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喂，天宫二号吗？你的快递到了！”
两个月前，在天上，中国首个货运飞船天舟一号和空间实验室天宫二号完成对接，离中国人“嫦娥奔月”的梦想又近了一步。在地上。中国网友集体化身段子手，管天舟一号叫“太空快递员”，语气又萌又傲娇。
这样的傲娇，每一次大国重器问世时，都会出现。首艘国产航母下水，“蓝鲸一号”首次深海试采可燃冰，首个出口“华龙一号”核电机组亮相……光是今年上半年，中国网友就涌上社交网络，“high”了好多次。
换作从前，人们为大国重器欢呼的方式，是涌向天安门广场。1970年4月25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升空的消息。“消息报出来没10分钟，天安门广场已是人山人海，等我要去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挤都挤不进去”。这个挤不进去的中年人。就是负责人造卫星总体设计工作的孙家栋。
弹指间，中年人已是满头华发，但换来了天上的星斗璀璨。“东方红”“北斗”“嫦娥”……在中国自主研发的前100个航天飞行器中，有34个由孙家栋担任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或工程总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从当年钱学森慧眼识珠，向聂荣臻推荐了孙家栋之后。孙家栋的名字就和中国航天血肉相连了。
要采访这样的科技泰斗，绝非易事。谦逊，不喜抛头露面，躲着聚光灯走，是他们的特点；忙，七八十岁还醉心科研，连轴转，也是他们的特点。然而一听说我们要写孙家栋。一个个科技大咖都立刻放下手头的工作：“哎呀，孙老总啊，就应该多说说他！”于是，在起初的几个月里，我们寻不见孙家栋的人，却处处耳闻孙家栋的事。
探月“铁三角”
欧阳自远这个名字，随着“嫦娥工程”而妇孺皆知。可一见面，他就爽朗地说：“我不喜欢别人称我‘嫦娥之父’。我不懂航天，读书时学的是地质；我搞航天，是孙家栋领进门的。”
他们的故事，从2000年开始。欧阳自远想探月，但不知道中国在技术上有没有可行性。他找到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栾恩杰，讲了探月的构想。栾恩杰说：“我给你介绍一个人，搞探月，你得把他拽进来。”
“谁啊？”
“孙家栋！你去跟他详详细细汇报。”
欧阳自远跑到了孙家栋的办公室，一谈就是两个上午。每一步构想、每一个目标，孙家栋都问得非常仔细。“谈完后，孙家栋说，咱们这辈子怎么也得把这个事干成。他有这么大的决心！”
这是科学家欧阳自远和工程师孙家栋的第一次相见，也是一种境界与另一种境界的相遇。“科学家的境界，是要做单枪匹马、潜心研究的英雄，就像陈景润那样。”认识了孙家栋，欧阳自远才发现工程师和科学家不一样，“工程师是投身一个团队，讲集体英雄主义”。
欧阳自远探月的那些科学构想，到了孙家栋手里。就分解成一个一个步骤、一个一个系统。“探月工程获得国家立项后，任命了三个人，栾恩杰是总指挥，孙家栋是总设计师，我是首席科学家，大家管我们叫探月‘铁三角’。孙家栋一上来就说：‘欧阳。我是给你打工的。’我说：‘你胡说八道，我对航天一窍不通，我给你打工还差不多！’他就笑：‘嫦娥一號能不能到达月亮，这是我的活，到不了，你唯我是问。但是到了月亮以后，该看什么、该拿什么，就轮到我一窍不通了。我把你的眼睛、你的手伸到月亮上去，后边一切事，归你。’他这番话，让我很感动。别看说起来简单，把嫦娥一号送到月球，需要哪些关键技术？如何攻关？哪些单位和个人牵头参与？阶段性目标和时间表怎么定？……事情千头万绪，他操心死了！”
欧阳自远很快发现，孙家栋不仅航天技术过硬，对各个部门和人的情况也了如指掌，大事小事到了他这儿。都能迅速决断。欧阳自远边听边学习，渐渐进入航天这个领域，也彻底走进了一个团队。“现在，我觉得一切成功，都是靠集体英雄主义。而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
最刻骨铭心的事，当然是2007年11月5日。“我们最操心的不是发射，而是嫦娥一号到了月亮附近后，得被月亮抓住。抓不住就飞跑了，要不就撞上月亮了，前功尽弃。以前美国和苏联失败最多的就是这一步。我们从来没有去过月球，心里真是一点底都没有。嫦娥一号发射出去。从地球到月球，走了13天14小时19分钟，终于到了这个时间节点，我和孙家栋坐立不安，一直在问测控数据。最后一下，汇报说：‘抓住了！’我俩说，再验证一下，几点几分几秒在哪个位置抓住的。之后再校准一次，又校准一次，确认，真的抓住了！我俩抱起来痛哭。”
