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孙绍振,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评论家。近几年来,他连续在报刊上发表关于高考作文试题研究的文章,见解独到,针砭时弊,在中学语文界引起强烈反响。以下是他对今年高考作文的感言。
问:2009年高考已经落下帷幕,作为关心高考作文的学者,您认为今年哪些高考作文题目出得好?好在哪里?
孙绍振:要评价高考作文题的得失,首先得把评价的标准弄清楚。要弄清楚标准,就要抓住命题的基本矛盾,否则就是任意地说些空话,例如,让学生有话可说啊,贴近生活啊,激发真情实感啊等。这些说法,也许没有什么错误,不着边际,不但没有实际的效用,反而引起混乱。高考作文的目的是检测考生语文素养。这大概没有任何争议。怎么才能让学生的语言素养得到顺利的发挥呢?却有个认识的过程。
在基础教育改革之前。实行的是命题作文。为什么要改掉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学生的素质不能得到真正的发挥。那时的命题,不但是给出题目,而且是规定了主题。命题与主题的统一,就使得命题在观念上,很是僵化,在结构上很封闭。例如1997年的“感受坚强”,就明确地规定了主题。对于大量学生来说,是强迫说谎。当然,大家都按同样一个主题做文章,不是更有可比性吗?不是更有利于公平评分吗?然而,确立定自己主题是为文的关键,取消了这个,就等于让学生讲别人的、流行的、现成套话。这里有两点一定要明确,第一,在面临生活的挑战之时,不能指望有现成的、标准的答案。在不言而喻的流行观念面前,能不能拿出自己的主见,提出不同于他人的主张来,这是素质化、个性化教育的战略目标;第二,如何在纷纭的现象面前,提练出自己的主题,进行独立的立论,言之有理,言之有序,这正是为文的基本修养。在命题中同时提供主题的封闭模式,遭到批判以后,无主题的开放式命题,就应运而生。1998年全国性命题“假如记忆可以移植”,石破天惊,不含倾向性的命题,开辟了开放性命题的新阶段。此后,所谓材料作文、话题作文等形式虽然不同,其主题开放的精神,让考生自行确立主题是一致的。从那以后,开放性命题蔚然成风,福建的十个古典文学形象和名人(孔夫子、苏东坡、曹操、薛宝钗、鲁迅等)的命题,北京的“北京的符号”,上海的“跨过这道‘坎’”等等可作为代表。当然,开放性不管多么优越,也不是绝对的,它和一定的限定性是联系在一起的。绝对的开放性,在题目上不加任何限制,一来可能导致考前宿构,二来上千万考卷,没有任何相关性,缺乏现成的可比性,不利于评分。
这几年命题的起伏变化,基本上就是在开放性限定性之间。过度开放和过度限定的倾向的极端至今仍然存在。但是,比较具有欺骗性的是某种“伪开放”的题目。这表现在一些材料作文上,表面是价值中立、开放,但是实际上,隐含着道德价值的封闭。例如有一年的全国题,说的是一个青年在渡船上,身背七个包袱,超重,影响船只安全,乃将“诚信”包袱丢弃。从命题的显性结构来说,命题只要求评述,并未提供任何答案。可是诚信的道德价值具有社会共识性质,开放性完全被消解。这种伪开放的命题,可以说是我国道德狭隘而又泛化的怪胎。值得庆幸的是,这种怪胎,在四面八方的讨伐声中,越来越失去了市场。一般地说,我们目前已经达到一种水平,那就是把命题作为一个问题来提出。所有好的命题,不管是单纯的判断,还是对立的概念,都隐含着超越字面意义的更为深邃的内涵,富于想像的空间和智慧的潜在量。