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有一位“老资格”教师，七八十岁的老人在路上碰到她，都要恭恭敬敬称呼一声“高老师”。高視琼是郫县（现郫都区）教育的“活历史”，新中国成立前就走上了讲台。她孕育了一个教育世家，她、她的二女儿、小女儿、外孙女都跟随着她的脚步，相继加入了教师的行列。
1927年的农历七月十五，高祝琼出生在郫县的一户农村家庭，排行老二。幼年，高祝琼家里田地充裕，生活不愁。但自从父亲染上鸦片，把家里的田地当光，又躲进山里继续寻鸦片，家里光景便一日不如一日。
“我只记得我小学还没毕业，父亲就进山里了，后来死在外地，还是有人递消息过来才知道。我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见到。”高祝琼说，在父亲离开后，母亲做鞋、做帽子来卖钱，独自拉扯四个嗷嗷待哺的孩子。
尽管经济条件不好，母亲也没委屈高祝琼，供她读小学、初中，后来上了师范学校。
“我初中只读了5期，提前半年考上了四川省女子中等师范学校。”高祝琼坦言，其实当初想当老师并非觉得这个职业高尚，而主要是因为师范“免费，还管饭”。学校里，爱好艺术的她在主修语文、数学、常识等课程以外，选修了体育和音乐。
1949年年初，高祝琼从师范学校毕业后来到灌县（都江堰旧称）的志诚分校，包揽学校的体育和音乐教学。
学校在县城，有操场和篮球架。高祝琼也教得尽兴，还在都江堰放水典礼上，组织学生表演了舞蹈，大唱岳飞的《满江红》。
四川解放后，回到郫县的高祝琼生活相对稳定，先后在友爱公社的友爱小学、晨光公社的和平小学（前两所学校均为村小）、郫筒二小和郫筒一小任教，直到1982年退休，教龄三十三年。
高祝琼印象中，友爱学校“教室都是很矮的平房，远看也就是茅草房的样子，墙是泥巴糊上的”。平房中间空出来的光秃秃的泥巴地就是所谓的操场。打不了篮球，踢不了足球，高祝琼就把体育课内容调整成做操和运动小游戏，孩子们也玩得愉快。
在第一学年结束后的暑假，因为会弹脚踏式风琴，高祝琼又被分配到和平小学，一个人撑起了全校的音乐教学。
高祝琼回忆，在新中国刚成立的前几年里，百废待兴，学校师资不足，语文数学老师都缺，更别说音体美老师。她一个人教了5个年级（当年小学实行五年制），每天上午四节课，下午两节课，排得满满当当。
学校里仅有一架脚踏风琴，是不可多得的“奢侈品”。每节课开始之前，学校工人会帮高祝琼把琴从办公室抬到对应的教室，就这样“班班抬”，学生们唱会了《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等歌曲。
在和平小学教了9年，最后一年的时候，高祝琼已经用嗓过度，还得了白喉。
“疼得不行啊！”细菌入侵高祝琼咽喉，她不停咳嗽、喉咙刺痛肿胀，无法再发声。学校找了一个代课老师，结果没到一个月就离开了。
高祝琼不得不带着未痊愈的身体回到学校，不能教唱歌后她开始教语文，当起班主任。
在和平小学当了半年的班主任后，1960年，高祝琼被提拔到郫筒二小任教，教一二年级语文，兼班主任。
“当时的语文很多都是新东西，培训了半个月，专门学习拼音字母。”高祝琼学得快，上手也快，自己还创新了很多教学方法。钟蔓筠记得，小时候家里有一张长桌子，上面总是摆满了母亲手写的卡片，有的是字母有的是偏旁部首，飘着墨香。
“比如我要教提手旁，我就左手拿着提手旁的卡片，右手拿着一叠生字的右半部分，每翻一下就成一个汉字。”高祝琼像当初教学生一样比划着回忆，“比如提手旁和‘爪’组成抓，和‘圭’组成挂，你看，都是提手旁。”
在教室后面的角落，高祝琼还开辟了一个“学习园地”，有书，有学生的优秀作文，还有板报，学生们早晨来得早就爱蹲在里面看。
因为“负责，教得好”，家长们都爱把孩子往高祝琼班上送。有一年，学校收了三个智力低下的孩子，本来该一个班一个平均分开，但家长们就想高老师教。
“最后还是全都到我的班。”高祝瓊说，三个孩子有的是先天，有的是后天生了病造成智力低下，“但他们很安静很听话”。
“你对他们好，班里的孩子也不会歧视，都一起上课。”她说道。
1970年左右，高祝琼调任郫筒一小继续当班主任，直至1982年退休。
在其退休之前，二女儿钟蔓芸因为在公社上表现较好，被推荐到彭县师范学院，毕业之后在德源小学教书两年，最后到县教委工作。而小女儿钟蔓筠在母亲退休的次年“接班”，如今教龄甚至已经超过母亲。