那一刻，孙家栋78岁，欧阳自远72岁。
“我始终是老同志的尾巴”
“为什么会哭呢？”几个月后，我们终于等到了孙家栋，坐在他面前，好奇地问。
孙家栋坐在沙发一角，一只手紧握身旁一个巨大月球仪的轴——这只月球仪是按照嫦娥一号采集的数据绘制的。他微笑：“不知道媒体怎么就拍下来了。我是经历过旧社会的人。那时什么东西前面都要带个‘洋’字，洋钉洋火洋油洋盐，因为我们自己生产不了。结果几十年时间。我们国家就能发射自己的航天飞行器到月球，实在太不容易了。当时我就是想到了这些，那种成就感和激动的心情，让我一下子克制不住情绪。”
想当年，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的时候，年轻的孙家栋并没有哭。那是1970年4月24日的晚上，人造卫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孙家栋则在北京临时卫星接收站内紧张等待，第一次感知这种发射时的巨大压力。“假设当时咱俩坐在一起，肯定能听到彼此的心跳声。火箭带着卫星升空后，我把眼珠子瞪圆了，盯着显示板上的曲线，看着那条线按照设计的弹道轨迹运行起来。我心里还在想：这到底是真起来了，还是假起来了？就像他们搞原子弹的，蘑菇云都炸在那儿了，还在想到底起爆没起爆呀？”
不敢置信，又不知深浅，因而满怀豪情。这是孙家栋他们年轻时的心境。“这玩意儿真能掉下来吗？我就不信它能掉下来！然而干了几十年的航天后，经历过几次失败，体会过沉痛的教训，就知道事情不那么简单了。” 这其间，无论成与败，都有个名字，在引领着孙家栋，那就是钱学森。如今，一提到这个名字，88岁的孙家栋还是掷地有声地说道：“恩师！绝对是我的恩师啊！”随着他的讲述，你会发现，他身上那种令欧阳自远难忘的气质——集体英雄主义，恰恰源自钱学森。
孙家栋在苏联学习了6年多，1958年一回国，就被分配到国防部五院一分院导弹总体设计部，院长正是钱学森。部里设了一个总体组，负责对接和贯彻总设计师的意图，孙家栋当组长。那时国内还不兴总设计师之名，但人人都明白，钱学森就是总设计师。
这是青年学生们和大科学家的相遇。青年学生很紧张，早就听说钱学森的大名，连guided missile这个词，一会被译作“飞弹”，一会被译作“带引导的弹”，最后还是钱学森准确译为“导弹”。可自己专业不对口，学飞机的，能千导弹吗？见了面，连话都不敢说。大科学家却很谦逊，对青年学生们说，你们在一线，比我强多了，你们先说说吧。这帮年轻人，有学力学的、数学的、化学的、文史的……五花八门，大科学家便当起先生，自己编教学大纲，自己讲《导弹概论》，还邀请庄逢甘、梁守槃、朱正等人来担任讲师。
吃苦，奋斗，这些都不在话下。最难得的是，钱学森示范了怎么面对失败。有一次导弹发射失败了，分析故障原因时，孙家栋和设计组的人懊恼自责，情绪极低。钱学森见状，当即停止了对故障原因的分析：“如果说有考虑不周的原因。首先是我考虑不周，责任在我，不在你们。你们只管研究怎样改进结构和试验方法，大胆工作，你们所提的建议如果成功了，功劳是大家的；如果失败了，大家一起来总结教训，责任由我来承担。”
孙家栋跟着钱学森做了近10年导弹。1967年7月29日午后，正是一年中最热的光景，孙家栋趴在桌子上进行导弹设计。他担心汗水打湿设计图，特意围了毛巾在脖子上。门被敲响了，是一位国防科工委的同志，告诉他，钱学森已向聂荣臻推荐他负责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
那一年，他才38岁。距离今天正好50年。
“那时候，在美苏的包围下，我们必须要有大国重器，必须要有人造卫星。第一颗上天后，第二步就得解决实在的、急用的问题。所以就做遥感卫星，得拍照、得传回、得把我们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连同附近海域，都拍得清清楚楚。”
