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66年8月24日，一定是老舍一生中最漫长的一天。在这天，老舍选择投湖自尽。
太平湖，老北京，何处寻
又一次来到老舍殉难的太平湖。
我伫立在北京新街口外大街西侧的护城河旁，凝望对岸的“太平湖”。许多次路过这里，但我从来没有像这样静静地伫立凝视过。
我凝望着对岸，品味着喧闹中的清静。当然，我更会遥想起当年发生在对岸的那个永远无法弥补的悲剧。
说是太平湖，其实作为“湖”，它早已不存在，甚至这个地名在这里也已消失。大概在20世纪70年代修建地铁时，原先那个不大的湖就被填平，上面修建了大片的厂房，成了地铁车辆的停车场。
“文革”后，老舍的亲人们曾再次走进“太平湖”，缓步于纵横交错的铁轨之间，追忆着当年悲剧发生时的情景。他们根据当年的记忆，找寻老舍殉难的地点。然而，一切都已改变，只能找到大概的方位，而具体地点则是无法确定了。
哪怕出现在面前的太平湖早已面目全非，哪怕岁月的流逝早已改变一切，我也相信，那个老舍钟爱的太平湖，那个成为老舍生命终点的太平湖，还是会以当年的模样深深地留在他们的心中。
我们这代人只能从老北京的回忆中感受太平湖。
在老北京的记忆里，和京城别的著名湖水景观相比，太平湖自有它的迷人之处。它颇有野趣，荷花在水面迎风摇曳，水边长满芦苇，时而有野鸭或者叫不上名字的水鸟从苇丛中飞起，把静坐在柳树下的垂钓者吓一大跳。
湖东岸与新街口外大街之间，有一片空地，湖边种了许多花草树木。矮矮的松墙成为一条界线，界线以西便成为太平湖园。临街的松墙有一个缺口，或者称为公园的入口，但不收门票，人们可以随时进去散步、闲坐、垂钓。因为它在大马路边上，南来北往的行人走累了，也爱到里边去歇歇脚、聊聊天，坐在沿湖的木条椅子上望望西山。所以专程到这里来逛公园的不多，顺便歇歇脚的不少。湖的南岸是护城河，河水一年四季都是那样慢悠悠地从西往东流淌，静静的，没有一点声响。湖西岸交通不便，没有多少住家，满目荒芜，但更显其幽静。
这便是老舍当年钟爱的太平湖。当他最后一次来到这里后就再也没有离开。他永远与这个湖相随，不管它存在着还是已然消失。
老舍在太平湖结束自己的生命，太平湖因老舍而久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我不知道，假如没有老舍的悲剧发生，人们是否还会想到这个业已消失的太平湖。
消失的不仅仅是太平湖，还有曾经巍峨壮观的城墙。
对于老舍，北京城墙可能显得更为重要，尤其是北京城西北角德胜门一带的城墙，维系着他的一生。这一块小小的天地，是他人生的起点，也是他人生的终点。他对北京的全部情感，他的艺术想象力，因这一小块天地而得以形成。不难想象，没有城墙衬托的太平湖，会带给老舍多少失望与惆怅。
在老舍最后一次默默地坐在太平湖边的时候，德胜门一带的城墙还没有拆除。从湖边朝南看去，可以看见城墙高高地耸立着，护城河依偎着它，更显其平静与温顺。老舍熟悉城墙内外的一切。城墙那边是他笔下一个个人物活动的天地：祥子拉车穿行的胡同，“四世同堂”的四合院，还有那大大小小的茶馆……
不管旅居到世界的什么地方，真正在老舍心中占据首要位置的从来都是北京，他的所有创作中，最为成功的自然也是以老北京为背景的作品。
早在20世纪40年代他便这样描述过他与北京难舍难分的依恋：“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儿茶的吆喝的声音，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是完整的，像一张色彩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胆地描画它。它是条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条活泼泼的鱼儿来。”
可是，没有了城墙，没有了原有的人情世故，老舍还會一如既往地留恋北京吗？
这一带的城墙先后被拆除是在20世纪70年代修建地铁和二环路的时候。老舍没有亲眼看到城墙的拆除，这样，他的最后一次凝望，便具备特殊的历史告别意味。也许可以这么说，当他头一天遭到众多红卫兵的毒打之后，当他把最后一瞥目光落在城墙上之后，他所熟悉的、所眷恋的那个可爱的北京就不复存在了。
太平湖、城墙，其实都不妨看作一种象征，它们的消失，意味着老舍所熟悉的传统意义上的北京完全成为过去。
老舍怎么成了冲击对象
老舍绝对不可能预料到自己居然会成为一场革命的冲击对象，并承受从未经历过的屈辱与痛苦。
