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帽子古称高冠、危冠，自唐以来多称峨冠。冠，《辞源》对其本义的解释是“帽子的总称”，而“危”“峨”，都是高的意思。
　　说到高帽子的来历，清代学者、藏书家翟灏所撰《通俗篇·服饰》“好戴高帽”条引《北史·儒林传下·熊安生》并议论道：
　　“道晖好著高翅帽、大屐，州将初临，辄服以谒见，仰头举肘，拜于屐上，自言学士比三公。”今谓虚自张大，冀人誉己者，曰好戴高帽子，盖因乎此。
　　道晖即宗道晖，北魏长乐人，与同郡熊安生等师事“北学”代表人物之一的华阴人徐遵明，学为儒宗。宗道晖虽然“好著高翅帽”，但他并非中国历史上喜欢戴高帽子的第一人，所以说“好戴高帽子，盖因乎此”并不正确。因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过几位名头比他响亮得多的经常戴高帽子的人物。
　　最早声明自己喜欢戴高帽子的是战国人屈原，这有他的《涉江》为证：“余自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冠切云之崔嵬”，那应该是戴着很高的帽子了。与屈原同样爱好长剑高冠的，还有春秋末期的子路。《庄子·盗跖》载柳下跖谓孔子曰：“予以甘辞说子路而从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长剑，而受教于予，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
　　比子路更早喜欢戴高帽子的，是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晋书·舆服志》云：
　　高山冠，一名侧注，高九寸，铁为卷梁……高山者，《诗》云“高山仰止”，取其矜庄宾远者也。中外官、谒者、仆射所服。胡广曰：“高山，齐王冠也。（傅曰：‘桓公好高冠大带。’）秦灭齐，以其君冠赐谒者近臣。”
　　胡广字伯始，南郡华容（今湖北荆州市监利县）人，东汉时期名臣、学者，傅曰，指傅玄说。傅玄字休奕，北地郡泥阳（今陕西铜川市耀州区）人，西晋时期文学家、思想家。他们的说法应该有所依据。
　　高山冠本来是齐君所戴的有着高贵严肃意义的“矜庄宾远”之冠，结果国家破灭，让秦君侮辱性的赐予“谒者近臣”。这么一闹腾，此冠的王者风范与神奇光环立刻消失了。
　　既然齐桓公及他之后的齐国国君、子路、屈原都戴过高帽子，那么，翟灏为什么要用宗道晖来说事？原来，冠与帽还是有区别的。《说文》：“冠，絭也。所以絭发，弁冕之总名也。”“冃，小儿蛮夷头衣也。”《说文》段注：“冠有法制，谓尊卑异服。故从寸。”“小儿未冠，夷狄未能言冠，故不冠而冃。”冃，即后来的“帽”字。也就是说，狭义的冠是礼制的产物，而帽不是。关于帽，《隋书·礼仪志》云：
　　帽，古野人之服也……案宋、齐之间，天子宴私，著白高帽，士庶以乌，其制不定。或有卷荷，或有下裙，或有纱高屋，或有乌纱长耳……开皇初，高祖常著乌纱帽，自朝贵已下，至于冗吏，通著入朝。今复制白纱高屋帽。
　　这种高屋帽，“其制不定”，从礼制的角度说，似乎不很正规，故它究竟多高也不大好说。既然上自天子下至士庶冗吏人人得戴，可见还是方便适用的，想来也高不到哪里去。《康熙字典·巾部·帽》又云：
　　《说文》本作冃。徐铉曰：“今作帽。帽名犹冠。义取蒙覆其首，本也。”古者冠无帽，冠下有，以缯为之。后人因之帽于冠，或裁为帽。自乘舆宴居，下至庶人无爵者，皆服之。