但这颗遥感卫星发射失败了。1974年11月5日，由孙家栋担任技术负责人的中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在升空后20秒爆炸。孙家栋待在发射场坪的地下室里，不用看测控数据，已经明显感觉到火箭爆炸的余震。“我跑出地下室，只看见沙漠里一片火海，整个脑子一片空白，痛哭起来。”11月的沙漠多冷啊，整整三天三夜，孙家栋和同事在滴水成冰的沙漠里，一寸一寸地找火箭的残骸，把所有的螺丝钉、小铜块、小线头一点点收集起来。查找事故原因。他们真找到了。那是一小段导线，属于火箭控制系统的，表皮完好，可里面的铜丝有裂痕，在火箭发射时受到剧烈震动断开了。“一个裂痕就牵扯到整个航天产品的成败，这个教训太深刻了！”就像恩师钱学森当初所做的那样，孙家栋承担了失败的责任。“从此我们就狠抓质量，逐步建立起一套完整严格的质量管理系统。”
199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国家为23位“兩弹一星”元勋授予功勋奖章。孙家栋和恩师钱学森一同授勋，但在他心中，“我始终是老同志的尾巴，是他们的学生”。
又过了10年，2009年3月，钱学森送了一封生日贺信给“我当年十分欣赏的一位年轻人”。工作人员按照要求拟好，钱学森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感慨道：“在我眼里，他还是一位28岁的年轻人呢！”这封生日贺信的收件人，就是即将满80岁的孙家栋。7个月后，钱学森与世长辞。
“让年轻人放心地干”
听孙家栋讲述，很少听到他说“我”，总是说“我们”。
“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元勋奖章，激动吗？激动。但这个奖章不是个人的。是我们航天的。”
“我们航天这片沃土很好，只要进来一个年轻人。就能受到我们队伍的感染。一步一个脚印发展得很好。”
“我们航天啊，也有日子难过的时候。”
他说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航天院收入很低，而外企纷纷涌入，做通信的、做测量的，都跑来航天院“挖角儿”。印象最深的是诺基亚公司的人开着大轿车。跑到航天院的对面，挂出招聘的大牌子，给的待遇跟航天院的待遇真是天壤之别。“年轻人去了，临走跟我讲：我很热爱航天事业，搞了航天以后有很大的成就感，可是我实在寒酸，请女朋友吃几顿饭都请不起。”孙家栋听得心里难受。
也就是在那一时期，中国航天走出重要一步——进入国际商业卫星发射服务市场。1988年9月9日，美国国务院宣布，批准一项用中国火箭发射美国通信卫星的计划。这个消息是轰动性的，美国政府竟然同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射美国卫星。当时，担任中国航天对外发射代表团团长的正是孙家栋。时任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曾与孙家栋一同参与谈判的乌可力，至今记得孙家栋在谈判结束后对他说：“不容易，我们这样的谈判不容易啊！”老帅聂荣臻更是高兴坏了：“中国能为世界上科技最发达的美国发射卫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外国卫星发射成功既可以在政治上产生巨大影响，又可以在经济上得到好处。”
如今，航天人员的待遇大有好转。孙家栋再跟刚毕业的年轻人谈话，他们说：“孙老总，我们航天现在收入可以了！中等收入，但我的荣誉感非常强，这是去外企的同学比不了的。”
1994年，北斗导航卫星工程启动，孙家栋担任工程总师。第二年，一位年轻的女工程师周建华加入“北斗”，与孙家栋初见的情形历历在目：“第一次见面，是在工程总体协调会上。我小心翼翼的，他可是航天泰斗啊！但多接触几次后，我就发现不用绷着神经了。他实在平易近人，既给年轻人压担子，又给年轻人解压。比如说，他要求‘北斗’在实际应用时达到和美国GPS（全球定位系统）一样高的水平。‘北斗’起步比GPS晚了很多年，中美两国的工业基础也有差距，这个要求的压力很大。但在攻关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任何困难，孙老总都会帮我们想办法。他让我们放开做，大胆想，不要有后顾之忧，出了问题他负责。” 这样的场景何其熟悉，恍如当年钱学森与孙家栋的翻版。我们忍不住问周建华：“您觉得这是传承吗？”周建华想了一下，笃定地回答：“是传承！”如今，她已是北斗二号地面运控系统总师。
网友们精心描述过一个细节：“2003年杨利伟上天时，镜头扫过，满屏幕白发苍苍的老科学家。现在，每一次大国重器上天，镜头扫过，满屏幕年轻稚气的脸。神舟八号与天宫一号对接，认识了25岁的‘天宫神八哥’杨彦波；天宫二号发射，认识了29岁的‘飞控女神’申聪聪。”
