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今年将满六十。在采访中，“从某一角度上说”之类的用语，他频频抛出。面对我的提问：北大近两年话题频出，为什么不见你发言？他也是将最初的回答全然改过，然后字斟句酌——“有的不值得说，有的说了也没用，有的则非我所能说。另外，还有好些我其实是说了，只不过没有在媒体上体现。尤其涉及北大内部人事，从教授到校长，我完全可以采用另外的表达方式，不必随媒体的节奏起舞。我当然知道，在媒体上发言影响很大，以北大教授的姿态批评北大，那样很有冲击力，也很有戏剧性。可这种戏剧性不是我所追求的。”
　　他的校友、作家查建英说，他一向出言审慎。许子东曾邀他上凤凰卫视做节目，他婉拒了，“他觉得更习惯待在教室里。后来我们上《锵锵三人行》，他谈教育谈得很好。”查说。
　　除了谨慎，他对媒体还有过“心结”。若干年前，央视某编导请他策划，向公众介绍世界上的著名学府。待他兴致勃勃，认真投入，对方反而爽约，草草了事……可即使气愤，他还是保持理性与平衡感。如查建英所说，他温润兼有原则。
　　“有的人如果不说话，别人不会关注，故必须随时表态，有的则相反。人处在一个比较好的精神状态时，就能拥有比较强大的自信。该说不该说，自己知道。”3月，北大人文学苑，送走一批学生后，陈平原在讨论一个严肃的话题：自省——知识分子应省自己的能力，省自己的立场，也省自己在这个社会上所发挥与应该发挥的作用。
　　“我的妻子一不希望我从政，二不希望我当领导，三不希望我从商。她让我就做一个纯粹的学者。”他的普通话夹着潮州乡音。

有才华是好的，横溢就可惜了

　　1988年，陈平原发表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序言里，他提到自己的研究方法：小题大作。不过，“并非每个‘小题’都值得‘大作’，这要靠对重点文学现象的理解和把握。”
　　钱理群对此印象深刻。1984年，还是北大中文系教师的他，兼任著名文学史家王瑶的助手。有一天，做当代文学批评的黄子平转给他一篇题为《论苏曼殊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的论文。作者是中山大学文学硕士生陈平原，正来京找工作。他当晚读完，与黄商量，让其来北大教书，“论文已显示其治学上视野开阔，将晚清与现代打通，又涉及对宗教等学科的了解。”文章转到王瑶手中，他看过后说，“才华横溢。”不过又添一句：有才华是好的，横溢就可惜了。
　　当时校方表示，可以让陈平原来读博。如果真的不错，毕业后再留校。王瑶得知后拍板：那么今年我来招生。“于是，我与温儒敏成为北大中文系第一届博士生。”陈平原说。
　　他是1977年考上中山大学中文系。在潮安，8年回乡知青与民办教师的经历，让他与同龄学人一样，有过“文革”教育在思想上种下的“盐碱地”亟需清洗、学术训练匮乏的紧迫焦虑。
　　“突然间的开窍”是在大四那年。凭着对旧日体制的深刻反思，对国际学术潮流涌入的敏感，在阐释社会主义制度及发展道路时，他引入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人合写《论西方异化文学》。这篇论文在1983年“反精神污染”中，被学校勒令检查。但是，“萨特的存在主义、罗曼·罗兰的小说、马克思的传记与手稿等搅和在一起，构成了我的思想启蒙。”
　　80年代末，陈平原思索并试述历代文人对学术与政治、学术法语与学人定位的关系的困惑。有一天，王瑶先生突然将他找去说，对他最近发表的几篇文章很满意。随后题字，“讵关一己扶持力，自是千锤百炼功。”这组随笔收入《学者的人间情怀》一书。文中，陈平原彰显学人角色的自觉，发出“政学分途”的心声——“我常想的是，选择‘述学’的知识者，如何既保持其人间情怀，又发挥其专业特长。我的想法说来很简单，首先是为学术而学术，其次是保持人间情怀——前者是学者风范，后者是学人（从事学术研究的公民）本色。两者并行不悖，又不能互相混淆。”