　　由上述两处引文来看，帽后来不但得到了普及，不再为“小儿蛮夷头衣也”的定义所局限，而且“帽名犹冠”，两者几可等同了。
　　话题再回到高帽子上来。齐君们所戴高山冠虽不再尊严，但子路与屈原是士大夫中的佼佼者，他们的行为自然得到后世的尊崇，他们爱戴的高帽子也免不了受到后人（特别是文儒者）的追捧。于是“峨冠”一词，便频频出现于文人笔下。
　　然而，峨冠不过是高帽子的泛称，具体是什么形制，却无从查考。《辞源》“峨冠”条的解释是：
　　高冠。唐韩愈昌黎集七示儿诗：“问客之所为，峨冠讲唐虞。”后用“峨冠博带”称儒生的装束……
　　《辞源》释“儒生”曰：“见儒士。”释“儒士”则为“信奉孔子学说的人”，说是“自汉以后儒家学说占统治地位，遂成为知识分子的通称”;还引王充《论衡·超奇》：“故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据此，儒生指的是一般的读书人;较通人而言，儒生则是低级知识分子。

　　古代的儒生是不是戴峨冠？我以为不是。《后汉书·舆服志》谓：
　　进贤冠，古缁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前高七寸，后高三寸，长八寸。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两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学弟子，皆一梁。宗室刘氏亦两梁冠，示加服也。
　　由此可知，汉代儒生戴的是前高后低的一梁进贤冠，但它的高度并不突出。查《后汉书·舆服志》，最高的帽子是下面几种：
　　通天冠，高九寸，正竖，顶少邪却，乃直下为铁卷梁，前有山，展筒为述，乘舆所常服……
　　远游冠，制如通天，有展筒横之于前，无山述，诸王所服也。
　　高山冠，一曰侧注。制如通天，顶不邪却，直竖，无山述展筒，中外官、谒者、仆射所服……
　　遠游冠、高山冠“制如通天”，也应该是“高九寸”;其次“高七寸”的则有长冠（斋冠）、巧士冠、却非冠、樊哙冠;当然还有比这要矮的法冠（高五寸）、委貌冠（高四寸）、却敌冠（前高四寸，后高三寸）等。所以儒生们戴的进贤冠只是前面偏高而并非真正的高帽子。 　　那么，后来的儒生是不是还戴进贤冠？答案是否定的。《晋书·舆服志》云：
　　进贤冠，古缁布遗象也，斯盖文儒者之服。前高七寸，后高三寸，长八寸，有五梁、三梁、二梁、一梁。人主元服，始加缁布，则冠五梁进贤。三公及封郡公、县公、郡侯、县侯、乡亭侯，则冠三梁。卿、大夫、八座，尚书，关中内侯、二千石及千石以上，则冠两梁。中书郎、秘书丞郎、著作郎、尚书丞郎、太子洗马舍人、六百石以下至于令史、门郎、小史，并冠一梁。
　　虽然此冠依然是“文儒者之服”，依然是“前高七寸，后高三寸”，但是能戴它的人下限却止于有俸禄的门郎、小史，已把“私学弟子”排斥在外了。正是因为普通儒生连前面七寸高的进贤冠也没得戴，《北史·儒林传下·熊安生》中提到的那位“好著高翅帽”的北魏人宗道晖才显得有些与众不同。
　　顺便说说纱帽。差不多就在宗道晖戴高翅帽的同时，南朝的宋、齐已是高屋帽（白纱高屋帽、乌纱高屋帽之类）朝贵冗吏“通著”了，后经隋高祖以身作则再度提倡，更是流行开来。
