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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应对气候变化是中国国内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内在要求，事关国家安全。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新阶段，需要我们认真审视生态文明建设问题，高度重视气候安全。近期，本刊就这一重大问题采访了中国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郑国光。他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帮助我们认识和解读了当前面临的气候安全问题，用科学数据和事实，阐述了科学应对气候变化和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并提出了相应的举措建议。
郑国光，现任中国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江苏省涟水人，1982年2月获南京气象学院（现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探测专业学士学位，1984年7月获南京气象学院大气物理专业硕士学位，1994年7月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物理系理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国气象局总体规划研究设计室副主任、福建省气象局副局长（挂职）、中国气象局监测网络司司长，1999年8月任中国气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2007年3月任现职。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八届中纪委委员。还担任国家气候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大气污染防治部际协调小组成员、全球气候观测系统中国委员会（CGOS）主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协调联络办公室副主任、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兼职教授，联合国秘书长全球可持续性高级别小组成员，世界气象组织（WMO）中国常任代表、WMO执行理事会成员，国际地球观测组织（GEO）联合主席等。郑国光博士一直从事冰雹形成机理研究和人工影响天气等工作，目前为该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之一。
记者：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气候安全问题，并将其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应对气候变化既是我国现代化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又是当前发展中现实而紧迫的任务：既需要有中长期战略目标和规划，又需要有现实可操作的措施，开展实实在在的行动。您对此如何理解？
郑国光：气候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也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资源。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既是寻求和利用气候资源以满足发展需求的历史，也是抵御和抗争气候灾害以延续生存愿望的过程。受自然和人类活动的共同影响，全球正经历着以变暖为显著特征的气候变化，已经且仍将继续影响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防御极端气候灾害已经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共同挑战、拥有的重大共同利益，必须正视全球气候变化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粮食安全、水资源安全、生态安全、环境安全、能源安全和重大工程安全的重大影响。
党的十八大首次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全面系统阐述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实现途径，为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具有战略性、时代性、方向性、思想性和标志性的特征。2015年3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指出：生态文明建设，事关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对满足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新期待、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充分表达了党中央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同时体现了党中央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执政理念，体现了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科学发展理念，展现丫积极主动应对气候变化、为保护全球气候作贡献的鲜明态度。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新阶段，尤其需要我们认真审视生态文明建设问题，高度重视气候安全。
记者：作为气象局长和专家，您能不能给读者简要普及一下气候变化方面的相关知识？
郑国光：好的。我们一般所说的天气是指短时间（几分钟到几天）发生的气象现象，如雷雨、冰雹、台风、暴雨、寒潮、大风等。而气候是指一个地区在某段时间内所经历过的天气，是一段时间内天气的平均或统计状况，反映一个地区的冷、暖、干、湿等基本特征。它是大气圈、水圈、冰冻圈、岩石圈、生物圈等圈层相互作用的结果，是由大气环流、纬度、海拔高度、地表形态综合作用形成的。人类活动能改变气候，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正在引起全球气候变暖，土地利用的变化也可能导致一定区域内气候发生变化。
气候变化则是指气候平均值和气候离差值出现了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变化。平均值的升降，表明气候平均状态的变化；气候离差值增大，表明气候状态不稳定性增加，气候离差值越大，气候异常越明显。
引起气候变化的原因既有自然的，也有人为的。自然原因包括自然变率、太阳活动、火山活动、陆地及海洋的自然变化等；人为原因包括人类活动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气溶胶、土地利用和城市化等。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是国际上权威的气候变化领域学术评估组织，于1988年由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建立，其主要任务是组织学术团队评估气候变化科学认识、气候变化影响以及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选择。IPCC于1990年、1995年、2001年、2007年、2014年先后发布的五次评估报告，已成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依据。2014年发布的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给出了近年来气候变化最新研究进展。
