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遇而安”亦作“随寓而安”，旧版《辞海》对该词的解释含有贬义：“剥削阶级所提倡的一种消极处世的态度。处在各种环境中都要安然自得，满足现状。”后一句的解释，尚较贴近该词的本意，称其为“消极的处世态度”，不免有失偏颇，而将这种处世态度扣上“剥削阶级”的帽子，更是大失其当。
　　平时，不少人爱用“随遇而安”一词来批评他人或自嘲，以至使其成了满足现状、不思进取的同义词。我年轻时，对此词并无深解，于活了一把年纪之后，细细品味这四个字，觉得不但含义颇深，而且包含着两层意思。“随遇”者，顺随境遇也，“安”者，一可理解为听天由命，安于现状；二可理解为心灵不为不如意之境遇所扰，无论于何种处境，均能保持一种平和安然的心态，并继续坚持自己的追求。前者之“安”，或许可以称之为“消极处世”，而后者之“安”，则需要一种良好的心理调节能力，甚至需要一种超脱、豁达的胸襟，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庄子有言：“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庄子·大宗师》)真人者，道家心目中的圣人也，而若在任何处境中都能做到睡觉时不做梦，醒来时无忧愁，饮食不求精美，呼吸均匀深沉，就要能够随遇而安。这种“安”，当然是心灵之安，而非安于现状之安了。这种心灵之安，不仅可以使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而且可以使人乐观处世，长葆青春。苏轼的友人王定国有一歌女，名叫柔奴，眉目娟丽，善于应对，其家世代居住京师，后王定国迁官岭南，柔奴随之，多年后，复随王定国还京。苏轼拜访王定国时见到柔奴，问她：“岭南的风土应该不好吧?”不料柔奴却答道：“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闻之，心有所感，遂填词一首，这首词的后半阙是：“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在苏轼看来，偏远荒凉的岭南不是一个好地方，但柔奴却能像生活在故乡京城一样处之安然。从岭南归来的柔奴，看上去似乎比以前更加年轻，笑容仿佛带着岭南梅花的馨香，这便是随遇而安，并且是心灵之安的结果了？倘若柔奴到了岭南，时觉自己身处异乡，对那里的环境处处感到不适应，当她万里归来之后，恐怕就不会是“年愈少”，她的笑容，也可能带着漂泊的风霜，而不是岭南的梅香了。
　　“此心安处是吾乡”，直到今天，仍然被无数漂泊者当作自况、自慰之语。多少“身在异乡为异客”的人，因能随遇而安，故而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均能安之若素。能安之若素，方可心无烦忧，一心做自己应做或爱做之事。抗日战争期间，世居北平，生活优裕的梁实秋先生，为避兵燹，南迁重庆在城郊租住陋室两间，这两间临时居所其陋如何，先生在《雅舍》一文中有所描述，不仅是“有窗而无玻璃，风来则洞若凉亭，有瓦而空隙不少，雨来则渗如滴漏”，而且夜晚鼠子猖撅，夏夜聚蚊成雷，但这并不妨碍梁公安然，怡然，潜心写他的文章，并将自己在这陋室中的精神产品，冠以《雅舍小品》之名。我的学问才华自不敢与梁公相比，但若论随遇而安，似乎尚值一提。我客居北京六年，七迁其家，虽然后三年半租住了一套条件尚可的两居室，前两年半却住过七平方米的斗室、破陋不堪的农家院，且一度以鬼为邻(门前屋后皆有坟墓，附近数十米便是坟场)，但每次迁入“新居”，睡时难免有梦，醒来却无忧烦，于张罗必备家用、整理生活杂物之后，便架起电脑，读书写作，或曰“开张营业”。而所写文章，或剑拔弩张，嬉笑怒骂，或幽默闲适，平和恬淡，有匕首投枪，亦有风花雪月，随想随写，不拘一格。何故？只因心境不为环境所扰也。“我有一几一椅—榻，酣睡写读，均已有着，我亦不复他求”，梁公在《雅舍》中之夫子自道，正合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