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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直到今天，我还忘不了十五岁那年参加的那样一场舞会，是的，那是1974年，我参加了一个神秘的舞会。
我出生在一个被称为东方巴黎的北方边城。这是一个因铁路而生的城市，在这个城市的童年时代，很早就聚居了俄国人、犹太人、日本人、波兰人，还有一些朝鲜人，当然更多的还是我们中国人。在这个城市里生长的普通市民，或多或少受到了高加索、乌克兰、鞑靼人，吉普赛人的影响。我们在听大鼓书、京剧和二人转的同时，更喜欢洋人的电影、芭蕾舞、歌剧和交响乐那些西洋玩意。
我家的祖辈是开照相馆谋生的，我家的照相馆的名字叫永芳照相馆，到我爸这辈已经开了近六十年了。我爸懂点艺术，小时候就喜欢照相、听音乐、看外国电影和武侠小说。1974年的时候，我家里的东西基本上都被当作“四旧”给没收了，那时候不让个人开照相馆，我爸我妈被街道上管事的组织到乡下劳动了，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音乐，三岁时就会唱歌，五岁学过小提琴，后来，找不到教琴的老师，半途而废了。1974年，那可是一个古怪的年头儿，时兴听样板戏，到处都有戴红胳膊箍的工人纠察队和民兵，广播唱的是“人民的儿子赵永刚”“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书店里卖的是《战地新歌》。在那个年代，如果开舞会，是要被判刑坐牢的，我们哈尔滨管这叫蹲风眼，如果听西洋交响乐而不是革命音乐的话，那叫靡靡之音，“黄色歌曲”，也会惹大麻烦的。
当时在哈尔滨，家里有钱的人有好的晶体管收音机，也能收听到短波，也就是莫斯科电台、Australia电台、美国之音，而且只能是在夜里躲在被窝里偷听，不敢让邻居听到。如果被人告发到了公安局派出所，收音机不但会被没收，还会蹲笆篱子，这个罪名当时叫“偷听敌台”。
我们这条老街有个俄国人修建的教堂叫圣·伊维尔教堂，里面有不少日俄战争时留下的骨灰，传说到了晚上，无家可归的老毛子的亡灵出来闹鬼，因此得名教堂街。1966年，街道被改了名字叫红星街，教民都被遣散，神父去医院看大门，教堂成了军区家属厂的车间。
我们家照相馆后院的大杂院里，有一个姓刘的万事通，自称门门精通门门疏松，人们都叫他“二蛋子”，孩子们都叫他“二大爷”。他自己说：“我这样的大白话蛋，在北京叫‘顽主’，在西北叫闲人。我啥都不明白，但热爱艺术，爱看闲书。”二大爷没事就给我们讲《绿色尸体》《南京长江大桥爆炸案》《梅花党》等手抄本上看来的故事。就是不讲《少女之心》，他因为乱白话蹲过笆篱子，出来后恶习难改，到处哇哇，还自己一个人去过上海、广州，回来后自己编了个《猪八戒逛上海》的段子，到处去讲。 他说：我编的这个东西，保证比《大刀记》和《矿山风云》好看，就是没有人给我出版。他从来不上班，却活得很滋润。
那年，我得了肝炎，街道上的地段医给我看完病后，跟学校老师说，让这个学生回家休学，要不会传染给别的孩子。就这样，我不用上学啦，整天在家待着，四处游荡。
我住的这条街老教堂后面有一幢俄式的铁皮屋顶黄墙老房子，院外是绿色的木栅栏，院子里都是丁香花和沙果树。一到春天，丁香花和果树的味道飘过来，腻腻的，猛吸一口，沁人心脾。那情景，特别像小人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冬妮娅的家，小人书里说保尔·柯察金是在房上，偷看冬妮娅的家。我则是透过木栅栏和树的缝隙窥探这个房子的。
绿荫中，隐隐约约可以看到屋里有一个俄国女人在弹钢琴。琴声非常的温暖，听着像三伏天吃了五分钱的牛奶冰棍那么得劲儿。爬满青藤的丁香花丛掩盖了黄房子，蔓延的爬山虎郁郁葱葱挂满木栅栏，我藏身绿中，坐在黄墙根下的石阶上，就这样听俄国女人弹琴。
夏天的中午，我都来听一会儿，发现这个俄国女人还有一个女儿，叫维罗妮卡。这个俄国女孩长得就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冬妮娅一样，蓝眼睛、黄头发、白皮肤，像一个瓷娃娃。
二
那时候，我特别喜欢看电影，尤其是报纸中缝里标注的苏联早期革命故事片。其实，我反复看苏联电影，是为了听电影里那几段音乐。我也不明白，当时我们跟苏联是冷战，苏联就是苏修，传说中他们派来我们这个城市很多特务。可是为了纪念十月革命纪念日，电影院还是放映被当时的苏联禁止上映的老片。报纸上的中缝登的是上映苏联早期革命故事片《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列宁在1918》这部电影我爸领我看了不知道多少遍，主要是为了看那几个特务在包厢里面研究刺杀列宁，这时会出现一段三分钟的舞曲，太好听了，还有好几个洋妞跳大腿舞。以后，我一有钱，就去亚细亚电影院看，五分钱买一张票，清场的时候，就钻到大柱子底下，有时候也藏在厕所里面，等到下一场再看一遍，就为了再听一遍那个柴可夫斯基的曲子 。后来，我从维罗妮卡那里才知道这曲子叫《天鹅湖》，洋妞儿跳的大腿舞叫《四个小天鹅》。那个什么司机也不是开车的，而是叫柴可夫斯基。
那天中午，我从电影院回家，正赶上工人纠察队在抄家和游街，我家隔壁的一个纺织厂的厂长叫严佳峰。因为搞破鞋，被抄了家。他家那些书，都是外国精装书，还有线装书和一些书画、石膏像，统统被堆在马路边，等待销毁。厚厚一沓子黑胶老唱片散落在地上，很多张已经被大皮鞋踩碎了。工人纠察队的民兵穿著工作服，戴着红袖标，气势汹汹地把严佳峰和另外一个漂亮女人拉出来，脖子上挂着“流氓”的牌子游街。严佳峰目光很有神，昂着头，好像还在偷偷地乐，他的大背头很凌乱，衣服被扯得乱七八糟的，这表情一点也不值得可怜。他的几个孩子，胆怯地躲在角落里，看着人们抄他们的家。
工人纠察队呜嗷喊叫，要把堆成山的书烧掉。这时候，我转悠到书堆旁，死盯着书堆里的书，什么《黄狼皮大衣》《一颗铜纽扣》《约翰·克里斯朵夫》《牛虻》还有《安娜·卡列尼娜》。我才不关心什么严厂长和女人这两个破鞋的下场，我在他家门口绕了好几圈，反复琢磨着：怎么弄几本顺走。
要被付之一炬的这堆书旁边，除了我，还有一个半大小子，长得很瘦，眼睛亮亮的，滴溜乱转，后来我知道他叫小黑。小黑我原来不认识，并不是我家附近的人，总在这一片转悠。 小黑假装在闲逛，跟在工人纠察队抄家这伙人后面。工人纠察队在踩唱片的时候，我分明看见小黑钻进了严厂长家，出来的时候，抱了一台哥伦比亚电唱机。我知道他这是偷东西，是盗窃，心里却涌起一种莫名的激动。工人纠察队那伙人正亢奋呢，每个人都像吃了药似的，没有人发现小黑在偷东西，他们正群情激昂地游斗两个“破鞋”“流氓”，或者他们觉得我和小黑也是纠察队的一员，没有人搭理我们。
没有人注意我这个小屁孩，我从书堆里捡出了几本书，裹扎在衣服里，往胡同里慢慢挪去。
小黑抱着电唱机，混在围观游街的人群中，左邻右舍的街坊们十分兴奋地围观，还喊着口号。小黑伺机逃跑，一转身，躲到了一个门洞里。这时，纠察队中有人反应过来了，几个民兵绕过人群追小黑。他们一边叫骂一边追赶，小黑虽然个子小，跑得倒也不慢。我在旁边看到小黑从我身边跑过，对我莫名一笑，绕到鱼市胡同去了。
几个纠察队员跑过来问我：
“那小逼崽子哪去了？”
“往平原巷跑了。”
顺手一指，纠察队员叫骂着穿过染坊胡同，奔平原巷去了。
就这样，我算是救了小黑一次。
我转身往家走，有个眼尖的纠察队员回头看见我衣服里露出的书。
我被送进了少年管教所。
三
那个阴冷的晚上，我被送到郊外的万家少教所，天很暗，里面很黑，看不清人脸。进去之后，听这里的人聊天，才知道怎么被送进来的都有：有趴厕所的，有偷听敌台的，有跳交谊舞的，还有几个强奸犯，还有偷书的我。这里空气混浊，弥漫着一股尿骚的味道，相当难闻。
少教所的看守没事就折磨我们，不给我们吃的。尤其是反复地审讯那个叫王秋浩的强奸犯，让他复述玩弄女人的过程，似乎是为了听着过瘾。王秋浩回来，还得给我们讲，讲不好，又要被狠揍一顿。
我在这里面待了不知道多久，在里面患了痢疾，每天拉肚。家里人根本不知道我被抓了，既没有人来看望我，更没有人来接我出去。
有一天，又被送进来一个人，抬头看见是小黑。我问小黑：“你怎么进来的？”
“我掏兜进来的，上次那个电唱机，我放在老毛子房的铁皮屋顶天棚里了，给你留着呢，还给你顺了几张唱片，我看你对那玩意挺感兴趣，都是什么什么司机。”
“柴可夫斯基。”
“对对，那个什么斯基。”
到了晚上，我又拉肚，感觉自己快不行了。我似乎要完蛋，梦见了妈妈，还有死去多年的爷爷。
小黑过来说：“这样不行，你会死的。你兜里有钱没？”