在钟蔓筠退休之前，交接棒早已交到外孙女杨蕾（钟蔓芸的女儿）手上。
祖孙三代，分别见证了不同时期，新中国教育领域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同子母亲经历过的曲折，钟蔓筠在改革开放之初开始从教，当时对教师的学历要求更加严格。钟蔓筠高中毕业后，需要在教师进修学校培训后才能正式上岗。
1978-1984年是乡村教师政策的恢复调整期，聚焦规范农村教师的选拔和管理。这一时期，农村教育秩序逐渐得到调整和恢复，农村教师队伍的建设与管理走向规范，待遇和地位逐步得到提升，整体素质前一期间有很大的改善。
此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的颁布以及国家教师资格认定制度的实施，农村教师的“专业合格”受到重视。到了杨蕾这一代，随着社会多元化发展以及大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追寻高质量的教育，农村教师政策的价值取向逐渐转为促进农村教师“高素质发展”。
如今，高祝琼教课时的破旧平房，已变成窗明几净的教学楼，师资设备极大改善，但不变的是对教书育人的精神的传承。
“父母都是教师，其实对我当老师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我的母亲，她真的非常敬业。”钟蔓筠说，认真教书会有极大的成就感，自己今年53岁了，其实可以半退休状态，但还带着两个班，去年才辞去教研组长的工作。
跨越近一个世纪，如今退休了几十年的高視琼住进郫筒镇第二完小的家属楼里，一切又熟悉又陌生。楼道拐弯处那面墙只到腰间，从上面望出去是二小的操场。高祝琼说：“以前啊，二小没有这个操场，一堵围墙把学校和外面的田地全隔开。以前教室里学生很少，现在都挤满了。”她笑了笑，又补充道：“但是现在条件好了啊，都是电气化设备，我们用粉笔，灰大。”
像高祝琼这样的一群教师，被称为“新中国第一代乡村教师”，他们在农村学校从事教育工作且长期致力于农村教育事业。这些老教师始终坚守着教书育人的初心，在基层教育领域不断开拓，他们的精神，也得到了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
1927年的农历七月十五，高祝琼出生在郫县的一户农村家庭，排行老二。幼年，高祝琼家里田地充裕，生活不愁。但自从父亲染上鸦片，把家里的田地当光，又躲进山里继续寻鸦片，家里光景便一日不如一日。
“我只记得我小学还没毕业，父亲就进山里了，后来死在外地，还是有人递消息过来才知道。我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见到。”高祝琼说，在父亲离开后，母亲做鞋、做帽子来卖钱，独自拉扯四个嗷嗷待哺的孩子。
尽管经济条件不好，母亲也没委屈高祝琼，供她读小学、初中，后来上了师范学校。
“我初中只读了5期，提前半年考上了四川省女子中等师范学校。”高祝琼坦言，其实当初想当老师并非觉得这个职业高尚，而主要是因为师范“免费，还管饭”。学校里，爱好艺术的她在主修语文、数学、常识等课程以外，选修了体育和音乐。
1949年年初，高祝琼从师范学校毕业后来到灌县（都江堰旧称）的志诚分校，包揽学校的体育和音乐教学。
学校在县城，有操场和篮球架。高祝琼也教得尽兴，还在都江堰放水典礼上，组织学生表演了舞蹈，大唱岳飞的《满江红》。
四川解放后，回到郫县的高祝琼生活相对稳定，先后在友爱公社的友爱小学、晨光公社的和平小学（前两所学校均为村小）、郫筒二小和郫筒一小任教，直到1982年退休，教龄三十三年。
高祝琼印象中，友爱学校“教室都是很矮的平房，远看也就是茅草房的样子，墙是泥巴糊上的”。平房中间空出来的光秃秃的泥巴地就是所谓的操场。打不了篮球，踢不了足球，高祝琼就把体育课内容调整成做操和运动小游戏，孩子们也玩得愉快。
在第一学年结束后的暑假，因为会弹脚踏式风琴，高祝琼又被分配到和平小学，一个人撑起了全校的音乐教学。
高祝琼回忆，在新中国刚成立的前几年里，百废待兴，学校师资不足，语文数学老师都缺，更别说音体美老师。她一个人教了5个年级（当年小学实行五年制），每天上午四节课，下午两节课，排得满满当当。