科学研究和观测事实表明，近百年全球及我国气候变暖毋庸置疑。近130年来，全球地表平均温度上升了0.85℃。陆地增温高于海洋，高纬度地区高于中低纬度地区，冬季高于夏季，夜间高于白天。近60年来温度上升尤为显著，平均每10年升高0.12℃，几乎是1880年以来的两倍。2014年全球平均气温比常年高出0.57℃，为1880年有记录以来最暖的一年。我国气候变暖幅度明显高于全球。近60年来，全国地表平均温度升高1.38℃，平均每10年升高0.23℃.几乎为全球的两倍。其中，北方增温高于南方。本世纪前10年是近百年来最暖的10年。2014年我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0.5℃，为1961年以来第六暖年。2014年北京平均气温14.1℃，为连续第29个偏暖年。 IPCC评估报告还指出，人类活动是当今全球气候变暖的主因。20世纪中叶以来的全球气候变暖，人类活动的因素占一半以上。人类活动主要通过排放温室气体影响气候。自工业化以来，全球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亚氮等主要温室气体的浓度持续增加。2000至2010年是温室气体排放增长最多的十年，年均排放增速从2000年前的1.3%增长到2.2%。201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约49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其中11%来自能源部门、32%来自工业、14%来自交通、18%来自建筑、25%来自土地利用。2013年，全球大气中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亚氮浓度分别达到396ppm（百万分之一，即一百万个空气中分子含有396个二氧化碳分子）、1824ppb（十亿分之一，即十亿个空气中分子含有1824个甲烷分子）和325.9ppb，比工业化前增加42%、153%和21%。其中，化石燃料燃烧和工业过程排放的二氧化碳是全球温室气体增长的主要来源。
记者：那么气候变化已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郑国光：大量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对水资源、生态系统、粮食生产和人类健康等领域的影响都已得到证实。比如，全球地表平均温度每升高1℃，全球受水资源减少影响的人口将增加7%。部分生物物种的地理分布、季节性活动、迁徙模式等都发生了改变。陆地和淡水物种都面临更高的灭绝风险。气候变化对粮食产量的不利影响比有利影响更为显著。还有，气候变化导致更多的高温热浪，更容易形成重污染天气，一些流行性疾病的发生发展扩散与气候的关系部分得到了科学研究证实，这些都已造成人类健康出现不良状况，将加剧很多地区特别是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健康不良状况，包括死亡率的上升。
近年来，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繁发生。如2014年以来，巴西发生1930年以来最严重的干旱。这些都显示了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气候灾害可能加剧一些地区原有的冲突和压力，影响人口特别是贫困人口的生计，并使一些地区的暴力冲突加剧，从而进一步降低当地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适应能力。
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预计，未来全球气候仍将继续变暖。与1986至2005年相比，2016至2035年全球地表平均温度将可能升高0.3～0.7℃，到本世纪末将升高0.3～4.8℃，人为温室气体排放越多，增温幅度就越大，热浪、强降水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频率也将进一步增加。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全球降水将呈现“干者愈干、湿者愈湿”的趋势，与厄尔尼诺现象密切相关的区域降水变率可能增大；海平面将上升0.26～0.82米；每年9月份北极海冰面积将可能减少43%～94%，北半球春季积雪范围将可能减少7%～25%，全球冰川体积将可能减少15%～85%；海洋对碳的进一步吸收将加剧海洋酸化现象。随着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各类气候风险将显著增加。
从我国来看，气候变化也已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比如，我国降水分布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极端高温事件显著增加，气象灾害对我国造成的经济损失特别是对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也不断增多，水资源供需矛盾加大，生态系统功能退化，环境保护和建设面临巨大挑战，等等。
记者：为什么要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来认识呢？
郑国光：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4月5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和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既要重视传统安全，又要重视非传统安全。气候安全指的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不受气候系统变化威胁的状态。作为一种全新的非传统安全，它与防灾减灾和应对气候变化密切相关，是国家安全体系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和实现“中国梦”的基本保障。
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表现在诸多方面，包括沿岸洪灾造成人员伤亡；日益严重的城市内涝和小河流洪水；极端天气的增多；极端高温热浪，尤其对城区和农村贫困地区的影响加重；与气候变暖、干旱或洪涝有关的食品不安全事件；引起农业或经济损失的水资源短缺；对渔业和其他行业影响很大的海洋生态系统的损失或减少；陆地和内陆水生态系统的损失或破坏等。由此可见，气候变化必然会带来一系列安全威胁，也必然将对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等带来重大影响，气候安全问题已经现实地摆在了我们面前。
研究成果表明，未来气候变化可能导致更为广泛的影响和风险，降低长期风险必须强化减缓气候变化。未来如果全球升温幅度比工业化前高出1～2℃，全球面临的风险尚为可控；如果升温达到或超过4℃，将对地球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到本世纪末将升温控制在2℃以下，要求将温室气体浓度控制在450ppm二氧化碳当量；2030年全球排放量要限制在2010年排放水平，即50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2050年要在2010年基础上减少40%～70%。2050年，来自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等零碳或低碳能源供给占一次能源供给比重需达到2010年水平（约17%）的3～4倍。
目前，气候变化问题已由科学问题转化为政治、经济、军事、环境、外交、科技、文化等多学科领域交叉的综合性重大战略问题，归根结蒂在国际上讲是排放权、发展权、主导权、话语权问题，在国内就是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问题。
