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1988 破土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改革开放”仿佛就在昨天。如果仔细分辨这40年翻天覆地变化的起点，应该要追溯到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那个时候，26岁的美籍华裔摄影师刘香成正在巴黎准备拍摄法国新总理，他在当地报纸上看到毛泽东的整版照片，意识到这是比不久前唐山大地震更大的震荡，主动请缨去中国拍摄毛的葬礼。他先到了广州，凭着摄影师的敏锐，记录下珠江两岸人们肢体语言的变化：人们虽然带着黑纱，但肩膀不是僵硬的，脚步不是匆匆忙忙的，脸上的表情也不算很伤心，反而有一种不寻常的平静。他强烈地感觉到，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
　　可以说，毛泽东的逝世不仅是一个政治符号的消退，而且是10亿中国人预料之中的震惊，人们花了远超自己想象的时间从震惊中恢复过来，重新思考没有毛泽东的未来。带着充满矛盾的历史遗产，有些转变是疾风骤雨般的，比如“四人帮”的被捕、“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以及邓小平的复出；有些则是茫然无措的，比如经济改革，没有任何蓝图在手，也不知何处是目的地。
　　当时的中国是一个烂摊子。“文革”10年后，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占人口总数80%的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区区40美元，人均粮食产量还不及1957年的水平。1976年12月，华国锋在接任国家主席之后的第一次讲话中，就强调了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在新一代政府工作中的重要性。但要开启经济改革，首先要面对的，是怎样才能做到既维持国家稳定，又为社会松绑。
　　1978年5月10日，《理论动态》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第一作者是南京大学哲学系青年教师胡福明，随后被《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转载，胡耀邦和邓小平表示了支持。这篇文章旗帜鲜明地挑战了当时风行的盲目崇拜毛泽东的政策，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最终以实用主义的胜利而告终，将毛泽东时代遗留下来的意识形态枷锁放了下来。
　　召开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公认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正式宣言。74岁的邓小平再次回归，成为“改革开放”的主导者。在会议公报中，明确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迫切要求，而且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希望社会主义现代化成为一次“新的长征”和“广泛、深刻的革命”。尽管公报里几乎没有给出任何具体措施，但心态上已经开始整装待发了。
　　国企改革成为之后一系列改革措施的重头戏。正如在三中全会公报中所写的那样，“经济管理体制的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因此，政府尝试让“地方和工农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经营管理自主权”。而这一时期中国开始派出以副总理谷牧带领的官方访问团，密集出访各国，一方面是结束在国际上的孤立，另一方面也是重新审视中国的经济现状。邓小平本人也亲自出访，其中1978参观日产汽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感慨道：“现在我明白什么叫现代化了。”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企业改革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焦点，而国营企业“放权让利”更是重中之重，为此引入了经营承包责任制。原本以为，把在农村改革中一试就灵的“承包制”拿到国企中来就可以了，谁知道，其复杂程度远远大于农村经济，中国企业改革开始陷入经济学家高尚全总结的“一统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统”的循环中。
　　在国企改革陷入停滞之时，突破性的改变正在社会主义经济的边缘暗潮涌动。在这些“边缘革命”中，最为重大的变革是在农村爆发的。当时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80%以上，但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中最为薄弱的环节。毛泽东去世后，农业政策仍然建立在中央计划的基础上，“农业学大寨”和“以粮为纲”是当时农业的指导思想，剥夺了地方政府因地制宜的自由。真正意义上的农业改革，“包产到户”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自下而上展开的。