他被公认为新时代的“创作标兵”，他的笔为一个崭新的时代而挥舞。一个如此出色地活跃在文坛的作家，应该说最有可能避免悲剧的降临。
老舍从美国归来不久，就率先成功创作出反映北京新变化、歌颂新时代的话剧《龙须沟》，因而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他响应罗瑞卿的号召，配合肃反，根据真人真事创作了讽刺喜剧《西望长安》;他在“大跃进”的鼓舞下，创作出《全家福》和《女店员》……还有诸多的急就章。短文也好，快板也好，诗歌也好，都是他手中随时可以派上用场的工具。
他积极地配合着大大小小的节日或者会议、活动。在不少报刊编辑看来，他是有求必应的好作者。还没有别的作家能够像他那样活跃，像他那样热情持久。
有的作家还记得，好多年里，每当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前举行庆祝游行时，总有两三个人作为领队，兴奋地走在文艺界的万人方阵前列。他们中间一直有老舍。在那些日子里，他无疑是一个典范、一面旗帜，他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文人，能够成功地行进在新时代的大军之中。
从不愿意修改已经发表的作品的老舍，后来亲自动手修改起了《骆驼祥子》。
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骆驼祥子》，将旧版中的第二十三章后半部分与第二十四章删去了。在这一章半里，老舍集中写了祥子的堕落，删去了这一章半，实际上改变了祥子的结局。
而且，他当年说结尾过于匆忙，本应再多写几段。但这次修改，不仅改变了自己所说的从不愿意修改作品的习惯，而且不是增加篇幅使其更加完整，反而是将最后一章半删除。 纯粹文学创作意义上的那个自由自在的老舍改变了，总是将生活中的人与事放在首位的老舍也改变了。
老舍真诚地愿意走在时代的前列。
不过，老北京才是老舍真正的文学之根，创作之魂。
是根，是魂，它才可以像一眼从没有枯竭的泉水，默默地在老舍的心底流动着，为他激发灵感，为他输送着语言的鲜活和形象的生动，使他在一日日的急就和应酬的情形下，仍然没有失去文学的活力。这便是老舍的可爱和可贵之处。
或者说，是他生存状态的另一面，最终决定了他在逐渐改变自己的时候，仍然能够写出《茶馆》和《正红旗下》这样一些堪称《骆驼祥子》后又一个艺术高峰的作品。
可以想见，当老舍脑子里活跃着自童年起就熟悉的老北京的形形色色人物时，他便真正进入了自由自在得心应手的艺术境界。仿佛一切都早已活在他的心中，声音、味道、画面，都无须苦苦搜寻，便涌到了笔端。
在这种状态下，他的《茶馆》才能成为世纪的风俗画与艺术瑰宝。其实，即便在创作《龙须沟》这样一些剧作时，对老北京人与事的描写，依然是作品中最为闪光的地方。
文学从来就是这样，只有自己真正熟悉的东西，只有自己放进了全部情感的东西，你才能出色地描绘出来。外在的东西也许一时热闹非凡，甚至能够赢得远比应该得到的多得多的喝彩和荣耀，但如果没有深深的根，没有魂，它最终只能是过眼烟云，甚至仅仅因为曾经昙花一现才引起人们的注意，才不时被人提及。
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似乎矛盾的两面，居然能够并存于老舍一个人身上。许多他的同时代作家，譬如茅盾、巴金、曹禺、沈从文等人，如果表示出与旧我告别，就尽可能地将以往的影子全然抹去，然后，以崭新的姿态开始走进新的陌生的生活，并尽量去适应它、反映它。老舍有些出人意料。他既能毫不逊色地配合政策，涉足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做一名创作标兵，又能不时沉浸在过去生活的影子中，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从中挖掘出艺术瑰宝。
善良，正直，常在心中
几年前，在写一本关于沈从文和丁玲的书时，我读到丁玲对老舍的一段回忆。一个文人的正直和善良，从此开始令我景仰，令我难以忘怀。
1960年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召开时，丁玲已经身处逆境，在北大荒接受劳动改造。不过，仍是中国作协理事的她，还是荣幸地被邀请到京与会。虽然离开文坛仅仅几年，可对丁玲来说，却仿佛有隔世之感。昔日的荣耀已经不在。
她出现在会场上，多么希望和久别的同行们握手、拥抱。然而，她被冷落在一旁，人们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她的出现。她有些失望和沮丧。正在这时，老舍走到她的面前，与她握手，问上一句：“怎么样？还好吧？”