　　纱帽或缘于高屋帽，然而它当初也不是普通官员所戴。《北齐书·平秦王归彦传》：“齐制，宫内唯天子纱帽，臣下皆戎帽，特赐归彦纱帽以宠之。”《旧唐书·舆服志》：“隋代帝王贵臣，多服黄文绫袍，乌纱帽，九环带，乌皮六合靴。”《新唐书·车服志》：“白纱帽者，（天子）视朝、听讼、宴见宾客之服也。”“乌纱帽者，（皇太子）视事及燕见宾客之服也。”直至明初，才规定官员上朝、办公戴乌纱帽。《明史·舆服志》：“文武官常服：洪武三年定，凡常朝视事，以乌纱帽、团领衫、束带为公服。”后来乌纱帽就成为做官的象征，官阶的高低也被形象地说成纱帽的大小。
　　回到前面的话题，接着说儒生的帽子。唐时，戴进贤冠的台阶被再度提升，其下限为九品以上官员。《旧唐书·舆服志》谓：
　　进贤冠，三品以上三梁，五品以上两梁，九品以上一梁。皆三公、太子三师三少、五等爵、尚书省、秘书省、诸寺监学、太子詹事府、三寺及散官，亲王师友、文学、国官，若诸州县关津岳渎等流内九品以上服之。
　　唐宋时期普通儒生戴什么？戴幞头。幞头是常服，贵贱通戴而各有讲究。关于幞头，沈括《梦溪笔谈·故事一》有较为详细的介绍：
　　幞头，一谓之“四脚”，乃四带也。二带系脑后垂之;二带反系头上，令曲折附顶，故亦谓之“折上巾”。唐制，唯人主得用硬脚。晚唐方镇擅命，始僭用硬脚。本朝幞头，有直脚、局脚、交脚、朝天、顺风，凡五等，唯直脚贵贱通服之。又庶人所戴头巾，唐人亦谓之“四脚”。盖两脚系脑后，两脚系颔下，取其服劳不脱也：无事则反系于顶上。今人不复系颔下，两带遂为虚设。
　　也是直到明朝初年，儒生才改戴另一种样式的头巾，与庶民区别开来，但其服饰仍有规定，稍有越轨即不被允许。《明史·舆服志》记载：
　　儒士、生员、监生巾服：洪武三年，令士人戴四方平定巾。洪武末，许戴遮阳帽，后遂私戴之。洪熙中，帝问衣蓝者何人，左右以监生对，帝曰：“著青衣较好。”乃易青圆领。嘉靖二十二年，礼部言士子冠服诡异，有凌云等巾，甚乖礼制，诏所司禁之。万历二年禁举人、监生、儒生僭用忠静冠巾，锦绮镶履及张伞盖，戴暖耳，违者五城御史送问。
　　凌云巾也称“云巾”。王圻《三才图会》曰：“云巾有梁，左右前后用金线或素线屈曲为云状，制颇类忠静冠，士人多服之。”余永麟《北窗琐语》也说：“迩来又有一等巾样，以绸绢为质，界以蓝线绳，似忠静巾制度而易名曰‘凌云巾’，虽商贩白丁亦有戴此者。”士子戴凌云巾之遭到禁止，并非因为这种帽子模仿“忠静冠巾”，而是因为这种行为“甚乖礼制”。凡有违礼制的穿戴和用物都被视为“僭用”而受到追究，这就是当时的现实。
　　综上所述，在讲究礼制的漫长历史时期，儒生们是没有戴过高帽子的。汉代“私学弟子”戴的低等进贤冠，也才“前高七寸，后高三寸”。汉尺较今天的市尺要短，普通的说法是大约一汉尺相当于23.1cm（连云港双龙汉墓三号墓出土的汉尺长22.5cm，四川大学方北辰教授根据三国时期朱然墓出土的名刺长度认为汉尺应为24cm）。即使用一汉尺24cm来计算进贤冠的前高，充其量也就17cm。
　　前面提及的“峨冠”，并非普通儒生所戴者。就算其中有未做官者（如《三国演义》中提到的司马徽），也是高士宿儒;再说这“峨冠”还是文人为塑造人物使用的溢美之词，历史上此类人物戴没戴过高帽子，实无从查考。