我记得我鞋垫底下还藏有一块钱，妈妈爸爸被赶到乡下的时候，妈妈说，鞋底里一定要放几块钱，这是过河钱，万一遇到麻烦，买点吃的什么的，没想到真的用上了。我把一股臭脚丫子味的钱给小黑了。小黑拿着这一块钱，叫来了少教所的管教，把这一块钱给了管教，托管教去药店，花一毛五分钱买了两包痢特灵。小黑就用早饭的米湯把两包药全部揉碎放到米汤里面，给我灌了下去。剩下的钱，自然进了管教的腰包。
刺眼的阳光透过少教所的小窗户照醒了我，时间已经是第三天早上，我终于没死。又闻到了那股难闻的尿骚和臭脚丫子味。
四
几个月后，我俩都被放出来了。我整天在松花江边流浪，去俄国黄房子那儿偷听俄国女人弹琴。绿荫的缝隙中俄罗斯女人的女儿在园子里，她的手特别纤细，蓝色的眼睛目光忧郁。我问门口修鞋的邱平，她是干什么的？邱平说：这个毛子叫维罗妮卡，我们中国人都叫她维拉，她和她妈一样在秋林公司做翻译，业余时间在儿童公园里的小火车上做辅导员翻译。
在那个和苏联交恶的年代，维拉走在街上会被小孩扔石头，骂她是“苏修特务”，维拉也不躲开，只是昂着头若无其事地向前走，白肤色的颈子，像白杨树一样挺拔。
那时，松花江老江桥边有一个叫小树林的地方，是一个长达几公里的灌木丛，长满郁郁葱葱的大树，也有糖槭树。在密密的树林中间有一个空旷的像操场的地方，成为城市中的一方天地。那些被“整治”的牛鬼蛇神没事儿就聚在这里鬼混，其中有下象棋的，说评书的，还有各种莫名其妙的角色。其中有一些熟人，说书的那个老头是同学孙岩他爸，给我们说《九义十八侠》《封神演义》，变戏法的是老庆他爸，给我们变魔术，变一会儿就卖他的戏法药，给钱就卖，能把茶水变白，还能把茶水再变回来。更多的是不认识的人。一些爱跳舞的人在我们这儿被称作舞皮子，他们跳交谊舞，跳快四慢三。他们用手摇电唱机放舞曲。一个戴着瓶子底一样厚眼镜的教授告诉我，这个曲子，是一个长头发的音乐家写的，他叫贝多芬，是个聋子。我问他，聋子怎么写音乐？为什么这个曲子听了以后，心里堵得慌，这么难受呢？
老家伙摘了眼镜，寻思一会儿说：说对了！孩子，你是有乐感的，这就是音乐给人带来的感受，用语言是说不明白的，这个曲子叫《悲怆》。
我沉默了，乐曲悠扬，树丛中的舞者们都在跳交谊舞，有一个女人开始跳伦巴，她的身材相当妖娆，特别像电影《英雄虎胆》里跳舞的王晓棠，所有跳舞的舞皮子，还有那个在摇手摇电唱机的人，目光陶醉于她的舞蹈。我站的这个角落在人群后头，个子又矮，我始终看见的是女人的背影和长发，特别飘逸，引发我很多很多的联想，但我始终没能看见这个舞者的模样。老教授说，没有人能阻挡我们的舞蹈，这是音乐的魅力，你看，你看……
恰在这时，远处哨子响了，治安警察和工人纠察队来了。所有人瞬间作鸟兽散。说书的孙岩他爸，变戏法的老庆他爸，岁数大跑得慢，被抓住还挨了好几个大嘴巴，老庆他爸变戏法的药都被没收，扔进松花江，变茶水的瓶子也给摔了。这帮家伙最后都被工人纠察队送到学习班办班学习去了。电唱机被小黑抱着跑了，落下的唱片《悲怆》，被纠察队的一个大胡子掰成两半，随手撇了。戴瓶子底厚眼镜的教授和那些被称为“老舞皮子”“马子（女流氓）”的人，都被纠察队用绳子拴着，扭送到小树林附近的松花江船坞里—— 一个大轮船造型的老楼里接受审查了。 五
1974年夏天，哈尔滨电影院上映了国产故事片《闪闪的红星》和《黄河少年》，我们新兴小学校组织大家去松光电影院看，回来后学习歌曲《红星闪闪放光彩》《小小竹排江中游》，我对这个不感兴趣，我还是喜欢看阿尔巴尼亚的电影《宁死不屈》，听女游击队员米拉唱的歌。
尤其是其中一个情节，至今我都能背下来：
女孩子米拉说：这是什么？
男游击队员回答：这叫geita，
米拉：革命者也玩geita。
他俩弹着唱起来：
“赶快上山吧勇士们，我们在春天里参加了游击队……”
看完电影后，我疯狂地想学这种叫geita的乐器。
1974年时，我真的想不通，为什么连外国电影里的老特务都喜欢音乐，我爸爸妈妈在乡下，没有人能回答我这个浅薄的问题。在朝鲜电影《看不见的战线》里，有这样一个情节：一个叫老狐狸的特务跟一个女人接头，他问她：
老狐狸：“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女人：“是一本书”
老狐狸：“什么书？”
女人：“是一本歌曲集”
老狐狸：“歌曲集的名字是什么？”
女人：“拉里啦。”
很多年过去以后，我去了朝鲜平壤演出，那时才想明白，这个“拉里啦”就是《阿里郎》。
在哈尔滨，十五岁的我到处寻找这种叫geita的乐器。我没有钱，就去找同学刘景峰，他爷爷是一个收破烂儿的，在道外十二道街旧物市场卖旧货。我帮他爷爷干了两天活儿，捡破烂，收拾废品。在刘景峰的掩护下，趁机偷走了刘景峰他爷的一个琴。
我拿到这个琴，如获至宝，回家以后就开始弹，用力过猛，琴弦把手指划破。流了很多的血，我依然拼命地用手弹拨……
后院的二大爷看到了我这模样，对我说：
“文生，干吗呢？”
“我要学geita。”
二大爷拿起我的geita说：“二逼呀，还说你懂音乐呢，你懂吗？这他妈哪叫geita呀，这是一个曼陀铃，这个东西是中国古典乐器。这个琴是电影《铁道游击队》里头《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的土琵琶，准确的说是《平原游击队》里松井弹的那个曼陀铃，不是西洋乐器，你要的那个东西啊，叫吉他，我们都管它叫流氓琴。”
二大爷帮我包扎好，还用这琴给我弹了一段。
二大爷说：傻小子，这琴我没收了，我告诉你，你要买那个流氓琴，在道外头道街竹林文化用品商店有，你去买广州红棉牌的，六十块钱一个。
竹林文化用品商店在道外的正阳大街上，这商店很神奇，专门卖乐器和戏剧道具，卖郭建光的枪，杨子荣的皮大衣，还有沙家浜的鸡头米，红灯记里的红灯，甚至还有鸠山的小黑胡。在柜台的一个角落里，摆了一排红棉牌吉他，标价六十块钱，摸都不让摸。
我问了问，修指甲的女营业员没理我，我一再追問，女营业员很鄙夷地说：
“你买得起吗？就你那样还学吉他呢？你把手伸过来我看看。”
我就把手伸过去。
她说：“哎呀，你的食指和中指一边儿齐，学琴不行，掏兜儿还行，出息好了是个枪毙。”
就这样被胖子营业员侮辱了，我走了。临走丢下一句：我一定要把红棉牌吉他买回来。
夏天快过去了，我又去趴女孩子维罗妮卡家窗户，窗下都是沙果树，沙果成熟了，很红。我偷了几个沙果吃，又甜又面。
似乎俄国女孩子维罗妮卡看到了我，朝我眨了眨眼睛，我就静静地趴在沙果树下，听着她弹钢琴。
听着乐曲，我血液中似乎有一种特殊的涌动，乐曲似乎很熟悉，直接击中了我的心灵，融入了我的血液和灵魂，我情不自禁又想到了江边小树林，教授说的那个长头发的作曲家，想到了女舞者优雅的身姿，翩翩起舞的舞皮子，还有被大胡子掰碎的黑胶唱片，那是贝多芬的《悲怆》，我一直都念“悲枪”，直到被那个瓶子底眼镜的教授纠正。
六
为了买红棉牌吉他，我开始攒钱。我找了很多我的小人书，有《东郭先生》，还有《海岸风雷》《阿福》《白毛女》，还有几本电影小人书《奇袭》《英雄儿女》，就在松光电影院门口出了一个小人书摊儿，二分钱一本，租书。才租了三天，就被电影院保卫科的焦瞎子踢了摊子，还没收了我的小人书，说：跟我们的电影院抢生意，欠揍。
我还倒卖外国电影票，其中就有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朝鲜电影《看不见的战线》《原形毕露》。两毛钱一张排队买，卖给搞对象的三毛一张。
攒钱花费了我很长的时间，我还去南岗大下坡和霁虹桥边给人拉小套，拉小套就是拉车送货的车夫推货车上不去桥了，我用一个绳子和铁钩拽着，帮人推上桥去，然后人家给我一毛钱。我还去一个崩爆米花的大爷家干活儿，到松花江的江坝外的木材厂去扒树皮。拿木材就是偷东西，扒树皮就不算，扒了树皮就是捡柴火，我把树皮扒了一车又一车给老大爷家送去，老大爷一车给我五分钱。这样，我终于攒了六十块钱，可以去买红棉牌吉他了。
我揣着攒来的六十块钱，坐摩电车准备去竹林商店买红棉牌吉他。刚一出门，看见一群小孩欺负维罗妮卡，打她。我就下车和那群小流氓打起来了，我被揍了，他们追着我打，我就拼命跑，跑到了霁虹桥，发现攒的钱不见了……
路上，我听说在道外王麻子街膏药店的一个老楼上的水箱房子里，抓到了一群男女流氓地痞，公安民警都去抓了。我跑去看，在人群中，看到了小黑，我跟他做个鬼脸，我看到他低下头装没看到。我上前去跟他说话，被民警拦住了，我大声喊他，他没有抬头，装作不认识我，这使我很气愤。一个民兵问我：“你认识他？”我说：“这不是小黑吗？”民兵说：“告诉你，他叫赵明宇，记住了，他是个小偷，是个绺窃惯犯，离他远点儿！”我看到抓到的一群男女，都用手铐铐着，上了警车。其中一个背影我很熟悉，就是江边小树林跳舞的那个女人的背影。 我回家去向二大爷：“我想不明白：为什么小黑装作不认识我？我们在少教所明明是同学。”
二大爷说：“你们俩不是同学，是狱友。”
“什么是狱友？”