改革不易

　　1992年，陈平原出版《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上海交大文学研究所所长夏中义指出，他在标举游侠精神对千百年来仁人志士所追求的崇高而“不切实際”的人生境界的感召时，明显地折射出他要高扬学术的志向，以及不惮在颇感困境的学界充当“独行侠”的愿望。
　　彼时，相较80年代的“文化热”，社会科学迅速崛起。钱理群注意到，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前后，陈平原写了《老北大的故事》系列文章，这是他从文学史跨越至大学史及教育史研究的开端。陈平原没有否认，他研究北大，背后的思路是教育史与学术史。
　　在《大学三问》里，他针对时下大学存在的弊端、误区追问——“人文有无用处”、“管理是否万能”、“榜样如何获得”；“我们为什么要办大学？大学只是生产合格的产品——学有所长的学士、硕士、博士，还是必须融入并影响当代中国人的文化理想与精神生活”——在《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我的大学观》里，他给出自己的答案：大学需要国际视野，同样需要本土情怀。
　　2003年5月，北大两次出台《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校内围绕改革制度，“本土派”人文学者与具有海归背景的社会科学学者形成对峙。查建英采访了争论中的双方，撰文《北大，北大》。她说到陈平原——当“他的中文系同事们几乎一边倒地反对改革反案”时，他却是“为数不多的对改革既持批评态度又抱有同情的人”。
　　“我承认改革的大方向及立足点是对的——中国大学的人事制度确实积弊丛生，必须改。这一点，我跟很多人文学者的观点不同，跟社会科学家的立场也不一样。不少人其实是站在维护自身利益及尊严的角度，掂量的是这一改革对自己有利还是有害，而不太考虑中国大学到底往哪一个方向走。”陈平原说。 　　查建英写道，多年前某次会议上，陈对校方行政管理层颇有微辞，斥责其权力过大。会后，那个副校长把他拉到一旁对他说：北大校园里到处都是自由派和保守派、右派和左派，管理层必须在各派之间保持平衡，以避免出现更大的麻烦。从那以后，陈学会了去体谅做这种平衡工作有多么难。
　　“陈平原的思考角度与众不同，他十分清楚北大政治环境的复杂与无常。” 查建英告诉我，她惋惜当年，北大校方没有让他参与设计改革团队。在西方学府比较成熟的管理体系，尚且需要协调各种因素，更何况中国大学像一个难以突围的城堡。“陈平原对大学有充分研究。他对各方意见抱有理解，懂得磨合妥协。至少，他能将改革推至更远。”
　　2008年，陈平原在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前，曾询问钱理群。“他是为实践他的教育理想。我却不看好。”钱说。

　　“他后来又说，做不见得能做好，但做比不做好。”陈平原微笑着补充。在任期间所遇的纠葛，他只是略有透露：中文系历来是北大的标杆，但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很努力，更不要说“成绩斐然”了。有些教授长期写不出专业论文，有些则只能在很差的报刊上发文章。他不敢强行规定，但号召大家在大陆以及日本、港台的优秀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至于英文论文，学校自有奖励，不用他提倡。
　　“有人因此写匿名信，抗议妨碍学术自由。什么是学问，即便无法形成共识，总该有点底线吧？”他亲历管理后，才体会到管理不是万能的，但没有管理却是万万不能的。可他又不愿执行官方要求，对教授们实行“以课题为中心，以数量为标志”的管理。钱理群说他是“两头不讨好”。2012年，他辞职前再次问钱。钱当即表态：你早该辞掉了。
　　那时，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表示可惜，声称未来十几年，起更大影响的是行政力量而不是学术力量。他答道，这是必须直面的难题，也是我所要挑战的。
　　“这背后有一句潜台词：与其当一个说话绕弯子、干不成什么像样的事的小领导，不如回归教授角色，写我的文章，说我想说且能说的话。至于听不听，接不接受，那是别人的事情。”

