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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论及陈先生作于一九五三年九月的“孙盛阳秋海外传，所南心史井中全。文章存佚关兴废，怀古伤今涕泗涟”一诗，认为从中“可见他自始即以《论再生缘》为他个人的‘心史’，并有意使其稿流传海外”。此说似误解了用典的含义。据《晋书·孙盛传》，孙氏所撰“《晋阳秋》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其中如实记载了桓温枋头之战失利事，桓温要求删改，并威胁“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孙盛诸子要父亲为全家百口计改动原作，孙盛不从，但“诸子遂尔改之”，孙盛就写了两定本寄往辽东以存其真。陈诗中的“海外”就古典而言即指辽东(陈诗中又称“辽海”)，就今典而言则指蒋天枢工作所在地上海。《陈寅恪诗集》附“唐诗存”中也有一九五三年九月作的《广州赠蒋秉南先生》：“不远关山作此游，知非岭外赏新秋。孙书郑史今传付，一扫乾坤万古愁。”可见“孙盛阳秋”、“所南心史”是已经托付而不是等将来写成后再托付。蒋氏《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一九五三年)九月，开始撰写《论再生缘》。”“(一九五四年)二月，《论再生缘》初稿完成。”因此诗中的“阳秋”、“心史”只能指别的著作而不是才着手的《论再生缘》。余还联系《(论再生缘)校补记后序》也用孙盛阳秋事，断定两用此典说明“陈先生《论再生缘》初稿完成之后必曾直接受到政治压力，要他‘删改’原文”。实际上，《后序》中的“孙盛阳秋”才真正指《论再生缘》。赠蒋氏诗既作于《论再生缘》尚未写成时，就谈不上有外力要他删改。而《后序》中陈先生说，“孙盛阳秋，同是辽东之本”，正说明据大陆传出的油印本印行的香港友联版与大陆本同是未作“删改”的真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