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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国家坚定执行“减税降费”以减轻国内企业的负担，提升人民生活质量，促进我国经济在新常态下更好的发展。文章站在财务角度探究增值税税率下调对企业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偿债能力的影响。研究样本选取为2017年和2018年我国所有上市公司，通过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回归。研究发现，增值税税率下调这一政策对于上市公司的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于企业营运能力的影响则并不显著，原因可能是增值税税率下降幅度不够高，但也肯定了增值税税率下调带来的效果。
[关键词]增值税税率下调;营运能力;偿债能力;盈利能力;双重差分
[DOI]10.13939/j.cnki.zgsc.2021.16.151
1 引言
增值税是我国财政最重要的收入来源，虽然是从法国引进但是发展至今已经蕴含了浓厚的中国特色。近年来我国增值税在不断地进行改革，从最初的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再到2016年全面实施“营改增”政策，2017年简并增值税税率结构并取消13%的税率，2018年5月1日又经历了增值税17%和11%两档税率1%幅度的下调，2019年4月1日更是迎来3%的两档增值税税率重大调整，这一系列举措体现了国家对于通过“减税降费”扶持国内实体经济产业发展的决心。增值税的改革通过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利益再分配影响人民的最终收益，因此研究增值税税率下调对于上市公司财务绩效的影响极具现实指导意义。
文章尝试以年报财务指标代表企业财务绩效的营运能力、盈利能力、偿债能力三个方面，通过双重差分模型对增值税下调产生的影响进行讨论。文章的学术贡献在于：一方面從增值税角度，扩展了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因素的探索和分析;另一方面从减税降费政策评价角度，为减税政策的可行性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2 文献综述
增值税对企业生产经营各个方面影响巨大。孙茂竹[1]认为征收增值税具有外部治理功能、激励功能和资产价值预测功能。刘若鸿，史燕平[2]提出增值税的税制改革是影响企业对内投资的重要因素，要保证税收的公平性和公正性，以促进企业的良性发展。营业税改增值税后，企业更加倾向于通过资本替代劳动，因此增值税率的变化对于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影响更加显著。不同档次的税率的存在对于生产者的生产活动起着调节作用，引导生产者向增值税税率较低的层次集中[3]。
增值税税率下调对于企业的盈利能力起到了促进的作用。站在宏观层面，陈晓光[4]利用Hsieh和Klenow模型测算了由于税率差异所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损失，增值税税率下调能够减小增值税税率间距导致的部分损失，提高企业生产要素的投资回报率;罗宏，陈丽霖[5]认为企业增值税税率下调意味着在销售相同货物的基础上企业只需缴纳更少的增值税，增加了企业的经营现金净流量，降低了企业的融资约束，使企业将资金投入到能产生更高收益率的领域，最终提高了企业的盈利能力。
增值税税率下调对于企业的偿债能力也起到了一定增强作用。郎东梅[6]认为由于税收产生的债务必须以现金进行偿还，不同于其他一般商业债务可通过非货币资产交换等方式偿还，要求企业保持一定的现金存量。同时税收债务一般不可延期，一旦延期会对企业的商业信誉产生破坏，同时还将面临税务机关的经济性处罚，因此增值税税率降低能够降低企业的偿债压力。乔睿蕾，陈良华[7]站在企业现金流敏感性的角度，认为增值税税负减轻将导致企业能够产生更多的内源性剩余现金，税负降低短时间内会增加企业对外投资的动机。降税导致部分营运资金从增值税链条中进入市场供给增加，与此同时市场上的资本价格即利息会及时做出反应，进而企业又会更加倾向于持有更多的流动性资金或者将资金用于内部投资。在两种方向相反的作用力下，企业稳定性流动资产在不断地调整过程中最终稳定于一个高于原来的水平上。