只是简单一句寒喧，却令丁玲终生难忘。她得到一种被理解、被关心的满足。因为她深知，这在当时称得上一个难能可贵的举动。这需要正直、善良和宽厚，也需要一种勇气。
人其实不需要过多的表白，在世态炎凉的时候，一个类似于老舍这种与众不同的举动，便能将人的善良凸显出来。正因为如此，对他我总是怀着钦佩和敬意。
一次我到广州看望作家黄秋耘先生，主要是和他谈周扬。谈话中，他也以充满敬意的口吻谈到了老舍。就在1960年召开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之前，黄秋耘帮老舍起草一份报告。
一天，老舍去逛隆福寺的旧书摊，很高兴地拿着一幅画回来。
黄秋耘记得这是一个老画家送给吴祖光的一幅泼墨山水画。当时吴祖光已经到北大荒劳动改造。老舍说：“这可是祖光心爱之物啊！他下去以后，家里恐怕有点绳床瓦灶的景况了。不然，不会把人家送的画拿出来变卖。将来要是祖光能活着回来，我把这画还他，该多好！”
在黄秋耘的印象中，当时老舍的眼眶微微发红，但他又突然止住话头，沉默了。黄秋耘看出了他的顾虑，就说：“請您放心，在您家里看到的、听到的，我都不会对人透露一星半点儿。”于是，老舍才恢复了平日的幽默：“对，对！这不足为外人道也！”时间久远，许多事情黄秋耘已经不再想起，但老舍的这一侠义之举牢牢地印在他的记忆中。
黄秋耘回忆的这件事，后来从吴祖光先生那里得到了证实。老舍购买回来的这幅画，是齐白石老人送给他和新凤霞的。一次吴祖光从北大荒回到北京，在王府井大街偶然遇到老舍，老舍便热情地将他带到家里，把画还给他，并说要不是经济条件有限，他本应将他们所有散失的字画都买回来。可以想到备受冷落的吴祖光当时的心情。对于他，这当然是终生难忘的一幕。
在知道老舍这样一些事情之后，我开始明白，老舍为何在同时代文人中间具有感召力，令人们永远怀念他。他虽不是叱咤风云的英雄，但他所表现出来的一个老北京人的细致、周到、善良和正直，却能给予朋友以温暖和信赖，而这，在风云变幻的岁月里则是最为珍贵的。
这便是老舍。一方面，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没有落后过，以他的身份，总是免不了积极表态，甚至发表符合要求的批判文章，即便被批判者可能是他曾经深知的友人，他也没有别的选择。可是，表面上的批判，并不代表他的内心。于是，另一方面，在不同场合他又表现出他的与众不同。他依然保持一种友善，在可能的情况下，他还会伸出援助的手。
老舍还是老舍，没有失去本色，没有割断传统的根。
孔庙里的“红色风暴”
1966年8月23日在北京文庙的遭遇，应该说是老舍一生中感觉最突然最不可思议最难以承受的。他的性格，他的处世哲学，乃至他的信念，突然间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验与摧毁。
在一群红卫兵的押解下，他和二十多位作家、艺术家，被拉到国子监街文庙大院里，他们在大成门前的空地上，时而下跪，时而围着燃烧的戏装和书堆跳“牛鬼蛇神舞”。
他的确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一个局面。头一天他接到开会通知便从医院回到家中。他本来可以托词留在医院，但正在风起云涌的运动，使他无法安心地留在病房里。在多年的惯性驱动下，他不能忘却作为北京市文联领导人的责任，历次运动中从来没有落后过的他，这一次同样不能被认为消极、淡漠。他回到家中，穿得整整齐齐，拿上准备好的发言稿，如同以往去主持会议一样走出家门。 老舍是一位对新时代怀着满腔热忱的作家，一位总是愿意将自己融入现实生活的人。多年的忠诚，多年的热情，已经使他能够在一次次出现的新情况下保持自我的安稳和平衡。也许仍有独立的见解，也许仍然于内心深处保持着对生活的复杂感受，但这些，并不会影响到他与上面的政策和号召保持一致，因为他相信领袖超过相信自己。
然而，北京已经变得面目全非。老舍所熟悉的一些地方在狂风暴雨中喘息。
挂了七十多年的“全聚德”招牌，被砸得稀烂，换上由红卫兵写好的“北京烤鸭店”的木牌，而挂在店里的山水字画全部被撕毁;“荣宝斋”的牌匾被“门市部”之类的字样盖住，《砸碎“荣宝斋”》的大字报张贴在原来展览艺术珍品的橱窗上：百年老字号瑞蚨祥绸布店内所有的字画、契约、宫灯、画屏，都被毁坏……
此刻的北京，当然不再是老舍所热爱的那个北京。同样，此刻的北京，也不再可能接纳老舍。
