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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第一个五年规划（1953年～1957年）明确提出要把北京从消费型城市转变为生产型城市的总体目标。北京是数百年的封建王朝帝都，是一个工业生产极为落后、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的畸形消费城市。据《北京工业史料》记载，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时，全市工业总产值仅为1.7亿元，还不到全国的2%。产业工人仅7万人，占当时城市人口的2.8%。就连一般的日用品，如牙膏、香皂、灯泡、糖果、汽水、油漆等，都要依靠外地提供。
为了改变北京工业落后的面貌，一五期间，北京陆续在东郊建起了国棉一、二、三厂等纺织工业区；在东北郊酒仙桥建起了718厂、电子管厂、有线电厂等电子工业区；在东南郊建起了化工和机械工业区；在西郊建起了冶金、机械重工业区等。这些大型工业企业建立以后，急需管理和技术人才。大部分企业在筹建时，就开始招收工人送到外地工厂去学习培训。但这只能培养一般的机床操作工人，高端的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不是短期内就能培养出来的。于是，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全国各地发扬“全国一盘棋”的精神，以上海为重点的老工业城市都大力支援北京，为北京的企业输送工业技术人才。
我是1958年进北京618厂当学徒工的。618厂是地处西南远郊区的军工厂，当时称“保密厂”，对外厂名是“北京永定机械厂”。直至上世纪80年代初，在距离厂区几里外的马路边，还立有一块“外国人未经许可不得入内”的牌子，有解放军站岗。这个厂的前身是日伪时期的一个小型军械修理所，解放后成为国家第五机械工业部管辖的军工厂。一五期间是国家和北京市重点建设的大型军工厂之一。1958年，工人已从解放初的几百人增至数千人。工厂的主要管理和技术人才，大部分都是1953年前后从上海援京来的。从车间班组长、工段长、车间主任到一些厂级领导干部，基本上都是上海支援来的。我的上海师傅不仅是班组长，而且还亲自带了我们三个刚进厂的徒弟。虽然师傅当时只有二十来岁，也是个小青年，但他十几岁就在上海一家机器厂当童工，1953年响应政府号召来支援北京时，已经是五级工“老师傅”了。当时，我们厂的上海师傅们，基本上都是二十来岁的青年人，大部分都没有结婚成家，就和我们这些徒工一样都住在厂集体宿舍里。
上海是全国老工业基地，上海的工人阶级有优良的革命传统。我们厂的上海师傅个个精明能干，成为厂里的技术骨干，涌现出许多模范人物。倪志福同志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倪志福解放前在上海当童工，1953年随上海援京大军调来618厂。1954年，在为抗美援朝加工一批产品时，因发明了新型的钻头而成为全国劳动模范。1964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科学讨论会”上，倪志福作为中国工人的代表，在会上宣读了“倪志福钻头”的科学论文，登上了世界科学的讲坛，名扬海内外。1969年，在党的九大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后来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据资料统计：从上世纪50年代初选派技术工人支援全国重点工程，到60年代支援内地建设大小三线，以及改革开放后支援外地乡镇工业，上海先后有140多万人支援全国各地，遍及全国29个省市。一五期间，北京很多重点工厂企业，几乎都有上海援京的工人。我的诗人朋友京棉一厂的范以本、京棉三厂的陈满平和北京金星金笔厂的方孜行等，都是一五期间从上海援京来的。他们从工人诗人，后来都成长为报刊的高级编辑。方孜行所在的金星金笔厂，是1932年创建于上海的全国著名的制笔工厂，一五期间由上海整体迁来北京，填补了北京没有制笔企业的空白。
一五期间，上海的大批工人调来北京安家落户，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北京的上海人。他们要适应北京的工作、生活、文化娱乐以及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的新环境，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拿日常饮食习惯来说，上海人习惯吃米饭，而北京人则习惯吃面食。上海人吃的菜肴口味清淡，而北京菜肴则口味厚重。可谓截然不同。北京人津津乐道的美食，如豆汁儿、爆肚儿、涮羊肉以及炸酱面等等，上海人却望而生畏，难以问津。我进厂时，上海师傅们虽然已来北京五六年了，仍然对饮食“牢骚满腹”。当时，粮油已经是凭票定量供应。供应中的米票比例只有百分之二十，而粗粮则占百分之五十五。粗粮供应的全是玉米面，北京人叫棒子面。让上海人吃棒子面窝头，实在是难为了他们。我记得好多年来，厂里的上海师傅们经常拿面票和粮票，与我们这些北方人换米票。可见一方水土养育成的饮食习惯不是容易改变的。穿衣打扮北京和上海也风格迥异。北京人的穿戴比较传统古板“老气”；上海人则讲究西服革履新潮“洋派”。那时上海人在北京要想做一套像模像样的西装并非易事。别看北京有著名的服装店“八大祥”，可做西装却不在行。据说，连外国驻华使馆的人员，要做西装也得去上海做。