增值税税率下调对企业的营运能力可能有一定促进作用。缪慧星、柳锐通过SVAR模型讨论了增值税税率变革相对于消费税和个人所得税短期内对于社会消费量带来的影响最为迅速，没有时滞，同时影响幅度也最大，但从长期角度最终影响趋于零[8]。因此就短期而言，消费者购买欲望增加，企业增大产量最终会影响企业的存货和应收账款的周转。站在指标构成角度，受到增值税税率下调影响，企业若保持原来的销售与生产情况，则增值税销项税额和进项税额之差伴随税率下降而下降反向提升了企业的资产周转率等营运能力指标。但是增值税税率改革和以往的“营改增”等不同，并不是单方面的增加可抵扣进项税或者减免销项税，而是同时减少企业的销项税和进项税税额，并且销售规模的扩大会要求企业保持更高营运资本，因素之间相互抵消可能削弱了税收对营运能力的影响程度。
3 研究设计
3.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基于需求价格弹性理论，消费者的到手价格等于商品原价加上增值税税额，同时生产者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选择以降价的方式间接地与消费者共同承担这部分增值税导致的无谓损失。税负以增加总的边际贡献。Atkinson和Stiglitz研究发现增值税税率的变化对于产品价格弹性大的企业会产生比价格弹性较小的企业更大的影响。由此理论反推也可以得到当国家下调增值税时，该部分增值税红利也不仅仅由消费者独享，企业主会通过提高价格的方式增加营业收入利润获得一部分政府红利。因此此次增值税税率的大范围下调在减轻消费者负担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企业的税赋负担，增强企业的盈利能力。另外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作为净利润的抵减项，也会随着增值税的下降而下降。文章提出如下假设：
H1：增值税税率下调会提高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
增值税税率下降直接减少了企业销项税额部分的银行存款支出，同时进项税额虽然也会有所降低但是进项税额本身只能用于销项税额的抵扣，不能将进项税直接用于债务的清偿，因此其流动性较低。另外增值税税率下调也使年末的“应缴税费——应缴增值税销项税”科目余额下降，由于企业销售产品价格必然高于购进成本，在上下游税率相同的前提下增值税进项税税额下降幅度低于销项税下降幅度增加营运资本。综上所述，增值税税率下调能够增加企业的流动资产，减少流动负债，增强企业短期偿债能力。因此文章提出如下假设： H2：增值税税率下调会提高上市公司的短期偿债能力。
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会导致消费者购买价格下降，需求增加，迅速刺激国民消费。企业为满足消费者增加的需求会通过扩大产能，加速资本运转等方式提高资本利用率提供更多的产品，因此企业的营运能力预期将有所提高。因此文章提出如下假设：
H3：增值税税率下调会加速上市公司的营运能力。
3.2 变量选择
ROE表示企业权益净利率，CF表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OC表示营业成本，CFMDG表示现金流到期债务保障倍数，TAR表示应收账款周转率，tr表示增值税转型政策的虚拟变量，Yit表示时间虚拟变量。
4 实证检验
4.1 数据选择与处理
文章的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经过数据清洗后，选择1417家主营业务属于原来的17%和11%档税率的上市公司作为实验组。另外选择161家原来属于6%档税率，此次不能享受税率下调优惠的上市公司作为控制组。以上述两组上市公司在2018年12月31日和2017年12月31日的年报数据指标进行双重差分分析和描述性统计分析，经过数据筛选和处理最后得到3156条观察数据。
4.2 实验设计
税率代表了一个税种的深度，国家下调增值税税率可以看成是一种国家层面针对国内所有上市公司的自然实验。由于2018年增值税下调仅针对17%下降到16%和11%下降到10%两档税率，对于原来的6%档税率并没有改动。在忽略其他政策因素以及增值税抵扣特殊情况，比如减免税和小规模纳税人等前提下，可以通过分析比较主营业务适用6%档税率企业和16%和11%两档税率适用的企业的盈利能力指标，偿债能力指标和营运能力指标在税改前后的变化来判断增值税税改对企业的财务绩效的影响。基于双重差分模型，以2018年5月1日为分隔时点，将增值税下调的企业作为实验组，同时将其他增值稅税率不变的企业作为对照组，拟采用下列模型：
为验证假设，研究增值税税率下调对企业偿债能力、盈利能力、营运能力的影响，建立模型（1）（2）（3）进行回归分析，其中企业营业成本和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作为控制变量：
4.3 描述性统计结果
4.4 双重差分回归结果
4.5 数据分析结论