但是，住在医院里的老舍似乎对这些没有预感，或者说，他没有做好准备来面对即将降临于自己身上的冲击。当他那天走到会场时，他才发现人们的眼神已经与以往大大不同。当他被挂上了黑牌时，当红卫兵将他和同行们押解到文庙时，当他看到火焰无情地吞噬书籍时，当他受到呵斥和毒打时，他才开始明白，今天真的与过去大不一样了。
何曾经历过这样的场面，何曾受过这样的侮辱。
老舍可以忍受许多别人难以接受的东西，可以真诚地改变自己早年的某些秉性，但人格的侮辱，对于将名声和面子视为生命的这个老北京来说，无论如何也是无法承受的。于是，当下午被接回市文联后又受到红卫兵的鞭打时，他愤然将挂在颈上的黑牌子扔到地上。
一直愿意跟上时代的老舍，最终仍然没有跟上一个特殊的年代。
他被挂上了批斗的黑牌，受到人格的侮辱。难道岁岁年年所做的一切不能证明自己的进步和清白？难道过去获得的荣誉、荣耀转眼间就是梦中泡影？当他在红卫兵面前扔掉挂在脖子上的那块黑牌时，他也就把一个个疑问、质问掷到了地上，让它们发出无声然而却又能在天地间久久不会消失的回响。
最后一天如此漫长
1966年8月24日，一定是老舍一生中最漫长的一天。
头一天他的愤然反击受到更为严厉的对待。人们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将他送到附近的派出所，尾随而来的红卫兵，又轮番地毒打他到深夜，直到凌晨，才允许家属把他接回家。
他是以何种心情度过那个夜晚的我们已无法知道。我们知道的仅仅是，他让家里的人都走了，甚至妻子也被他说服到单位去参加运动。他不愿意家人因为自己而遭受新的打击。
在走出家门时，他手里拿着一副手杖，还有一卷亲自抄写的毛泽东那首著名的词《卜算子·咏梅》。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老舍为什么带着这首词，在身处那样一种处境时，他会以何种心绪来品味词的意境，如今永远是个谜了。
就这样，带着昨天留下的累累伤痕，带着昨天承受的人格侮辱和巨大压力，老舍走出了家门。最后一次出门，再也没有回来。
太平湖公园的看门人注意到这样一个老人的来临。他回忆说，这个老人在公园里坐了一整天，由上午坐到晚上，整整一天，几乎没有动过。他估计，悲剧发生在午夜。
可以想象，当万念俱灰毅然投入湖中之前，老舍的内心显然会是前所未有的波涛汹涌。我们已不可能描述老舍当时的全部心情。但我宁愿相信他有许许多多的内疚和懊悔，他会后悔失去了过多的自我;他会后悔，在历次运动中写下过那么多批判同行的文章;他会后悔没有更多地关心陷入逆境的朋友;他会后悔没有写出更多的如同《茶馆》一样的作品。这样的推测并非我的一厢情愿，而是符合老舍正直善良的性格本身的逻辑发展。
他最终走出了生的困境，他看不到前景，无法预测未来的发展，在这样的情形下，也许死对于他才是最好的唯一的选择。老舍曾经给予过人们多少安慰和温暖，可在他最需要安慰和温暖的时候，却无从获得。
浓重的夜色里，没有人发现老舍作出最后选择。
儿子舒乙第二天看到的是已经告别人间的老舍，他描述说，父亲头朝西，脚朝东，仰天而躺，头挨着青草和小土路，他没有穿制服外衣，脚上穿的是一双千层底的布鞋，没有什么泥土，他的肚子里没有水，经过一整天的日晒，衣服鞋袜早已干了。
老舍把屈辱、困惑、自责、痛苦留给了自己，也把一个悲剧留给了历史，留给了不断关注他、解说他的后人。
我在几年前采访北京的一个日本作家代表团。在那里见到了日本著名作家水上勉，最初知道他的名字是在读巴金那篇怀念老舍的文章时，从巴老的文章里我得知，在老舍去世之后，水上勉可能是世界上最早发表文章还表示怀念的人。
得知老舍不幸去世的消息后，水上勉在1967年写下了散文《蟋蟀罐》（又译《蟋蟀葫芦》）。他记述老舍访问日本时到他家做客，交谈中他对老舍说，他在一个朋友那里看过一只木制的罐子，说是从中国的旧货摊买回来的，是养蟋蟀用的。
老舍当即答应他，假如他到中国去，可以带他到旧货商店去找。令他难忘的是，老舍还答应陪他参观六祖慧能大师的东禅寺。他把老舍的许诺看作一个美妙的梦，但这一切只能成为永远无法实现的梦了。而老舍留给他的深刻印象，因着美梦的破灭显得尤为珍贵。
水上勉那次送给我一本他的《静坐》，这是一本长篇小说，我不懂日文，但我喜欢它的装帧，所以一段时间里，它总是被摆放在书架的醒目位置上，为写这篇文章，我重新找到了早已翻译成中文的《蟋蟀罐》，又一次为一位日本作家对老舍的深情怀念而感动。
这只是一篇很短的散文，可是字里行间流溢着温情伤感。尽管他与老舍只见过一次，可他比“文革”中的中国人更能认识到老舍的价值，他为中国失去一个老舍而惋惜。
“最近风闻老舍先生已经去世，这简直不能相信，难道我再也见不到老舍先生了吗？”
读到这样的字句，我仿佛听到了遥远的地方傳来的一个焦虑而急促的声音，声音显得有些苍凉，这种苍凉一直到今天依然没有散去。