学校里仅有一架脚踏风琴，是不可多得的“奢侈品”。每节课开始之前，学校工人会帮高祝琼把琴从办公室抬到对应的教室，就这样“班班抬”，学生们唱会了《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等歌曲。
在和平小学教了9年，最后一年的时候，高祝琼已经用嗓过度，还得了白喉。
“疼得不行啊！”细菌入侵高祝琼咽喉，她不停咳嗽、喉咙刺痛肿胀，无法再发声。学校找了一个代课老师，结果没到一个月就离开了。
高祝琼不得不带着未痊愈的身体回到学校，不能教唱歌后她开始教语文，当起班主任。
在和平小学当了半年的班主任后，1960年，高祝琼被提拔到郫筒二小任教，教一二年级语文，兼班主任。
“当时的语文很多都是新东西，培训了半个月，专门学习拼音字母。”高祝琼学得快，上手也快，自己还创新了很多教学方法。钟蔓筠记得，小时候家里有一张长桌子，上面总是摆满了母亲手写的卡片，有的是字母有的是偏旁部首，飘着墨香。
“比如我要教提手旁，我就左手拿着提手旁的卡片，右手拿着一叠生字的右半部分，每翻一下就成一个汉字。”高祝琼像当初教学生一样比划着回忆，“比如提手旁和‘爪’组成抓，和‘圭’组成挂，你看，都是提手旁。”
在教室后面的角落，高祝琼还开辟了一个“学习园地”，有书，有学生的优秀作文，还有板报，学生们早晨来得早就爱蹲在里面看。
因为“负责，教得好”，家长们都爱把孩子往高祝琼班上送。有一年，学校收了三个智力低下的孩子，本来该一个班一个平均分开，但家长们就想高老师教。
“最后还是全都到我的班。”高祝瓊说，三个孩子有的是先天，有的是后天生了病造成智力低下，“但他们很安静很听话”。
“你对他们好，班里的孩子也不会歧视，都一起上课。”她说道。
1970年左右，高祝琼调任郫筒一小继续当班主任，直至1982年退休。
在其退休之前，二女儿钟蔓芸因为在公社上表现较好，被推荐到彭县师范学院，毕业之后在德源小学教书两年，最后到县教委工作。而小女儿钟蔓筠在母亲退休的次年“接班”，如今教龄甚至已经超过母亲。
在钟蔓筠退休之前，交接棒早已交到外孙女杨蕾（钟蔓芸的女儿）手上。
祖孙三代，分别见证了不同时期，新中国教育领域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同子母亲经历过的曲折，钟蔓筠在改革开放之初开始从教，当时对教师的学历要求更加严格。钟蔓筠高中毕业后，需要在教师进修学校培训后才能正式上岗。
1978-1984年是乡村教师政策的恢复调整期，聚焦规范农村教师的选拔和管理。这一时期，农村教育秩序逐渐得到调整和恢复，农村教师队伍的建设与管理走向规范，待遇和地位逐步得到提升，整体素质前一期间有很大的改善。
此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的颁布以及国家教师资格认定制度的实施，农村教师的“专业合格”受到重视。到了杨蕾这一代，随着社会多元化发展以及大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追寻高质量的教育，农村教师政策的价值取向逐渐转为促进农村教师“高素质发展”。
如今，高祝琼教课时的破旧平房，已变成窗明几净的教学楼，师资设备极大改善，但不变的是对教书育人的精神的传承。
“父母都是教师，其实对我当老师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我的母亲，她真的非常敬业。”钟蔓筠说，认真教书会有极大的成就感，自己今年53岁了，其实可以半退休状态，但还带着两个班，去年才辞去教研组长的工作。
跨越近一个世纪，如今退休了几十年的高視琼住进郫筒镇第二完小的家属楼里，一切又熟悉又陌生。楼道拐弯处那面墙只到腰间，从上面望出去是二小的操场。高祝琼说：“以前啊，二小没有这个操场，一堵围墙把学校和外面的田地全隔开。以前教室里学生很少，现在都挤满了。”她笑了笑，又补充道：“但是现在条件好了啊，都是电气化设备，我们用粉笔，灰大。”
像高祝琼这样的一群教师，被称为“新中国第一代乡村教师”，他们在农村学校从事教育工作且长期致力于农村教育事业。这些老教师始终坚守着教书育人的初心，在基层教育领域不断开拓，他们的精神，也得到了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