“精神”的卫道士。但现在他们有的已被社会绑架，排“位置”、要“面子”、拼“政绩”成为工作的主旋律。充盈我们耳际的新闻，更多的是拼招生互不相让，争排名不惜“潜规则”，抢经费多多益善，比级别津津乐道……今年7月，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分别向外界通报了高考招录情况，其间数据令人费解。7月17日，北太宣称：六成以上状元读北大；7月19日，清华宣称：九成理科头名报清华。人们发现，两校公布的各省尖子生报考录取情况、文理科分数线等统计数据明显“打架”，两校状元之和竞远远超出了全国状元的总数!此事堪称黑色幽默一不能排除领导的政绩观作祟。
“政绩虽殊道且同，无辞买石纪前功”。当政绩与领导干部个人身份、个人利益和发展诉求攸关之时，政绩诉求便会成为一种强烈的“意识流”，有些政绩观膨胀的学校领导心浮气躁，“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为了政绩甚至不惜违背教师“为人师表”的起码道德要求“弄虚作假”。可惜的是他们这样做，似乎也符合上级有关管理部门和官员的“胃口”，大多安全“通过”了检查，获得“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结果。“诚信”离学校这块本来圣洁的土壤渐行渐远。
2 功利面前
不诚信的驱动力是暂时的利益，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今天，“功利”已不再是商贾的专利，它已悄然入侵教育的大本营。
仅就教育科研层面来看，不少中小学教师尽管在热情地搞“教科研”，然而兴趣根本不在研究上，而是为满足某种功利性需要的选择。一些省市在专业技术职务评定中，把科研水平和科研成果作为硬性条件或优先条件明确提出来，于是，有很多中小学教师简单地把从事教科研理解为发表论文，有时不惜自掏版面费“买”文章发表；当管理部门将教师教科研水平和能力与晋职评优挂钩以后，一些中小学教师非常注意迎合上级教育管理部门或领导的“口味”，他们的科研往往缺乏“惟实”性，却带有突出的“惟上”投机性质。他们只是试图能够通过所谓“教科研”来进一步证明个人能力，作为换取功名利禄的手段。
构建诚信社会，根本上有赖于“诚信教育”，而在“诚信教育”中，学校的诚信教育永远处于前沿地位。然而就目前的态势来看，与其说打造学校“教育诚信”至关重要，不如说纠正学校“诚信缺失”更显得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