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之所以能保持第一流强国的根基就在于保持自由贸易的开放心态下所形成的压力和创新精神
　　
　　经济危机之下,人们一方面不得不勒紧裤腰带,节制各种不必要的消费支出项目,另一方面则希冀于“节流”的同时能尽早“开源”,重返那个追求更好、更多的产品服务以及不再拘泥于经济收入的那分自由气息的美好时代。但实体经济中显现不出实质性的“开源”迹象,也不可能会有让人主动放弃“节流”的束缚。这便是个人理性在宏观经济危机中所折射出的“囚徒困境”。
　　在传统的两人“囚徒困境”中,人们可以通过一个信息交流的有效磋商机制来走出这一传统在微观层面的困境。但是,要在宏观层面上达成多人的磋商机制不仅非常昂贵,而且由于廉价的个人“搭便车行为”存在使得这种昂贵的磋商机制形同虚设。当然,并不是没有走出这一宏观困局的任何机会,最有名的一个思路是由英国人梅纳德·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末所提出的“赤字财政政策”:造成这种经济危机之困的原因就在于社会上个人有效需求不足与由此所积累下来的社会产能过剩矛盾,而个人理性决策的社会性经济危机似乎就是这一困局的纳什均衡解。要想打破这一长期稳定的均衡之困,就必须由政府出面,不断加大对社会的财政支出,甚至不惜冒政府赤字的巨大风险。
　　美国人似乎并不信赖政府能够全知全能计算出所需的最佳财政投资规模,而且如何合理花费这笔钱也是那些美国人最为担心的一点。如果把这笔从纳税人身上所缴纳的财政资金投向那些本来就缺钱的大资本家手中,那无疑是让没钱的穷人补贴有钱的主儿。理由就是把钱先集中在这些具有生产能力的人手中,走出经济危机,然后再通过其他渠道还富于民。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滞胀”之痛使得一整代美国人都苦不堪言。美国人似乎不太敢相信政府在市场中的力量,反而更偏向于相信私人企业的重要性。美国以公众企业为基础的强大股票市场支持这一市场力量的动员能力。而且,美国人也相信那些毫无方向的财政投资不仅得不到回报,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同时,这些公共投资的高歌猛进很有可能会挤出社会中大量的私人投资,大大减少本已稀少的投资活力。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就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对半导体芯片行业的大规模投资失败。当时的美国人都很担心会失去对半导体或芯片行业的绝对领先地位,尤其是会败给不可一世的日本人。政府财政决定每年拿出1亿美元,发起成立了一家研究机构,名叫“半导体制造技术产业联盟”(Sematech)。美国政府同时也尝试以国内生产商的芯片来打开日本市场。结果呢?不仅没有达到当时市场领先地位的产业规模,而且有些公司在看到半导体制造技术联盟(Sematech)后把原本投入到基础研究中的资金全部撤回了。最后,那场领导20世纪末期的新经济革命还得归功于一家名叫INTEL的美国私人公司在美国政府放松管制之后才脱颖而出。
　　与其说美国人不相信政府,还不如说他们更加相信私人企业通过创新的投入能在市场中寻找到新的市场机会。实际上,这里隐含的逻辑是,连接“节流”和“开源”之间的通道未必非得是宏观层面的政府仁慈,更好的途径可能还在于微观上的私人企业在寻找新的市场机会中的创新能力。尽管这些投资的本质并没有政府那样有事先的正义性,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使得这些出于私心的创新投资变得更加可靠、更加强大。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拉塞尔·罗伯特早就不断提醒美国民众和政府注意,美国之所以能保持第一流强国的根基就在于保持自由贸易的开放心态下所形成的压力和创新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