鉴于北京的服务业跟不上一五期间形势的发展，与北京的首都地位也不相称，1956年，周恩来总理提出了“繁荣首都服务行业”的号召，并亲自安排上海服务业支援北京，将上海的一些老字号名店陆续迁来北京。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同志亲自到上海，动员上海的餐饮、服装、洗染、照相、美发等服务行业的著名企业，来北京安家落户。于是，从1956年春开始，上海服务业的老字号名店陆续大举迁京。创办于清同治六年（1867年）的上海老正兴菜馆，以经营海味河鲜“上海本帮菜”为主，曾被誉为“饭店之王”。 1956年，老正兴的30余位经验丰富的上海厨师、面点师和服务师进京，在前门大街开设了北京“老正兴饭庄”。 1923年开业的上海老字号美味斋饭庄，也随即迁京落户于南城的菜市口。来自上海21家老字号服装店的二百多名技术人员，来京后在王府井、前门、西四等繁华商业区，先后开设了“造寸”、“雷蒙”、“蓝天”、“鸿霞”、“波纬”、“金泰”、“万国”等时装店。以洗涤、织补、熨烫服装而知名的上海普兰德洗染公司，也来京在王府井大街开店。上海理发业的华新、紫罗兰、云裳、湘铭四家名店的一百多位技师，伴随着随火车托运的烧水锅炉、理发转椅以及一应理发用具，来京在王府井东安市场北门对面儿的金鱼胡同，开设了北京著名的“四联”美发厅。一五期间前后，上海迁京的企业和名店还有义利食品公司、浦五房南味肉食品店、西单第一美发厅、中国照相馆、国泰照相馆、红都时装店等……
一五期间，上海众多的企业和名店迁京，不仅丰富了作为首都的北京市场，也提升了北京服务业的水平和档次，成为当时轰动北京的一件大事。尤其是在北京的上海人和江南人，从中找到了“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感。我们厂的上海师傅们，经常在节假日和厂休日，成群结伙地到“四联”去做美发；到老正兴或美味斋“打牙祭”；到浦五房买南味秘制酱肉；到几家时装店做套西装，再和这些店里的上海老乡们聊一聊，真是其乐无穷。这些在牌匾上无一例外都标志着“上海迁京”四个字的名店，也受到北京市民的追捧。那时能到“四联”去美个发，到“中国照相馆”照张相，到“造寸”和“雷蒙”去做件衣服，成为北京人的高档时尚消费。
50多年过去了，当年援京的上海师傅们，早已融入了北京这个大家庭。他们从“老上海”成了“老北京”。但他们为北京做出的贡献，将铭刻在北京经济发展的史册上。当年迁京的上海企业和名店，如今已成为北京的著名老字号品牌，他们正以崭新的面貌，跨入“十二五”规划的新征程，书写新的辉煌。
作者单位：中国评剧院
为了改变北京工业落后的面貌，一五期间，北京陆续在东郊建起了国棉一、二、三厂等纺织工业区；在东北郊酒仙桥建起了718厂、电子管厂、有线电厂等电子工业区；在东南郊建起了化工和机械工业区；在西郊建起了冶金、机械重工业区等。这些大型工业企业建立以后，急需管理和技术人才。大部分企业在筹建时，就开始招收工人送到外地工厂去学习培训。但这只能培养一般的机床操作工人，高端的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不是短期内就能培养出来的。于是，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全国各地发扬“全国一盘棋”的精神，以上海为重点的老工业城市都大力支援北京，为北京的企业输送工业技术人才。
我是1958年进北京618厂当学徒工的。618厂是地处西南远郊区的军工厂，当时称“保密厂”，对外厂名是“北京永定机械厂”。直至上世纪80年代初，在距离厂区几里外的马路边，还立有一块“外国人未经许可不得入内”的牌子，有解放军站岗。这个厂的前身是日伪时期的一个小型军械修理所，解放后成为国家第五机械工业部管辖的军工厂。一五期间是国家和北京市重点建设的大型军工厂之一。1958年，工人已从解放初的几百人增至数千人。工厂的主要管理和技术人才，大部分都是1953年前后从上海援京来的。从车间班组长、工段长、车间主任到一些厂级领导干部，基本上都是上海支援来的。我的上海师傅不仅是班组长，而且还亲自带了我们三个刚进厂的徒弟。虽然师傅当时只有二十来岁，也是个小青年，但他十几岁就在上海一家机器厂当童工，1953年响应政府号召来支援北京时，已经是五级工“老师傅”了。当时，我们厂的上海师傅们，基本上都是二十来岁的青年人，大部分都没有结婚成家，就和我们这些徒工一样都住在厂集体宿舍里。