“一起同过窗，一同扛过枪，一同嫖过娼，一同分过账（坐牢房），你们是狱友，他救过你的命，那是你大哥。”
“那他为什么装不认识我？”
“孩子，你是真傻啊？他一定是在上活儿，去掏兜儿了，或者摊事了，你跟他搭讪，会给你带来麻烦。”
我恍然大悟，小黑是一个好人。
又过了将近一个礼拜，我终于在江边找到了小黑，小黑跟我说：你要三天前跟我说，找找地面儿的人，钱我兴许能给你找回来，但是现在就没办法了。
他又问我：“你攒钱要干吗，兄弟？”
我说：“我要买吉他，我要学吉他，我要买红棉牌吉他。”
小黑说那好吧。一转身，连影子都没了。
七
一个风雨之夜，小黑敲开了我家的门，给我带来一把吉他，上面是洋文，我看不懂。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红棉牌的，琴上印着一个老人头的标志，我弹起了这把吉他，吉他音色厚重优美……
第二天我就拿着琴，找到了二大爷。二大爷手扶琴弦，给我拨弄了《宁死不屈》的和弦，我陶醉了。
我于是就关了窗户在家拼命地练习。
我又去俄国女孩子家窗前偷看，从窗户看到一些人从正门冲进去抄家，说她们是苏修特务，把钢琴抬走了，说里面有发报机，古老的沉重的钢琴还被他们弄掉一个腿。
维罗妮卡的母亲也被带走了。
天黑了，月亮升起来了，没有星星。在沙果树林里传来哭泣的声音，丁香丛中维罗妮卡在啜泣。我悄悄走过去问她：“维拉，你弹的是不是《悲怆》？”维罗妮卡抬头看了我一眼，认出了我，她没有回答。
我问：“你，怎么了？”
维罗妮卡说：“他们说我妈妈是特务，然后抓走了。我的琴也丢了，我非常难过。”
“你的琴哪去了？是被纠察队拿走了吗？”
“不是，就是丢了，在我家琴房里丢了。”
“你丢的是什么琴呢？是红棉牌吉他吗？”
“不是，不是红棉牌，我那是曼纽尔·拉米列斯（Manuel.Ramirez）牌的吉他。是西班牙的名琴，一百多年了，是我祖父从彼得堡坐火车带哈尔滨来的。”
我没听懂，我说：“你那个琴多少钱，哪有卖的啊？我给你买一个吧。什么样的你给我看看。”
女孩子维罗妮卡就带我到琴房，把她的琴盒拿出来给我看。
我一看琴盒上面的商标，突然明白了，就是我那个琴上的那个老人头的标志。我这个琴是小黑从维罗妮卡家偷来的。
一夜无眠。
第二天早晨，天刚蒙蒙亮，地上还有雾气，百年老街湿漉漉的。踩着青石铺的路，我跳到黄房子的院子里，准备把吉他送回去。
这个时候，俄国女人回來了，她看到我手里的琴，疯狂上来抢，喊道：“贼，你是个贼！小偷，臭流氓！”然后疯狂地追打我，扫大街的，送牛奶的都看到了我的狼狈。
这个时候维罗妮卡出来了，抓住她的妈妈的手，紧紧地搂住了她。
“不是他拿走的！妈妈。”
我把琴放在地上，俄国女人拿起琴，挽住女儿的手，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走在老街上，很失落。
这时候，黄房子里远远的传来吉他弹奏的《悲怆》，还有钢琴的伴奏……
我用心在倾听，突然，想哭。
八
我去找小黑，走到江边码头，看见二大爷正光着膀子跟一群人聊天，其中还有两个纠察队的家伙。二大爷用曼陀铃给他们弹《冰山上的来客》，给他们弹《九九艳阳天》。
有个红袖标的工人民兵纠察队员说：唉，老二，你弹得真好。
另一个纠察队员说：老刘，你就是个流氓，你要是不耍流氓，不搞破鞋了，学好了，是个艺术家。
二大爷一高兴，请他们喝8分钱一罐头瓶的散装生啤酒，吃粉肠。见到我，喊我过去，给我倒了一杯啤酒，掰了一块肠。我就坐在旁边听二大爷扯闲话。二大爷好像喝多了，在那儿有一句没一句的自说自话。
“那个小秋啊，就是个马子，操……”
“这个姑娘啊，这辈子都不学好。挺好个孩子，长得也漂亮，浓眉大眼，大胸大臀，像杨春霞，还像李秀明……长得跟柯湘和春苗似的。你说，她怎么就不学好呢？她妈年轻时就是个老马子，她是大姑娘养的（指未婚怀孕），他爸是个话剧院的，因为搞这事，蹲了笆篱子，大姑娘把孩子给了个搓澡的，东风浴室的老肖，要不怎么叫肖云秋呢。她妈嫁到新疆去了，老肖给养大的，这孩子就是喜欢唱歌跳舞，纯舞皮子。哎呀！她就是不学好，你说呢？”
其他人等嗯啊答应着，忙活着喝酒。
二大爷又灌了一口啤酒，打了个饱嗝，说：“当年小秋被选进去了人民大会堂做服务员，哈尔滨‘十美’呀，选到国宾馆当服务员，啥门子没有，就是漂亮，严家锋的秘书跟人家睡了都没选上，把小秋选上了。你说你在人民大会堂那儿好好的，你就算认识一个厨子，最起码也是处长啊！还都是党员，你将来就是北京人了，北京户口那可值老银子了！那你也是皇城根下的人了……不学好……他妈的，跳舞，搞破鞋，唱黄歌，被遣送回来了吧！白瞎了，我是可怜她……”
纠察队员接了一句：“老二，你别是偷着喜欢她？你可怜人家，谁可怜你个老灯呢？人家滋润着呢……”
我在旁边听着，插了一句嘴：“小秋是谁啊？”
二大爷正讲兴头上，被打断了很不高兴：“小逼崽子，你愿意喝酒，就喝酒，不喝就滚，别他妈在这给我听蹭儿！”
二大爷很扫兴，我也感觉很扫兴，我把酒喝了，但不想走。
二大爷说：“我喝美了，给你们说一段《少女之心》，把这小崽子整走，别听完了强奸去，我还是个教唆犯！”两个纠察队员把我撵走了，我似乎听到了几句—— “……曼娜跟他表哥发生关系，发生个啥关系，就是干那事了，上瘾了……不干不行……哎呀，舒服、迂作……啊！”
九
树叶黄了的时候，我还是没有吉他，蹲在墙根儿底下，听维罗妮卡弹《悲怆》，其实除了《悲怆》，我也不知道她弹的其他曲子叫什么名字，好像是一些苏联民歌。
突然，有人蒙住了我的眼睛。
“别闹，别闹！”
一回头，是小黑。
我俩蹲在墙根儿底下，他表情相当神秘。
他问：“你爸那个相机还在吗？”
“在！是海鸥吗？还是莱卡？”
“我要用你家最好的相机。”他说。
“最好的那个叫禄什么福来了，国产海鸥就是学人家的，德国1927年出的！”
“对对对，要禄来福来，有名，牌子，哈尔滨人都得玩牌子。有面子！”
“你要干啥？”
他没回答，又问我：“胶卷多少钱一个？”
“大概是八角。”
小黑给了我五十块钱。都是五块钱的。
“你买二十个胶卷，剩下的钱你买药水，自己洗。你买完了在家等着，我到时候来找你，我找你有任务。”
“什么任务，不是去掏兜儿吧？”
他说不是不是，你就等着吧。
小黑走了之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也没来。
我去秋林公司照相器材部买了小黑需要的胶卷药水，等着他过来找我。在秋林公司，我也没有看到苏联女人，也没有看到维罗妮卡，我试着打听一下，问一个在柜台卖玩具的售货员。营业员说：“维罗妮卡。你是说那个老毛子和她的闺女吗？”
“对对！”
“她们要被遣送回国了，苏联还不要她们，可能得去西方吧，你问这个干啥？”
“我是给她家送牛奶的，随便问问 。”
“送牛奶的，买这么些胶卷干吗，别瞎打听呀！”
我听了赶紧离开了秋林公司。
后来有一天，已经很晚了，已经不记得几点了，小黑来敲门。
我穿好衣服，把禄来福来相机和胶卷装到一个军用书包里，跟小黑走了。
我看到我家门前停着一辆军用吉普车。吉普车里坐着一个穿军装的人，军装上没有领章帽徽，像是个小文艺兵。还有两个人是工人纠察队的人，都戴着墨镜。小黑毫不客气地把我塞进车里，不知道用什么东西蒙住了我的眼睛。在路上我被嘱咐不许乱说话，多拍照。我答应着，心里嘀咕，干什么坏事去呢？
车不知开了多久，我被拉到一个不知道的地方。进去之后蒙在眼前的布套被摘下来，我的眼睛被蒙得够呛，半天不适应，看什么都是一团漆黑。过了几分钟，我才能看清东西，打量四周，感觉是一个老建筑，俄式建筑，空旷的大屋子里有一个大石头案子，屋顶上还有斑驳的壁画和被打烂的塑像。我怀疑这是在哈尔滨郊区“毛子坟儿”一带废弃的老教堂。
这伙人点上了红蜡烛。桌子上放上各种熟食：粉肠、香肠、干肠、面包，还有咖啡、酒糖、水点心等好吃的，还有果酒、色酒、黑豆蜜酒、啤酒、白酒（宾州大曲）、汽酒等饮品。石头案子的尽头，放着一个大的生日蛋糕，上面有一个小闹钟在滴答滴答地走着。
一个女人——我只看到了她的背影，在抽烟，我听见小黑叫她“秋姨”，只是她年纪并不大，长长的头发，穿着裸背的红色连衣裙，红色的高跟鞋。她抽烟的姿势并不讨厌，反而让人觉得很优雅很赏心悦目。她静静地抽完烟，把头上戴着的生日花环摘掉之后，回头。浓眉大眼、四方脸，像柯湘，又像春苗，我感觉眼前的形象和我听江边二大爷讲述的“小秋”重合了。
突然那个文艺兵点亮了几盏挖地下防空洞用的矿灯，整个大厅灯火通明，所有的人在一起，切蛋糕，吃蛋糕，分吃桌上的美食，大口喝啤酒。小黑打开了电唱机——那个他偷来的哥伦比亚电唱机，放的是《四季》。放完《四季》，还有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还有小提琴曲《梁祝》，然后他们纵情地跳舞。快四，慢三……
