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娱令”不独为当下热词，古代也有，尤以明清为甚。古代娱乐的主要品种单一，主要是“戏曲、说书”等，于是“限娱”火力也集中于此。
　　朱元璋在“限娱”的问题上，很注意“方法”，比如大张旗鼓地“抓典型”。《琵琶记》就是朱元璋为弘扬“主旋律”，亲自主持策划、制作的经典作品。
　　宋朝时，《琵琶记》就在民间广为流传，但因主人公蔡二郎是陈世美，戳痛了富贵而背弃良心的那些权贵，因此尽管宋元时没遭封杀，但很不受政府待见。明初，高则诚改编《琵琶记》，主人公“蔡二郎”摇身变成当权者推崇的典型：比如他参加考举，以无法照料双亲为由“辞试不从”；宰相强迫他做女婿，他“辞婚不从”：被钦点为状元，他又以父母年迈，需回家尽孝道为由，“辞官不从”。重新“装修”后，这出戏马上引起了朱元璋的关注，当然，他看重的不是剧中的“插科打诨”，而是看重了结尾的四句诗：“极富极贵牛丞相，施仁施义张广才。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蔡二郎。”朱元肆多次赞扬该剧中的人物形象，希望天下臣民都要学习蔡二郎事迹和精神，始终遵守“孝义廉耻”，于是，在老朱的亲自策划下，《琵琶记》迅速“华丽转身”，成为明政府“每节必演”的御用曲目，而改编该剧的高则诚也被老朱提拔重用。
　　朱元璋通过大力倡导《琵琶行》等“主旋律”作品，目的有二：一是教化臣民；二是挤压其他娱乐节目的生存空间。但总有些人不怎么听话，总要制造点扰乱视听的“杂音和噪音”，对此，朱元璋则毫不留情、严厉打击，比如《大明律》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装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装扮者同罪。”
　　不仅老爸“限娱”，儿子也不甘落后。永乐九年(1411年)，明成祖朱棣颁布一项国策：“今后人民倡优装扮杂剧，除……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者不禁外，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送法司究治。”
　　戏曲业在清代非常发达，在优伶云集的城市，通常建立有地方戏曲自治组织——“梨园公会”。当时的阔绰人家、达官贵人办个喜庆、宴请个贵客什么的，如果没有叫来“戏班子”，就算不上“有档次”。乾隆皇帝是个出名的戏迷，他曾指令大臣编写“宫廷大戏”，但就是这个热爱戏曲的皇帝，也热衷于“禁戏、限戏”。
　　乾隆四十年，皇帝钦指戏文《喜逢春传奇》有“不法字句”，谕令地方官“查明所有纸本及板片，概行呈缴”，于是拉开了严厉禁毁戏曲的序幕。乾隆四十五年，乾隆再次下发“禁戏令”，要求各省督抚：“再查昆腔之外，有石牌腔、秦腔、弋阳腔、楚腔等项，江、广、闽、浙、四川、云贵等省皆所盛行，请救各督抚查办。”
　　乾隆一朝，禁了大约300场戏。同治年间，江苏巡抚丁日昌也主持过一场雷厉风行的禁戏行动，查缴“淫词唱本”数百种，其中孔尚任的《桃花扇》、王实甫的《西厢记》、汤显祖的《牡丹亭》等著名节目也都赫然在列。其“禁演”理由是：“不知调情博趣，是何意态，迹其眉来眼去之状，已足使少年人荡魂失魄、暗动春心，是诲淫之最甚者。”清政府以老百姓的“精神保姆”为己任，他们的“良苦用心”是：“防止愚昧的老百姓被不健康的娱乐节目毒害。”
　　然而，直接“禁戏”，只是清政府限娱“组合拳”之一，除此，清政府还组织力量对允许演出的剧本进行修改。如乾隆就特别交代地方督抚，对“有应删改”的戏曲“务为斟酌妥办”，并且“粘签解京呈览”。
　　道光年间，分管意识形态的“内阁中书”徐时栋提出过戏曲创作的指导意见一一各类戏班表演的节目，要弘扬“忠孝节义为主”，如果剧情涉及“山海之荒唐，鬼怪之变幻”，则“要以显应果报为之本”；戏文中凡是有“忠臣义士之遇害捐躯者，其结果应受赐恤、成神仙”，凡是有“乱臣贼子之犯上无道者，其结果应被诛杀、正国法”。
　　尽管乾隆的“限娱令”频频出台，但实际收效甚微，比如“陕西梆子”唱红京师，已经有四十多年的历史，市井观众更是迷恋。为适应需要，一些戏班就不顾禁令，明里暗里兼演梆子；或者移花接木，或者改头换面，很快就成了禁而不绝。“禁戏令”颁布几年后，朝野上下慢慢发现很难执行，尽管禁令还在，但实际上“不废而弛”，于是，高压逐渐解除，“梆子戏”故态复萌，以后京城的戏曲演出，就成了昆曲、皮黄、梆子三足鼎立。明清两朝为何对百姓消遣的文艺节目“如防大敌”呢?个中原因，徐时栋曾“一语道破天机”：“场上窃玉偷香，则观者淫心生；场上巧偷豪夺，则观者贪心生；场上任气力争，则观者斗心生；场上使智用巧，则观者诈心生。反而是演忠孝节义之事，则观者之良心不觉而自动矣，官府必须严格控制。”于是，像宣扬暴力与造反的《水浒传》、《说唐》、《反唐》等历史戏，当然被清政府坚决禁毁。
　　明清两朝极力提倡的剧目，却往往昙花一现，结果未能振兴，而“陕西梆子”等民间戏曲虽屡遭打击，却屡挫屡奋。由是，娱乐方式之勃兴，往往来自民间，尽管小百姓力量看似弱小，实则生命力强，它活在人心，怎能禁除呢!?(原载《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