因此，需要我们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及早施策。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将利于保护人类健康、生态系统安全，维持自然资源、能源系统稳定性，统筹管理得当，可以实现气候变化与其他社会和环境问题的协同治理。
记者：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对我国来说面临哪些挑战？ 郑国光：我国人口众多，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阶段，发展水平低，技术设备相对陈旧落后，能耗高，人均排放低的优势正在逐渐丧失，处于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风口浪尖上，特别是气候变化外交谈判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
当前全球气候变化争论存在一些焦点问题，涉及历史责任、发展空间、资金与技术转让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上存在激烈交锋。欧美强调弱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分，转嫁减排和出资责任。而发展中国家利益取向多样化。我国和印度等坚持遵循公约原则、规定和框架，旗帜鲜明地反对建立新的体制取代公约。另一方面是对“自愿减排的贡献”认识上存在很大分歧。欧盟强调将“贡献”转化为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承诺。发展中国家主张“贡献”全面涵盖减缓、适应、资金、技术等要素，发达国家的“贡献”应包括减排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的内容。
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及减排温室气体给我国带来重大挑战。
—是能源消费结构的挑战。我国能源消费结构性问题突出，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约占70%，是少数几个以燃煤为主的国家之一，核电与可再生能源比例依然较低，仍然有很大的提高空间。2014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为42.6亿吨标准煤，比2013年增加2.2%。2014年进口原油3.08亿吨，比上年增长9.5%，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和消费国。2000至2014年我国能源消费增长184%，2014年煤炭产量达到38.7亿吨，超过科学产能的供应能力。
二是能源增长方式的挑战。我国人均资源储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能源资源约束强化，对外依存度上升，当前的能源增长方式难以为继。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只占世界生产总值的9%，但却消耗了世界能源消费总量的20%左右。2014年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达到59.6%，逼近61%的红线，煤炭对外依存度为7.0%。由于我国的资源禀赋结构、刚性增长的能源需求和粗放的发展模式，以及固化的能源格局，形成了我国高碳能源体系。即使结合经济发展新常态分析，预计2020、2030年能源需求也将达到50亿吨和58亿吨标准煤左右，二氧化碳排放将达到100亿吨和107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左右。
三是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挑战。我国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比重过大，资源能源消耗及浪费严重，单位产量能耗过大。目前我国产业结构中第一、第二产业比重偏高，第三产业比重明显偏低，而且内部结构不合理、效益偏低。我国单位GDP的能耗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6倍，甚至是印度的2.8倍。这种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如果不进行调整，过剩产能如果不进行控制，单位GDP能耗如果不下降，我国温室气体减排将举步维艰，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的压力难以化解。
记者：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维护国家安全，我们需要怎样的立场。采取怎样的行动？
郑国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要求我们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认识和把握气候规律，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气候环境，科学应对气候变化。从人类发展的历史背景看，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对传统工业文明带来的生态环境危机特别是气候危机深刻反思的结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面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新阶段，需要高度重视气候安全问题。
应对气候变化绝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气候承载能力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有着多层次、全方位的影响。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中，需要我们不断提升对气候规律的认识水平和把握能力，坚持趋利避害并举、适应和减缓并重，以气候承载力为基础，主动顺应气候规律，合理开发和保护气候资源。科学应对气候变化，大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科学有效防御气候灾害，着力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障气候安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应对气候变化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辅相成。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绿色发展和低碳发展的道路，可实现经济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双赢。节约能源、优化能源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低碳发展道路，既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突破资源环境的瓶颈性制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两者具有协同效应。在气候变化等内外环境条件下，不可能也不允许我们采取高排放、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耗竭的发展方式，气候变化作为一种杠杆，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特征。使我围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面临着比发达国家更严峻的挑战，也存在向低碳经济转型的新机遇。走向生态文明新日寸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我们要科学认识气候规律，高度重视气候安全，强化风险管理，增强应对气候灾害风险的能力，按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科学开发和合理利用气候资源，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而和全过程，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