振臂一呼的角色不适合我

　　人物周刊：现在，学术研究与教育改革在您心中持何比重？
　　陈平原：重心当然是学术研究。对于当下中国的教育改革，我会做带学术性的批评，但这最多也只是影响社会舆论及某些决策者的思考。不在其位乱出主意，那是不合适的。80年代末，就有老先生说我应该出来竞选当校长。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既然不可能，若你还站在校长的立场来思考与表达，就很容易错位。90年代初，我们创办《学人》，日本朋友的最初设想，也是支持我们办大学。我说做不到，除了经费来源，还有很多制度性因素的制约。在中国，当大学校长必须是共产党员，或是哪个民主党派的骨干。而我无党无派，总不能为了过把校长瘾，在自己家办一个补习班。
　　我承认教育改革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的能力与机会。可我不具备这些条件。所以，太技术性的问题我不谈。我是以一个教授的眼光看中国大学，不是以大学校长的眼光看中国大学。
　　人物周刊：10年过去，怎样回看2003年北大的人事制度改革？
　　陈平原：去年我本想写一篇《北大人事制度改革十年祭》，后来忙别的去了。总结那场改革的得与失，看有什么遗憾，最后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很有意思的。我的基本判断是，北大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是好事，但没做好。
　　当初改革方案公布，校内当即出现严重分裂，我跟校长谈了几点意见，其中包括：第一，要明白大学里不是所有人都是一条心，起码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立场是不一样的。如果只听凭某一方一意孤行，必定出问题。制定改革方案的委员会里，没有教授代表，也不事先征求普通教授的意见，这是决策上的一大失误。不是说政策的制定者不是教授，而是他们早已从教授转变成管理者。大学管理者与普通教授思考问题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改革措施的制定，一定要有教授参与，作为代表一方利益者，能表达他们的关切与顾虑。第二个失误是，没有人文学者参与改革方案的制定，委员们全都是自然科学家或社会科学家。90年代以后，社会科学在中国迅速崛起，发揮了很好的作用；与此相对应的，是人文学的退居边缘。过去所说的“文科”，如今分裂了，人文学和社会科学二者的命运均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各自的立场产生很大分歧。如果制定改革政策时没有人文学者参与，会得出一些非常奇怪的思路与判断。再加上公布方案的时机，以及一些特别强硬的表达方式，徒然添乱。比如要求所有老师能用外语开至少一门课。对于外语系这没有问题，对数学系或管理学院大概也问题不大。但对于研究传统中国学问的教授们来说，绝大部分人做不到。更要命的是，这么规定没有任何道理，纯粹是为了“国际化”的虚名。
　　北大的困境，很大程度在于管理不到位。不是应不应该管理，而是管理必须合情合理、有节有度。一旦措施不得体，解释不到位，大家会对“管理”持完全排斥态度。所有的改革都会触动某些人的既得利益，有反弹是很正常的；但像北大人事制度改革那样，引起那么强烈的反弹，至今很多教师谈起来都深恶痛绝，是值得当事人深刻反省的。回看那场轰轰烈烈但半途而废的改革，我觉得很可惜。最终，它只有两项具体措施保留下来。第一项是所有博士生毕业后，不能直接留校。第二项只保留了一半。原本规定教师申请提职，如果两次不通过，就自动解聘。后演变成两次评审没通过，就不再提职了，但还可以留下来继续教书。这里有个问题，教师申请提职，国际上通行的是评审制，而我们却是名额制。不是合格不合格的问题，而是有没有教授指标。这样一来，你说他合不合格，很难说，因为是选拔赛，有名额限制。为什么这么规定，人事部门有他们的苦衷，最大的恐惧是“一放就乱”。

　　人物周刊：有人看了作家查建英的《北大，北大》后，感慨北大改革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缩影。那么，今天外界对改革的呼吁与推动，是否也会影响北大的改革？
　　陈平原：从大的政治制度转型，到小的北大人事制度变革，说起来简单，具体实践则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不相信马上就能改过来。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现实利益的考量与羁绊，牵一发而动全身。比如大家谈得很多的大学去行政化，单是一个校长要不要行政级别，就绕不过去。中大校长说了，我们同意不要行政级别，但整个社会就这么官僚化，没有级别的校长怎么跟各级领导打交道？还有，很多领导进入大学前是有行政级别的，厅级或副部级，跑到大学当校长或党委书记，从此变成一个没有级别的人，他愿不愿意？这是整个社会风气的问题，单靠哪一所大学都没法做。而且，社会关注度越高，限制与约束也就越多。像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很难进行真正的制度创新。
　　人物周刊：《北大，北大》中写道，在那场改革风波里，您是“温和自由派”。
　　陈平原：“温和”可以是指性格，也可以说是立场。所谓立场，即在不同的旗帜鲜明的派别中间保持一种独立性，而不急于站队、表态。不管哪面旗帜叫什么，也不管它声音有多大，你都会用一种怀疑的眼光去审视。这是长期读书、思考以及经历各种政治风浪以后养成的习惯。
　　我在《当年游侠人——现代中国的文人与学者》里，写过刘师培。1904年他发表一篇文章，题为《论激烈的好处》。大意是说，在现代社会里，想要被大家关注和记得，必须把话说到顶点。大众传媒越来越发达，这个问题也就越来越严重。声音必须被归类、被简约、被符号化，才能让人记住。所有无法归类的声音，很快就会跌入深渊，不再被记忆或提起。但过于追求表达上的“激烈”，会使自己的立场跳来跳去。就好像刘师培在晚清，一会儿革命，一会儿告密，一会儿又变成无政府主义者，每回都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这是我很不习惯、也很不喜欢的一种姿态。所以，不管采用哪一种政治立场或表达方式，我都警觉被归类与被符号化的危险，拒绝变成某一派别的代表。胡适说过，在传统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外，还要加上一句“时髦不能动”。北大人事制度改革风波里，我写过3篇文章，很大程度上是在说理，而不是论战，故读起来“不够解气”。也是基于这一考虑。另外，北大在世界上不算特了不起，但在中国的地位很特殊。北大教授拥有某种“无形资产”，很容易引人瞩目，因此立论一定要谨慎。为了博取掌声而故意说一些过头话，那样不好。要说自己相信的话，说自己有把握的话，这是我的基本立场。另外，聪明人往往有当领袖的野心，我没有这个欲望。“拉大旗作虎皮”，或振臂一呼应者云集，那样的角色设计不适合我。