这样的变化，孙家栋看在眼里。“以前，我们好几年才能发射一个型号的卫星；现在，一年就发射二三十颗，发射场都排不开，大家争着排队。每个型号的总设计师，也就四十来岁。他们二十七八岁博士毕业，进了航天院，第一个回合，跟着大家干，从立项到发射，最多5年就完成了。第二个回合，他们就能领着一支小队伍了。第三个回合，就可能当一个总设计师的副手了。最多20年，45岁左右，就到了第四个回合，成了一个型号的总设计师，真是年富力强！和美俄比起来，我们的技术水平还有一段距离，但这样年轻而热情的队伍，他们是羡慕我们的！”
2014年，孙家栋从待了20年的“北斗”总设计师位置上退下来。“让年轻人放心地干”。只要年轻人不找他，他就不再管“天上的事”。“你很长时间不在天上了，突然之间给年轻人提个问题，你又有个头衔，人家年轻人是同意你好，还是不同意你好？所以天上的事我不干预了，我去搞地面的事。我到南方，到西部，到东北，到处出差，跟企业家谈，告诉他们‘北斗’能提供时间和空间的坐标，能办成很多事。它就像一部手机一样，只要你会玩，里面的名堂就能越来越多。”
孙家栋随手举了个例子，“就说共享单车吧。这些单车有一个重要的环节，要用天上的信号给它导航。地面信息传递的时候，我这辆车到哪了，用的是天上的信号。北京这几家，有的用美国GPS，有的用我们‘北斗’，这是企业的自主决定。但我每次出去，一定会告诉他们：你还是用‘北斗’好！”孙家栋大笑起来，“再进一步考虑，‘北斗’的可用之处就多了。运危险品的汽车开到哪了？接送孩子的校车开到哪了？淘气的孩子跑到哪了？走失的老人走到哪了？如果车上装一个，老人孩子手上戴一个，‘北斗’就都能帮到你了。”
另一种“我们”
白发苍苍的孙家栋还是为航天的年轻人犯愁，愁的是“脱不了单”。“他们太忙了，每天要工作近20个小时，根本没时间。好不容易有人给他们介绍对象，一次两次没时间约会，马上就黄喽！”
“您当初是怎么‘脱单’的？”
孙家栋一房，继而哈哈大笑：“我从苏联回来后已是大龄青年了，也是工作忙，顾不上。有一次清明节，和同事们去郊外踏青，发现照相机忘带了。车子经过木樨地，我同学住在那，我就上他家借。结果借了相机，他不放我走，拿出一张照片给我看。上面是他夫人在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同学，叫魏素萍，也就是我现在的妻子了。”
魏素萍和孙家栋开玩笑：“我们算不算‘闪婚’？”孙家栋一点头：“算！”那年“五一”，孙家栋利用假期跑去哈尔滨见了魏素萍。他在哈尔滨只待了20多个小时，两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这次见面后的100天，魏素萍穿着定做的镂花布拉吉裙和高跟皮鞋，只身来到北京找孙家栋，两人签下了一生的“契约”，从此成了孙家栋人生里的另一种“我们”。
婚后3年，魏素萍才调到北京航天总医院，大约猜到了孙家栋是干什么工作的。“那时我们的工作属于绝密。我给她留的通信地址是北京多少号信箱。邓稼先不也是这样？他朋友来家里找他，他夫人说：邓稼先去多少号信箱出差了。”
两人团聚后，依旧是聚少离多。孙家栋待在靶场，常常好几个月不着家。家中的大事小事都是妻子一肩挑。最“离谱”的事有两件。一件是。孙家栋有一回在外屋接电话。门开着，看见妻子在走廊，他想都没想，伸脚就把门关上。妻子难过得不行，打电话还避着我？另一件是，女儿的小名叫“小红”，难得有一次孙家栋回家吃饭，到院子里叫一声“小红”，结果好几个叫“小红”的小朋友跟他回了家。
所有“两弹一星”元勋家庭的牺牲都是相似的，但各有各的浪漫。孙家栋的浪漫是，每次离家时，都画张妻子的鞋样带在身边，这样为她买鞋时，拿出来一比，就知道買多大的了。
“我们”的故事总是如此熟悉。这不是孙家栋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从钱学森到孙家栋，从孙家栋到周建华，从周建华到“天宫女神”……一代代人传承不绝的故事。把他们的命运连接在一起的，就是那四个字：大国重器。在采访的最后，孙家栋用沉思的口吻说道：“当年，如果没有‘两弹一星’这些大国重器，中国就生存不下去。现在也是这样的，生存和发展都重要，但国家安全是首要的。我们只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度，而非一个和平的年代，国家始终需要拿出一定力量来建这些大国重器。”