突然，唱片里放了一首芭蕾舞曲《胡桃夹子》，小秋就在大圆桌上跳起來。她能把大腿掰到脖子上，也能把自己的脑袋用双腿夹上。我突然感觉下身有一股东西涌了上来，某个部位产生了微妙的变化。舞毕，大家都热烈鼓掌。小秋拿出一根蓝色的细细的香烟，说：照相的孩子，给我点上！我几乎是献媚地凑过去，用火柴小心地点上香烟。燃着了，她坐下来抽。
我打小就特别讨厌女人抽烟，但觉得女人抽烟有两种，一种是极为俗气，一种是极为优雅。小秋属于后者。小秋优雅地吐出烟圈，在烟雾中，让人感觉小秋就是一个女神。
这时候，小秋叫我过去，我凑过去，她对我说：
“我听别人说你的食指和中指一边儿齐，伸出来我看看？”
她的声音很好听。
我把手伸过去，她抓住我的双手，我感觉她的体温从指间传来，我感觉浑身不自在，却又说不出来的好受。
“孩子，你这是一双弹琴的手啊，你应该学琴。”
我看着她，她莞尔一笑说：“但这也是一双做贼的手，你讲讲，小黑，为啥你的手指一边儿长？”
小黑说：“我夹过肥皂，夹过钢笔，夹过鹅卵石，在开水里夹过肥皂。”
小秋一点头，旁边的人真的上来一锅滚烫的开水。小秋“啪”地扔进一片肥皂，小黑二话不说，没等我眨眼就夹出来了。
小黑瞅着小秋纤细的手指，就跟小秋说我会弹琴，小秋问我：“你会弹什么，你会弹《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吗，你会弹那个《小路》，还有《灯光》吗？”我说，我不会，我会弹这首歌，我就清唱“赶快上山吧勇士们，我们在春天加入游击队……”
完了。小秋说：“你会学那个盖世太保的台词吗？”说着说着，她自己就学了一段：“姑娘，窗外阳光明媚，人们过这美好的生活，而你却孤独地在这里，你会死去…… ”
也许是喝了酒，我眼前一会儿是这个小秋，一会儿是电影里的女游击队员米拉，一会儿是那个俄国女孩子，我就用嘴做和声：当当当……然后我就用我家的宝贝的禄来福来拍照，我的闪光灯是灯泡似的镁光灯，拍摄一张，都要“嗤”的一声，猛地一闪，然后冒一股烟，我手按快门，定格…… 小秋说：“小黑，你告诉这孩子为什么你的两个手指一边儿齐。”
小黑说：“我从五岁开始就开始抻。”
说到这，小秋一拍手，电唱机响起来了，大家跳起舞来，这时矿灯灭了。电唱机继续放着柴可夫斯基，黑暗中我看见她在人影中在翩翩起舞，在每个人身边蛇一样的滑过。
又一拍手，矿灯又亮了。
小秋笑着放在我手里一大堆东西，我双手捧着。有那个工人民兵模样的东西，也有开车那个文艺兵的东西——胸前别着的英雄钢笔，毛主席像章，钱包，怀表……
在小秋的笑声里，小黑把这些东西一一还给他们的主人，小秋笑得更厉害了，这时候桌上的闹钟响了……
很多年以后，我再也想不起来舞会是怎么结束的了，我是怎么回的家，但是我记得我醒了的时候，禄来福来相机和所有我拍完卸下来的胶卷，都整齐地摆放在我的枕边。
究竟这是一场梦，还是现实，我一直都不知道。但是我记得一句话在我耳边，是小黑说的：东西你放好，不要给任何人，我会派人找你取的。还有小秋迷人的舞蹈，她双手掏兜的表演。
十
后来的日子，百无聊赖，我在等待小秋和小黑来取他们的东西。深秋时分，我很迫切地等待他们来，可是他们就是不来。一个有太阳的午后，我来到了维罗妮卡家的窗前，又听到了那让人心碎的钢琴声。工人纠察队调查完以后，俄国女人要回了钢琴，我看见她在弹琴，并没有看见维罗妮卡。
我看见黄房子上的小阁楼，窗户像镜子似的在反光，我感觉很奇怪。在白俄女人的琴声中，我顺着沙果树爬上了小阁楼，里面传来莫名奇其妙的声音，我以为是猫，就从阁楼的绿色木头窗往里看。结果我看到小黑和维罗妮卡在一起，小黑褪下了维罗妮卡的裙子，伏在了她的身上……
我从树杈上掉落下来。
我狂躁地在松花江的铁路桥上行走，在江边沙滩上奔跑，在中央大街的方石路上踱步，在一个又一个的老胡同里茫然穿行，我的心里很乱，眼前都是严佳峰和他老婆搞破鞋的情景，都是小黑伏在维罗妮卡身上的情景，都是维罗妮卡露出的后背和褪下的裙子。
鬼使神差地，我又走回了黄房子门口。
这时候，维罗妮卡穿着一身特别漂亮的白色布拉吉，特别庄重，黄昏的夕阳温柔地铺在她身上，金发碧眼，像一个洋娃娃，又像个天使安琪儿。
她跟我说：“我和我妈要去Australia了。”
“Australia是哪儿？”我问。
“很远很远，是个有大海的地方，就是短波的Australia电台那儿……”
然后维拉庄重地拿出琴盒，映入我眼帘的是那把“曼纽尔·拉米列斯（Manuel.Ramirez）”牌吉他。
维拉对我说：“这把琴，送给你了，这是我们家祖传的一把名琴。记住我，我们是犹太人，1918年从俄罗斯彼得堡来哈尔滨，我们整个家族是沙皇乐师的后代……”
我不能要！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她露出的白色的后背和伏在她身上的小黑。
她坚持要送给我，我下意识地接过琴来，回过神来她已经走了。
我拿着琴，漫无目地乱逛。在老教堂边，在沙滩上，在船坞，在斯大林公园，最后，在我家里，我疯狂地弹着这把吉他，弹着《宁死不屈》的主题曲。
又过了两天，小黑来找我，我没理他。
小黑一再说：你怎么不搭理我了？
看到了放在桌上的吉他，小黑一愣，说：“这把琴，怎么在你这儿？”
“维拉送给我的。”
“不可能，她不可能送你，这是她们家最重要的东西，比生命都重要，她怎么会送你呢？”小黑不高兴地说。
“真是她给我的，不骗你，真的，儿撒谎，孙子骗你。”我是解释不清了。
小黑满脸狐疑地怏怏走了，那天晚上我的琴就没了。
我知道，肯定是被小黑偷走了。
我连夜在所有小黑经常出没的地方寻找，都没有找到他的影子。
我去维罗妮卡的家，跳进她的黄房子里，房子里空空如也，钢琴也没了，也没有灯光，阁楼里也没有人。
早晨，街坊二大爷跟我说，那家俄罗斯娘儿们领着她的闺女已经去机场了。从教堂街到马家沟机场要走很远很远的路，那个年代，没有公车，更没有出租车，我借了二大爷的一辆自行车，要去机场。
这时候，天下起了大雨。
几个纠察队员从街角跑过去追一个小偷，我想看看追的是不是小黑，骑自行车跟着他们追了几条胡同，后来，我看清楚了，不是小黑。
在他们拐过鱼市胡同和染坊胡同的时候，小黑背着那把维罗妮卡的曼纽尔·拉米列斯（Manuel.Ramirez）牌吉他出来，纠察队员狼一样地追逐，小黑以为是在抓他，疯狂地猛跑。于是，这些纠察队员就转过身来追他。
在偽满洲国修建的那个黄色水塔边的摩电站，一辆摩电从死角缓缓开了过来，小黑跑的角度是看不见的，我大声喊他的名字，充满耳朵的是有轨电车的轰鸣声，摩电车压碎了那把琴，小黑躺在血泊里……
从此，关于这把曼纽尔·拉米列斯（Manuel.Ramirez）牌吉他的记忆，就像一个电影断片儿一样，从我的记忆中永远消失了。
依稀记得，我捡了带血的那把碎琴上的老人头商标。从此，无数个黑夜里，我把玩着这把名吉他的碎片，眼前出现的是小黑、维拉、小秋、苏联女人，那琴声就会从天上回荡，在我的心中久久地挥之不去，像时光的留声机一样，这一切，充填了我1974年关于青春的记忆……
尾声
就这样，又过了很多年，我也没有见到小黑派来的人，也没有见到秋姨。
那一天，我正在哈尔滨大剧院指挥我个人的一场交响音乐会，演奏我的大型交响音乐诗画《1974年的舞会》，高潮部分，少儿合唱团的一百个孩子童声合唱《宁死不屈》主题歌，演奏到这个乐章的华彩部分，很多经历过这个年代的听众一起情不自禁地随声唱和。
音乐会演奏完毕，谢幕时，来了一个女孩给我献了一个花篮。
她说：“您小时候是不是住在教堂街98号？”
我很诧异。
她看出了我的异样，说：“有个您的老朋友，还有点儿重要的东西存在您这里，如果您方便的时候，能给她寄到这里吗？”
她指了一下花篮，走了。
我在花篮上的卡片上，看到了一个地址。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我把很多年前用我家的禄来福来相机拍摄的照片找出来，装在一个大信封里，投到中央大街那个绿色的邮筒里。信封的地址是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剧院旁贝特络城1972号——米拉收。
作者简介：申志远，黑龙江省作协会员，哈尔滨日报高级记者，《新晚报》文体专刊ZAKEK新闻部副主编。1985年开始文学创作，在《人民文学》《电视电影文学》《北方文学》《小说林》《章回小说》等杂志发表过多篇中短篇小说。中篇小说《亚历山大伯爵的巴扬》《击毙1909》获黑龙江文艺奖。编导过电视纪录片，创作过电影剧本《望着我的眼睛》，电视剧《百姓记者》获第十七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单本剧。著有长篇非虚构作品《中国电影的激情年代》《哈尔滨电影地图》（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创作影视及文艺作品五次荣获过黑龙江文艺奖、六次天鹅文艺奖。
