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时候，长宁区依托一条苏州河，为民族工业生产提供了水力资源。
　　正是因为水上交通的发达，才使原材料和产品的运输方便了，尤其是在越界筑路之后，苏州河附近的白利南路(今长宁路)、庇亚士路(今北翟路)、极司非而路(今万航渡路)、忆定盘路(今江苏路)、罗别根路(今哈密路)等多条道路的修筑，更加促进了现代工业的发展。
　　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极司非而路开设储存、加工茧丝的湖丝栈。
　　光绪十九年(1893年)，在极司非而路161号开办了信昌丝厂。当时就有丝车450台、800余工人，生产的是一个叫“厂图牌”的茧丝，远销欧洲。
　　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湖州丝商在极司非而路(今万航渡路)开设储仔、加工茧丝的湖丝栈。“湖丝栈”是上海最早从事丝绸加工的企业，产品远销至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内提倡用国货，“湖丝栈”的工艺为此振兴。但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湖丝栈”几起几落，一直到解放后才转为国有，同时投资新建一批工厂。目前，“湖丝栈”已被规划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百年“湖丝栈”将再次恢复往日的生机。
　　就在“湖丝栈”后不久，极司非而路上陆续开办了棉纱厂、织布厂、鸡毛厂、皮革厂、榨油厂、电灯厂等工厂：
　　1904年，曹家渡开设立火面粉公司，有工人100人……
　　1912年，极司非而路有日商开设的公大公司；北新泾镇有比利时商人开办的义品砖瓦厂和生产马赛克瓷砖的福记中国制瓷公司……
　　1915年，无锡实业家荣宗敬、荣德生兄弟集资30万银元，在白利南路1860号创办了申新纺织第一厂(今上海第二十一棉纺织厂)。至1932年左右，申新系统拥有了九家厂，成为民族资本中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纺织企业集团。
　　申新纺织公司形成了规模效应，塑造了品牌。这期间，申新系统生产的“人钟”、“四平莲”、“金钟”、“宝塔”等23只棉纱产品中，16支的“人钟牌”棉纱因产量高，质量好，1921年被全国棉纱同业公会推选为唯一的标准交易纱。以后，16支、20支“人钟牌”棉纱打入国际市场，成了优质国货的代名词。
　　日商为此眼睛红了，为争夺中国的棉纱市场，于1929年在极司非而路开设丰田纱厂(今上海第五棉纺厂)。在后来的竞争中，用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到了白热化的地步。1940年6月，日军强行占领申新纺织第一厂，改名丰田株式会社第三工场，强令生产军用纱布等军需品……
　　1920年，管趾卿在北新泾地区开设华大砖瓦公司，打破比利时商人对北新泾镇砖瓦市场的垄断……
　　1929年，吴蕴初创办国内首家氯碱企业天原电化厂(今天原化工厂)，翌年，建成生产的烧碱上市后，垄断中国碱业市场的英商卜内门公司立即低价抛售烧碱，日商也乘机向中国大肆倾销，企图将国产烧碱扼杀在摇篮里。天原电化厂通过增加生产设备、改进生产工艺，产量成倍增长，质量达到上乘，市场占有率不断拓展。
　　侵华日军进攻上海，天原电化厂为了生产自救，工人们抢拆了厂里的部分机器设备运往四川重庆、宜宾等地，在后方坚持生产……
　　1936年，江苏江阴人邓仲和创办安乐棉毛纺织染厂。他向英商信昌洋行购置了精纺锭600枚，聘请纺染行家进行试纺，生产高档绒线。为此，他将自己的绒线命名为“英雄牌”，以示打破了英商独霸市场的局面。
　　30年代，邓仲和的产品广告上一再印有“请用国货”的字样，提醒和鼓励同胞的爱国热情。日军侵占上海后，加紧了经济封锁，邓仲和的工厂被迫停工。解放后，“英雄牌”绒线仍以颜色坚牢、质地优良而享誉市场。1982年，“英雄牌”绒线成为国内第一个挂上国际羊毛局“纯羊毛”标志的绒线产品……
　　抗日战争胜利后，民国政府接管日商丰田纱厂、丰田制铁所，分别改名为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上海第五纺织厂(今上海第五棉纺厂)和上海第三机械厂(今上海第一纺织机械厂)。
　　新中华刀剪厂也在大西路(今延安西路)置地重建厂房，恢复生产，并将“双箭牌”产品打入国际市场。
　　往事如烟，今天，我们的民族工业早已旧貌换新颜了。走在长宁区的华山大型绿地上，依稀还能想起当年包兆龙、包玉刚父子在华山路春光坊内投资创办的海京造纸厂，还能想起当年民族工业的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