　　高冠与高官谐音，故我以为“峨冠”也有高官的含义。从“银河倒泻君王醉，滟酒峨冠眄西子”（刘商《姑苏怀古送秀才下第归江南》）、“何必使出峨冠庙堂，入泣血柩侧”（《新唐书·韩偓列传》）、“我生不识柏梁建章之宫殿，安得峨冠侍游宴”（陆游《登灌口庙东大楼观岷江雪山》）等句子来看，似乎這些“峨冠”也指的是庙堂之臣而非普通儒生。至于《辞源》用韩愈的《示儿》诗来解说“峨冠”（并言“后用‘峨冠博带’称儒生的装束”）其实很成问题。因为《示儿》在“问客之所为，峨冠讲唐虞”之前，是“主妇治北堂，膳服适戚疏。恩封高平君，子孙从朝裾。开门问谁来，无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句。韩愈写此诗时，已任过监察御史、中书舍人等要职，他的妻子卢氏已被封为高平郡君（根据唐制，四品官的妻子才够封郡君的资格）。他还向孩子们炫耀，来他家的客人都是“玉带悬金鱼”的“卿大夫”，所以，诗里的“峨冠”也应是庙堂之臣而不是普通儒生。再者，陆游《次韵和杨伯子主簿见赠》也有“不愿峨冠赤墀下，且可短剑红尘中”的句子。戴着峨冠，立在丹墀之下的，官阶也应不小吧？
　　文人往往清高，他们虽心系高官，却又耻言厚禄，因而才在诗文里借“峨冠”以寄寓人生的向往与追求，传达心境的高雅与洒脱。他们笔下的“峨冠”，多半为虚拟，是当不得真的。
　　高帽子或许是个好兆头，于是也有人自己做了来戴。明人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说，正德时的兵部尚书王敞，就有好高之癖：“纱帽作高顶，靴作高底，舆用高杠，人呼为三高先生。”王敝是高官，高官戴戴高帽子倒也无妨。
　　也有另一种无形的“高帽子”，指的是对人的恭维、奉承，特别是在语言上：
　　老父闻说此处最喜奉承，北边俗语叫做爱戴高帽子。
　　——李汝珍：《镜花缘》第二十七回
　　这人本是个顶好的好人，只要尽拿高帽子孝敬他，他就喜欢;违拗他，他就冷了。
　　——陈森：《品花宝鉴》第十六回
　　他亦顺水推船，一天到晚，制造了无数的高帽子给统领戴。
　　——李宝嘉：《官场现形记》第十三回
　　俗话说喜欢受人巴结的，叫做爱戴高帽，巴结谄媚的人叫送高帽。所谓高帽子者，一经套在人家头上，被捧者就头昏眼花，言听计从，于是捧人者就偿其大欲了。
　　——高伯雨：《听雨楼随笔·高帽子》
　　这种高帽子无孔不入，防不胜防，稍不留意就让人中招，因而很值得我们警惕。清人俞樾在他的《一笑》中，就讲过这么一则笑话：
　　俗以喜人面谀曰喜戴高帽。有京朝官出仕于外者，往别师。师曰：“外官不易为，宜慎之。”其人曰：“某备有高帽一百，适人辄送其一，当不至有所龃龉。”师其怒曰：“吾辈直道事人，何须如此！”其人曰：“天下不喜戴高帽如吾师者，能有几人欤？”师颔其首曰：“汝言亦不为无见。”其人出，语人曰：“吾高帽一百，今止存九十九矣。”
　　还有一种有形的“高帽子”，是戴它的人本不愿戴，被迫之下，又不能不戴的。强行给人戴高帽子，其实是对对方的一种贬斥与侮辱。这种行为主要发生在大革命和“文革”时期，帽子一般是纸糊的，可以做成好几尺高。大革命时期，主要是农民给土豪劣绅戴。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道：
　　农会权力无上……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他们用绳子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湘潭、湘乡叫游团，醴陵叫游垅）。
　　“文革”时期，由于意识形态中没有人身权利和人格尊严的现代法制概念，高帽子更是成为“造反派”搞批斗的必备道具而流毒全国，成为整人的帮凶，这里就不细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