模型（1）交乘项系数显著，说明2018年5月1日降低1%的增值税税率政策对企业的偿债能力存在影响。企业现金流量保障倍数的平均值在改革后相较于原来上升了106%，同时中位数上升42.86%，说明增值税税率下调对企业短期偿债能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外通过对2017年年末和2018年年末的经营现金净流量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以及均值分析，发现为两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并且2018年现金净流量均值上升。由上可得：增值税改革通过增加企业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的方式增强了企业的偿债能力，假设1成立。
模型（2）交乘项系数显著，说明2018年5月1日降低1%的增值税税率政策对于企业的盈利能力存在影响。交乘项系数为正数，说明税率下调对企业盈利能力起到正向作用。根据描述性统计，税率下调后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相较于下调前净资产收益率存在一定幅度的下降。但是结合对照组的下降幅度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实验组下降了4.88%，而对照组下降了12.13%。此外对实验组上市公司的营业收入数据做了对立本T检验以及均值分析，检验结果显示增值税汇率下调前后两年内销售成本呈下降趋势，且存在显著性差异。究其原因，2018年国内经济受到世界经济体复苏进度参差不齐，国际贸易紧张局势升级，以及国际政治冲击等国际性因素影响，宏观经济环境对企业不够友好，导致总体盈利水平下降。增值税税率下调提高了企业的销售收入，虽然没有提高企业的净资产净利率，但是抵消了一部分由于宏观经济下行带来的净资产收益率的下降趋势，验证了假设2成立。
模型（3）交乘项系数缺乏显著性，另外作者在对应收账款周转率进行回归外，还针对企业的固定资产周转率存货周转率进行了回归，回归结果仍是不显著。通过描述性统计结果发现，实验组数据均值相对于增值税税率下调之前下降了4.16%，中位数在增值税税率下调后相较于下调前下降了2.82%并没有显著改变，说明增值税税率对企业营运能力影响比较小。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方面由于增值税税率调整真正执行时间是2018年5月1日，在2018年年内仅执行了8个月，政策执行时间过短，对企业影响较小;另一方面本次增值税下调幅度为1%，相对于原来的增值税税率下降幅度小，因此对企业营运能力产生的影响无法在统计指标中体现。企业营运能力也受到宏观经济下行影响，增值税税率下调带来的对营运能力提高被经济增速放缓带来的压力抵消。
为了验证本实验的稳健性，进行如下稳健性检验：将代表盈利能力指标换成总资产增值率，代表偿债能力指标替换成利息保障数，将代表营运能力指标替换成存货周转率，回归结果没有影响原来结论。另外从所有公司样本中仅选取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进行单独回归，没有影响原来结论。以上两项工作证明了上述结论既具有显著性，同时也是稳定的。
5 结论与局限
从实证结果来看，增值税税率下调为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提供了更加合适的宏观环境，提高了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但对营运能力影响有限。随着国家对增值税税率的继续下调，税收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会进一步在现实中得到体现。
文章研究结果表明，增值税税率下调影响了企业的财务业绩，促进了企业的资本结构升级。虽然从短期而言增值税税率下调减少了国家税收收入，但是从长期来看，税率下调后的政府税收收入促进经济发展扩大税收基数很可能超过在原税率下的税收收入。增值税税率下调不仅促进了万众创新和产业升级，更加体现了国家财政的长远目标。
参考文献：
[1]孙茂竹，彭凯，倪娟.增值税与公司财务行为：文献综述[J].财会月刊，2019（4）：148-155.
[2]刘若鸿，史燕平.中国税制改革对企业设备投资的实际影响——基于随机森林方法的研究[J].经济经纬，2013（2）133-137.
[3]马祥.增值税税率简并的效应分析——以出版行业为例[J].税务研究，2018（4）：123-125.
[4]陈晓光.增值税有效税率差异与效率损失——兼议对“营改增”的启示[J].中国社会科学，2013（8）：67-84.
[5]罗宏，陈丽霖.增值税转型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J].会计研究，2012（12）：43-49.
[6]郎东梅.纳税对企业偿债能力的影响分析[J].特区经济，2010（11）：300-301.
[7]缪慧星，柳锐.增值税、消费税和个人所得税对社会消费冲击的动态效应[J].税务研究，2012（8）：53-57.