　　1978年底，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秘密签署了一份契约：“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公粮和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到丰收之时，这些农民所获的粮食远比他们的邻居多得多。下一个耕种季节，邻村的村民也加入其中。其实，“包产到户”并非小岗村的新发明。自1956年大力推进农业集体化之后，中国至少经历了“包产到户”的三次回潮，但都被打压下去。这一次，以小岗村为标志的“包产到户”在政府内部经历了一年多的激烈辩论，最终获得默许。1982年1月，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润生在当年的“一号文件”里创造性地提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概念，这一提法冲淡了一些担忧。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当时以学生身份参与到杜润生的研究中，他阐释，在这套制度下，集体的土地分给农户，以农户承担一定的责任为前提。在开始的时候，农户的责任通常联系着“产量”——以相应土地面积的常年平均产量为基线，农户承诺将交多少给国家、多少给集体，以此交换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很明显，这是一个“增加的产量归农民”的合约，对生产积极性的刺激作用不言而喻。另一方面，承包到户的土地，并没有改变“集体所有制”的性质——它们还是公有的，只不过按照约定的条件交给农户使用而已。自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一条国策。
　　与“包产到户”一起，另一项变革几乎同时在农村上演，这就是乡镇企业带领的农村工业化革命。1987年，邓小平在与南斯拉夫官员会谈时，将乡镇企业的崛起形容为一个惊喜：“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来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事实上，乡镇企业并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它们当中有很多是从原来的社队企业发展起来的。正如杜润生所说，取消公社，政企分开后，过去的社队企业便能像经济动物一样行动，对市场需求做出反应了。在整个80年代，乡镇企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部分。到8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的产值不但占据了全国农村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甚至达到了全国工业总产出的四分之一。而另一方面，乡镇企业对国营企业构成了越來越大的挑战，也为它日后的衰落埋下伏笔。 　　中国城市的边缘力量也开始萌动。随着“文革”的结束，城市青年“上山下乡”政策终止，到80年代初，大约有2000万知青和工人回到了城市，形成了数量庞大的“待业青年”群体。而与此同时，城市里存在着巨大的个体经济需求，居民需要各种小饭店、便民店、修理铺和小商店。著名经济学家、时任国务院经济顾问的薛暮桥在1979年7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督促政府开放个体经营，让“待业青年”自谋出路。邓小平像之前以饥荒为理由允许农民“自己找活路”一样，在1979年也借城市青年日益增长的犯罪率，允许城市青年做“个体户”，一时间，个体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1981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决定，将个体经济提升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但一开始，雇工人数被严格限定在不能超过7人，理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著名论断：“雇工到了8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
　　不久，在安溪芜湖，自称“傻子”的个体户年广久就给经济学家们出了一道难题。他以炒卖瓜子起家，炒出的“傻子瓜子”引来一片叫好声，生意越来越兴旺，一天就能卖出两三千斤，他便请来一些待业青年当帮手，一数，居然有了12个人。很快，一场大辩论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安徽有个年广久，炒瓜子雇用了12个人，算不算剥削？”这场辩论一直持续到1982年，年广久的瓜子工厂已经雇用105人，他本人也成为中国第一批百万富翁之一，但关于雇工几个人的争论仍是尘埃未定。如何定夺小小一颗瓜子里面的大是大非？
　　周其仁当时供职于杜润生领导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他回忆，杜润生组织了关于“傻子瓜子”来龙去脉的调查，并把有关材料报到了邓小平的案头。传回来的邓小平指示上，斩钉截铁就是“不要动他”四个大字。在1987年“十三大”上，关于个体户雇工人数的限制正式解除了。这也是邓小平改革方式的又一次胜利：不争论，先尝试，见效之后再推广。