上海是全国老工业基地，上海的工人阶级有优良的革命传统。我们厂的上海师傅个个精明能干，成为厂里的技术骨干，涌现出许多模范人物。倪志福同志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倪志福解放前在上海当童工，1953年随上海援京大军调来618厂。1954年，在为抗美援朝加工一批产品时，因发明了新型的钻头而成为全国劳动模范。1964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科学讨论会”上，倪志福作为中国工人的代表，在会上宣读了“倪志福钻头”的科学论文，登上了世界科学的讲坛，名扬海内外。1969年，在党的九大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后来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据资料统计：从上世纪50年代初选派技术工人支援全国重点工程，到60年代支援内地建设大小三线，以及改革开放后支援外地乡镇工业，上海先后有140多万人支援全国各地，遍及全国29个省市。一五期间，北京很多重点工厂企业，几乎都有上海援京的工人。我的诗人朋友京棉一厂的范以本、京棉三厂的陈满平和北京金星金笔厂的方孜行等，都是一五期间从上海援京来的。他们从工人诗人，后来都成长为报刊的高级编辑。方孜行所在的金星金笔厂，是1932年创建于上海的全国著名的制笔工厂，一五期间由上海整体迁来北京，填补了北京没有制笔企业的空白。
一五期间，上海的大批工人调来北京安家落户，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北京的上海人。他们要适应北京的工作、生活、文化娱乐以及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的新环境，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拿日常饮食习惯来说，上海人习惯吃米饭，而北京人则习惯吃面食。上海人吃的菜肴口味清淡，而北京菜肴则口味厚重。可谓截然不同。北京人津津乐道的美食，如豆汁儿、爆肚儿、涮羊肉以及炸酱面等等，上海人却望而生畏，难以问津。我进厂时，上海师傅们虽然已来北京五六年了，仍然对饮食“牢骚满腹”。当时，粮油已经是凭票定量供应。供应中的米票比例只有百分之二十，而粗粮则占百分之五十五。粗粮供应的全是玉米面，北京人叫棒子面。让上海人吃棒子面窝头，实在是难为了他们。我记得好多年来，厂里的上海师傅们经常拿面票和粮票，与我们这些北方人换米票。可见一方水土养育成的饮食习惯不是容易改变的。穿衣打扮北京和上海也风格迥异。北京人的穿戴比较传统古板“老气”；上海人则讲究西服革履新潮“洋派”。那时上海人在北京要想做一套像模像样的西装并非易事。别看北京有著名的服装店“八大祥”，可做西装却不在行。据说，连外国驻华使馆的人员，要做西装也得去上海做。
鉴于北京的服务业跟不上一五期间形势的发展，与北京的首都地位也不相称，1956年，周恩来总理提出了“繁荣首都服务行业”的号召，并亲自安排上海服务业支援北京，将上海的一些老字号名店陆续迁来北京。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同志亲自到上海，动员上海的餐饮、服装、洗染、照相、美发等服务行业的著名企业，来北京安家落户。于是，从1956年春开始，上海服务业的老字号名店陆续大举迁京。创办于清同治六年（1867年）的上海老正兴菜馆，以经营海味河鲜“上海本帮菜”为主，曾被誉为“饭店之王”。 1956年，老正兴的30余位经验丰富的上海厨师、面点师和服务师进京，在前门大街开设了北京“老正兴饭庄”。 1923年开业的上海老字号美味斋饭庄，也随即迁京落户于南城的菜市口。来自上海21家老字号服装店的二百多名技术人员，来京后在王府井、前门、西四等繁华商业区，先后开设了“造寸”、“雷蒙”、“蓝天”、“鸿霞”、“波纬”、“金泰”、“万国”等时装店。以洗涤、织补、熨烫服装而知名的上海普兰德洗染公司，也来京在王府井大街开店。上海理发业的华新、紫罗兰、云裳、湘铭四家名店的一百多位技师，伴随着随火车托运的烧水锅炉、理发转椅以及一应理发用具，来京在王府井东安市场北门对面儿的金鱼胡同，开设了北京著名的“四联”美发厅。一五期间前后，上海迁京的企业和名店还有义利食品公司、浦五房南味肉食品店、西单第一美发厅、中国照相馆、国泰照相馆、红都时装店等……
一五期间，上海众多的企业和名店迁京，不仅丰富了作为首都的北京市场，也提升了北京服务业的水平和档次，成为当时轰动北京的一件大事。尤其是在北京的上海人和江南人，从中找到了“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感。我们厂的上海师傅们，经常在节假日和厂休日，成群结伙地到“四联”去做美发；到老正兴或美味斋“打牙祭”；到浦五房买南味秘制酱肉；到几家时装店做套西装，再和这些店里的上海老乡们聊一聊，真是其乐无穷。这些在牌匾上无一例外都标志着“上海迁京”四个字的名店，也受到北京市民的追捧。那时能到“四联”去美个发，到“中国照相馆”照张相，到“造寸”和“雷蒙”去做件衣服，成为北京人的高档时尚消费。
50多年过去了，当年援京的上海师傅们，早已融入了北京这个大家庭。他们从“老上海”成了“老北京”。但他们为北京做出的贡献，将铭刻在北京经济发展的史册上。当年迁京的上海企业和名店，如今已成为北京的著名老字号品牌，他们正以崭新的面貌，跨入“十二五”规划的新征程，书写新的辉煌。
作者单位：中国评剧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