两个月前，在天上，中国首个货运飞船天舟一号和空间实验室天宫二号完成对接，离中国人“嫦娥奔月”的梦想又近了一步。在地上。中国网友集体化身段子手，管天舟一号叫“太空快递员”，语气又萌又傲娇。
这样的傲娇，每一次大国重器问世时，都会出现。首艘国产航母下水，“蓝鲸一号”首次深海试采可燃冰，首个出口“华龙一号”核电机组亮相……光是今年上半年，中国网友就涌上社交网络，“high”了好多次。
换作从前，人们为大国重器欢呼的方式，是涌向天安门广场。1970年4月25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升空的消息。“消息报出来没10分钟，天安门广场已是人山人海，等我要去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挤都挤不进去”。这个挤不进去的中年人。就是负责人造卫星总体设计工作的孙家栋。
弹指间，中年人已是满头华发，但换来了天上的星斗璀璨。“东方红”“北斗”“嫦娥”……在中国自主研发的前100个航天飞行器中，有34个由孙家栋担任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或工程总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从当年钱学森慧眼识珠，向聂荣臻推荐了孙家栋之后。孙家栋的名字就和中国航天血肉相连了。
要采访这样的科技泰斗，绝非易事。谦逊，不喜抛头露面，躲着聚光灯走，是他们的特点；忙，七八十岁还醉心科研，连轴转，也是他们的特点。然而一听说我们要写孙家栋。一个个科技大咖都立刻放下手头的工作：“哎呀，孙老总啊，就应该多说说他！”于是，在起初的几个月里，我们寻不见孙家栋的人，却处处耳闻孙家栋的事。
探月“铁三角”
欧阳自远这个名字，随着“嫦娥工程”而妇孺皆知。可一见面，他就爽朗地说：“我不喜欢别人称我‘嫦娥之父’。我不懂航天，读书时学的是地质；我搞航天，是孙家栋领进门的。”
他们的故事，从2000年开始。欧阳自远想探月，但不知道中国在技术上有没有可行性。他找到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栾恩杰，讲了探月的构想。栾恩杰说：“我给你介绍一个人，搞探月，你得把他拽进来。”
“谁啊？”
“孙家栋！你去跟他详详细细汇报。”
欧阳自远跑到了孙家栋的办公室，一谈就是两个上午。每一步构想、每一个目标，孙家栋都问得非常仔细。“谈完后，孙家栋说，咱们这辈子怎么也得把这个事干成。他有这么大的决心！”
这是科学家欧阳自远和工程师孙家栋的第一次相见，也是一种境界与另一种境界的相遇。“科学家的境界，是要做单枪匹马、潜心研究的英雄，就像陈景润那样。”认识了孙家栋，欧阳自远才发现工程师和科学家不一样，“工程师是投身一个团队，讲集体英雄主义”。
欧阳自远探月的那些科学构想，到了孙家栋手里。就分解成一个一个步骤、一个一个系统。“探月工程获得国家立项后，任命了三个人，栾恩杰是总指挥，孙家栋是总设计师，我是首席科学家，大家管我们叫探月‘铁三角’。孙家栋一上来就说：‘欧阳。我是给你打工的。’我说：‘你胡说八道，我对航天一窍不通，我给你打工还差不多！’他就笑：‘嫦娥一號能不能到达月亮，这是我的活，到不了，你唯我是问。但是到了月亮以后，该看什么、该拿什么，就轮到我一窍不通了。我把你的眼睛、你的手伸到月亮上去，后边一切事，归你。’他这番话，让我很感动。别看说起来简单，把嫦娥一号送到月球，需要哪些关键技术？如何攻关？哪些单位和个人牵头参与？阶段性目标和时间表怎么定？……事情千头万绪，他操心死了！”
欧阳自远很快发现，孙家栋不仅航天技术过硬，对各个部门和人的情况也了如指掌，大事小事到了他这儿。都能迅速决断。欧阳自远边听边学习，渐渐进入航天这个领域，也彻底走进了一个团队。“现在，我觉得一切成功，都是靠集体英雄主义。而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
最刻骨铭心的事，当然是2007年11月5日。“我们最操心的不是发射，而是嫦娥一号到了月亮附近后，得被月亮抓住。抓不住就飞跑了，要不就撞上月亮了，前功尽弃。以前美国和苏联失败最多的就是这一步。我们从来没有去过月球，心里真是一点底都没有。嫦娥一号发射出去。从地球到月球，走了13天14小时19分钟，终于到了这个时间节点，我和孙家栋坐立不安，一直在问测控数据。最后一下，汇报说：‘抓住了！’我俩说，再验证一下，几点几分几秒在哪个位置抓住的。之后再校准一次，又校准一次，确认，真的抓住了！我俩抱起来痛哭。”