　　在改革开放最初10年的诸多“边缘革命”中，不可忽视的还有经济特区的开辟和发展。最早的突破来自于临近香港的广东省保安县，时任招商局董事长的袁庚走到了前台。1979年，袁庚刚刚接手招商局，就提出一份大胆的建议，要中央给招商局一块工业用地，“这样既能利用国内较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又便于利用国际的资金、先进技术和原料”。最后划定的蛇口工业区仅2.14平方公里，但袁庚争得了两个权力：一是可以自主审批500万美元以下的工业项目；二是被允许向外资银行举债。袁庚在螺蛳壳里做道场，蛇口很快成为中国最开放的“工业区”，也是最醒目的制度试验场，企业和人才纷纷涌入。在蛇口开发区筹建半年后，1980年5月，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正式设立。1984年，邓小平在建立经济特区之后第一次视察深圳，在目睹深圳的高速发展之后，他称赞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样板。
　　新制度经济学鼻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一直关注着中国的改革，他认为，四大边缘力量——家庭联产承包、乡镇企业、个体经济和经济特区，是80年代中国经济转型的先锋力量。这些经济试验能够破土而出，也正是因为它们是在社会主义经济的边缘地带进行的。到了1987年10月，随着“十三大”的召开，中国经济总量已然是1978年的两倍。政府宣布兑现了发展经济的承诺，提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我出生在80年代初，差不多可以算是“改革开放”的同时代人。我没赶上这出伟大戏剧的开场，但我知道，对父母那一代来说，这是很多人的命运转折点。1976年知青返城，1977年恢复高考……以此为开端，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才有了更多自主抉择的机会。不久前翻看刘香成当年拍下的大江南北一幕幕日常影像，很多看似不可思议的场景似乎已经离我们很远，但其实也不过40年而已：一个学生在校园里毛主席雕像下滑冰，伸展着胳膊，如鸟儿一样；高考刚刚恢复时，很多人家里灯不够用，学生们借着天安门广场的路灯夜读；上海照相馆里拍摄结婚照的新婚夫妇，为了省钱，这对新人只身着西式婚纱的上半身；还有云南思茅三个带着廉价墨镜的朋克青年，对着镜头摆出一副酷劲儿……这些从“文革”的影响中走出来、重新燃起人文精神的中国人，眼神中充满了急切与新奇。
　　1978到1988年，如同共和国的青春期。在刘香成拍摄的图景里，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也是一个重建“常识”的过程，那是曾经暂时失去的意识。随后的80年代是充满闲散的浪漫年代，人们充满好奇地向“前”看，缓慢地抛弃过去，思考着随改革的深入而带来的新事物。

1988～1998 深入城市

　　在即将退休之时，邓小平决心攻克一个改革遗留问题——“价格闯关”。原来由国家规定和控制的物价，要放开由市场决定，这也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关键。此前，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种“价格双轨制”，即按计划指令生产的产品由国家定价，超计划增产的产品则按市场供求决定价格。1984年提出并论证“价格双轨制”的经济学家张维迎告诉我们，双轨制是从计划调节到市场调节的一个过渡阶段，类似大禹治水中把“堵”变为“疏”的思路，在当时避免了剧烈震荡，但最终的目标是市场价格，是不断地“放”，直到“放”完为止。80年代末，双轨制已经显现出越来越多的负面效应，同一个产品的“市场价”高于其“计划价”数倍甚至十数倍，以至于“寻租”盛行，腐败滋生。
　　周其仁指出，价格改革之所以被称为“闯关”，是因为此前波兰因放开食品价格，影响民生，导致大罢工和波兰共产党下台。中国价格改革的代价究竟有多大，能不能平稳推进，谁都不能打包票。但在1988年，邓小平义无反顾地决定取消物价管制，宣布在3到5年内完成物价改革。
　　但是，物价改革的时机可谓糟糕至极。当时通货膨胀正在加剧，很多商品已经供不应求。8月19日放开物价管制的消息一公布，已经疲于应付通胀的城市居民立刻陷入惶恐，引发了全国性的恐慌性购买。据报道，武汉的一个消费者购买了200公斤食盐，南京则有人买了500盒火柴。8月30日，物价改革宣布终止，“闯关”失利。9月，政府启动了一项紧急财政紧缩方案，中国经济进入了长达4年的“治理整顿”期。这也是陈云力主的，他描述为一种“鸟笼经济学”：经济“就好比一只鸟，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讓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 　　在近10年的经济强劲增长后，中国经济改革遭遇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危机。1989年，经济进一步滑坡，政治氛围紧张，邓小平也在这一年的11月正式退休。而让所有人始料未及的是，他还将在3年后再次启动中国经济的引擎。