[8]刘宽斌，张涛，张卓群.经济下行期发挥投资逆周期调节作用——2018年投资形势分析及2019年对策建议[J].科技促进发展，2018（11）：18-25.
[作者简介]应益鹏，长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会计系硕士，研究方向：审计、税制、公司治理。
[关键词]增值税税率下调;营运能力;偿债能力;盈利能力;双重差分
[DOI]10.13939/j.cnki.zgsc.2021.16.151
1 引言
增值税是我国财政最重要的收入来源，虽然是从法国引进但是发展至今已经蕴含了浓厚的中国特色。近年来我国增值税在不断地进行改革，从最初的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再到2016年全面实施“营改增”政策，2017年简并增值税税率结构并取消13%的税率，2018年5月1日又经历了增值税17%和11%两档税率1%幅度的下调，2019年4月1日更是迎来3%的两档增值税税率重大调整，这一系列举措体现了国家对于通过“减税降费”扶持国内实体经济产业发展的决心。增值税的改革通过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利益再分配影响人民的最终收益，因此研究增值税税率下调对于上市公司财务绩效的影响极具现实指导意义。
文章尝试以年报财务指标代表企业财务绩效的营运能力、盈利能力、偿债能力三个方面，通过双重差分模型对增值税下调产生的影响进行讨论。文章的学术贡献在于：一方面從增值税角度，扩展了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因素的探索和分析;另一方面从减税降费政策评价角度，为减税政策的可行性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2 文献综述
增值税对企业生产经营各个方面影响巨大。孙茂竹[1]认为征收增值税具有外部治理功能、激励功能和资产价值预测功能。刘若鸿，史燕平[2]提出增值税的税制改革是影响企业对内投资的重要因素，要保证税收的公平性和公正性，以促进企业的良性发展。营业税改增值税后，企业更加倾向于通过资本替代劳动，因此增值税率的变化对于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影响更加显著。不同档次的税率的存在对于生产者的生产活动起着调节作用，引导生产者向增值税税率较低的层次集中[3]。
增值税税率下调对于企业的盈利能力起到了促进的作用。站在宏观层面，陈晓光[4]利用Hsieh和Klenow模型测算了由于税率差异所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损失，增值税税率下调能够减小增值税税率间距导致的部分损失，提高企业生产要素的投资回报率;罗宏，陈丽霖[5]认为企业增值税税率下调意味着在销售相同货物的基础上企业只需缴纳更少的增值税，增加了企业的经营现金净流量，降低了企业的融资约束，使企业将资金投入到能产生更高收益率的领域，最终提高了企业的盈利能力。
增值税税率下调对于企业的偿债能力也起到了一定增强作用。郎东梅[6]认为由于税收产生的债务必须以现金进行偿还，不同于其他一般商业债务可通过非货币资产交换等方式偿还，要求企业保持一定的现金存量。同时税收债务一般不可延期，一旦延期会对企业的商业信誉产生破坏，同时还将面临税务机关的经济性处罚，因此增值税税率降低能够降低企业的偿债压力。乔睿蕾，陈良华[7]站在企业现金流敏感性的角度，认为增值税税负减轻将导致企业能够产生更多的内源性剩余现金，税负降低短时间内会增加企业对外投资的动机。降税导致部分营运资金从增值税链条中进入市场供给增加，与此同时市场上的资本价格即利息会及时做出反应，进而企业又会更加倾向于持有更多的流动性资金或者将资金用于内部投资。在两种方向相反的作用力下，企业稳定性流动资产在不断地调整过程中最终稳定于一个高于原来的水平上。
增值税税率下调对企业的营运能力可能有一定促进作用。缪慧星、柳锐通过SVAR模型讨论了增值税税率变革相对于消费税和个人所得税短期内对于社会消费量带来的影响最为迅速，没有时滞，同时影响幅度也最大，但从长期角度最终影响趋于零[8]。因此就短期而言，消费者购买欲望增加，企业增大产量最终会影响企业的存货和应收账款的周转。站在指标构成角度，受到增值税税率下调影响，企业若保持原来的销售与生产情况，则增值税销项税额和进项税额之差伴随税率下降而下降反向提升了企业的资产周转率等营运能力指标。但是增值税税率改革和以往的“营改增”等不同，并不是单方面的增加可抵扣进项税或者减免销项税，而是同时减少企业的销项税和进项税税额，并且销售规模的扩大会要求企业保持更高营运资本，因素之间相互抵消可能削弱了税收对营运能力的影响程度。
3 研究设计