那一刻，孙家栋78岁，欧阳自远72岁。
“我始终是老同志的尾巴”
“为什么会哭呢？”几个月后，我们终于等到了孙家栋，坐在他面前，好奇地问。
孙家栋坐在沙发一角，一只手紧握身旁一个巨大月球仪的轴——这只月球仪是按照嫦娥一号采集的数据绘制的。他微笑：“不知道媒体怎么就拍下来了。我是经历过旧社会的人。那时什么东西前面都要带个‘洋’字，洋钉洋火洋油洋盐，因为我们自己生产不了。结果几十年时间。我们国家就能发射自己的航天飞行器到月球，实在太不容易了。当时我就是想到了这些，那种成就感和激动的心情，让我一下子克制不住情绪。”
想当年，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的时候，年轻的孙家栋并没有哭。那是1970年4月24日的晚上，人造卫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孙家栋则在北京临时卫星接收站内紧张等待，第一次感知这种发射时的巨大压力。“假设当时咱俩坐在一起，肯定能听到彼此的心跳声。火箭带着卫星升空后，我把眼珠子瞪圆了，盯着显示板上的曲线，看着那条线按照设计的弹道轨迹运行起来。我心里还在想：这到底是真起来了，还是假起来了？就像他们搞原子弹的，蘑菇云都炸在那儿了，还在想到底起爆没起爆呀？”
不敢置信，又不知深浅，因而满怀豪情。这是孙家栋他们年轻时的心境。“这玩意儿真能掉下来吗？我就不信它能掉下来！然而干了几十年的航天后，经历过几次失败，体会过沉痛的教训，就知道事情不那么简单了。” 这其间，无论成与败，都有个名字，在引领着孙家栋，那就是钱学森。如今，一提到这个名字，88岁的孙家栋还是掷地有声地说道：“恩师！绝对是我的恩师啊！”随着他的讲述，你会发现，他身上那种令欧阳自远难忘的气质——集体英雄主义，恰恰源自钱学森。
孙家栋在苏联学习了6年多，1958年一回国，就被分配到国防部五院一分院导弹总体设计部，院长正是钱学森。部里设了一个总体组，负责对接和贯彻总设计师的意图，孙家栋当组长。那时国内还不兴总设计师之名，但人人都明白，钱学森就是总设计师。
这是青年学生们和大科学家的相遇。青年学生很紧张，早就听说钱学森的大名，连guided missile这个词，一会被译作“飞弹”，一会被译作“带引导的弹”，最后还是钱学森准确译为“导弹”。可自己专业不对口，学飞机的，能千导弹吗？见了面，连话都不敢说。大科学家却很谦逊，对青年学生们说，你们在一线，比我强多了，你们先说说吧。这帮年轻人，有学力学的、数学的、化学的、文史的……五花八门，大科学家便当起先生，自己编教学大纲，自己讲《导弹概论》，还邀请庄逢甘、梁守槃、朱正等人来担任讲师。
吃苦，奋斗，这些都不在话下。最难得的是，钱学森示范了怎么面对失败。有一次导弹发射失败了，分析故障原因时，孙家栋和设计组的人懊恼自责，情绪极低。钱学森见状，当即停止了对故障原因的分析：“如果说有考虑不周的原因。首先是我考虑不周，责任在我，不在你们。你们只管研究怎样改进结构和试验方法，大胆工作，你们所提的建议如果成功了，功劳是大家的；如果失败了，大家一起来总结教训，责任由我来承担。”
孙家栋跟着钱学森做了近10年导弹。1967年7月29日午后，正是一年中最热的光景，孙家栋趴在桌子上进行导弹设计。他担心汗水打湿设计图，特意围了毛巾在脖子上。门被敲响了，是一位国防科工委的同志，告诉他，钱学森已向聂荣臻推荐他负责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
那一年，他才38岁。距离今天正好50年。
“那时候，在美苏的包围下，我们必须要有大国重器，必须要有人造卫星。第一颗上天后，第二步就得解决实在的、急用的问题。所以就做遥感卫星，得拍照、得传回、得把我们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连同附近海域，都拍得清清楚楚。”
但这颗遥感卫星发射失败了。1974年11月5日，由孙家栋担任技术负责人的中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在升空后20秒爆炸。孙家栋待在发射场坪的地下室里，不用看测控数据，已经明显感觉到火箭爆炸的余震。“我跑出地下室，只看见沙漠里一片火海，整个脑子一片空白，痛哭起来。”11月的沙漠多冷啊，整整三天三夜，孙家栋和同事在滴水成冰的沙漠里，一寸一寸地找火箭的残骸，把所有的螺丝钉、小铜块、小线头一点点收集起来。查找事故原因。他们真找到了。那是一小段导线，属于火箭控制系统的，表皮完好，可里面的铜丝有裂痕，在火箭发射时受到剧烈震动断开了。“一个裂痕就牵扯到整个航天产品的成败，这个教训太深刻了！”就像恩师钱学森当初所做的那样，孙家栋承担了失败的责任。“从此我们就狠抓质量，逐步建立起一套完整严格的质量管理系统。”