例如,2009年江西卷以圆明园兽首拍卖为题,矛盾就很鲜明,一方面是帝国主义的抢掠,一方面是堂而皇之的市场拍卖。其情感和智性的激发性是很强的。全国2卷的英国科学家道尔顿为妈妈买袜子,暴露了他色盲的小故事,陕西卷小动物学游泳而引发的故事,都是具体的、个别的,但是,蕴含着普遍的意味。这些题目,可以说,都达到了这几年平均水平。当然,这样的命题,也有并不很理想的一面,主要是明显缺乏新意,和前几年一般得到认可的许多题目,似曾相识。比较有新意的是北京卷的“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表面上是一个单纯的句子,没有显在的矛盾线索。但是,其中有三个层次的意味,第一,人是没有翅膀的,只有动物才有,而这里所谓翅膀,又不是动物的;第二,翅膀是具体可感的,而这里的翅膀是“隐形的”,看不见,摸不着;第三,这超越了生理功能的翅膀,过渡为隐喻的、精神性的自由飞翔的象征。湖南卷的“踮起脚尖”,好处也在于关键词语里有双重的内涵:第一,作为下肢的动作,“踮”,是为了达到一种特殊的,超越平时脚板着地的高度;第二,“踮”,不是为了达到生理上的提高,而是为了达到某种精神上的高度,或者暗示超越平常的努力,以实现某种人生的追求。湖北卷的“站在——门口”关键词“门口”和“踮”一样,具有多层次的内涵。首先,门口具有象征意义;其次,门口具有开端的意思;再次,开端是可知的,与开端相联系的未来却是不可知的;最后,这个不可知隐含着登上新高度和遭遇风险的可能。单单在“门口”的第一层次上的联想和象征意义上发挥,只能达到一般的水准,可能是缺乏竞争力的。所有这些题目的好处在于,既没有提供主题,又把主题的确定和发挥限定在一定范围里,这就是开放性和限定性的自然的统一。有些题目,表面上缺乏限定性,似乎带着泛开放的性质。如福建的“这也是一种……”。粗粗一看,好像不管什么都可以填进去,从成功到失败,从爱到仇,从理想到空想,适应性过分宽广。以致于给某些中学语文教师造成错觉,以为缺乏难度,好像是中考的题目。但是,其间隐藏着一个“也”字,提示了关键的限定。第一,这一种隐含着另一种;第二,和另一种相比较,是前提;第三,另一种,是已经得到认可的,而这一种是容易被忽略的,因而要特别强调的。
问:部分省市的高考作文题遭到了质疑,比如有些省的作文题“诚信和善良”,您对此怎么看?
孙绍振:这种题型和前面所说的伪开放命题相反,是一种“泛开放”命题。“泛开放”,不但表现为缺乏限定性,而且缺乏想像的空间和联想的深度。给人一种浮泛,甚至肤浅的感觉。题面没有任何潜在意味以激发联想,诱导发挥。这是开放性脱离了限定性的表现。开放性和限定性统一在关键词上,或者是两相对立的,或者是单纯词包含着多层次的分析空间。而“诚信和善良”,首先,在价值上,是同类的,同属肯定性的范畴。其间,没有矛盾,没有冲突,形不成思考的递进的阶梯。一般地说,为了启发考生深化主题,题往往提供某些感性情节或者意象,作为现成的跳板,而这里,却只有两个干巴巴、光秃秃的概念。应该说,这是命题者思想懒惰的表现。今年高考作文题和这种命题相似的还有“全民读书月”和“品味时尚”。尤其是“品味时尚”,从指导思想上看,暴露出来的问题比较严重:本来“时尚”在社会舆论中,就有种种看法,在中学生中,更是争议纷纭。而“品味”,则把考生的思路强制性地限定在肯定的方向上。这就完全背离了开放性的原则。从原则上来说,这和以前的高考作文题“感受坚强”没有什么区别。
问:您觉得理想的高考作文题应该具备什么特点?
