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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变法问题上，每当有人与王安石意见相左，王就愤愤不平：“你们就是因为没有读书的缘故啊！”参知政事赵抃笑道：“这话不对，上古皋陶、夔、后稷和契的时代，有什么书可以读呢？”王安石沉默不语，懒得和这帮书呆子理论。但他认识到，要力排众议推行变法，必须统一思想——不换脑子就换人。
统一思想，先从“洗脑”入手。
熙宁四年二月，王安石改革科举，免去科举考试中诗赋与明经等科，专以经义、策论选拔进士。诗赋与明经是唐代以来的考试科目，但在王看来，诗赋不过是文学的雕虫小技，明经更是死记硬背，都不如讲求天下正理的经义、策论来得实在。
熙宁八年，王安石颁布新版教科书“三经新义”。这是他主导重新训释的《诗经》、《尚书》、《周礼》三部经典，其中《周官新义》最为重要，是托古改制的变法理论根据。从此，读书人只求背熟“三经新义”，不再诵读原典，也不独立思考。虽然王安石晚年也认识到教育改革的弊端，叹息道：“本来想将学究变为秀才，哪知将秀才变成了学究”，但这种钳制思想的科举制，却影响至今。
“换脑子”功效毕竟来得慢，“换人”的功效却立竿见影。
王安石首先相中的变法先锋是吕惠卿。吕是福建人，其思想与王安石惊人一致。王安石向神宗推荐：“能够将先王之道活学活用的，只有他了”。吕惠卿于是被安排到负责变法的条例司委以重任，王安石事无大小，都要与吕惠卿商量，重要的变法文件都由他草拟。时人以王安石为孔子，以吕惠卿为颜回，恰比师徒情深。不久，王安石又推荐吕惠卿任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将其安插入御前讲席队伍，防止有人在神宗面前对变法说三道四。
吕惠卿之外，王安石提拔的新干部还有章惇、曾布、韩绛和邓绾等人。有大批“自己人”帮衬，推行新法如鱼得水。每当王安石奏事，韩绛就说：“臣见王安石所说特别恰当可用，陛下应该省察”。如果有人非议新法，曾布就站出来力挺王安石，坚定神宗的意志。二人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时人说韩绛是“传法沙门”，吕惠卿是“护法善神”。
朝野上下的投机者看准变法派得势，纷纷上书支持变法，很快得到提拔，以至于“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因选拔不限资格履历，朝堂上挤满了黝黑的新面孔。有伶人做戏嘲之，故意骑毛驴要登上朝堂台阶，遇卫士阻拦，伶人说道：“不是说有脚的都上得吗？”
曾布、邓绾还极力推荐王安石的儿子王雱为崇政殿说书，王安石也乐得顺水推舟，举贤不避亲嘛。后来，有人向王安石献诗谄媚“文章双孔子，术业两周公”。王大喜，“真是知我父子啊！”王公子好为大言，说“不诛异议者则法不行”——只要把宰相韩琦、富弼砍头，新法就能推行。想法虽然偏激，但变法引起的人事地震却可见一斑。
反对变法者，虽然不用掉脑袋，但被贬官之人，名单长得令人咋舌。变法推行的前两年，也就是熙宁二年和三年，被罢免的知名中央大员就二十多位。参知政事赵抃、宰相曾公亮、富弼，监察御史程颢、条例司的苏辙等反对派骨干，均遭罢免。而力主“不与民争利”的司马光，也被下放到西安任永兴军知府。
王安石为扫平障碍不断排除异己，而不少贤士为避王的锋芒，也多求引去，以致当时的“台谏”为之一空。唐宋时以专司纠弹的御史为台官，以职掌建言的谏议大夫等为谏官。两者虽各有专司，但职责互补，故多以“台谏”泛称。
据宋人笔记，王安石曾兴冲冲带着一份拟罢免官员清单上殿，宋神宗不答应，说：“哎呀，这些人可除不得。”异日，王安石又重拟一份清单交给神宗，神宗还是不答应。王安石退朝后就称病在家，撒起娇来。
这可难为了宋神宗。
宋朝的祖宗家法是让大臣“异论相揽”，好相互制衡。按神宗的安排，熙宁初年有五人共同为相，分别是富弼、曾公亮、唐介、赵抃和王安石。现在，五位执政大臣老的老、病的病、死的死、免的免，惟独王安石挑起改革重担，他却在这个节骨眼上撂挑子。神宗无奈，只好温言相劝，“自古以来，像卿与朕如此相知的极少。天下事刚有头绪，爱卿怎能说走就走呢”。自此，神宗转而全力支持王安石。
王安石占足面子，推行新法也更加坚定，对于新法的反对者绝不留情。熙宁三年，神宗本想重用司马光，任命他为枢密副使。王安石坚决反对，说：“司马光好是好。只是现在风俗未定，异论纷纷。如果任用司马光，无疑给反对派树立了一面旗帜。”
如果将王安石所代表的新党比作“左派”，司马光所代表的旧党则像是“右派”，左右两派已经势同水火。尽管当时“左派”得势，对“右派”施以高压，但“右派”的反对声却从未消失。
刑部刘述与王安石辩论时，往往直指其事，是非分明，甚至当面顶撞王安石，常把王安石气得面色如铁。即使是在稠人广众之中，刘述争论起来也毫不顾忌，使得恨之者侧目，爱之者担心。司马光也向神宗进谏道：“现在条例司的所为，只有王安石、韩绛、吕惠卿认为正确，天下人都认为不对。陛下难道只与三人共治天下吗？