　　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类似的意识形态争论曾被抛在脑后，而90年代初，这种自我怀疑重被提起，甚至改革的大方向也有逆转的危险。已经88岁的邓小平决定出手拯救改革，但他当时已经没有任何正式职务，不得不另辟蹊径。1992年1月17日，他在子女的陪同下，坐上了开往南方的专列，要亲眼看看市场化改革最为深入的地方，是什么样的景象。他在一周时间里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其间的讲话被整理成文，形成著名的“南方谈话”——“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发展才是硬道理”。对于长期困扰中国改革的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他的回答十分坚定：“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邓小平深化改革的呼声一经公开，最直接的响应来自私营企业和个人。此前不久，股票市场——市场经济的显著信号——分别于1990年和1991年在上海和深圳开设。而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最令人瞩目的现象当属“下海”——政府官员、国企员工、科研院所学者扔掉了手中的“铁饭碗”，辞职从商。据统计，1992年有多达12万政府公职人员辞职，停薪留职从商的人超过了1000万。而在1992年10月的“十四大”上，政府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在邓小平“南方讲话”的推动下，“价格关”也终于闯过。到1993年春，中国社会零售商品总额的95%、农副产品收购总额的90%，以及生产资料销售总额的85%，全部放开由市场供求决定。“用市场价格机制配置资源”从此成为中国经济制度的一个基础。
　　为了应对价格扭曲和恶化的财政状况，1994年，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启动了税制改革。科斯认为，新的分税制带来的最根本变化是，让中国的企业摆脱了中央财政政策对其直接而快速的影响，同时将微观经济环境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中分离出来。长远来看，它将地方政府各自为营的混乱局面转化为一个高效的竞争环境，刺激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价格改革和税制改革为单一价格体系和全国市场的建立铺平了道路。由此，国企改革也再次开启。这次的新目标超越了“放权让利”和经营责任承包制，要建立一个脱离政府干预并由市场监管的现代企业制度。但这一改革目标的悖论在于，国家所有的企业如何能不受国家干预，而变成自主逐利的商业企业？
　　当时的国企状况不容乐观。1994年，由九部委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上海、天津、沈阳、武汉等16个大城市进行调研，结果显示，这些城市国企的亏损面已达52.2%。与此同时，国企在工业生产中的比重大幅下降，到1995年只有34%。
　　是什么阻碍了国企的发展呢？科斯指出，产权界定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先决条件，这一基本思路也为中国的国企改革提供了便捷通道。
　　突破口来自两个实践。一是颇有争议的“诸城经验”。1996年3月，经济学家吴敬琏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参加一个视察组前往山东诸城，带队人是副总理朱镕基。在此之前，这个山东省的县级小城已经悄无声息地完成了一系列改制举措，将辖区288个国企或集体企业中的272个变成了股份合作制企业，背后的推动者是市委书记陈光。因为政府无力继续补贴国企的亏损，1992年12月，诸城国营电机厂被变卖给职工，成为第一家被改制的国企，新公司以“股份合作制”的形式进行了重新注册。但在当时，股份合作制并未被正式承认为国企重组的手段。在陈光大刀阔斧的改革之下，诸城大多数国企要不转为股份合作制，要不被直接关闭。“诸城改制”进入了决策层的视野，意味着有可能作为正面典型推广，也有可能成为国有资产流失的反面案例。陈光日后回忆：“那时候我的人生就好像一枚半空中的硬币，连自己都不知道会翻到哪一面。”视察组调研了三天半，朱镕基对诸城的小企业改制的成效表示赞赏，陈光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对“诸城经验”的肯定，与吴敬琏之前提议的“放小”路径不谋而合。也就是说，那些没有竞争力也无关国计民生的中小企业将被“放掉”，政府将主抓那些有潜力、有实力的大企业和盈利能力强的产业。
　　另一个实践来自上海。有着众多大型国企的上海，走的是另一条改革之路。上海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府代理部门——“国资委”（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一改过去不同部门各管一摊的局面，统一接管所有国企。经过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实施改制，国企的数量直接下降，保存下来的国企也不再受政府直接管控，取而代之的是国有资产管理公司。