太平湖，老北京，何处寻
又一次来到老舍殉难的太平湖。
我伫立在北京新街口外大街西侧的护城河旁，凝望对岸的“太平湖”。许多次路过这里，但我从来没有像这样静静地伫立凝视过。
我凝望着对岸，品味着喧闹中的清静。当然，我更会遥想起当年发生在对岸的那个永远无法弥补的悲剧。
说是太平湖，其实作为“湖”，它早已不存在，甚至这个地名在这里也已消失。大概在20世纪70年代修建地铁时，原先那个不大的湖就被填平，上面修建了大片的厂房，成了地铁车辆的停车场。
“文革”后，老舍的亲人们曾再次走进“太平湖”，缓步于纵横交错的铁轨之间，追忆着当年悲剧发生时的情景。他们根据当年的记忆，找寻老舍殉难的地点。然而，一切都已改变，只能找到大概的方位，而具体地点则是无法确定了。
哪怕出现在面前的太平湖早已面目全非，哪怕岁月的流逝早已改变一切，我也相信，那个老舍钟爱的太平湖，那个成为老舍生命终点的太平湖，还是会以当年的模样深深地留在他们的心中。
我们这代人只能从老北京的回忆中感受太平湖。
在老北京的记忆里，和京城别的著名湖水景观相比，太平湖自有它的迷人之处。它颇有野趣，荷花在水面迎风摇曳，水边长满芦苇，时而有野鸭或者叫不上名字的水鸟从苇丛中飞起，把静坐在柳树下的垂钓者吓一大跳。
湖东岸与新街口外大街之间，有一片空地，湖边种了许多花草树木。矮矮的松墙成为一条界线，界线以西便成为太平湖园。临街的松墙有一个缺口，或者称为公园的入口，但不收门票，人们可以随时进去散步、闲坐、垂钓。因为它在大马路边上，南来北往的行人走累了，也爱到里边去歇歇脚、聊聊天，坐在沿湖的木条椅子上望望西山。所以专程到这里来逛公园的不多，顺便歇歇脚的不少。湖的南岸是护城河，河水一年四季都是那样慢悠悠地从西往东流淌，静静的，没有一点声响。湖西岸交通不便，没有多少住家，满目荒芜，但更显其幽静。
这便是老舍当年钟爱的太平湖。当他最后一次来到这里后就再也没有离开。他永远与这个湖相随，不管它存在着还是已然消失。
老舍在太平湖结束自己的生命，太平湖因老舍而久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我不知道，假如没有老舍的悲剧发生，人们是否还会想到这个业已消失的太平湖。
消失的不仅仅是太平湖，还有曾经巍峨壮观的城墙。
对于老舍，北京城墙可能显得更为重要，尤其是北京城西北角德胜门一带的城墙，维系着他的一生。这一块小小的天地，是他人生的起点，也是他人生的终点。他对北京的全部情感，他的艺术想象力，因这一小块天地而得以形成。不难想象，没有城墙衬托的太平湖，会带给老舍多少失望与惆怅。
在老舍最后一次默默地坐在太平湖边的时候，德胜门一带的城墙还没有拆除。从湖边朝南看去，可以看见城墙高高地耸立着，护城河依偎着它，更显其平静与温顺。老舍熟悉城墙内外的一切。城墙那边是他笔下一个个人物活动的天地：祥子拉车穿行的胡同，“四世同堂”的四合院，还有那大大小小的茶馆……
不管旅居到世界的什么地方，真正在老舍心中占据首要位置的从来都是北京，他的所有创作中，最为成功的自然也是以老北京为背景的作品。
早在20世纪40年代他便这样描述过他与北京难舍难分的依恋：“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儿茶的吆喝的声音，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是完整的，像一张色彩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胆地描画它。它是条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条活泼泼的鱼儿来。”
可是，没有了城墙，没有了原有的人情世故，老舍还會一如既往地留恋北京吗？
这一带的城墙先后被拆除是在20世纪70年代修建地铁和二环路的时候。老舍没有亲眼看到城墙的拆除，这样，他的最后一次凝望，便具备特殊的历史告别意味。也许可以这么说，当他头一天遭到众多红卫兵的毒打之后，当他把最后一瞥目光落在城墙上之后，他所熟悉的、所眷恋的那个可爱的北京就不复存在了。
太平湖、城墙，其实都不妨看作一种象征，它们的消失，意味着老舍所熟悉的传统意义上的北京完全成为过去。
老舍怎么成了冲击对象
老舍绝对不可能预料到自己居然会成为一场革命的冲击对象，并承受从未经历过的屈辱与痛苦。
他被公认为新时代的“创作标兵”，他的笔为一个崭新的时代而挥舞。一个如此出色地活跃在文坛的作家，应该说最有可能避免悲剧的降临。