直到今天，我还忘不了十五岁那年参加的那样一场舞会，是的，那是1974年，我参加了一个神秘的舞会。
我出生在一个被称为东方巴黎的北方边城。这是一个因铁路而生的城市，在这个城市的童年时代，很早就聚居了俄国人、犹太人、日本人、波兰人，还有一些朝鲜人，当然更多的还是我们中国人。在这个城市里生长的普通市民，或多或少受到了高加索、乌克兰、鞑靼人，吉普赛人的影响。我们在听大鼓书、京剧和二人转的同时，更喜欢洋人的电影、芭蕾舞、歌剧和交响乐那些西洋玩意。
我家的祖辈是开照相馆谋生的，我家的照相馆的名字叫永芳照相馆，到我爸这辈已经开了近六十年了。我爸懂点艺术，小时候就喜欢照相、听音乐、看外国电影和武侠小说。1974年的时候，我家里的东西基本上都被当作“四旧”给没收了，那时候不让个人开照相馆，我爸我妈被街道上管事的组织到乡下劳动了，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音乐，三岁时就会唱歌，五岁学过小提琴，后来，找不到教琴的老师，半途而废了。1974年，那可是一个古怪的年头儿，时兴听样板戏，到处都有戴红胳膊箍的工人纠察队和民兵，广播唱的是“人民的儿子赵永刚”“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书店里卖的是《战地新歌》。在那个年代，如果开舞会，是要被判刑坐牢的，我们哈尔滨管这叫蹲风眼，如果听西洋交响乐而不是革命音乐的话，那叫靡靡之音，“黄色歌曲”，也会惹大麻烦的。
当时在哈尔滨，家里有钱的人有好的晶体管收音机，也能收听到短波，也就是莫斯科电台、Australia电台、美国之音，而且只能是在夜里躲在被窝里偷听，不敢让邻居听到。如果被人告发到了公安局派出所，收音机不但会被没收，还会蹲笆篱子，这个罪名当时叫“偷听敌台”。
我们这条老街有个俄国人修建的教堂叫圣·伊维尔教堂，里面有不少日俄战争时留下的骨灰，传说到了晚上，无家可归的老毛子的亡灵出来闹鬼，因此得名教堂街。1966年，街道被改了名字叫红星街，教民都被遣散，神父去医院看大门，教堂成了军区家属厂的车间。
我们家照相馆后院的大杂院里，有一个姓刘的万事通，自称门门精通门门疏松，人们都叫他“二蛋子”，孩子们都叫他“二大爷”。他自己说：“我这样的大白话蛋，在北京叫‘顽主’，在西北叫闲人。我啥都不明白，但热爱艺术，爱看闲书。”二大爷没事就给我们讲《绿色尸体》《南京长江大桥爆炸案》《梅花党》等手抄本上看来的故事。就是不讲《少女之心》，他因为乱白话蹲过笆篱子，出来后恶习难改，到处哇哇，还自己一个人去过上海、广州，回来后自己编了个《猪八戒逛上海》的段子，到处去讲。 他说：我编的这个东西，保证比《大刀记》和《矿山风云》好看，就是没有人给我出版。他从来不上班，却活得很滋润。
那年，我得了肝炎，街道上的地段医给我看完病后，跟学校老师说，让这个学生回家休学，要不会传染给别的孩子。就这样，我不用上学啦，整天在家待着，四处游荡。
我住的这条街老教堂后面有一幢俄式的铁皮屋顶黄墙老房子，院外是绿色的木栅栏，院子里都是丁香花和沙果树。一到春天，丁香花和果树的味道飘过来，腻腻的，猛吸一口，沁人心脾。那情景，特别像小人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冬妮娅的家，小人书里说保尔·柯察金是在房上，偷看冬妮娅的家。我则是透过木栅栏和树的缝隙窥探这个房子的。
绿荫中，隐隐约约可以看到屋里有一个俄国女人在弹钢琴。琴声非常的温暖，听着像三伏天吃了五分钱的牛奶冰棍那么得劲儿。爬满青藤的丁香花丛掩盖了黄房子，蔓延的爬山虎郁郁葱葱挂满木栅栏，我藏身绿中，坐在黄墙根下的石阶上，就这样听俄国女人弹琴。
夏天的中午，我都来听一会儿，发现这个俄国女人还有一个女儿，叫维罗妮卡。这个俄国女孩长得就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冬妮娅一样，蓝眼睛、黄头发、白皮肤，像一个瓷娃娃。
二
那时候，我特别喜欢看电影，尤其是报纸中缝里标注的苏联早期革命故事片。其实，我反复看苏联电影，是为了听电影里那几段音乐。我也不明白，当时我们跟苏联是冷战，苏联就是苏修，传说中他们派来我们这个城市很多特务。可是为了纪念十月革命纪念日，电影院还是放映被当时的苏联禁止上映的老片。报纸上的中缝登的是上映苏联早期革命故事片《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列宁在1918》这部电影我爸领我看了不知道多少遍，主要是为了看那几个特务在包厢里面研究刺杀列宁，这时会出现一段三分钟的舞曲，太好听了，还有好几个洋妞跳大腿舞。以后，我一有钱，就去亚细亚电影院看，五分钱买一张票，清场的时候，就钻到大柱子底下，有时候也藏在厕所里面，等到下一场再看一遍，就为了再听一遍那个柴可夫斯基的曲子 。后来，我从维罗妮卡那里才知道这曲子叫《天鹅湖》，洋妞儿跳的大腿舞叫《四个小天鹅》。那个什么司机也不是开车的，而是叫柴可夫斯基。
那天中午，我从电影院回家，正赶上工人纠察队在抄家和游街，我家隔壁的一个纺织厂的厂长叫严佳峰。因为搞破鞋，被抄了家。他家那些书，都是外国精装书，还有线装书和一些书画、石膏像，统统被堆在马路边，等待销毁。厚厚一沓子黑胶老唱片散落在地上，很多张已经被大皮鞋踩碎了。工人纠察队的民兵穿著工作服，戴着红袖标，气势汹汹地把严佳峰和另外一个漂亮女人拉出来，脖子上挂着“流氓”的牌子游街。严佳峰目光很有神，昂着头，好像还在偷偷地乐，他的大背头很凌乱，衣服被扯得乱七八糟的，这表情一点也不值得可怜。他的几个孩子，胆怯地躲在角落里，看着人们抄他们的家。
工人纠察队呜嗷喊叫，要把堆成山的书烧掉。这时候，我转悠到书堆旁，死盯着书堆里的书，什么《黄狼皮大衣》《一颗铜纽扣》《约翰·克里斯朵夫》《牛虻》还有《安娜·卡列尼娜》。我才不关心什么严厂长和女人这两个破鞋的下场，我在他家门口绕了好几圈，反复琢磨着：怎么弄几本顺走。
要被付之一炬的这堆书旁边，除了我，还有一个半大小子，长得很瘦，眼睛亮亮的，滴溜乱转，后来我知道他叫小黑。小黑我原来不认识，并不是我家附近的人，总在这一片转悠。 小黑假装在闲逛，跟在工人纠察队抄家这伙人后面。工人纠察队在踩唱片的时候，我分明看见小黑钻进了严厂长家，出来的时候，抱了一台哥伦比亚电唱机。我知道他这是偷东西，是盗窃，心里却涌起一种莫名的激动。工人纠察队那伙人正亢奋呢，每个人都像吃了药似的，没有人发现小黑在偷东西，他们正群情激昂地游斗两个“破鞋”“流氓”，或者他们觉得我和小黑也是纠察队的一员，没有人搭理我们。
没有人注意我这个小屁孩，我从书堆里捡出了几本书，裹扎在衣服里，往胡同里慢慢挪去。
小黑抱着电唱机，混在围观游街的人群中，左邻右舍的街坊们十分兴奋地围观，还喊着口号。小黑伺机逃跑，一转身，躲到了一个门洞里。这时，纠察队中有人反应过来了，几个民兵绕过人群追小黑。他们一边叫骂一边追赶，小黑虽然个子小，跑得倒也不慢。我在旁边看到小黑从我身边跑过，对我莫名一笑，绕到鱼市胡同去了。
几个纠察队员跑过来问我：
“那小逼崽子哪去了？”
“往平原巷跑了。”
顺手一指，纠察队员叫骂着穿过染坊胡同，奔平原巷去了。
就这样，我算是救了小黑一次。
我转身往家走，有个眼尖的纠察队员回头看见我衣服里露出的书。
我被送进了少年管教所。
三
那个阴冷的晚上，我被送到郊外的万家少教所，天很暗，里面很黑，看不清人脸。进去之后，听这里的人聊天，才知道怎么被送进来的都有：有趴厕所的，有偷听敌台的，有跳交谊舞的，还有几个强奸犯，还有偷书的我。这里空气混浊，弥漫着一股尿骚的味道，相当难闻。
少教所的看守没事就折磨我们，不给我们吃的。尤其是反复地审讯那个叫王秋浩的强奸犯，让他复述玩弄女人的过程，似乎是为了听着过瘾。王秋浩回来，还得给我们讲，讲不好，又要被狠揍一顿。
我在这里面待了不知道多久，在里面患了痢疾，每天拉肚。家里人根本不知道我被抓了，既没有人来看望我，更没有人来接我出去。
有一天，又被送进来一个人，抬头看见是小黑。我问小黑：“你怎么进来的？”
“我掏兜进来的，上次那个电唱机，我放在老毛子房的铁皮屋顶天棚里了，给你留着呢，还给你顺了几张唱片，我看你对那玩意挺感兴趣，都是什么什么司机。”
“柴可夫斯基。”
“对对，那个什么斯基。”
到了晚上，我又拉肚，感觉自己快不行了。我似乎要完蛋，梦见了妈妈，还有死去多年的爷爷。
小黑过来说：“这样不行，你会死的。你兜里有钱没？”
我记得我鞋垫底下还藏有一块钱，妈妈爸爸被赶到乡下的时候，妈妈说，鞋底里一定要放几块钱，这是过河钱，万一遇到麻烦，买点吃的什么的，没想到真的用上了。我把一股臭脚丫子味的钱给小黑了。小黑拿着这一块钱，叫来了少教所的管教，把这一块钱给了管教，托管教去药店，花一毛五分钱买了两包痢特灵。小黑就用早饭的米湯把两包药全部揉碎放到米汤里面，给我灌了下去。剩下的钱，自然进了管教的腰包。