科学认知气候变化，高度重视气候安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全社会动员起来，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郑国光，现任中国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江苏省涟水人，1982年2月获南京气象学院（现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探测专业学士学位，1984年7月获南京气象学院大气物理专业硕士学位，1994年7月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物理系理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国气象局总体规划研究设计室副主任、福建省气象局副局长（挂职）、中国气象局监测网络司司长，1999年8月任中国气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2007年3月任现职。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八届中纪委委员。还担任国家气候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大气污染防治部际协调小组成员、全球气候观测系统中国委员会（CGOS）主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协调联络办公室副主任、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兼职教授，联合国秘书长全球可持续性高级别小组成员，世界气象组织（WMO）中国常任代表、WMO执行理事会成员，国际地球观测组织（GEO）联合主席等。郑国光博士一直从事冰雹形成机理研究和人工影响天气等工作，目前为该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之一。
记者：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气候安全问题，并将其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应对气候变化既是我国现代化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又是当前发展中现实而紧迫的任务：既需要有中长期战略目标和规划，又需要有现实可操作的措施，开展实实在在的行动。您对此如何理解？
郑国光：气候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也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资源。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既是寻求和利用气候资源以满足发展需求的历史，也是抵御和抗争气候灾害以延续生存愿望的过程。受自然和人类活动的共同影响，全球正经历着以变暖为显著特征的气候变化，已经且仍将继续影响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防御极端气候灾害已经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共同挑战、拥有的重大共同利益，必须正视全球气候变化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粮食安全、水资源安全、生态安全、环境安全、能源安全和重大工程安全的重大影响。
党的十八大首次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全面系统阐述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实现途径，为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具有战略性、时代性、方向性、思想性和标志性的特征。2015年3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指出：生态文明建设，事关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对满足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新期待、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充分表达了党中央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同时体现了党中央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执政理念，体现了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科学发展理念，展现丫积极主动应对气候变化、为保护全球气候作贡献的鲜明态度。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新阶段，尤其需要我们认真审视生态文明建设问题，高度重视气候安全。
记者：作为气象局长和专家，您能不能给读者简要普及一下气候变化方面的相关知识？
郑国光：好的。我们一般所说的天气是指短时间（几分钟到几天）发生的气象现象，如雷雨、冰雹、台风、暴雨、寒潮、大风等。而气候是指一个地区在某段时间内所经历过的天气，是一段时间内天气的平均或统计状况，反映一个地区的冷、暖、干、湿等基本特征。它是大气圈、水圈、冰冻圈、岩石圈、生物圈等圈层相互作用的结果，是由大气环流、纬度、海拔高度、地表形态综合作用形成的。人类活动能改变气候，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正在引起全球气候变暖，土地利用的变化也可能导致一定区域内气候发生变化。
气候变化则是指气候平均值和气候离差值出现了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变化。平均值的升降，表明气候平均状态的变化；气候离差值增大，表明气候状态不稳定性增加，气候离差值越大，气候异常越明显。
引起气候变化的原因既有自然的，也有人为的。自然原因包括自然变率、太阳活动、火山活动、陆地及海洋的自然变化等；人为原因包括人类活动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气溶胶、土地利用和城市化等。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是国际上权威的气候变化领域学术评估组织，于1988年由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建立，其主要任务是组织学术团队评估气候变化科学认识、气候变化影响以及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选择。IPCC于1990年、1995年、2001年、2007年、2014年先后发布的五次评估报告，已成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依据。2014年发布的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给出了近年来气候变化最新研究进展。