孙绍振:这个问题,我在前面已经回答了,归结起来说,就是“开放性与限定性的统一”。但光是做到了这一点,是不是就很理想呢?不一定。具体来说,像全国2卷,从道尔顿色盲引出他对此生理现象在学术上作出贡献这样的题目,单纯从开放性限定这样的原则来衡量,应该说,是取得了某种平衡的。但具体分析起来,遵循题目的命意,文章却不能不是比较肤浅的。因为命题所提供的情节,其原因和结果,是直接线性的,是很片面的,很经不起反思的。色盲,从生理机能来说,是一种局限,一种毛病。命题说,道尔顿作出医学发现,他成功的唯一条件,就是他是色盲。而实际上,绝大多数色盲者,在这方面无所作为。道尔顿成功,除了色盲以外,还有更多重要的条件,命题强调了这个故事的励志性的、情感性的赞赏方面,抹煞了对这个问题的反思,也就是分析。例如,道尔顿的时代和社会因素,他的学术环境,他个人的不懈努力等。这种单线因果的思维,不仅表现在个别命题之中,实际上是许多命题的普遍的模式。如浙江卷的以歌写文:“绿叶对根的情谊”,把根和叶的关系强制性的单一化了;安徽卷的“生活给我智慧”,都是单向的情绪性强化,而不是理性地分析复杂的因素。这种倾向,还隐藏在比较优秀的命题中,如“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踮起脚尖”的命题,其深层意旨,就是强化情感性的,也就是美化的,诗化的效果。这样的效果,付出的代价必然就是理性的分析、批判和反思的缺席:有了隐形的翅膀,踮起了脚尖,说的还只是人的主观志向、愿望方面,仍然很难突破人本身的局限。也许,有些读者觉得,这样说有点吹毛求疵。其实,这里隐藏着一个极其严肃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教育理念的一个特点,一个优点,同时也是一个局限。只要把我们的命题和欧美的高考作文命题稍稍比较一下,问题就昭然若揭了。请看美国西北大学的作文题目:
A. 有种理论认为:伟大的领袖人物都是由他们所处的具体时代创造产生的。照你的看法,伟大人物的产生,是由于所处的环境,还是由于个人的特质?试举出一位人物来支持你的论点。
B. 谁是你们这代的代言人?他或她传达了什么信息?
C. 在愚蠢的错误和聪明的失误之间总是存在着极大的不同。请说一说你的一个聪明的失误,并且解释一下它怎么给你或他人带来益处?
法国大学的题目:
A. 人们是否可以不受折磨而满足欲望?
B. 认识他人是否比认识自己更容易?1
这样的题目,如果成为我们的高考题,我相信大多数高中生是要抓瞎的。这种抓瞎,很难说是由于我们高中生的水平低下造成的。更多的原因,是不是应该从欧美国家的教育模式和我们的差异中去寻找?他们不像我们那么着重情感价值,或者说审美的诗意,相反,他们总是超越情感,提出理性问题,让学生面临两难的选择,迫使考生对之进行分析和批判。当然,也很难说他们的思维模式就绝对优越,同样,也很难说我们的审美诗化命题就没有他们可以参考的地方。请看一个英国人的说法:
这是我在中国看到的第一个高考,作文的要求之宽泛与苛刻让人咋舌。我不知道英国高中生是否要被要求做此类的事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20多年前我参加考试时肯定不是这样。这些题目只给几点提示,让考生自由发挥,展示自己的知识面和语言运用能力。北京的考题是《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是去年四川地震中类似的“颂歌”的一首流行歌曲中的一句。我深深感到,英国许多名牌大学也证明了这一点:同不足以分清良莠的英国高中测试体系相比,中国的更具挑战性,也更能测试出学生的水平。我想,现在是英国效仿中国设立全国作文竞赛让人才脱颖而出的时候了。但我还要说一句,求知是件愉快的事,我将永远不会参加此类考试。2
但是,反过来说,我们是不是也应该从西方的高考命题中,吸取
其中理性的、批判性的思维特长呢?毕竟,情感和理性,审美情感和理性批判,对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两者不可或缺。
如果说,对于西方来说,漠视诗意,把诗意的浪漫看成是愚蠢,是一种局限,那么,对我们来说,考题中对理性批判和反思的忽视,也是严重局限。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理想的高考作文题应该具备什么特点?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回答:一,把开放性和限制性结合起来,二,把抒情的诗意和理性的反思和批判结合起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对今年的作文命题可以有更为深刻的分析。例如,江西卷以法国巴黎拍卖从圆明园抢劫去的铜鼠首为话题。这个题目本来是很容易归结到情感的抒发上去的。但命题者却旗帜鲜明地要求写成议论文。这个做法似乎有些矫枉过正。但对于我们目前高考作文过度偏重于审美抒情的潮流来说,这种规定不能不给人振聋发聩的感觉。在中国高考作文命题中,这是第一次规定只能做议论文。也许有些人士会瞠目诧异,觉得太过粗暴。其实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新加坡的高考作文从来就是只能写议论文,把记叙和抒情排除在外。
问:在高考作文命题的背后,您对高考作文命题者的素质有什么建议?