刺眼的阳光透过少教所的小窗户照醒了我，时间已经是第三天早上，我终于没死。又闻到了那股难闻的尿骚和臭脚丫子味。
四
几个月后，我俩都被放出来了。我整天在松花江边流浪，去俄国黄房子那儿偷听俄国女人弹琴。绿荫的缝隙中俄罗斯女人的女儿在园子里，她的手特别纤细，蓝色的眼睛目光忧郁。我问门口修鞋的邱平，她是干什么的？邱平说：这个毛子叫维罗妮卡，我们中国人都叫她维拉，她和她妈一样在秋林公司做翻译，业余时间在儿童公园里的小火车上做辅导员翻译。
在那个和苏联交恶的年代，维拉走在街上会被小孩扔石头，骂她是“苏修特务”，维拉也不躲开，只是昂着头若无其事地向前走，白肤色的颈子，像白杨树一样挺拔。
那时，松花江老江桥边有一个叫小树林的地方，是一个长达几公里的灌木丛，长满郁郁葱葱的大树，也有糖槭树。在密密的树林中间有一个空旷的像操场的地方，成为城市中的一方天地。那些被“整治”的牛鬼蛇神没事儿就聚在这里鬼混，其中有下象棋的，说评书的，还有各种莫名其妙的角色。其中有一些熟人，说书的那个老头是同学孙岩他爸，给我们说《九义十八侠》《封神演义》，变戏法的是老庆他爸，给我们变魔术，变一会儿就卖他的戏法药，给钱就卖，能把茶水变白，还能把茶水再变回来。更多的是不认识的人。一些爱跳舞的人在我们这儿被称作舞皮子，他们跳交谊舞，跳快四慢三。他们用手摇电唱机放舞曲。一个戴着瓶子底一样厚眼镜的教授告诉我，这个曲子，是一个长头发的音乐家写的，他叫贝多芬，是个聋子。我问他，聋子怎么写音乐？为什么这个曲子听了以后，心里堵得慌，这么难受呢？
老家伙摘了眼镜，寻思一会儿说：说对了！孩子，你是有乐感的，这就是音乐给人带来的感受，用语言是说不明白的，这个曲子叫《悲怆》。
我沉默了，乐曲悠扬，树丛中的舞者们都在跳交谊舞，有一个女人开始跳伦巴，她的身材相当妖娆，特别像电影《英雄虎胆》里跳舞的王晓棠，所有跳舞的舞皮子，还有那个在摇手摇电唱机的人，目光陶醉于她的舞蹈。我站的这个角落在人群后头，个子又矮，我始终看见的是女人的背影和长发，特别飘逸，引发我很多很多的联想，但我始终没能看见这个舞者的模样。老教授说，没有人能阻挡我们的舞蹈，这是音乐的魅力，你看，你看……
恰在这时，远处哨子响了，治安警察和工人纠察队来了。所有人瞬间作鸟兽散。说书的孙岩他爸，变戏法的老庆他爸，岁数大跑得慢，被抓住还挨了好几个大嘴巴，老庆他爸变戏法的药都被没收，扔进松花江，变茶水的瓶子也给摔了。这帮家伙最后都被工人纠察队送到学习班办班学习去了。电唱机被小黑抱着跑了，落下的唱片《悲怆》，被纠察队的一个大胡子掰成两半，随手撇了。戴瓶子底厚眼镜的教授和那些被称为“老舞皮子”“马子（女流氓）”的人，都被纠察队用绳子拴着，扭送到小树林附近的松花江船坞里—— 一个大轮船造型的老楼里接受审查了。 五
1974年夏天，哈尔滨电影院上映了国产故事片《闪闪的红星》和《黄河少年》，我们新兴小学校组织大家去松光电影院看，回来后学习歌曲《红星闪闪放光彩》《小小竹排江中游》，我对这个不感兴趣，我还是喜欢看阿尔巴尼亚的电影《宁死不屈》，听女游击队员米拉唱的歌。
尤其是其中一个情节，至今我都能背下来：
女孩子米拉说：这是什么？
男游击队员回答：这叫geita，
米拉：革命者也玩geita。
他俩弹着唱起来：
“赶快上山吧勇士们，我们在春天里参加了游击队……”
看完电影后，我疯狂地想学这种叫geita的乐器。
1974年时，我真的想不通，为什么连外国电影里的老特务都喜欢音乐，我爸爸妈妈在乡下，没有人能回答我这个浅薄的问题。在朝鲜电影《看不见的战线》里，有这样一个情节：一个叫老狐狸的特务跟一个女人接头，他问她：
老狐狸：“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女人：“是一本书”
老狐狸：“什么书？”
女人：“是一本歌曲集”
老狐狸：“歌曲集的名字是什么？”
女人：“拉里啦。”
很多年过去以后，我去了朝鲜平壤演出，那时才想明白，这个“拉里啦”就是《阿里郎》。
在哈尔滨，十五岁的我到处寻找这种叫geita的乐器。我没有钱，就去找同学刘景峰，他爷爷是一个收破烂儿的，在道外十二道街旧物市场卖旧货。我帮他爷爷干了两天活儿，捡破烂，收拾废品。在刘景峰的掩护下，趁机偷走了刘景峰他爷的一个琴。
我拿到这个琴，如获至宝，回家以后就开始弹，用力过猛，琴弦把手指划破。流了很多的血，我依然拼命地用手弹拨……
后院的二大爷看到了我这模样，对我说：
“文生，干吗呢？”
“我要学geita。”
二大爷拿起我的geita说：“二逼呀，还说你懂音乐呢，你懂吗？这他妈哪叫geita呀，这是一个曼陀铃，这个东西是中国古典乐器。这个琴是电影《铁道游击队》里头《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的土琵琶，准确的说是《平原游击队》里松井弹的那个曼陀铃，不是西洋乐器，你要的那个东西啊，叫吉他，我们都管它叫流氓琴。”
二大爷帮我包扎好，还用这琴给我弹了一段。
二大爷说：傻小子，这琴我没收了，我告诉你，你要买那个流氓琴，在道外头道街竹林文化用品商店有，你去买广州红棉牌的，六十块钱一个。
竹林文化用品商店在道外的正阳大街上，这商店很神奇，专门卖乐器和戏剧道具，卖郭建光的枪，杨子荣的皮大衣，还有沙家浜的鸡头米，红灯记里的红灯，甚至还有鸠山的小黑胡。在柜台的一个角落里，摆了一排红棉牌吉他，标价六十块钱，摸都不让摸。
我问了问，修指甲的女营业员没理我，我一再追問，女营业员很鄙夷地说：
“你买得起吗？就你那样还学吉他呢？你把手伸过来我看看。”
我就把手伸过去。
她说：“哎呀，你的食指和中指一边儿齐，学琴不行，掏兜儿还行，出息好了是个枪毙。”
就这样被胖子营业员侮辱了，我走了。临走丢下一句：我一定要把红棉牌吉他买回来。
夏天快过去了，我又去趴女孩子维罗妮卡家窗户，窗下都是沙果树，沙果成熟了，很红。我偷了几个沙果吃，又甜又面。
似乎俄国女孩子维罗妮卡看到了我，朝我眨了眨眼睛，我就静静地趴在沙果树下，听着她弹钢琴。
听着乐曲，我血液中似乎有一种特殊的涌动，乐曲似乎很熟悉，直接击中了我的心灵，融入了我的血液和灵魂，我情不自禁又想到了江边小树林，教授说的那个长头发的作曲家，想到了女舞者优雅的身姿，翩翩起舞的舞皮子，还有被大胡子掰碎的黑胶唱片，那是贝多芬的《悲怆》，我一直都念“悲枪”，直到被那个瓶子底眼镜的教授纠正。
六
为了买红棉牌吉他，我开始攒钱。我找了很多我的小人书，有《东郭先生》，还有《海岸风雷》《阿福》《白毛女》，还有几本电影小人书《奇袭》《英雄儿女》，就在松光电影院门口出了一个小人书摊儿，二分钱一本，租书。才租了三天，就被电影院保卫科的焦瞎子踢了摊子，还没收了我的小人书，说：跟我们的电影院抢生意，欠揍。
我还倒卖外国电影票，其中就有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朝鲜电影《看不见的战线》《原形毕露》。两毛钱一张排队买，卖给搞对象的三毛一张。
攒钱花费了我很长的时间，我还去南岗大下坡和霁虹桥边给人拉小套，拉小套就是拉车送货的车夫推货车上不去桥了，我用一个绳子和铁钩拽着，帮人推上桥去，然后人家给我一毛钱。我还去一个崩爆米花的大爷家干活儿，到松花江的江坝外的木材厂去扒树皮。拿木材就是偷东西，扒树皮就不算，扒了树皮就是捡柴火，我把树皮扒了一车又一车给老大爷家送去，老大爷一车给我五分钱。这样，我终于攒了六十块钱，可以去买红棉牌吉他了。
我揣着攒来的六十块钱，坐摩电车准备去竹林商店买红棉牌吉他。刚一出门，看见一群小孩欺负维罗妮卡，打她。我就下车和那群小流氓打起来了，我被揍了，他们追着我打，我就拼命跑，跑到了霁虹桥，发现攒的钱不见了……
路上，我听说在道外王麻子街膏药店的一个老楼上的水箱房子里，抓到了一群男女流氓地痞，公安民警都去抓了。我跑去看，在人群中，看到了小黑，我跟他做个鬼脸，我看到他低下头装没看到。我上前去跟他说话，被民警拦住了，我大声喊他，他没有抬头，装作不认识我，这使我很气愤。一个民兵问我：“你认识他？”我说：“这不是小黑吗？”民兵说：“告诉你，他叫赵明宇，记住了，他是个小偷，是个绺窃惯犯，离他远点儿！”我看到抓到的一群男女，都用手铐铐着，上了警车。其中一个背影我很熟悉，就是江边小树林跳舞的那个女人的背影。 我回家去向二大爷：“我想不明白：为什么小黑装作不认识我？我们在少教所明明是同学。”
二大爷说：“你们俩不是同学，是狱友。”
“什么是狱友？”
“一起同过窗，一同扛过枪，一同嫖过娼，一同分过账（坐牢房），你们是狱友，他救过你的命，那是你大哥。”
“那他为什么装不认识我？”