老舍从美国归来不久，就率先成功创作出反映北京新变化、歌颂新时代的话剧《龙须沟》，因而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他响应罗瑞卿的号召，配合肃反，根据真人真事创作了讽刺喜剧《西望长安》;他在“大跃进”的鼓舞下，创作出《全家福》和《女店员》……还有诸多的急就章。短文也好，快板也好，诗歌也好，都是他手中随时可以派上用场的工具。
他积极地配合着大大小小的节日或者会议、活动。在不少报刊编辑看来，他是有求必应的好作者。还没有别的作家能够像他那样活跃，像他那样热情持久。
有的作家还记得，好多年里，每当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前举行庆祝游行时，总有两三个人作为领队，兴奋地走在文艺界的万人方阵前列。他们中间一直有老舍。在那些日子里，他无疑是一个典范、一面旗帜，他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文人，能够成功地行进在新时代的大军之中。
从不愿意修改已经发表的作品的老舍，后来亲自动手修改起了《骆驼祥子》。
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骆驼祥子》，将旧版中的第二十三章后半部分与第二十四章删去了。在这一章半里，老舍集中写了祥子的堕落，删去了这一章半，实际上改变了祥子的结局。
而且，他当年说结尾过于匆忙，本应再多写几段。但这次修改，不仅改变了自己所说的从不愿意修改作品的习惯，而且不是增加篇幅使其更加完整，反而是将最后一章半删除。 纯粹文学创作意义上的那个自由自在的老舍改变了，总是将生活中的人与事放在首位的老舍也改变了。
老舍真诚地愿意走在时代的前列。
不过，老北京才是老舍真正的文学之根，创作之魂。
是根，是魂，它才可以像一眼从没有枯竭的泉水，默默地在老舍的心底流动着，为他激发灵感，为他输送着语言的鲜活和形象的生动，使他在一日日的急就和应酬的情形下，仍然没有失去文学的活力。这便是老舍的可爱和可贵之处。
或者说，是他生存状态的另一面，最终决定了他在逐渐改变自己的时候，仍然能够写出《茶馆》和《正红旗下》这样一些堪称《骆驼祥子》后又一个艺术高峰的作品。
可以想见，当老舍脑子里活跃着自童年起就熟悉的老北京的形形色色人物时，他便真正进入了自由自在得心应手的艺术境界。仿佛一切都早已活在他的心中，声音、味道、画面，都无须苦苦搜寻，便涌到了笔端。
在这种状态下，他的《茶馆》才能成为世纪的风俗画与艺术瑰宝。其实，即便在创作《龙须沟》这样一些剧作时，对老北京人与事的描写，依然是作品中最为闪光的地方。
文学从来就是这样，只有自己真正熟悉的东西，只有自己放进了全部情感的东西，你才能出色地描绘出来。外在的东西也许一时热闹非凡，甚至能够赢得远比应该得到的多得多的喝彩和荣耀，但如果没有深深的根，没有魂，它最终只能是过眼烟云，甚至仅仅因为曾经昙花一现才引起人们的注意，才不时被人提及。
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似乎矛盾的两面，居然能够并存于老舍一个人身上。许多他的同时代作家，譬如茅盾、巴金、曹禺、沈从文等人，如果表示出与旧我告别，就尽可能地将以往的影子全然抹去，然后，以崭新的姿态开始走进新的陌生的生活，并尽量去适应它、反映它。老舍有些出人意料。他既能毫不逊色地配合政策，涉足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做一名创作标兵，又能不时沉浸在过去生活的影子中，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从中挖掘出艺术瑰宝。
善良，正直，常在心中
几年前，在写一本关于沈从文和丁玲的书时，我读到丁玲对老舍的一段回忆。一个文人的正直和善良，从此开始令我景仰，令我难以忘怀。
1960年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召开时，丁玲已经身处逆境，在北大荒接受劳动改造。不过，仍是中国作协理事的她，还是荣幸地被邀请到京与会。虽然离开文坛仅仅几年，可对丁玲来说，却仿佛有隔世之感。昔日的荣耀已经不在。
她出现在会场上，多么希望和久别的同行们握手、拥抱。然而，她被冷落在一旁，人们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她的出现。她有些失望和沮丧。正在这时，老舍走到她的面前，与她握手，问上一句：“怎么样？还好吧？”
