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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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基于对《水德配天:一个晋中水利社会的历史与道德》的民族志经验的反思性总结,在中国与印欧比较研究的基础上重新理解晋水流域田野材料的学理意义.在重新思考与魏特夫的对话时,力图指出:首先,人类学无法通过小型水利工程的研究构成与魏特夫理论的有效对话,魏特夫的真正目的 在于指出官僚制度的过早发育导致的权力早熟问题是后来的任何变革都无法克服的;其次,在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的基础上,认为文人官僚取代家族主义成为中国政治的担纲者是在宋以后,儒家并非抵抗专制主义的力量;第三,当前的田野材料呈现的是上述重大变革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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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基于对《水德配天:一个晋中水利社会的历史与道德》的民族志经验的反思性总结,在中国与印欧比较研究的基础上重新理解晋水流域田野材料的学理意义.在重新思考与魏特夫的对话时,力图指出:首先,人类学无法通过小型水利工程的研究构成与魏特夫理论的有效对话,魏特夫的真正目的 在于指出官僚制度的过早发育导致的权力早熟问题是后来的任何变革都无法克服的;其次,在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的基础上,认为文人官僚取代家族主义成为中国政治的担纲者是在宋以后,儒家并非抵抗专制主义的力量;第三,当前的田野材料呈现的是上述重大变革的后果,乡土中国既非共同体也不是中国特有的自然社会形态,而是宋以后封建制度转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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