孙绍振:曾有几年,高考命题不但从模式上,而且从题面和题干的结构上有许多创造和突破,说明我们队伍的素质有了提高。但是这几年的命题水平却有些徘徊不前,甚至在某些省份几乎就是倒退。这说明什么呢?在作出突破的时候,并没有达到理论上的自觉,多少有点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主义倾向。理论上的盲目,是由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第一个原因,我们原有的命题队伍,包括教育部考试中心的一些专家,知识结构陈旧,满足于狭隘的经验,缺乏足够的前沿学科储备和智能,不能站在中西命题模式比较的高度,从战略和战术上进行高瞻远瞩的规划。第二个原因,则是一些多多少少具有西方教育学历的人士,学得了某些据说是最前沿教育学理,但他们有三大局限:第一,在观念上把学习西方误解为追随西方,把西方某些教育观念当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完全背离了西方学术最根本的精神,那就是绝不把权威当成偶象,而是当作对手(rival)。最好的学习,是告终和挑战。第二,他们的思想路线有根本的错误:不是用中国的实践作为检验西方“真理”的标准,而是把西方“真理”当作检验中国实践的标准。这就造成了非常可笑的“钦差大臣”满天飞的乱象。第三,他们缺乏把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上升为理论的原创概括力,也就是缺乏第一手的抽象能力,连对西方话语和范畴作第二手的衍生创造力都谈不上。除了引用西方某一流派的语录,挟洋自重以外,对于实践中产生的任何矛盾,都没有感觉。就以高考命题这样牵动家家户户的问题,他们基本上是瞎子和聋子。要知道,西方的高考和中国的高考存在极大的不同。首先,他们没有独生子女,没有望子成龙的全民性关注;其次,他们没有那么严重的人口和就业压力,再次,他们的作文考核以随笔(essay)为主的形式和中国通行的散文(prose)模式,有着理性思维和审美情感的基本原则的差异。这三点,尤其是第三点,在这些只懂得洋教条的人士的心理图式(scheme)以外。教条主义者和狭隘经验主义者,虽然矛盾很大,但是,他们在作文观念上,沉溺于什么“真情实感”“贴近生活”等,却息息相通。
如果我以上所说,没有太大的偏颇,那么命题者面临的就是两大任务。第一,知识结构更新,第二,智能水准的提高。不言而喻,这是一个艰巨的历史任务,也许要耗费不止一代人的时间。
1兰心:[国外高考作文题一瞥],羊城晚报2009年,6月16日。
2《英国人眼里的中国高考》,原载英国《每日电讯报》2009年,6月9日,又见英文版《环球时报》6月11日,第14版。
问:2009年高考已经落下帷幕,作为关心高考作文的学者,您认为今年哪些高考作文题目出得好?好在哪里?
孙绍振:要评价高考作文题的得失,首先得把评价的标准弄清楚。要弄清楚标准,就要抓住命题的基本矛盾,否则就是任意地说些空话,例如,让学生有话可说啊,贴近生活啊,激发真情实感啊等。这些说法,也许没有什么错误,不着边际,不但没有实际的效用,反而引起混乱。高考作文的目的是检测考生语文素养。这大概没有任何争议。怎么才能让学生的语言素养得到顺利的发挥呢?却有个认识的过程。
在基础教育改革之前。实行的是命题作文。为什么要改掉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学生的素质不能得到真正的发挥。那时的命题,不但是给出题目,而且是规定了主题。命题与主题的统一,就使得命题在观念上,很是僵化,在结构上很封闭。例如1997年的“感受坚强”,就明确地规定了主题。对于大量学生来说,是强迫说谎。当然,大家都按同样一个主题做文章,不是更有可比性吗?不是更有利于公平评分吗?然而,确立定自己主题是为文的关键,取消了这个,就等于让学生讲别人的、流行的、现成套话。这里有两点一定要明确,第一,在面临生活的挑战之时,不能指望有现成的、标准的答案。