199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国家为23位“兩弹一星”元勋授予功勋奖章。孙家栋和恩师钱学森一同授勋，但在他心中，“我始终是老同志的尾巴，是他们的学生”。
又过了10年，2009年3月，钱学森送了一封生日贺信给“我当年十分欣赏的一位年轻人”。工作人员按照要求拟好，钱学森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感慨道：“在我眼里，他还是一位28岁的年轻人呢！”这封生日贺信的收件人，就是即将满80岁的孙家栋。7个月后，钱学森与世长辞。
“让年轻人放心地干”
听孙家栋讲述，很少听到他说“我”，总是说“我们”。
“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元勋奖章，激动吗？激动。但这个奖章不是个人的。是我们航天的。”
“我们航天这片沃土很好，只要进来一个年轻人。就能受到我们队伍的感染。一步一个脚印发展得很好。”
“我们航天啊，也有日子难过的时候。”
他说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航天院收入很低，而外企纷纷涌入，做通信的、做测量的，都跑来航天院“挖角儿”。印象最深的是诺基亚公司的人开着大轿车。跑到航天院的对面，挂出招聘的大牌子，给的待遇跟航天院的待遇真是天壤之别。“年轻人去了，临走跟我讲：我很热爱航天事业，搞了航天以后有很大的成就感，可是我实在寒酸，请女朋友吃几顿饭都请不起。”孙家栋听得心里难受。
也就是在那一时期，中国航天走出重要一步——进入国际商业卫星发射服务市场。1988年9月9日，美国国务院宣布，批准一项用中国火箭发射美国通信卫星的计划。这个消息是轰动性的，美国政府竟然同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射美国卫星。当时，担任中国航天对外发射代表团团长的正是孙家栋。时任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曾与孙家栋一同参与谈判的乌可力，至今记得孙家栋在谈判结束后对他说：“不容易，我们这样的谈判不容易啊！”老帅聂荣臻更是高兴坏了：“中国能为世界上科技最发达的美国发射卫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外国卫星发射成功既可以在政治上产生巨大影响，又可以在经济上得到好处。”
如今，航天人员的待遇大有好转。孙家栋再跟刚毕业的年轻人谈话，他们说：“孙老总，我们航天现在收入可以了！中等收入，但我的荣誉感非常强，这是去外企的同学比不了的。”
1994年，北斗导航卫星工程启动，孙家栋担任工程总师。第二年，一位年轻的女工程师周建华加入“北斗”，与孙家栋初见的情形历历在目：“第一次见面，是在工程总体协调会上。我小心翼翼的，他可是航天泰斗啊！但多接触几次后，我就发现不用绷着神经了。他实在平易近人，既给年轻人压担子，又给年轻人解压。比如说，他要求‘北斗’在实际应用时达到和美国GPS（全球定位系统）一样高的水平。‘北斗’起步比GPS晚了很多年，中美两国的工业基础也有差距，这个要求的压力很大。但在攻关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任何困难，孙老总都会帮我们想办法。他让我们放开做，大胆想，不要有后顾之忧，出了问题他负责。” 这样的场景何其熟悉，恍如当年钱学森与孙家栋的翻版。我们忍不住问周建华：“您觉得这是传承吗？”周建华想了一下，笃定地回答：“是传承！”如今，她已是北斗二号地面运控系统总师。
网友们精心描述过一个细节：“2003年杨利伟上天时，镜头扫过，满屏幕白发苍苍的老科学家。现在，每一次大国重器上天，镜头扫过，满屏幕年轻稚气的脸。神舟八号与天宫一号对接，认识了25岁的‘天宫神八哥’杨彦波；天宫二号发射，认识了29岁的‘飞控女神’申聪聪。”
