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张亮同志的《正本清源》书稿，我被扉页上的“正本清源”四个字深深吸引。
　　“正本清源”成语出自《汉书·刑法志》：“岂宜惟思所以清原正本之论，删定律令。”《晋书·武帝纪》：“思与天下式明王度，正本清源。”（【解释】正，使之正，引申为整顿；本，树根，引申为根本；正本：从根本上整顿；源，水源，源头；清源：从源头上清理。正本清源，比喻从根本上加以整顿清理。）
　　张亮是一位从黑土地上走来的上海老知青，从事反贪侦查工作三十余年，曾评为上海市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先进个人，上海市检察机关首届优秀侦查员。我被他为社会的激浊扬清、正本清源而艰苦劳作、执着追求的精神所感动，也为这位先后在上海市两个基层检察机关任反贪局长十余年，办案逾千件、讲课过千场、现供职于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大要案侦查指挥中心、被国家检察官学院聘为研究员的国家二级高级检察官所折服。
　　读完《正本清源》一书，使我想起杜甫在《天末怀李白》诗中“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的诗句。
　　“文章憎命达”这句诗，用得最巧妙的是“憎”字，它把“文章”与“命达”对立起来了。就是说，在不合理的封建社会，凡文章写得好的人一般都命运多舛，他们经历虽然坎坷却能留下传世佳作，与“诗穷而后益工”有相同的意思；而飞黄腾达、官运亨通的人，写不出有价值的文章。屈原、司马迁、曹植、陶潜等都是证明人，杜甫自己更有深切的体验，他对自己的文才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有四句颇自负的诗：“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其命运如何呢？他生活在“万方多难”的时代，不仅不能实现他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而且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屈辱生活。至于“茅屋为秋风所破”，“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破宅栖身、乱离逃难和挨饿受冻更是常事，因而被宋朝刘克庄称为“菜肚老人”。
　　“文章憎命达”还有一个生动的例证，就是刘禹锡三迁写成不朽的短篇《陋室铭》。
　　刘禹锡于唐贞元年间擢进士第，登博学宏词科，任监察御史后参加了王叔文的“永贞革新”，反对宦官和藩镇割据势力。革新失败后，他被贬为朗州司马，迁连州刺史及安徽和州县通判。按唐时规定，他应住衙门内三间三厅之房。但和州县策知县是个势利小人，认为刘禹锡是个被贬之人，便给他小鞋穿，安排他到城南门外临江的三间小房居住。对此，刘禹锡不以为意，反而根据住地景观写了一副“面对大江观白帆，身在和州思争辩”的对联贴在门上。策知县见之，甚为恼火，马上将刘禹锡移居别地，并把住房面积减去一半。此房位于德胜河边，岸柳婆娑，山清水秀。刘禹锡见此景色，更是怡然自乐。于是，他又撰写一副对联：“杨柳青青江水平，人在历阳心在京。”策知县闻讯后，更加恼怒，又下令将刘禹锡撵到城中一间只能放一床一桌一椅的破旧小房中居住。半年光景，刘禹锡的“家”被折腾了三次。激愤之中，刘禹锡心中有话，如鲠在喉，不吐不快，遂一气写成了《陋室铭》，并请人碑刻于门外：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唯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芦，西蜀子云亭。孔子曰：“何陋之有？”
　　有识之士曾云：如果刘禹锡一直在朝廷为官，身居殿堂，他是绝不能写出《陋室铭》这样千古传诵的佳作的。好文章就是产生于命“不达”之中。
　　“文章憎命达”之所以充满辩证法，还有内在的道理。文章必须有感而发，不能无病呻吟，一些“命达”之人，充其量能写点应景之作，吟不出刻骨铭心之语。写文章是个艰苦的脑力劳动，常要冥思苦想，呕心沥血，那些青云直上、养尊处优者，哪里还会有这般吃苦精神干此营生？再者，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是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文章上，还是成天琢磨怎样更多地捞取个人利益以及官场的应酬上？必是有长有短，有优有劣，有得有失。以我个人之见：文若其人，人承其事。凡立志以“立言”为人生不朽之事者，都应安于困顿，乐天知命，一辈子专心致志地写好激浊扬清、正本清源的文章。
　　编辑：姚培琪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