3.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基于需求价格弹性理论，消费者的到手价格等于商品原价加上增值税税额，同时生产者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选择以降价的方式间接地与消费者共同承担这部分增值税导致的无谓损失。税负以增加总的边际贡献。Atkinson和Stiglitz研究发现增值税税率的变化对于产品价格弹性大的企业会产生比价格弹性较小的企业更大的影响。由此理论反推也可以得到当国家下调增值税时，该部分增值税红利也不仅仅由消费者独享，企业主会通过提高价格的方式增加营业收入利润获得一部分政府红利。因此此次增值税税率的大范围下调在减轻消费者负担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企业的税赋负担，增强企业的盈利能力。另外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作为净利润的抵减项，也会随着增值税的下降而下降。文章提出如下假设：
H1：增值税税率下调会提高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
增值税税率下降直接减少了企业销项税额部分的银行存款支出，同时进项税额虽然也会有所降低但是进项税额本身只能用于销项税额的抵扣，不能将进项税直接用于债务的清偿，因此其流动性较低。另外增值税税率下调也使年末的“应缴税费——应缴增值税销项税”科目余额下降，由于企业销售产品价格必然高于购进成本，在上下游税率相同的前提下增值税进项税税额下降幅度低于销项税下降幅度增加营运资本。综上所述，增值税税率下调能够增加企业的流动资产，减少流动负债，增强企业短期偿债能力。因此文章提出如下假设： H2：增值税税率下调会提高上市公司的短期偿债能力。
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会导致消费者购买价格下降，需求增加，迅速刺激国民消费。企业为满足消费者增加的需求会通过扩大产能，加速资本运转等方式提高资本利用率提供更多的产品，因此企业的营运能力预期将有所提高。因此文章提出如下假设：
H3：增值税税率下调会加速上市公司的营运能力。
3.2 变量选择
ROE表示企业权益净利率，CF表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OC表示营业成本，CFMDG表示现金流到期债务保障倍数，TAR表示应收账款周转率，tr表示增值税转型政策的虚拟变量，Yit表示时间虚拟变量。
4 实证检验
4.1 数据选择与处理
文章的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经过数据清洗后，选择1417家主营业务属于原来的17%和11%档税率的上市公司作为实验组。另外选择161家原来属于6%档税率，此次不能享受税率下调优惠的上市公司作为控制组。以上述两组上市公司在2018年12月31日和2017年12月31日的年报数据指标进行双重差分分析和描述性统计分析，经过数据筛选和处理最后得到3156条观察数据。
4.2 实验设计
税率代表了一个税种的深度，国家下调增值税税率可以看成是一种国家层面针对国内所有上市公司的自然实验。由于2018年增值税下调仅针对17%下降到16%和11%下降到10%两档税率，对于原来的6%档税率并没有改动。在忽略其他政策因素以及增值税抵扣特殊情况，比如减免税和小规模纳税人等前提下，可以通过分析比较主营业务适用6%档税率企业和16%和11%两档税率适用的企业的盈利能力指标，偿债能力指标和营运能力指标在税改前后的变化来判断增值税税改对企业的财务绩效的影响。基于双重差分模型，以2018年5月1日为分隔时点，将增值税下调的企业作为实验组，同时将其他增值稅税率不变的企业作为对照组，拟采用下列模型：
为验证假设，研究增值税税率下调对企业偿债能力、盈利能力、营运能力的影响，建立模型（1）（2）（3）进行回归分析，其中企业营业成本和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作为控制变量：
4.3 描述性统计结果
4.4 双重差分回归结果
4.5 数据分析结论
模型（1）交乘项系数显著，说明2018年5月1日降低1%的增值税税率政策对企业的偿债能力存在影响。企业现金流量保障倍数的平均值在改革后相较于原来上升了106%，同时中位数上升42.86%，说明增值税税率下调对企业短期偿债能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外通过对2017年年末和2018年年末的经营现金净流量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以及均值分析，发现为两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并且2018年现金净流量均值上升。由上可得：增值税改革通过增加企业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的方式增强了企业的偿债能力，假设1成立。