　　诸城和上海的实践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上被正式接受。这意味着它们的策略——“抓大放小”、股份制等成为改革新手段，国企改革进入一个以所有权改革为主题的时期。在1997年召开的“十五大”上，总书记江泽民提出了“混合所有制”概念，认为“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股份制公司也得到了正式的认可。
　　这一轮国企改革自1992年开始，几乎覆盖了整个90年代。从宏观层面来衡量，产权清晰化是大势所趋。而从微观层面看，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也上演了一幕幕悲喜剧。发生在最大工业城市上海的景象是一个缩影。从1990到1999年，上海一直在进行“退二进三”的战略转型，大量工业企业被解体或者迁出城市中心区，这是一个十分艰难和痛苦的过程。其中1990到1995年，上海失业人口的平均增长速度高达13.75%。在很多工业城市中，“下岗”成为很多老国有企业职工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以至于在1994年北京的一次会议中，朱镕基向与会的12名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难题——如何在进行企业改革的同时，避免大规模失业的发生？用他的话说，任何人只要能解决这个问题，都绝对有资格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90年代中期，随着越来越多的国企面临亏损，地方政府开始放弃对它们的所有权控制，这一举动从根本上改变了政府和辖区内企业的关系。当手中的国企成了财政负担，地方政府便迫不及待地發展工业园，作为新的财政收入来源。 　　1992年以来，各种各样不同级别的工业园——高新经济区、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工业园区扮演的角色与80年代四大经济特区、1984年14个沿海城市对外资开放，以及1990年的浦东新区类似，都极大地刺激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在区域竞争中，为争夺资本投资，各地方政府可谓煞费苦心。所谓“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政府纷纷打造良好的基础设施环境和商业环境，确立各自的产业集群策略，以谋求企业青睐，从而增加就业，创造税收，拉动当地经济发展。但由于工业园无处不在，相互间竞争异常激烈，也造成了重复投资，比如绝大多数外国汽车制造商在中国的合资企业都不止一家。不过，科斯认为，重复投资虽然导致了有形资本的浪费，但它对生产技术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制造能力——包括实体投资、个人技能及管理水平——无论在速度还是规模上都得到了惊人的提高，这也被公认为中国全球制造业大国崛起背后的驱动力。另一方面，在区域竞争中，整个中国变成了一个大实验室，不同的经济实验遍地开花，还发展出很多以地方命名的发展模式。科斯认为，中国空间上的优势因此被直接转化为经济发展的速度——“空间换时间”，这也是理解为什么中国市场转型速度如此惊人的关键所在。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去世。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里写道：“邓小平完成了一项过去150年里中国所有领导人都没有完成的使命：他和同事们找到了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在达成这个目标的过程中，邓小平也引领了中国的根本转型，不论在它与世界的关系方面，还是它本身的治理结构和社会。假如中国人要感谢某一个领导人改善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这个人就是邓小平。”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改革开放的前20年，呈现了不同寻常的高速发展，也释放了最大的改革红利。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当中国的经济规模越来越不容忽视，中国日益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它将如何处理和世界的关系？

1998～2008 中国与世界

　　1998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生张朝阳将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搬上了他刚创办的网站。他当时还没想好这个网站具体要做什么，但沉浸在尼葛洛庞帝描绘的未来里：“信息技术的革命将把计算机解放出来，使之成为我们能够交谈、抚摸甚至穿戴的对象。这些发展将变革我们的学习方式、工作方式、娱乐方式——一句话，我们的生活方式。”在此之前的1995年，中关村大街上立起了一个巨大的广告牌——“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向北1500米”。它被很多路人当作路标，实际上，通向的是一个叫瀛海威的小公司，也是中国最早的互联网公司。到了1997年，搜狐、网易以及新浪的前身四通利方集体起步，开启了门户网站、搜索引擎、风险投资等全新商业概念，这一年也被公认为中国的“互联网元年”。那个时候，美国的互联网行业刚刚破茧而出，当中国第一代网民们在一个无限开放的信息世界中畅游的时候，他们感到世界从未如此触手可及。