一流学者不能自动转化为一流管理者

　　人物周刊：《大学三问》的结尾，您引用了蔡元培先生在1921年于伯克利大学演讲的一段话。是否代表您理想的大学？
　　陈平原：蔡元培很幸运，有一个恰当的舞台与时机，供他很好地挥洒才华。历史上不是没有比他更聪明或更有想法的人，但有学识者不见得有地位，有地位者不见得有时机。
　　在伯克利大学的演讲中，他阐述自己的“大学理想”——中国传统的孔孟精神，加上英之人格教育、德法之专深研究、美之服务社会。在别的地方，他还讲过一句话：我们对传统中国教育不要估计过高，还是要努力向西方学习。今天，我希望把这话倒过来：我们对传统中国教育不要估计过低，因為今天整个中国教育都在全面西化。我说的传统包括两个：一是从孔夫子以下的传统；一是晚清以降开办西式学堂以来形成的新传统。我认为，今天谈论大学改革者，缺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与尊重。
　　整个20世纪中国的教育理念与实践，都是向国外学习，只不过有时学苏联，有时学日本，更多的时候学美国。我们似乎忘记了，中国是有长久的教育传统的，至于这个传统是否就叫“孔孟精神”，那另当别论。不管怎么说，这条传统的线不能完全扯断。我曾写文章感叹20世纪以后，中国书院的传统迅速陨落。也曾有若干人为之坚守和努力，但最后都是惨败。
　　人物周刊：您不主张一流的学者当校长，可您在2008年接任北大中文系主任？
　　陈平原：既然当了校长，就不该以一流学者自命。一流学者可以做的事情，校长很可能不应该做。同样道理，我当系主任那几年，零零碎碎的短文写了不少，但大书基本写不了。要做好管理工作，就不可能全身心地投入学术研究。
　　其实，一个一流学者，不能自动转化为一流的管理者，必须经过一番认真学习。这个过程对我来说很痛苦，主要不是时间安排，而是我的教育主张和现在的学界主流相冲突，说话有时言不由衷。比如我当教授，可以特立独行，任意批评教育部的决策。但当了系主任，我的言论会被过度解读。还有，教育部推行的政策，我执行不执行？作为个人，我经常批评目前如日中天的课题制不适合人文学；但成为系主任后，我要在全系大会上号召大家申请课题。
　　某种意义上，教育作为“学问”与“事功”，是两回事。作为事功的“教育”，必须有其时、有其势才能进行。你想推行自己心目中的“大学之道”，有很多先决条件，包括位置与时机等。如果条件都不具备，那就转过身来，做自己想做且能做的事。
　　人物周刊：您写过《千古文人侠客梦》，“侠”之境界，是否也传达您的某种向往？
　　陈平原：这首先是一个有趣的学术话题，为什么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对“侠”有这样的向往、想象与表达？我谈论“游侠”，从司马迁一直讲到金庸，兼及史学、诗词、戏曲、小说以及电影等。而不同文类之谈游侠，有不同的立场与传播途径。比如小说里的“侠”与诗歌里的“侠”，就不太一样。“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这里的“剑”是不杀人的，很大程度是一种精神气度的表现。
　　文弱书生与理性才子，其内心深处很可能也都有其壁立千仞、慷慨悲歌的层面。就像龚自珍咏陶渊明：“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如果这些都没有，心如止水，毫无杂念，反而有点可惜。不同的是，有人喜欢将心情摊在纸面上，有人则是把心情压在纸背下。我习惯于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