那是一个信仰“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时代，反对变法的右派们“言不用，万锺非所顾也”，他们不贪财、不恋权，不惜牺牲政治前途、放弃高官厚禄，勇于担当、誓与“道义”共进退，也正是这种精神，才能力挽狂澜，最终驾驭住如脱缰野马般的新法。
统一思想，先从“洗脑”入手。
熙宁四年二月，王安石改革科举，免去科举考试中诗赋与明经等科，专以经义、策论选拔进士。诗赋与明经是唐代以来的考试科目，但在王看来，诗赋不过是文学的雕虫小技，明经更是死记硬背，都不如讲求天下正理的经义、策论来得实在。
熙宁八年，王安石颁布新版教科书“三经新义”。这是他主导重新训释的《诗经》、《尚书》、《周礼》三部经典，其中《周官新义》最为重要，是托古改制的变法理论根据。从此，读书人只求背熟“三经新义”，不再诵读原典，也不独立思考。虽然王安石晚年也认识到教育改革的弊端，叹息道：“本来想将学究变为秀才，哪知将秀才变成了学究”，但这种钳制思想的科举制，却影响至今。
“换脑子”功效毕竟来得慢，“换人”的功效却立竿见影。
王安石首先相中的变法先锋是吕惠卿。吕是福建人，其思想与王安石惊人一致。王安石向神宗推荐：“能够将先王之道活学活用的，只有他了”。吕惠卿于是被安排到负责变法的条例司委以重任，王安石事无大小，都要与吕惠卿商量，重要的变法文件都由他草拟。时人以王安石为孔子，以吕惠卿为颜回，恰比师徒情深。不久，王安石又推荐吕惠卿任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将其安插入御前讲席队伍，防止有人在神宗面前对变法说三道四。
吕惠卿之外，王安石提拔的新干部还有章惇、曾布、韩绛和邓绾等人。有大批“自己人”帮衬，推行新法如鱼得水。每当王安石奏事，韩绛就说：“臣见王安石所说特别恰当可用，陛下应该省察”。如果有人非议新法，曾布就站出来力挺王安石，坚定神宗的意志。二人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时人说韩绛是“传法沙门”，吕惠卿是“护法善神”。
朝野上下的投机者看准变法派得势，纷纷上书支持变法，很快得到提拔，以至于“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因选拔不限资格履历，朝堂上挤满了黝黑的新面孔。有伶人做戏嘲之，故意骑毛驴要登上朝堂台阶，遇卫士阻拦，伶人说道：“不是说有脚的都上得吗？”
曾布、邓绾还极力推荐王安石的儿子王雱为崇政殿说书，王安石也乐得顺水推舟，举贤不避亲嘛。后来，有人向王安石献诗谄媚“文章双孔子，术业两周公”。王大喜，“真是知我父子啊！”王公子好为大言，说“不诛异议者则法不行”——只要把宰相韩琦、富弼砍头，新法就能推行。想法虽然偏激，但变法引起的人事地震却可见一斑。
反对变法者，虽然不用掉脑袋，但被贬官之人，名单长得令人咋舌。变法推行的前两年，也就是熙宁二年和三年，被罢免的知名中央大员就二十多位。参知政事赵抃、宰相曾公亮、富弼，监察御史程颢、条例司的苏辙等反对派骨干，均遭罢免。而力主“不与民争利”的司马光，也被下放到西安任永兴军知府。
王安石为扫平障碍不断排除异己，而不少贤士为避王的锋芒，也多求引去，以致当时的“台谏”为之一空。唐宋时以专司纠弹的御史为台官，以职掌建言的谏议大夫等为谏官。两者虽各有专司，但职责互补，故多以“台谏”泛称。
据宋人笔记，王安石曾兴冲冲带着一份拟罢免官员清单上殿，宋神宗不答应，说：“哎呀，这些人可除不得。”异日，王安石又重拟一份清单交给神宗，神宗还是不答应。王安石退朝后就称病在家，撒起娇来。
这可难为了宋神宗。
宋朝的祖宗家法是让大臣“异论相揽”，好相互制衡。按神宗的安排，熙宁初年有五人共同为相，分别是富弼、曾公亮、唐介、赵抃和王安石。现在，五位执政大臣老的老、病的病、死的死、免的免，惟独王安石挑起改革重担，他却在这个节骨眼上撂挑子。神宗无奈，只好温言相劝，“自古以来，像卿与朕如此相知的极少。天下事刚有头绪，爱卿怎能说走就走呢”。自此，神宗转而全力支持王安石。
王安石占足面子，推行新法也更加坚定，对于新法的反对者绝不留情。熙宁三年，神宗本想重用司马光，任命他为枢密副使。王安石坚决反对，说：“司马光好是好。只是现在风俗未定，异论纷纷。如果任用司马光，无疑给反对派树立了一面旗帜。”
如果将王安石所代表的新党比作“左派”，司马光所代表的旧党则像是“右派”，左右两派已经势同水火。尽管当时“左派”得势，对“右派”施以高压，但“右派”的反对声却从未消失。
刑部刘述与王安石辩论时，往往直指其事，是非分明，甚至当面顶撞王安石，常把王安石气得面色如铁。即使是在稠人广众之中，刘述争论起来也毫不顾忌，使得恨之者侧目，爱之者担心。司马光也向神宗进谏道：“现在条例司的所为，只有王安石、韩绛、吕惠卿认为正确，天下人都认为不对。陛下难道只与三人共治天下吗？
那是一个信仰“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时代，反对变法的右派们“言不用，万锺非所顾也”，他们不贪财、不恋权，不惜牺牲政治前途、放弃高官厚禄，勇于担当、誓与“道义”共进退，也正是这种精神，才能力挽狂澜，最终驾驭住如脱缰野马般的新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