　　互联网向世人显示了魔力，也在不久之后展现了它的虚幻。2000年，IT泡沫破裂，纳斯达克指数应声而落，新浪、搜狐、网易等几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互联网公司也不能幸免。不过，也因为中国的IT产业刚刚起步，受到的打击相对较小。
　　让中国更切实地融入世界的，是2001年11月10日，中国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在很多中国人的印象里，“入世”不是一个旦夕生成的结果，而是一个持续而渐进的过程。从90年代开始，美国和中国就最惠国待遇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到1999年美国表示支持中国加入WTO，再到2001年最终“入世”，这一企盼已久的结果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全球自由贸易的赛场，也意味着中国开始了全球化之旅。
　　“入世”不仅是在谈判桌上发生的，更多是按照WTO的开放市场时间表，在实践中一步步达成的。1998年初朱镕基当选国务院总理时，其承诺之一即是“用三年时间让国有企业摆脱困境”，而在此之后国企产权改革的深化便是应对“入世”的重大战略决策。从1998到2003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数量从23.8万减少到15万，减少了40%。尤其有标志意义的是垄断企业的主动变革：一是大规模整体海外上市，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石化等先后成功上市；二是基于打破垄断、增强竞争的大跨度拆分重组，中国电信一分为五，中国石油、中国石化重新分家。2003年3月，国务院宣布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接受管理总量17.84万亿元的国有资产，标志着中央政府对国有资产的新型管理制度成型。
　　这一轮国企改革的特征被普遍解读为“国退民进”。据2000年的统计数据，国有企业数量大为减少，但效益飞速提高，全年共实现利润2000多亿元，创下90年代以来盈利水平的最高纪录。但另一方面，也存在法制监管缺位、政策界定混沌的问题，为日后关于国有资产是否流失的争论埋下伏笔。
　　2004年，关于国企改革产权之争，爆发了2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论战，起因是“郎顾之争”。这一年，香港教授郎咸平点名指责格林柯尔董事局主席顾雏军在收购科龙、美菱等几家公司中使用了欺骗手段，席卷国有资产，顾雏军强硬回应，结果引火烧身，以入狱告终。争论背后并不仅仅是针对某一家公司或个人，更是对“国退民进”的不同观点：一派认为国有资产流失、经营者分食了盛宴；另一派则认为尽管改制中存在种种灰色行为，但是改革的总体方向和积极效应是不容置疑的。
　　针对中国制度变革的复杂局面和深层矛盾，2005年的全国“两会”上，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中国变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每前进一步都会触及一些人和一些部门的既得利益，遭到现有利益格局的反对，因而必然遇到阻力，延缓改革的进展。”深水区，成为人们对下一步改革的共识。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面临巨大的经济下行及人民币贬值压力，朱镕基决定在1998年放开房地产市场，以刺激内需。国务院叫停了已经实行了40多年的福利分房，允许住房抵押贷款，推行住房货币化。房改之后，被压制已久的住房需求随之释放出来，私人资本最为雄厚的浙江及珠三角地区市场很快升温，随后蔓延到上海。此外，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也释放着持续性投资需求，形成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路径依赖，其狂热一直延续至今。中国经济的参照系之一——2007年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可作为注脚，当年榜单的前四位均为地产商，分别是碧桂园的杨惠妍、世茂集团的许荣茂、复兴国际的郭广昌和富力集团的張力，而前100名中有39人从事地产业。 　　如果说房地产打开了闸门，成为拉动内需的第一驱动力，那么，“中国制造”则启动了外贸市场的引擎。2002年，美国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决定把亚洲采购中心从香港搬到深圳，它当年在中国的采购商品总额为12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贸易总额。2004年，中国外贸规模突破了万亿美元大关，超过了日本，“中国制造”取代“日本制造”“欧洲制造”成为世界制造业代名词。