只是简单一句寒喧，却令丁玲终生难忘。她得到一种被理解、被关心的满足。因为她深知，这在当时称得上一个难能可贵的举动。这需要正直、善良和宽厚，也需要一种勇气。
人其实不需要过多的表白，在世态炎凉的时候，一个类似于老舍这种与众不同的举动，便能将人的善良凸显出来。正因为如此，对他我总是怀着钦佩和敬意。
一次我到广州看望作家黄秋耘先生，主要是和他谈周扬。谈话中，他也以充满敬意的口吻谈到了老舍。就在1960年召开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之前，黄秋耘帮老舍起草一份报告。
一天，老舍去逛隆福寺的旧书摊，很高兴地拿着一幅画回来。
黄秋耘记得这是一个老画家送给吴祖光的一幅泼墨山水画。当时吴祖光已经到北大荒劳动改造。老舍说：“这可是祖光心爱之物啊！他下去以后，家里恐怕有点绳床瓦灶的景况了。不然，不会把人家送的画拿出来变卖。将来要是祖光能活着回来，我把这画还他，该多好！”
在黄秋耘的印象中，当时老舍的眼眶微微发红，但他又突然止住话头，沉默了。黄秋耘看出了他的顾虑，就说：“請您放心，在您家里看到的、听到的，我都不会对人透露一星半点儿。”于是，老舍才恢复了平日的幽默：“对，对！这不足为外人道也！”时间久远，许多事情黄秋耘已经不再想起，但老舍的这一侠义之举牢牢地印在他的记忆中。
黄秋耘回忆的这件事，后来从吴祖光先生那里得到了证实。老舍购买回来的这幅画，是齐白石老人送给他和新凤霞的。一次吴祖光从北大荒回到北京，在王府井大街偶然遇到老舍，老舍便热情地将他带到家里，把画还给他，并说要不是经济条件有限，他本应将他们所有散失的字画都买回来。可以想到备受冷落的吴祖光当时的心情。对于他，这当然是终生难忘的一幕。
在知道老舍这样一些事情之后，我开始明白，老舍为何在同时代文人中间具有感召力，令人们永远怀念他。他虽不是叱咤风云的英雄，但他所表现出来的一个老北京人的细致、周到、善良和正直，却能给予朋友以温暖和信赖，而这，在风云变幻的岁月里则是最为珍贵的。
这便是老舍。一方面，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没有落后过，以他的身份，总是免不了积极表态，甚至发表符合要求的批判文章，即便被批判者可能是他曾经深知的友人，他也没有别的选择。可是，表面上的批判，并不代表他的内心。于是，另一方面，在不同场合他又表现出他的与众不同。他依然保持一种友善，在可能的情况下，他还会伸出援助的手。
老舍还是老舍，没有失去本色，没有割断传统的根。
孔庙里的“红色风暴”
1966年8月23日在北京文庙的遭遇，应该说是老舍一生中感觉最突然最不可思议最难以承受的。他的性格，他的处世哲学，乃至他的信念，突然间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验与摧毁。
在一群红卫兵的押解下，他和二十多位作家、艺术家，被拉到国子监街文庙大院里，他们在大成门前的空地上，时而下跪，时而围着燃烧的戏装和书堆跳“牛鬼蛇神舞”。
他的确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一个局面。头一天他接到开会通知便从医院回到家中。他本来可以托词留在医院，但正在风起云涌的运动，使他无法安心地留在病房里。在多年的惯性驱动下，他不能忘却作为北京市文联领导人的责任，历次运动中从来没有落后过的他，这一次同样不能被认为消极、淡漠。他回到家中，穿得整整齐齐，拿上准备好的发言稿，如同以往去主持会议一样走出家门。 老舍是一位对新时代怀着满腔热忱的作家，一位总是愿意将自己融入现实生活的人。多年的忠诚，多年的热情，已经使他能够在一次次出现的新情况下保持自我的安稳和平衡。也许仍有独立的见解，也许仍然于内心深处保持着对生活的复杂感受，但这些，并不会影响到他与上面的政策和号召保持一致，因为他相信领袖超过相信自己。
然而，北京已经变得面目全非。老舍所熟悉的一些地方在狂风暴雨中喘息。
挂了七十多年的“全聚德”招牌，被砸得稀烂，换上由红卫兵写好的“北京烤鸭店”的木牌，而挂在店里的山水字画全部被撕毁;“荣宝斋”的牌匾被“门市部”之类的字样盖住，《砸碎“荣宝斋”》的大字报张贴在原来展览艺术珍品的橱窗上：百年老字号瑞蚨祥绸布店内所有的字画、契约、宫灯、画屏，都被毁坏……
此刻的北京，当然不再是老舍所热爱的那个北京。同样，此刻的北京，也不再可能接纳老舍。
但是，住在医院里的老舍似乎对这些没有预感，或者说，他没有做好准备来面对即将降临于自己身上的冲击。当他那天走到会场时，他才发现人们的眼神已经与以往大大不同。当他被挂上了黑牌时，当红卫兵将他和同行们押解到文庙时，当他看到火焰无情地吞噬书籍时，当他受到呵斥和毒打时，他才开始明白，今天真的与过去大不一样了。
