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杨八村的老公房有两种格局，一种是合用水电煤，灶头间和厕所间都是公用地方，一到夏天楼道里就叽哩嘎啦吵起来，张三家每天都洗两把澡，每次要洗二十分钟，李四家全在单位洗好回来；又或者张三每天从单位食堂装好饭菜回家当晚饭，李四家天天开油锅，全成了诱发不公平的因素。吵得厉害的时候，我妈只能把原先开着通风的罩门关上，电风扇的档数调高两度，拚命摇蒲扇。还有一种是我家的房子，独立的灶头间和厕所间，房门关上，六根清净。
　　我妈一直念叨说她当初结婚的时候能有这么一间新公房是很难得的事，别人羡慕都羡慕不来，他们要么住在弄堂里面，天天倒马桶，要么跟公公婆婆以及尚未出嫁的小姑子一块儿挤在新公房里，当中拉块帘布，后面睡两个，前面睡两个，再搭个阁楼睡一个。不方便倒是其次，更重要的是矛盾多多，新媳妇做什么公婆都看不顺眼，烧的菜太咸，礼拜天起得忒晚，买鱼的时候被菜贩子给宰了，买来的苹果烂掉半个……就是有了委屈也只能往肚里咽，调教丈夫也无处使劲，一切都在公婆的眼皮子底下。
　　所以妈妈当年嫁到此地大概还算满意，除了普陀区这个地方是下只角，她原先住在黄浦区宁波路，普陀区是啥地方？从来没来过！但是结婚前，爷爷出钱为儿媳做了一套独立家什：大床、床头柜、五斗橱、大橱、玻璃橱、沙发、写字台一应俱全，都是
　　妈妈挑的淡棕色，有像剥皮狐狸似的木纹。餐桌也是妈妈选的，她说当时圆台面刚刚兴起，她就说自己不要方桌要圆桌，爸爸全
　　答应了，一张玻璃台面的四脚圆桌，放在房间当中。妈妈的嫁妆装在两只樟木箱子里，外婆怕妈妈冷，被子全部做足十斤，姨夫喊了部卡车，把两只樟木箱子连同席梦思床垫和系好红色丝带的玻璃器皿从宁波路送到曹杨八村，两只樟木箱没地方放，只好搁在大橱和玻璃橱顶上，一搁就是二十五年，十斤重的被子还没出过场、露过脸，簇新地躺在箱子里，不是上海没有冷的时候，而是很快便流行起鹅绒被来。那些玻璃器皿也是不用的，又没有上好
　　的茶叶和咖啡，妈妈不舍得，只是每年过年前拿出来洗洗干净。唯独席梦思是每年过冬必备，待到夏天铺席子，席梦思没处收，就用塑料套子包包好塞在樟木箱的上面。樟木箱以上是我们家的杂物房，足足有五层，两只装鸭绒被的真空袋、一大包垫被、我画画用的没裁过的水彩纸、多年来我收到的生日礼物……用我爸的话说，“全部夯到上头去”。两只樟木箱之间的地方也被好生利用起来，我小时候要在下面摆一个靠背板凳，踩上去，再踮个脚儿，就可以够到这里的饼干罐头。现在不仅饼干罐头还在，还把人家送来吃不掉的巧克力礼盒竖过来塞在旁边。
　　灶头间的陈设也很简单，水斗加煤气灶，门口放台冰箱，冰箱旁边的长条餐桌是我上小学时才买的，妈妈原本计划我们全家在灶头间里吃饭，这边烧好对面就可以吃，比较方便。后来我和老爸都抗议地方太小，提议作罢，餐桌上便专放剩菜，用一只蓝色的网格罩子罩住，旁边添了台微波炉。我读书以后嫌学校里的饭菜难吃，妈妈便不再付搭伙费，每天早上为我做好饭菜，盛在微波炉专用的塑料饭盒里，让我每天中午转热吃。
　　我原本算盘打得简单，其实妈妈留给我的饭菜对不对胃口没有关系，关键是中午回家打开房间里那台十八吋彩电正好可以看到重播的《聪明的一休》，一边吃饭一边看一休哥格叽格叽想点子，那才是生活的滋味。可我每次都看得入神，忘记吃饭，临到来不及，要回学校饭还剩下大半，没有法子，我就从向南的窗口把整块的饭全部倒下去，关门走人。
　　没多久底楼的人家就找上门，问我妈是不是我倒的饭，我妈听了她说的时间，便疑心问我，见我拚死抵赖，妈妈便不再问，也不再提起。我心里忐忑，过了个把礼拜再问她，妈妈轻飘飘地说，二楼人家有个男孩子，应该是他倒的。
　　我见过几次二楼的这个男孩，比我大几岁，一脸苦相，我每次看到他心里都不好受，不知道他有没有因为替我背这个黑锅而被他爸爸打屁股。
　　我小时候做过很多坏事，但都因为乖巧的外表和无辜的眼神而蒙混过关。小时候一个人在家里没事情做，特别是星期二的下午，所有的频道都换上同一张面孔——黄青绿粉红蓝的校色球体，球体上显示着慢慢蠕动的北京时间——只好关掉电视，坐在地上用一根牙签剔家里实木地板之间的缝隙。我剔得很耐心也很细心，把所有软胶粒全都挖出来，弄断好些牙签。这个游戏的危害在十年之后逐渐显现出来，房间里随便走上几步，地板便像积木似的踢里踏拉全落出来，这个时候的妈妈更习惯责怪我爸而不是我——责怪他的没用。
　　爸爸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没用”的，我也不晓得，但我记得家里最初用的那张沙发坏掉以后引发的灾难。这张布艺沙发是父母结婚时找人做的，弹性十足，可以当蹦床，后来面子豁开了一个大口子，弹簧芯子跳出来，像钻出来一条毛毛虫。说实话，沙发坏掉的过错也应该记在我头上，父母不在家时我偷偷带两个小学同学来家里玩，三个疯丫头兴高采烈地在沙发上蹦啊跳啊，还比赛谁跳得高，这样偷着玩过几次，沙发便宣告不治。妈妈不晓得其中的详情，只抱怨这些家什的质量太糟，后悔当初嫁给我爸。爸爸就喊了两个朋友趁妈妈不在家，去把不知哪家扔在新村里不要的旧沙发搬回家里来，等妈妈回来便引发了家里头一场世界大战。吵到最后，妈妈卯足了劲儿把那张别人家的沙发推到门口，下最后通牒：“要么把我们原来的沙发搬回来，要么你就抱着这张沙发睡到马路上去！”爸爸只得妥协。后来才知道，那时候是我爸第一次下岗，家里不是完全没有钱换沙发，而是妈妈担心爸爸往后的日子，见他捡人家的东西而不是想着去挣钱便火冒三丈。话说回来，妈妈也不算反应过激，我的父亲赋闲在家的日子的确捡过很多东西回家：人家不要的鞋柜、折叠床、板凳、三夹板、螺丝钉螺帽和铁钉之类，只要被他瞅见，全往家里搬，塞在床底下或冰箱和餐桌之间的间隙，我每天放学回家都感到家里日益逼仄。读小学时候有一回学校要我们拿张单子去居委会盖章，似乎是动员家人清理楼道内堆放的杂物，我们那时都很怕居委会里凶巴巴的阿姨，有个同学的亲戚在居委会里做，他便自告奋勇地带着我们去盖章，没想到单子上交后不到两周，这个同学便语气决绝地要和我“断交”，问他为什么，他说别的同学家的楼道都干干净净，唯独我家在楼道里堆了很多杂物，我回去一看，果然是老爸的三夹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