　　房地产和“中国制造”的双重拉动，让加入WTO后的“中国崩溃论”不攻自破，甚至在2003年遭“非典”入侵几个月之后，中国依然是当年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日本管理学家大前研一曾是“中国崩溃论”的提出者之一，他也转变了观点：“我现在成了中国经济繁荣论的最积极的鼓吹者。未来10年，世界最重要的课题就是如何与一个强大的中国相处。”
　　尽管世界因2001年的“9·11”事件而对全球化产生了疑虑，但短暂的放缓之后，全球化在新世纪的前10年里依然势不可当。2005年，托马斯·弗里德曼出版了《世界是平的》，形象地描绘了全球化对世界的席卷，他认为，柏林墙的倒塌、个人电脑的普及、离岸经营、开放源、供应链等，共同将世界“抹平”。这是一个乐观的全球化宣言，中国当然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和推进者。
　　在中国向世界迈进的过程中，有一些标志性的共同记忆：2001年7月，北京获得奥运会主办权；2001年11月，中国加入WTO；2002年12月，上海赢得世博会主办权；还有2004年底，联想并购IBM的PC业务，“以市场换品牌”，被认为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勇气与冒险并重的一步。
　　2008年北京奥运会，让中国的全球化进击达到高潮。8月8日晚，从永定门开始沿着北京城中轴线一路向北，艺术家蔡国强设计的29个“大脚印”焰火踏响在夜空中，一步步跨入“鸟巢”上空。曾经的“体操王子”、后来的企业家李宁从天而降，在欢呼中点燃火炬。以至于印度裔美国学者法瑞克·扎卡利亚在《未来属于中国吗？》一文中断言：“中国的崛起不再是一个预言，它已经是一个事实。”

2008～2018 新经济

　　近10年开端的2008年注定不寻常。在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高强度冲击着人们的情感，同时也考验着国家的应对之后，9月15日，次贷危机波及下美国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全球金融海啸席卷而来，中国经济政策也随之大转弯。在此之前，中国已经连续5年GDP增速超过10%，而到2008年11月，出口却出现了史无前例的负增长，经济政策开始从紧缩转为扩张，全力“保8”。11月9日，中央政府宣布将启动拉抬内需计划，两年内扩张投资4万亿元，其中最大比例部分1.5万亿元，都用于铁路、公路、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4万亿”强心剂立竿见影，中国经济出现了V型反弹。不过，这一刺激政策也给未来经济留下了后遗症。民众体会最深的是房价，在政策的拉动下，“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房价增幅均超过100%，核心地段的房价增幅超过200%，房子成为每个人在未来10年生活中绕不开的关键词。而随着人口红利消失，“城市化”速度放缓，房价泡沫的隐忧浮现，外延式发展模式开始不可持续。
　　房地产狂飙的另一面，是实体经济的低迷。“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和规模优势逐渐丧失，面临转型的拐点。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在2010年左右爆发出新的红利，这一轮是由互联网带来的。
　　回溯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史，在此之前已经经过了两次浪潮的冲击。第一次浪潮是自1997年开始，伴随着丁磊创立网易、张朝阳创立搜狐、王志东创立新浪，三大门户网站成型。第二次浪潮是“BAT”（百度、阿里、腾讯）三足鼎立局面基本确立：1998年马化腾创立的腾讯，将“人”和“人”进行了连接；1999年马云创立了阿里巴巴，将“人”和“商品”进行了连接；2000年李彦宏创立百度，将“人”和“信息”进行了连接。第三次浪潮，则是自2010年开始至今，从PC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在BAT一统江湖下，各种创新模式层出不穷，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只要站在风口，猪也能飞起来。”这是雷军总结的“风口理论”。事实上，自2010年开始的这些年，互联网的风口变换特别快，而只有勇敢者和幸运儿才能在风口上飞起来。2011年，雷军站在了他认为的风口“智能手机”上，与乔布斯发布iPhone如出一辙，发布了小米手机，成为当时最畅销的手机产品。下一个风口是团购，也是在2011年，吴波的“拉手网”成功获得融资，在几个月内引发5000多家团购网站入场，堪称“百团大战”，尽管一年后硝烟散尽，最终只有1%活了下来，“美团”和“大众点评”形成对峙，依然让人们见识到“O2O”（线上到线下）被激活的魔力。之后是微信，2012年，腾讯的微信朋友圈功能上线，仅仅一年多后，用户数即破亿。微信迅速颠覆了之前的博客和微博模式，它让传播变得更加有效，也更加碎片化，极大地改变着媒体和商业生态。还有2012年张一鸣创立的“今日头条”，以算法精准推送新闻，程维的“滴滴打车”，改变着出行方式。而这些风口，都建立在移动互聯网的基础上。
　　移动互联网时代，BAT把控着互联网最重要的三个应用入口——百度坐上了搜索引擎的头把交椅；阿里利用淘宝和支付宝重新定义了消费；腾讯则借助微信占据了社交媒体制高点。而另一方面，2016年以来，各种新玩法仍层出不穷：共享单车、直播、快手、抖音……往往是掀起一股狂潮之后，就被更新的产品取代。可以说，互联网颠覆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认知边界，而反过来，它也颠覆和重新定义着自身。