模型（2）交乘项系数显著，说明2018年5月1日降低1%的增值税税率政策对于企业的盈利能力存在影响。交乘项系数为正数，说明税率下调对企业盈利能力起到正向作用。根据描述性统计，税率下调后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相较于下调前净资产收益率存在一定幅度的下降。但是结合对照组的下降幅度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实验组下降了4.88%，而对照组下降了12.13%。此外对实验组上市公司的营业收入数据做了对立本T检验以及均值分析，检验结果显示增值税汇率下调前后两年内销售成本呈下降趋势，且存在显著性差异。究其原因，2018年国内经济受到世界经济体复苏进度参差不齐，国际贸易紧张局势升级，以及国际政治冲击等国际性因素影响，宏观经济环境对企业不够友好，导致总体盈利水平下降。增值税税率下调提高了企业的销售收入，虽然没有提高企业的净资产净利率，但是抵消了一部分由于宏观经济下行带来的净资产收益率的下降趋势，验证了假设2成立。
模型（3）交乘项系数缺乏显著性，另外作者在对应收账款周转率进行回归外，还针对企业的固定资产周转率存货周转率进行了回归，回归结果仍是不显著。通过描述性统计结果发现，实验组数据均值相对于增值税税率下调之前下降了4.16%，中位数在增值税税率下调后相较于下调前下降了2.82%并没有显著改变，说明增值税税率对企业营运能力影响比较小。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方面由于增值税税率调整真正执行时间是2018年5月1日，在2018年年内仅执行了8个月，政策执行时间过短，对企业影响较小;另一方面本次增值税下调幅度为1%，相对于原来的增值税税率下降幅度小，因此对企业营运能力产生的影响无法在统计指标中体现。企业营运能力也受到宏观经济下行影响，增值税税率下调带来的对营运能力提高被经济增速放缓带来的压力抵消。
为了验证本实验的稳健性，进行如下稳健性检验：将代表盈利能力指标换成总资产增值率，代表偿债能力指标替换成利息保障数，将代表营运能力指标替换成存货周转率，回归结果没有影响原来结论。另外从所有公司样本中仅选取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进行单独回归，没有影响原来结论。以上两项工作证明了上述结论既具有显著性，同时也是稳定的。
5 结论与局限
从实证结果来看，增值税税率下调为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提供了更加合适的宏观环境，提高了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但对营运能力影响有限。随着国家对增值税税率的继续下调，税收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会进一步在现实中得到体现。
文章研究结果表明，增值税税率下调影响了企业的财务业绩，促进了企业的资本结构升级。虽然从短期而言增值税税率下调减少了国家税收收入，但是从长期来看，税率下调后的政府税收收入促进经济发展扩大税收基数很可能超过在原税率下的税收收入。增值税税率下调不仅促进了万众创新和产业升级，更加体现了国家财政的长远目标。
参考文献：
[1]孙茂竹，彭凯，倪娟.增值税与公司财务行为：文献综述[J].财会月刊，2019（4）：148-155.
[2]刘若鸿，史燕平.中国税制改革对企业设备投资的实际影响——基于随机森林方法的研究[J].经济经纬，2013（2）133-137.
[3]马祥.增值税税率简并的效应分析——以出版行业为例[J].税务研究，2018（4）：123-125.
[4]陈晓光.增值税有效税率差异与效率损失——兼议对“营改增”的启示[J].中国社会科学，2013（8）：67-84.
[5]罗宏，陈丽霖.增值税转型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J].会计研究，2012（12）：43-49.
[6]郎东梅.纳税对企业偿债能力的影响分析[J].特区经济，2010（11）：300-301.
[7]缪慧星，柳锐.增值税、消费税和个人所得税对社会消费冲击的动态效应[J].税务研究，2012（8）：53-57.
[8]刘宽斌，张涛，张卓群.经济下行期发挥投资逆周期调节作用——2018年投资形势分析及2019年对策建议[J].科技促进发展，2018（11）：18-25.
[作者简介]应益鹏，长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会计系硕士，研究方向：审计、税制、公司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