在不言而喻的流行观念面前,能不能拿出自己的主见,提出不同于他人的主张来,这是素质化、个性化教育的战略目标;第二,如何在纷纭的现象面前,提练出自己的主题,进行独立的立论,言之有理,言之有序,这正是为文的基本修养。在命题中同时提供主题的封闭模式,遭到批判以后,无主题的开放式命题,就应运而生。1998年全国性命题“假如记忆可以移植”,石破天惊,不含倾向性的命题,开辟了开放性命题的新阶段。此后,所谓材料作文、话题作文等形式虽然不同,其主题开放的精神,让考生自行确立主题是一致的。从那以后,开放性命题蔚然成风,福建的十个古典文学形象和名人(孔夫子、苏东坡、曹操、薛宝钗、鲁迅等)的命题,北京的“北京的符号”,上海的“跨过这道‘坎’”等等可作为代表。当然,开放性不管多么优越,也不是绝对的,它和一定的限定性是联系在一起的。绝对的开放性,在题目上不加任何限制,一来可能导致考前宿构,二来上千万考卷,没有任何相关性,缺乏现成的可比性,不利于评分。
这几年命题的起伏变化,基本上就是在开放性限定性之间。过度开放和过度限定的倾向的极端至今仍然存在。但是,比较具有欺骗性的是某种“伪开放”的题目。这表现在一些材料作文上,表面是价值中立、开放,但是实际上,隐含着道德价值的封闭。例如有一年的全国题,说的是一个青年在渡船上,身背七个包袱,超重,影响船只安全,乃将“诚信”包袱丢弃。从命题的显性结构来说,命题只要求评述,并未提供任何答案。可是诚信的道德价值具有社会共识性质,开放性完全被消解。这种伪开放的命题,可以说是我国道德狭隘而又泛化的怪胎。值得庆幸的是,这种怪胎,在四面八方的讨伐声中,越来越失去了市场。一般地说,我们目前已经达到一种水平,那就是把命题作为一个问题来提出。所有好的命题,不管是单纯的判断,还是对立的概念,都隐含着超越字面意义的更为深邃的内涵,富于想像的空间和智慧的潜在量。例如,2009年江西卷以圆明园兽首拍卖为题,矛盾就很鲜明,一方面是帝国主义的抢掠,一方面是堂而皇之的市场拍卖。其情感和智性的激发性是很强的。全国2卷的英国科学家道尔顿为妈妈买袜子,暴露了他色盲的小故事,陕西卷小动物学游泳而引发的故事,都是具体的、个别的,但是,蕴含着普遍的意味。这些题目,可以说,都达到了这几年平均水平。当然,这样的命题,也有并不很理想的一面,主要是明显缺乏新意,和前几年一般得到认可的许多题目,似曾相识。比较有新意的是北京卷的“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表面上是一个单纯的句子,没有显在的矛盾线索。但是,其中有三个层次的意味,第一,人是没有翅膀的,只有动物才有,而这里所谓翅膀,又不是动物的;第二,翅膀是具体可感的,而这里的翅膀是“隐形的”,看不见,摸不着;第三,这超越了生理功能的翅膀,过渡为隐喻的、精神性的自由飞翔的象征。湖南卷的“踮起脚尖”,好处也在于关键词语里有双重的内涵:第一,作为下肢的动作,“踮”,是为了达到一种特殊的,超越平时脚板着地的高度;第二,“踮”,不是为了达到生理上的提高,而是为了达到某种精神上的高度,或者暗示超越平常的努力,以实现某种人生的追求。湖北卷的“站在——门口”关键词“门口”和“踮”一样,具有多层次的内涵。首先,门口具有象征意义;其次,门口具有开端的意思;再次,开端是可知的,与开端相联系的未来却是不可知的;最后,这个不可知隐含着登上新高度和遭遇风险的可能。单单在“门口”的第一层次上的联想和象征意义上发挥,只能达到一般的水准,可能是缺乏竞争力的。所有这些题目的好处在于,既没有提供主题,又把主题的确定和发挥限定在一定范围里,这就是开放性和限定性的自然的统一。有些题目,表面上缺乏限定性,似乎带着泛开放的性质。如福建的“这也是一种……”。粗粗一看,好像不管什么都可以填进去,从成功到失败,从爱到仇,从理想到空想,适应性过分宽广。以致于给某些中学语文教师造成错觉,以为缺乏难度,好像是中考的题目。但是,其间隐藏着一个“也”字,提示了关键的限定。第一,这一种隐含着另一种;第二,和另一种相比较,是前提;第三,另一种,是已经得到认可的,而这一种是容易被忽略的,因而要特别强调的。
问:部分省市的高考作文题遭到了质疑,比如有些省的作文题“诚信和善良”,您对此怎么看?