　　无疑，互联网驱动下的“新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引擎。如果说在互联网时代，中国互联网公司还只是模仿者和跟随者；那么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昔日的模仿者们则摸索出了本土化的生存方式和盈利模式，而且已经从虚拟经济继续渗透到了实体经济的方方面面。2016年，李克强总理在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提出“新经济”：“当前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必须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发展新经济。”他强调，要依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推动形成新的经济模式、新的业态，为中国经济提供新的动力。 　　大约从2014年起，改革进入“下半场”形成共识。如果说“上半场”的驱动力是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下半场则转向供给侧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事实上，从2012年起，中国的GDP增速开始回落。中央政府在2014年提出“新常态”，认为这是经济增长阶段的根本性转变，中国已经告别过去30多年平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因此，需要“改变一切向钱看的增长方式”。
　　四十不惑。从1978到2018年，中国改革开放历经40年，对于经济、政治和文化而言，都是前所未有的大转型。这不仅仅是经济体制从“计划”向“市场”转型，也意味着一个几千年来占人类五分之一以上人口的农业社会进入到现代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
　　转型已经发生，也将在未来面临更多的挑战和不确定性。周其仁说，如果说前40年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么，现在水面上已经露出了一些大大小小的石头，很多石头露出很久了，能否去面对和跨越这些“石头”，是下一步改革的关键。
　　比如制度建设的挑战。在改革的后半程，学者们一直保持着对制度滞后的警惕。1991年，经济学家吴敬琏就提出“制度大于技术”，之后更是充满忧患地呼唤法治市场经济。而2003年，在两大经济学家林毅夫和杨小凯关于“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著名论辩中，杨小凯的警告发人深思：“落后国家可以在制度不够完善的条件下，通过对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但是，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改革将产生很高的长期代价。”
　　还有中国在世界的角色。在目前全球化逆转的危机下，中国似乎成了唯一在推进全球化的大国。在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看来，中国融入国际秩序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是第一个阶段，中国实行“请进来”政策；第二个阶段是90年代，实行“接轨”政策，以加入WTO之前的努力为代表；第三个阶段则是从本世纪初开始的“走出去”政策，再一次积极出击，“一带一路”将创新出一种新的经济全球化模式。
　　对身在其中的每一个亲历者来说，对下一步改革的期待也是多元的。一方面，不同代际、不同阶层的人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另一方面，做大蛋糕之后，怎么分蛋糕又构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而且，影响不仅是物质层面的，也是精神层面的，特别是当我们面临越来越多的食品安全、空气污染等社会问题时。正如80年代初拍摄中国的刘香成所说，如果说西方国家经历的现代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一步接着一步，那么，中国经历的现代化就象是高速前进的二手车。40年改革开放是中国专注弥补“失去的几十年”的一种方式，人們是如此迫不及待地想要寻求一个物质上安全的未来。如今巨大的变革已经发生，但一个个里程碑式的成就和问题是交织在一起的，“中国梦”在精神层面还在延续。
　　（参考书目：《变革中国》，（英）罗纳德·哈里·科斯、王宁著，中信出版社；《激荡四十年》，吴晓波著，中信出版社；《邓小平时代》，（美）傅高义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不确定的未来》，郑永年著，中信出版社）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 2018年4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