“孩子，你是真傻啊？他一定是在上活儿，去掏兜儿了，或者摊事了，你跟他搭讪，会给你带来麻烦。”
我恍然大悟，小黑是一个好人。
又过了将近一个礼拜，我终于在江边找到了小黑，小黑跟我说：你要三天前跟我说，找找地面儿的人，钱我兴许能给你找回来，但是现在就没办法了。
他又问我：“你攒钱要干吗，兄弟？”
我说：“我要买吉他，我要学吉他，我要买红棉牌吉他。”
小黑说那好吧。一转身，连影子都没了。
七
一个风雨之夜，小黑敲开了我家的门，给我带来一把吉他，上面是洋文，我看不懂。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红棉牌的，琴上印着一个老人头的标志，我弹起了这把吉他，吉他音色厚重优美……
第二天我就拿着琴，找到了二大爷。二大爷手扶琴弦，给我拨弄了《宁死不屈》的和弦，我陶醉了。
我于是就关了窗户在家拼命地练习。
我又去俄国女孩子家窗前偷看，从窗户看到一些人从正门冲进去抄家，说她们是苏修特务，把钢琴抬走了，说里面有发报机，古老的沉重的钢琴还被他们弄掉一个腿。
维罗妮卡的母亲也被带走了。
天黑了，月亮升起来了，没有星星。在沙果树林里传来哭泣的声音，丁香丛中维罗妮卡在啜泣。我悄悄走过去问她：“维拉，你弹的是不是《悲怆》？”维罗妮卡抬头看了我一眼，认出了我，她没有回答。
我问：“你，怎么了？”
维罗妮卡说：“他们说我妈妈是特务，然后抓走了。我的琴也丢了，我非常难过。”
“你的琴哪去了？是被纠察队拿走了吗？”
“不是，就是丢了，在我家琴房里丢了。”
“你丢的是什么琴呢？是红棉牌吉他吗？”
“不是，不是红棉牌，我那是曼纽尔·拉米列斯（Manuel.Ramirez）牌的吉他。是西班牙的名琴，一百多年了，是我祖父从彼得堡坐火车带哈尔滨来的。”
我没听懂，我说：“你那个琴多少钱，哪有卖的啊？我给你买一个吧。什么样的你给我看看。”
女孩子维罗妮卡就带我到琴房，把她的琴盒拿出来给我看。
我一看琴盒上面的商标，突然明白了，就是我那个琴上的那个老人头的标志。我这个琴是小黑从维罗妮卡家偷来的。
一夜无眠。
第二天早晨，天刚蒙蒙亮，地上还有雾气，百年老街湿漉漉的。踩着青石铺的路，我跳到黄房子的院子里，准备把吉他送回去。
这个时候，俄国女人回來了，她看到我手里的琴，疯狂上来抢，喊道：“贼，你是个贼！小偷，臭流氓！”然后疯狂地追打我，扫大街的，送牛奶的都看到了我的狼狈。
这个时候维罗妮卡出来了，抓住她的妈妈的手，紧紧地搂住了她。
“不是他拿走的！妈妈。”
我把琴放在地上，俄国女人拿起琴，挽住女儿的手，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走在老街上，很失落。
这时候，黄房子里远远的传来吉他弹奏的《悲怆》，还有钢琴的伴奏……
我用心在倾听，突然，想哭。
八
我去找小黑，走到江边码头，看见二大爷正光着膀子跟一群人聊天，其中还有两个纠察队的家伙。二大爷用曼陀铃给他们弹《冰山上的来客》，给他们弹《九九艳阳天》。
有个红袖标的工人民兵纠察队员说：唉，老二，你弹得真好。
另一个纠察队员说：老刘，你就是个流氓，你要是不耍流氓，不搞破鞋了，学好了，是个艺术家。
二大爷一高兴，请他们喝8分钱一罐头瓶的散装生啤酒，吃粉肠。见到我，喊我过去，给我倒了一杯啤酒，掰了一块肠。我就坐在旁边听二大爷扯闲话。二大爷好像喝多了，在那儿有一句没一句的自说自话。
“那个小秋啊，就是个马子，操……”
“这个姑娘啊，这辈子都不学好。挺好个孩子，长得也漂亮，浓眉大眼，大胸大臀，像杨春霞，还像李秀明……长得跟柯湘和春苗似的。你说，她怎么就不学好呢？她妈年轻时就是个老马子，她是大姑娘养的（指未婚怀孕），他爸是个话剧院的，因为搞这事，蹲了笆篱子，大姑娘把孩子给了个搓澡的，东风浴室的老肖，要不怎么叫肖云秋呢。她妈嫁到新疆去了，老肖给养大的，这孩子就是喜欢唱歌跳舞，纯舞皮子。哎呀！她就是不学好，你说呢？”
其他人等嗯啊答应着，忙活着喝酒。
二大爷又灌了一口啤酒，打了个饱嗝，说：“当年小秋被选进去了人民大会堂做服务员，哈尔滨‘十美’呀，选到国宾馆当服务员，啥门子没有，就是漂亮，严家锋的秘书跟人家睡了都没选上，把小秋选上了。你说你在人民大会堂那儿好好的，你就算认识一个厨子，最起码也是处长啊！还都是党员，你将来就是北京人了，北京户口那可值老银子了！那你也是皇城根下的人了……不学好……他妈的，跳舞，搞破鞋，唱黄歌，被遣送回来了吧！白瞎了，我是可怜她……”
纠察队员接了一句：“老二，你别是偷着喜欢她？你可怜人家，谁可怜你个老灯呢？人家滋润着呢……”
我在旁边听着，插了一句嘴：“小秋是谁啊？”
二大爷正讲兴头上，被打断了很不高兴：“小逼崽子，你愿意喝酒，就喝酒，不喝就滚，别他妈在这给我听蹭儿！”
二大爷很扫兴，我也感觉很扫兴，我把酒喝了，但不想走。
二大爷说：“我喝美了，给你们说一段《少女之心》，把这小崽子整走，别听完了强奸去，我还是个教唆犯！”两个纠察队员把我撵走了，我似乎听到了几句—— “……曼娜跟他表哥发生关系，发生个啥关系，就是干那事了，上瘾了……不干不行……哎呀，舒服、迂作……啊！”
九
树叶黄了的时候，我还是没有吉他，蹲在墙根儿底下，听维罗妮卡弹《悲怆》，其实除了《悲怆》，我也不知道她弹的其他曲子叫什么名字，好像是一些苏联民歌。
突然，有人蒙住了我的眼睛。
“别闹，别闹！”
一回头，是小黑。
我俩蹲在墙根儿底下，他表情相当神秘。
他问：“你爸那个相机还在吗？”
“在！是海鸥吗？还是莱卡？”
“我要用你家最好的相机。”他说。
“最好的那个叫禄什么福来了，国产海鸥就是学人家的，德国1927年出的！”
“对对对，要禄来福来，有名，牌子，哈尔滨人都得玩牌子。有面子！”
“你要干啥？”
他没回答，又问我：“胶卷多少钱一个？”
“大概是八角。”
小黑给了我五十块钱。都是五块钱的。
“你买二十个胶卷，剩下的钱你买药水，自己洗。你买完了在家等着，我到时候来找你，我找你有任务。”
“什么任务，不是去掏兜儿吧？”
他说不是不是，你就等着吧。
小黑走了之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也没来。
我去秋林公司照相器材部买了小黑需要的胶卷药水，等着他过来找我。在秋林公司，我也没有看到苏联女人，也没有看到维罗妮卡，我试着打听一下，问一个在柜台卖玩具的售货员。营业员说：“维罗妮卡。你是说那个老毛子和她的闺女吗？”
“对对！”
“她们要被遣送回国了，苏联还不要她们，可能得去西方吧，你问这个干啥？”
“我是给她家送牛奶的，随便问问 。”
“送牛奶的，买这么些胶卷干吗，别瞎打听呀！”
我听了赶紧离开了秋林公司。
后来有一天，已经很晚了，已经不记得几点了，小黑来敲门。
我穿好衣服，把禄来福来相机和胶卷装到一个军用书包里，跟小黑走了。
我看到我家门前停着一辆军用吉普车。吉普车里坐着一个穿军装的人，军装上没有领章帽徽，像是个小文艺兵。还有两个人是工人纠察队的人，都戴着墨镜。小黑毫不客气地把我塞进车里，不知道用什么东西蒙住了我的眼睛。在路上我被嘱咐不许乱说话，多拍照。我答应着，心里嘀咕，干什么坏事去呢？
车不知开了多久，我被拉到一个不知道的地方。进去之后蒙在眼前的布套被摘下来，我的眼睛被蒙得够呛，半天不适应，看什么都是一团漆黑。过了几分钟，我才能看清东西，打量四周，感觉是一个老建筑，俄式建筑，空旷的大屋子里有一个大石头案子，屋顶上还有斑驳的壁画和被打烂的塑像。我怀疑这是在哈尔滨郊区“毛子坟儿”一带废弃的老教堂。
这伙人点上了红蜡烛。桌子上放上各种熟食：粉肠、香肠、干肠、面包，还有咖啡、酒糖、水点心等好吃的，还有果酒、色酒、黑豆蜜酒、啤酒、白酒（宾州大曲）、汽酒等饮品。石头案子的尽头，放着一个大的生日蛋糕，上面有一个小闹钟在滴答滴答地走着。
一个女人——我只看到了她的背影，在抽烟，我听见小黑叫她“秋姨”，只是她年纪并不大，长长的头发，穿着裸背的红色连衣裙，红色的高跟鞋。她抽烟的姿势并不讨厌，反而让人觉得很优雅很赏心悦目。她静静地抽完烟，把头上戴着的生日花环摘掉之后，回头。浓眉大眼、四方脸，像柯湘，又像春苗，我感觉眼前的形象和我听江边二大爷讲述的“小秋”重合了。
突然那个文艺兵点亮了几盏挖地下防空洞用的矿灯，整个大厅灯火通明，所有的人在一起，切蛋糕，吃蛋糕，分吃桌上的美食，大口喝啤酒。小黑打开了电唱机——那个他偷来的哥伦比亚电唱机，放的是《四季》。放完《四季》，还有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还有小提琴曲《梁祝》，然后他们纵情地跳舞。快四，慢三……
突然，唱片里放了一首芭蕾舞曲《胡桃夹子》，小秋就在大圆桌上跳起來。她能把大腿掰到脖子上，也能把自己的脑袋用双腿夹上。我突然感觉下身有一股东西涌了上来，某个部位产生了微妙的变化。舞毕，大家都热烈鼓掌。小秋拿出一根蓝色的细细的香烟，说：照相的孩子，给我点上！我几乎是献媚地凑过去，用火柴小心地点上香烟。燃着了，她坐下来抽。