孙绍振:这种题型和前面所说的伪开放命题相反,是一种“泛开放”命题。“泛开放”,不但表现为缺乏限定性,而且缺乏想像的空间和联想的深度。给人一种浮泛,甚至肤浅的感觉。题面没有任何潜在意味以激发联想,诱导发挥。这是开放性脱离了限定性的表现。开放性和限定性统一在关键词上,或者是两相对立的,或者是单纯词包含着多层次的分析空间。而“诚信和善良”,首先,在价值上,是同类的,同属肯定性的范畴。其间,没有矛盾,没有冲突,形不成思考的递进的阶梯。一般地说,为了启发考生深化主题,题往往提供某些感性情节或者意象,作为现成的跳板,而这里,却只有两个干巴巴、光秃秃的概念。应该说,这是命题者思想懒惰的表现。今年高考作文题和这种命题相似的还有“全民读书月”和“品味时尚”。尤其是“品味时尚”,从指导思想上看,暴露出来的问题比较严重:本来“时尚”在社会舆论中,就有种种看法,在中学生中,更是争议纷纭。而“品味”,则把考生的思路强制性地限定在肯定的方向上。这就完全背离了开放性的原则。从原则上来说,这和以前的高考作文题“感受坚强”没有什么区别。
问:您觉得理想的高考作文题应该具备什么特点?
孙绍振:这个问题,我在前面已经回答了,归结起来说,就是“开放性与限定性的统一”。但光是做到了这一点,是不是就很理想呢?不一定。具体来说,像全国2卷,从道尔顿色盲引出他对此生理现象在学术上作出贡献这样的题目,单纯从开放性限定这样的原则来衡量,应该说,是取得了某种平衡的。但具体分析起来,遵循题目的命意,文章却不能不是比较肤浅的。因为命题所提供的情节,其原因和结果,是直接线性的,是很片面的,很经不起反思的。色盲,从生理机能来说,是一种局限,一种毛病。命题说,道尔顿作出医学发现,他成功的唯一条件,就是他是色盲。而实际上,绝大多数色盲者,在这方面无所作为。道尔顿成功,除了色盲以外,还有更多重要的条件,命题强调了这个故事的励志性的、情感性的赞赏方面,抹煞了对这个问题的反思,也就是分析。例如,道尔顿的时代和社会因素,他的学术环境,他个人的不懈努力等。这种单线因果的思维,不仅表现在个别命题之中,实际上是许多命题的普遍的模式。如浙江卷的以歌写文:“绿叶对根的情谊”,把根和叶的关系强制性的单一化了;安徽卷的“生活给我智慧”,都是单向的情绪性强化,而不是理性地分析复杂的因素。这种倾向,还隐藏在比较优秀的命题中,如“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踮起脚尖”的命题,其深层意旨,就是强化情感性的,也就是美化的,诗化的效果。这样的效果,付出的代价必然就是理性的分析、批判和反思的缺席:有了隐形的翅膀,踮起了脚尖,说的还只是人的主观志向、愿望方面,仍然很难突破人本身的局限。也许,有些读者觉得,这样说有点吹毛求疵。其实,这里隐藏着一个极其严肃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教育理念的一个特点,一个优点,同时也是一个局限。只要把我们的命题和欧美的高考作文命题稍稍比较一下,问题就昭然若揭了。请看美国西北大学的作文题目:
A. 有种理论认为:伟大的领袖人物都是由他们所处的具体时代创造产生的。照你的看法,伟大人物的产生,是由于所处的环境,还是由于个人的特质?试举出一位人物来支持你的论点。
B. 谁是你们这代的代言人?他或她传达了什么信息?
C. 在愚蠢的错误和聪明的失误之间总是存在着极大的不同。请说一说你的一个聪明的失误,并且解释一下它怎么给你或他人带来益处?
法国大学的题目:
A. 人们是否可以不受折磨而满足欲望?
B. 认识他人是否比认识自己更容易?1
这样的题目,如果成为我们的高考题,我相信大多数高中生是要抓瞎的。这种抓瞎,很难说是由于我们高中生的水平低下造成的。更多的原因,是不是应该从欧美国家的教育模式和我们的差异中去寻找?他们不像我们那么着重情感价值,或者说审美的诗意,相反,他们总是超越情感,提出理性问题,让学生面临两难的选择,迫使考生对之进行分析和批判。当然,也很难说他们的思维模式就绝对优越,同样,也很难说我们的审美诗化命题就没有他们可以参考的地方。请看一个英国人的说法:
这是我在中国看到的第一个高考,作文的要求之宽泛与苛刻让人咋舌。我不知道英国高中生是否要被要求做此类的事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20多年前我参加考试时肯定不是这样。这些题目只给几点提示,让考生自由发挥,展示自己的知识面和语言运用能力。北京的考题是《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是去年四川地震中类似的“颂歌”的一首流行歌曲中的一句。我深深感到,英国许多名牌大学也证明了这一点:同不足以分清良莠的英国高中测试体系相比,中国的更具挑战性,也更能测试出学生的水平。我想,现在是英国效仿中国设立全国作文竞赛让人才脱颖而出的时候了。但我还要说一句,求知是件愉快的事,我将永远不会参加此类考试。2
但是,反过来说,我们是不是也应该从西方的高考命题中,吸取
其中理性的、批判性的思维特长呢?毕竟,情感和理性,审美情感和理性批判,对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两者不可或缺。
如果说,对于西方来说,漠视诗意,把诗意的浪漫看成是愚蠢,是一种局限,那么,对我们来说,考题中对理性批判和反思的忽视,也是严重局限。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理想的高考作文题应该具备什么特点?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回答:一,把开放性和限制性结合起来,二,把抒情的诗意和理性的反思和批判结合起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对今年的作文命题可以有更为深刻的分析。例如,江西卷以法国巴黎拍卖从圆明园抢劫去的铜鼠首为话题。这个题目本来是很容易归结到情感的抒发上去的。但命题者却旗帜鲜明地要求写成议论文。这个做法似乎有些矫枉过正。但对于我们目前高考作文过度偏重于审美抒情的潮流来说,这种规定不能不给人振聋发聩的感觉。在中国高考作文命题中,这是第一次规定只能做议论文。也许有些人士会瞠目诧异,觉得太过粗暴。其实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新加坡的高考作文从来就是只能写议论文,把记叙和抒情排除在外。
问:在高考作文命题的背后,您对高考作文命题者的素质有什么建议?
孙绍振:曾有几年,高考命题不但从模式上,而且从题面和题干的结构上有许多创造和突破,说明我们队伍的素质有了提高。但是这几年的命题水平却有些徘徊不前,甚至在某些省份几乎就是倒退。这说明什么呢?在作出突破的时候,并没有达到理论上的自觉,多少有点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主义倾向。理论上的盲目,是由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第一个原因,我们原有的命题队伍,包括教育部考试中心的一些专家,知识结构陈旧,满足于狭隘的经验,缺乏足够的前沿学科储备和智能,不能站在中西命题模式比较的高度,从战略和战术上进行高瞻远瞩的规划。第二个原因,则是一些多多少少具有西方教育学历的人士,学得了某些据说是最前沿教育学理,但他们有三大局限:第一,在观念上把学习西方误解为追随西方,把西方某些教育观念当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完全背离了西方学术最根本的精神,那就是绝不把权威当成偶象,而是当作对手(rival)。最好的学习,是告终和挑战。第二,他们的思想路线有根本的错误:不是用中国的实践作为检验西方“真理”的标准,而是把西方“真理”当作检验中国实践的标准。这就造成了非常可笑的“钦差大臣”满天飞的乱象。第三,他们缺乏把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上升为理论的原创概括力,也就是缺乏第一手的抽象能力,连对西方话语和范畴作第二手的衍生创造力都谈不上。除了引用西方某一流派的语录,挟洋自重以外,对于实践中产生的任何矛盾,都没有感觉。就以高考命题这样牵动家家户户的问题,他们基本上是瞎子和聋子。要知道,西方的高考和中国的高考存在极大的不同。首先,他们没有独生子女,没有望子成龙的全民性关注;其次,他们没有那么严重的人口和就业压力,再次,他们的作文考核以随笔(essay)为主的形式和中国通行的散文(prose)模式,有着理性思维和审美情感的基本原则的差异。这三点,尤其是第三点,在这些只懂得洋教条的人士的心理图式(scheme)以外。教条主义者和狭隘经验主义者,虽然矛盾很大,但是,他们在作文观念上,沉溺于什么“真情实感”“贴近生活”等,却息息相通。
如果我以上所说,没有太大的偏颇,那么命题者面临的就是两大任务。第一,知识结构更新,第二,智能水准的提高。不言而喻,这是一个艰巨的历史任务,也许要耗费不止一代人的时间。
1兰心:[国外高考作文题一瞥],羊城晚报2009年,6月16日。
2《英国人眼里的中国高考》,原载英国《每日电讯报》2009年,6月9日,又见英文版《环球时报》6月11日,第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