这样的变化，孙家栋看在眼里。“以前，我们好几年才能发射一个型号的卫星；现在，一年就发射二三十颗，发射场都排不开，大家争着排队。每个型号的总设计师，也就四十来岁。他们二十七八岁博士毕业，进了航天院，第一个回合，跟着大家干，从立项到发射，最多5年就完成了。第二个回合，他们就能领着一支小队伍了。第三个回合，就可能当一个总设计师的副手了。最多20年，45岁左右，就到了第四个回合，成了一个型号的总设计师，真是年富力强！和美俄比起来，我们的技术水平还有一段距离，但这样年轻而热情的队伍，他们是羡慕我们的！”
2014年，孙家栋从待了20年的“北斗”总设计师位置上退下来。“让年轻人放心地干”。只要年轻人不找他，他就不再管“天上的事”。“你很长时间不在天上了，突然之间给年轻人提个问题，你又有个头衔，人家年轻人是同意你好，还是不同意你好？所以天上的事我不干预了，我去搞地面的事。我到南方，到西部，到东北，到处出差，跟企业家谈，告诉他们‘北斗’能提供时间和空间的坐标，能办成很多事。它就像一部手机一样，只要你会玩，里面的名堂就能越来越多。”
孙家栋随手举了个例子，“就说共享单车吧。这些单车有一个重要的环节，要用天上的信号给它导航。地面信息传递的时候，我这辆车到哪了，用的是天上的信号。北京这几家，有的用美国GPS，有的用我们‘北斗’，这是企业的自主决定。但我每次出去，一定会告诉他们：你还是用‘北斗’好！”孙家栋大笑起来，“再进一步考虑，‘北斗’的可用之处就多了。运危险品的汽车开到哪了？接送孩子的校车开到哪了？淘气的孩子跑到哪了？走失的老人走到哪了？如果车上装一个，老人孩子手上戴一个，‘北斗’就都能帮到你了。”
另一种“我们”
白发苍苍的孙家栋还是为航天的年轻人犯愁，愁的是“脱不了单”。“他们太忙了，每天要工作近20个小时，根本没时间。好不容易有人给他们介绍对象，一次两次没时间约会，马上就黄喽！”
“您当初是怎么‘脱单’的？”
孙家栋一房，继而哈哈大笑：“我从苏联回来后已是大龄青年了，也是工作忙，顾不上。有一次清明节，和同事们去郊外踏青，发现照相机忘带了。车子经过木樨地，我同学住在那，我就上他家借。结果借了相机，他不放我走，拿出一张照片给我看。上面是他夫人在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同学，叫魏素萍，也就是我现在的妻子了。”
魏素萍和孙家栋开玩笑：“我们算不算‘闪婚’？”孙家栋一点头：“算！”那年“五一”，孙家栋利用假期跑去哈尔滨见了魏素萍。他在哈尔滨只待了20多个小时，两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这次见面后的100天，魏素萍穿着定做的镂花布拉吉裙和高跟皮鞋，只身来到北京找孙家栋，两人签下了一生的“契约”，从此成了孙家栋人生里的另一种“我们”。
婚后3年，魏素萍才调到北京航天总医院，大约猜到了孙家栋是干什么工作的。“那时我们的工作属于绝密。我给她留的通信地址是北京多少号信箱。邓稼先不也是这样？他朋友来家里找他，他夫人说：邓稼先去多少号信箱出差了。”
两人团聚后，依旧是聚少离多。孙家栋待在靶场，常常好几个月不着家。家中的大事小事都是妻子一肩挑。最“离谱”的事有两件。一件是。孙家栋有一回在外屋接电话。门开着，看见妻子在走廊，他想都没想，伸脚就把门关上。妻子难过得不行，打电话还避着我？另一件是，女儿的小名叫“小红”，难得有一次孙家栋回家吃饭，到院子里叫一声“小红”，结果好几个叫“小红”的小朋友跟他回了家。
所有“两弹一星”元勋家庭的牺牲都是相似的，但各有各的浪漫。孙家栋的浪漫是，每次离家时，都画张妻子的鞋样带在身边，这样为她买鞋时，拿出来一比，就知道買多大的了。
“我们”的故事总是如此熟悉。这不是孙家栋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从钱学森到孙家栋，从孙家栋到周建华，从周建华到“天宫女神”……一代代人传承不绝的故事。把他们的命运连接在一起的，就是那四个字：大国重器。在采访的最后，孙家栋用沉思的口吻说道：“当年，如果没有‘两弹一星’这些大国重器，中国就生存不下去。现在也是这样的，生存和发展都重要，但国家安全是首要的。我们只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度，而非一个和平的年代，国家始终需要拿出一定力量来建这些大国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