我打小就特别讨厌女人抽烟，但觉得女人抽烟有两种，一种是极为俗气，一种是极为优雅。小秋属于后者。小秋优雅地吐出烟圈，在烟雾中，让人感觉小秋就是一个女神。
这时候，小秋叫我过去，我凑过去，她对我说：
“我听别人说你的食指和中指一边儿齐，伸出来我看看？”
她的声音很好听。
我把手伸过去，她抓住我的双手，我感觉她的体温从指间传来，我感觉浑身不自在，却又说不出来的好受。
“孩子，你这是一双弹琴的手啊，你应该学琴。”
我看着她，她莞尔一笑说：“但这也是一双做贼的手，你讲讲，小黑，为啥你的手指一边儿长？”
小黑说：“我夹过肥皂，夹过钢笔，夹过鹅卵石，在开水里夹过肥皂。”
小秋一点头，旁边的人真的上来一锅滚烫的开水。小秋“啪”地扔进一片肥皂，小黑二话不说，没等我眨眼就夹出来了。
小黑瞅着小秋纤细的手指，就跟小秋说我会弹琴，小秋问我：“你会弹什么，你会弹《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吗，你会弹那个《小路》，还有《灯光》吗？”我说，我不会，我会弹这首歌，我就清唱“赶快上山吧勇士们，我们在春天加入游击队……”
完了。小秋说：“你会学那个盖世太保的台词吗？”说着说着，她自己就学了一段：“姑娘，窗外阳光明媚，人们过这美好的生活，而你却孤独地在这里，你会死去…… ”
也许是喝了酒，我眼前一会儿是这个小秋，一会儿是电影里的女游击队员米拉，一会儿是那个俄国女孩子，我就用嘴做和声：当当当……然后我就用我家的宝贝的禄来福来拍照，我的闪光灯是灯泡似的镁光灯，拍摄一张，都要“嗤”的一声，猛地一闪，然后冒一股烟，我手按快门，定格…… 小秋说：“小黑，你告诉这孩子为什么你的两个手指一边儿齐。”
小黑说：“我从五岁开始就开始抻。”
说到这，小秋一拍手，电唱机响起来了，大家跳起舞来，这时矿灯灭了。电唱机继续放着柴可夫斯基，黑暗中我看见她在人影中在翩翩起舞，在每个人身边蛇一样的滑过。
又一拍手，矿灯又亮了。
小秋笑着放在我手里一大堆东西，我双手捧着。有那个工人民兵模样的东西，也有开车那个文艺兵的东西——胸前别着的英雄钢笔，毛主席像章，钱包，怀表……
在小秋的笑声里，小黑把这些东西一一还给他们的主人，小秋笑得更厉害了，这时候桌上的闹钟响了……
很多年以后，我再也想不起来舞会是怎么结束的了，我是怎么回的家，但是我记得我醒了的时候，禄来福来相机和所有我拍完卸下来的胶卷，都整齐地摆放在我的枕边。
究竟这是一场梦，还是现实，我一直都不知道。但是我记得一句话在我耳边，是小黑说的：东西你放好，不要给任何人，我会派人找你取的。还有小秋迷人的舞蹈，她双手掏兜的表演。
十
后来的日子，百无聊赖，我在等待小秋和小黑来取他们的东西。深秋时分，我很迫切地等待他们来，可是他们就是不来。一个有太阳的午后，我来到了维罗妮卡家的窗前，又听到了那让人心碎的钢琴声。工人纠察队调查完以后，俄国女人要回了钢琴，我看见她在弹琴，并没有看见维罗妮卡。
我看见黄房子上的小阁楼，窗户像镜子似的在反光，我感觉很奇怪。在白俄女人的琴声中，我顺着沙果树爬上了小阁楼，里面传来莫名奇其妙的声音，我以为是猫，就从阁楼的绿色木头窗往里看。结果我看到小黑和维罗妮卡在一起，小黑褪下了维罗妮卡的裙子，伏在了她的身上……
我从树杈上掉落下来。
我狂躁地在松花江的铁路桥上行走，在江边沙滩上奔跑，在中央大街的方石路上踱步，在一个又一个的老胡同里茫然穿行，我的心里很乱，眼前都是严佳峰和他老婆搞破鞋的情景，都是小黑伏在维罗妮卡身上的情景，都是维罗妮卡露出的后背和褪下的裙子。
鬼使神差地，我又走回了黄房子门口。
这时候，维罗妮卡穿着一身特别漂亮的白色布拉吉，特别庄重，黄昏的夕阳温柔地铺在她身上，金发碧眼，像一个洋娃娃，又像个天使安琪儿。
她跟我说：“我和我妈要去Australia了。”
“Australia是哪儿？”我问。
“很远很远，是个有大海的地方，就是短波的Australia电台那儿……”
然后维拉庄重地拿出琴盒，映入我眼帘的是那把“曼纽尔·拉米列斯（Manuel.Ramirez）”牌吉他。
维拉对我说：“这把琴，送给你了，这是我们家祖传的一把名琴。记住我，我们是犹太人，1918年从俄罗斯彼得堡来哈尔滨，我们整个家族是沙皇乐师的后代……”
我不能要！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她露出的白色的后背和伏在她身上的小黑。
她坚持要送给我，我下意识地接过琴来，回过神来她已经走了。
我拿着琴，漫无目地乱逛。在老教堂边，在沙滩上，在船坞，在斯大林公园，最后，在我家里，我疯狂地弹着这把吉他，弹着《宁死不屈》的主题曲。
又过了两天，小黑来找我，我没理他。
小黑一再说：你怎么不搭理我了？
看到了放在桌上的吉他，小黑一愣，说：“这把琴，怎么在你这儿？”
“维拉送给我的。”
“不可能，她不可能送你，这是她们家最重要的东西，比生命都重要，她怎么会送你呢？”小黑不高兴地说。
“真是她给我的，不骗你，真的，儿撒谎，孙子骗你。”我是解释不清了。
小黑满脸狐疑地怏怏走了，那天晚上我的琴就没了。
我知道，肯定是被小黑偷走了。
我连夜在所有小黑经常出没的地方寻找，都没有找到他的影子。
我去维罗妮卡的家，跳进她的黄房子里，房子里空空如也，钢琴也没了，也没有灯光，阁楼里也没有人。
早晨，街坊二大爷跟我说，那家俄罗斯娘儿们领着她的闺女已经去机场了。从教堂街到马家沟机场要走很远很远的路，那个年代，没有公车，更没有出租车，我借了二大爷的一辆自行车，要去机场。
这时候，天下起了大雨。
几个纠察队员从街角跑过去追一个小偷，我想看看追的是不是小黑，骑自行车跟着他们追了几条胡同，后来，我看清楚了，不是小黑。
在他们拐过鱼市胡同和染坊胡同的时候，小黑背着那把维罗妮卡的曼纽尔·拉米列斯（Manuel.Ramirez）牌吉他出来，纠察队员狼一样地追逐，小黑以为是在抓他，疯狂地猛跑。于是，这些纠察队员就转过身来追他。
在偽满洲国修建的那个黄色水塔边的摩电站，一辆摩电从死角缓缓开了过来，小黑跑的角度是看不见的，我大声喊他的名字，充满耳朵的是有轨电车的轰鸣声，摩电车压碎了那把琴，小黑躺在血泊里……
从此，关于这把曼纽尔·拉米列斯（Manuel.Ramirez）牌吉他的记忆，就像一个电影断片儿一样，从我的记忆中永远消失了。
依稀记得，我捡了带血的那把碎琴上的老人头商标。从此，无数个黑夜里，我把玩着这把名吉他的碎片，眼前出现的是小黑、维拉、小秋、苏联女人，那琴声就会从天上回荡，在我的心中久久地挥之不去，像时光的留声机一样，这一切，充填了我1974年关于青春的记忆……
尾声
就这样，又过了很多年，我也没有见到小黑派来的人，也没有见到秋姨。
那一天，我正在哈尔滨大剧院指挥我个人的一场交响音乐会，演奏我的大型交响音乐诗画《1974年的舞会》，高潮部分，少儿合唱团的一百个孩子童声合唱《宁死不屈》主题歌，演奏到这个乐章的华彩部分，很多经历过这个年代的听众一起情不自禁地随声唱和。
音乐会演奏完毕，谢幕时，来了一个女孩给我献了一个花篮。
她说：“您小时候是不是住在教堂街98号？”
我很诧异。
她看出了我的异样，说：“有个您的老朋友，还有点儿重要的东西存在您这里，如果您方便的时候，能给她寄到这里吗？”
她指了一下花篮，走了。
我在花篮上的卡片上，看到了一个地址。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我把很多年前用我家的禄来福来相机拍摄的照片找出来，装在一个大信封里，投到中央大街那个绿色的邮筒里。信封的地址是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剧院旁贝特络城1972号——米拉收。
作者简介：申志远，黑龙江省作协会员，哈尔滨日报高级记者，《新晚报》文体专刊ZAKEK新闻部副主编。1985年开始文学创作，在《人民文学》《电视电影文学》《北方文学》《小说林》《章回小说》等杂志发表过多篇中短篇小说。中篇小说《亚历山大伯爵的巴扬》《击毙1909》获黑龙江文艺奖。编导过电视纪录片，创作过电影剧本《望着我的眼睛》，电视剧《百姓记者》获第十七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单本剧。著有长篇非虚构作品《中国电影的激情年代》《哈尔滨电影地图》（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创作影视及文艺作品五次荣获过黑龙江文艺奖、六次天鹅文艺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