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乡土社会中，“亲属关系”是人们看待自己与他人关系的最重要参照物。
　　当一个人同亲属集团外的人建立联系时，总会倾向于将联系“亲缘化”，因此，“打干亲”成为一种常见的风俗。
　　在公共权力的集中地带，“打干亲”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具功利色彩，成为一些人谋求非法利益的噱头。
　　官场“打干亲”定律
　　和干部“打干亲”，往往并不是感情，而是赤裸裸的利益。
　　因此，一些干部“打干亲”的行为也就往往表现为“冰火两重天”。
　　●例证一：干亲“亲不亲”，利益说了算
　　曲炜是北京一所大学的教师，三年前，他被派到西部某市挂职任副市长。
　　一次，当地一名副局长带着全家人宴请曲炜。饭桌上，副局长提出，让儿子拜曲炜做干爹。
　　曲炜当场表示，自己很喜欢这个孩子，只是算命先生说，这两年不能认干亲，所以这事还得缓一缓。
　　一年之后，曲炜没有留在当地任职，拜干亲的事也就不了了之。
　　谈及这件事，曲炜苦笑：“为了推脱，我只能扯了个谎。那个孩子的确很优秀，如果他们现在愿意，我会认下这门干亲。只是我回北京教书后，他们就再没联系过我。”
　　有些人之所以热衷于认干亲，除了对方不易拒绝，还在于一旦结下干亲，就处于人际关系中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地位——如果觉得这个人有利用价值，凭着干亲这层关系，可以名正言顺去拉近关系；觉得对方已无利用价值，也可以长时间不联系。
　　●例证二：“飞黄腾达”后，“干爹”成浮云
　　河北省委原“一秘”李真，出身在塞外边城一个普通人家。
　　他在中学教过物理，在张家口市计委当过普通干部，一直都默默无闻。
　　直到他去了北京，并在那里认识了“杨伯伯”。
　　对于离休高干“杨伯伯”，李真也算是殷勤备至。“杨伯伯”生病住院，他在病榻前一刻不离地守护。到后来，“杨伯伯”终于认李真为干儿子。
　　有了这一层关系，再返河北的李真立刻神气起来。他到处对外炫耀自己的“高干子弟”背景，还如愿以偿地调入了河北省企业投资总公司。不过，当李真在仕途上一飞冲天，成为省委书记程维高的秘书之后，他却变得“低调”起来，不再吹嘘自己是“高干子弟”，反而说自己是来自平民家庭。
　　其实，李真的行为并不难理解。当年认领导做干爹，不惜“摧眉折腰”，绝非出于什么真感情，而是官场上的现实利益计算。
　　但是，李真虽然机关算尽，却终究算不过党纪国法。因经济犯罪，他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干亲社会关系学
　　●“外人”变成“自己人”
　　人们常说，中国是个关系社会。
　　在梁漱溟看来，儒家伦理的重点不在社会，也不在个人，而是把重点放在人和人的关系之上，“伦理本位者，关系本位也”。
　　一个比较常见的例子是，我们喜欢以亲属的称谓来称呼那些与我們没有实际血缘关系的人，比如把父母辈的男性叫“叔叔”，又以“兄弟姐妹”来称呼自己的同辈。
　　“打干亲”建立了一种虚拟的亲属关系，也是一种把“外人”变成“自己人”的方法。一般认为，结干亲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虚拟的亲子关系，即“认干爹”“认干娘”；第二类是虚拟的平辈关系，“结金兰”“拜把子”就属于这类；第三类则是虚拟的婚姻关系，俗称“娃娃亲”“娃娃媒”。
　　传统的力量是强大的。不管现在的中国社会发生着如何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格局和相处模式，很大程度上继承着乡土社会的那一套。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打干亲”为拉关系提供了一种名正言顺的支持。在村里，当两家人结为干亲的时候，两家人会“相互照应”，而其他村民也会对自己的行为作出相应的调整。这种情况，当其中一方握有某些资源的时候更加突出。对于一个村民来说，有一个在村里能说得上话的干亲，自己的腰杆也会跟着硬起来。
　　但殊不知，当干亲是出于利益才结下时，一旦利益交换中断，那么干亲关系双方也会疏于交往。“干亲戚，‘礼褡子’。一篮儿来，一篮儿去，一篮儿不去断亲戚。”中原地区的一首民间歌谣形象地表达了干亲关系的个中微妙。
　　不同于西方的“教父”，干爹对于干儿女的成长往往并未提供非常大的影响，而更多是给双方的人情交往提供了方便的身份和名义。
　　对党政干部而言，不论哪一种“打干亲”，往往都是对其掌握的公共权力的觊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