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大萧条的12年中——从1929年股市崩盘到美国“二战”动员——美国产值比萧条前年均降低了约15%，总产出缺口相当于该国1.8年的GDP。如今，即便美国的产值在2017年回到稳定通胀潜在产值——能否实现还很不确定——美国仍将出现相当于一年GDP六成的产出缺口。
　　我一直将近几年称之为“小萧条”期，而其带来的损失几乎可以肯定不会在2017年结束。近期不会有“道义战争”将美国送入高度繁荣并击散衰退阴云；而当我根据现值，将美国经济低成长趋势投射到未来时，我认为新增损失的现值不会低于美国如今一整年的产出，所以总成本应为1.6年的GDP。因此，其损失与大萧条可谓等量齐观——其带来的痛苦亦然，尽管美国现在的真实GDP是1929年的13倍。
　　我与在奥巴马政府中的朋友谈到这一点，他们为自己和美国长期宏观经济结果辩解道，其他发达国家的情况还要糟得多。他们是对的。欧洲巴不得自己的问题和美国一样轻。
　　我不应继续把当前的局面称为“小萧条”，其形态与大萧条并不相同。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理由认为它对宏观经济的危害小于大萧条。
　　美国债券市场同意我的看法。自1975年以来，30年期美国国债的名义年溢价平均为2.2%。换句话说，在其整个存续期内，30年期国债的名义收益率比未来短期国债名义收益率的预期平均值高出2.2个百分点。目前，30年期国债年收益率为3.2%，这意味着，除非今天的新债券买家异常地不愿持有30年期国债，否则市场预测未来30年短期国债名义利率的年平均值为1%。
　　只有在经济陷入萧条、产能富余、劳动力闲置和主要风险在于通缩而非物价上涨时，美联储才会把短期国债名义利率保持在1%左右。自“二战”以来，短期国债名义利率小于等于2%时，美国失业率平均为8%。
　　这就是债券市场对美国未来的看法：经济低迷而萧条，维持时间即使不到30年，也差不了多少。
　　除非美联储和美国国会的想法和人员构成出现巨变，否则激进政策救不了美国。曾几何时，决策者知道政府应该调节资产供给，以确保流动性资产、安全资产和储蓄工具的充分供应。这样，整个经济就不会遭遇去杠杆化压力，并抑制潜在产能的实现。但是，这一宏观经济管理的基本原理早已被抛诸脑后。
　　美联储大部分理事认为，激进的货币扩张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审慎的边界。大部分美国国会议员正从“中世纪理发师——约克的西奥多里克”（20世纪70年代美国喜剧秀《周末夜现场》的一个重要栏目）身上寻求指导。他们相信，衰弱的美国经济需要的是又一次“大放血”，即更严厉的紧缩政策。
　　正如王尔德戏剧《不可儿戏》中，布莱克奈尔女士所说的：“失去单亲可以认为是不幸，失去双亲，就可能是粗心大意了。”经历一次大萧条级别的灾难，这是美国的不幸；但经历两次，只能说是美国粗心大意。
　　如果不能再指望将政策朝正确的方向推进，寻求改善世界的经济学家应该做些什么？
　　1929年的大萧条到达目前这一阶段时，凯恩斯不再关注如何影响政策。相反，他尝试重构宏观经济学思想，写出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样，当下一次危机爆发时，经济学家可以与1929年-1933年不同的、更富成效的方式来思考经济。
　　日前，在官场上几进几出的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在伦敦经济学院演讲时呼吁，再次重构宏观经济思想以及央行制度和导向。这是堪与凯恩斯相比的雄心壮志，但这能够实现吗？当代凯恩斯难以找到，关于央行改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式的全球共识也无迹可寻。
　　作者为美国前助理财政部长，现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国民经济研究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