何曾经历过这样的场面，何曾受过这样的侮辱。
老舍可以忍受许多别人难以接受的东西，可以真诚地改变自己早年的某些秉性，但人格的侮辱，对于将名声和面子视为生命的这个老北京来说，无论如何也是无法承受的。于是，当下午被接回市文联后又受到红卫兵的鞭打时，他愤然将挂在颈上的黑牌子扔到地上。
一直愿意跟上时代的老舍，最终仍然没有跟上一个特殊的年代。
他被挂上了批斗的黑牌，受到人格的侮辱。难道岁岁年年所做的一切不能证明自己的进步和清白？难道过去获得的荣誉、荣耀转眼间就是梦中泡影？当他在红卫兵面前扔掉挂在脖子上的那块黑牌时，他也就把一个个疑问、质问掷到了地上，让它们发出无声然而却又能在天地间久久不会消失的回响。
最后一天如此漫长
1966年8月24日，一定是老舍一生中最漫长的一天。
头一天他的愤然反击受到更为严厉的对待。人们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将他送到附近的派出所，尾随而来的红卫兵，又轮番地毒打他到深夜，直到凌晨，才允许家属把他接回家。
他是以何种心情度过那个夜晚的我们已无法知道。我们知道的仅仅是，他让家里的人都走了，甚至妻子也被他说服到单位去参加运动。他不愿意家人因为自己而遭受新的打击。
在走出家门时，他手里拿着一副手杖，还有一卷亲自抄写的毛泽东那首著名的词《卜算子·咏梅》。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老舍为什么带着这首词，在身处那样一种处境时，他会以何种心绪来品味词的意境，如今永远是个谜了。
就这样，带着昨天留下的累累伤痕，带着昨天承受的人格侮辱和巨大压力，老舍走出了家门。最后一次出门，再也没有回来。
太平湖公园的看门人注意到这样一个老人的来临。他回忆说，这个老人在公园里坐了一整天，由上午坐到晚上，整整一天，几乎没有动过。他估计，悲剧发生在午夜。
可以想象，当万念俱灰毅然投入湖中之前，老舍的内心显然会是前所未有的波涛汹涌。我们已不可能描述老舍当时的全部心情。但我宁愿相信他有许许多多的内疚和懊悔，他会后悔失去了过多的自我;他会后悔，在历次运动中写下过那么多批判同行的文章;他会后悔没有更多地关心陷入逆境的朋友;他会后悔没有写出更多的如同《茶馆》一样的作品。这样的推测并非我的一厢情愿，而是符合老舍正直善良的性格本身的逻辑发展。
他最终走出了生的困境，他看不到前景，无法预测未来的发展，在这样的情形下，也许死对于他才是最好的唯一的选择。老舍曾经给予过人们多少安慰和温暖，可在他最需要安慰和温暖的时候，却无从获得。
浓重的夜色里，没有人发现老舍作出最后选择。
儿子舒乙第二天看到的是已经告别人间的老舍，他描述说，父亲头朝西，脚朝东，仰天而躺，头挨着青草和小土路，他没有穿制服外衣，脚上穿的是一双千层底的布鞋，没有什么泥土，他的肚子里没有水，经过一整天的日晒，衣服鞋袜早已干了。
老舍把屈辱、困惑、自责、痛苦留给了自己，也把一个悲剧留给了历史，留给了不断关注他、解说他的后人。
我在几年前采访北京的一个日本作家代表团。在那里见到了日本著名作家水上勉，最初知道他的名字是在读巴金那篇怀念老舍的文章时，从巴老的文章里我得知，在老舍去世之后，水上勉可能是世界上最早发表文章还表示怀念的人。
得知老舍不幸去世的消息后，水上勉在1967年写下了散文《蟋蟀罐》（又译《蟋蟀葫芦》）。他记述老舍访问日本时到他家做客，交谈中他对老舍说，他在一个朋友那里看过一只木制的罐子，说是从中国的旧货摊买回来的，是养蟋蟀用的。
老舍当即答应他，假如他到中国去，可以带他到旧货商店去找。令他难忘的是，老舍还答应陪他参观六祖慧能大师的东禅寺。他把老舍的许诺看作一个美妙的梦，但这一切只能成为永远无法实现的梦了。而老舍留给他的深刻印象，因着美梦的破灭显得尤为珍贵。
水上勉那次送给我一本他的《静坐》，这是一本长篇小说，我不懂日文，但我喜欢它的装帧，所以一段时间里，它总是被摆放在书架的醒目位置上，为写这篇文章，我重新找到了早已翻译成中文的《蟋蟀罐》，又一次为一位日本作家对老舍的深情怀念而感动。
这只是一篇很短的散文，可是字里行间流溢着温情伤感。尽管他与老舍只见过一次，可他比“文革”中的中国人更能认识到老舍的价值，他为中国失去一个老舍而惋惜。
“最近风闻老舍先生已经去世，这简直不能相信，难道我再也见不到老舍先生了吗？”
读到这样的字句，我仿佛听到了遥远的地方傳来的一个焦虑而急促的声音，声音显得有些苍凉，这种苍凉一直到今天依然没有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