科学研究和观测事实表明，近百年全球及我国气候变暖毋庸置疑。近130年来，全球地表平均温度上升了0.85℃。陆地增温高于海洋，高纬度地区高于中低纬度地区，冬季高于夏季，夜间高于白天。近60年来温度上升尤为显著，平均每10年升高0.12℃，几乎是1880年以来的两倍。2014年全球平均气温比常年高出0.57℃，为1880年有记录以来最暖的一年。我国气候变暖幅度明显高于全球。近60年来，全国地表平均温度升高1.38℃，平均每10年升高0.23℃.几乎为全球的两倍。其中，北方增温高于南方。本世纪前10年是近百年来最暖的10年。2014年我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0.5℃，为1961年以来第六暖年。2014年北京平均气温14.1℃，为连续第29个偏暖年。 IPCC评估报告还指出，人类活动是当今全球气候变暖的主因。20世纪中叶以来的全球气候变暖，人类活动的因素占一半以上。人类活动主要通过排放温室气体影响气候。自工业化以来，全球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亚氮等主要温室气体的浓度持续增加。2000至2010年是温室气体排放增长最多的十年，年均排放增速从2000年前的1.3%增长到2.2%。201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约49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其中11%来自能源部门、32%来自工业、14%来自交通、18%来自建筑、25%来自土地利用。2013年，全球大气中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亚氮浓度分别达到396ppm（百万分之一，即一百万个空气中分子含有396个二氧化碳分子）、1824ppb（十亿分之一，即十亿个空气中分子含有1824个甲烷分子）和325.9ppb，比工业化前增加42%、153%和21%。其中，化石燃料燃烧和工业过程排放的二氧化碳是全球温室气体增长的主要来源。
记者：那么气候变化已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郑国光：大量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对水资源、生态系统、粮食生产和人类健康等领域的影响都已得到证实。比如，全球地表平均温度每升高1℃，全球受水资源减少影响的人口将增加7%。部分生物物种的地理分布、季节性活动、迁徙模式等都发生了改变。陆地和淡水物种都面临更高的灭绝风险。气候变化对粮食产量的不利影响比有利影响更为显著。还有，气候变化导致更多的高温热浪，更容易形成重污染天气，一些流行性疾病的发生发展扩散与气候的关系部分得到了科学研究证实，这些都已造成人类健康出现不良状况，将加剧很多地区特别是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健康不良状况，包括死亡率的上升。
近年来，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繁发生。如2014年以来，巴西发生1930年以来最严重的干旱。这些都显示了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气候灾害可能加剧一些地区原有的冲突和压力，影响人口特别是贫困人口的生计，并使一些地区的暴力冲突加剧，从而进一步降低当地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适应能力。
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预计，未来全球气候仍将继续变暖。与1986至2005年相比，2016至2035年全球地表平均温度将可能升高0.3～0.7℃，到本世纪末将升高0.3～4.8℃，人为温室气体排放越多，增温幅度就越大，热浪、强降水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频率也将进一步增加。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全球降水将呈现“干者愈干、湿者愈湿”的趋势，与厄尔尼诺现象密切相关的区域降水变率可能增大；海平面将上升0.26～0.82米；每年9月份北极海冰面积将可能减少43%～94%，北半球春季积雪范围将可能减少7%～25%，全球冰川体积将可能减少15%～85%；海洋对碳的进一步吸收将加剧海洋酸化现象。随着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各类气候风险将显著增加。
从我国来看，气候变化也已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比如，我国降水分布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极端高温事件显著增加，气象灾害对我国造成的经济损失特别是对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也不断增多，水资源供需矛盾加大，生态系统功能退化，环境保护和建设面临巨大挑战，等等。
记者：为什么要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来认识呢？
郑国光：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4月5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和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既要重视传统安全，又要重视非传统安全。气候安全指的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不受气候系统变化威胁的状态。作为一种全新的非传统安全，它与防灾减灾和应对气候变化密切相关，是国家安全体系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和实现“中国梦”的基本保障。
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表现在诸多方面，包括沿岸洪灾造成人员伤亡；日益严重的城市内涝和小河流洪水；极端天气的增多；极端高温热浪，尤其对城区和农村贫困地区的影响加重；与气候变暖、干旱或洪涝有关的食品不安全事件；引起农业或经济损失的水资源短缺；对渔业和其他行业影响很大的海洋生态系统的损失或减少；陆地和内陆水生态系统的损失或破坏等。由此可见，气候变化必然会带来一系列安全威胁，也必然将对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等带来重大影响，气候安全问题已经现实地摆在了我们面前。
研究成果表明，未来气候变化可能导致更为广泛的影响和风险，降低长期风险必须强化减缓气候变化。未来如果全球升温幅度比工业化前高出1～2℃，全球面临的风险尚为可控；如果升温达到或超过4℃，将对地球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到本世纪末将升温控制在2℃以下，要求将温室气体浓度控制在450ppm二氧化碳当量；2030年全球排放量要限制在2010年排放水平，即50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2050年要在2010年基础上减少40%～70%。2050年，来自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等零碳或低碳能源供给占一次能源供给比重需达到2010年水平（约17%）的3～4倍。
目前，气候变化问题已由科学问题转化为政治、经济、军事、环境、外交、科技、文化等多学科领域交叉的综合性重大战略问题，归根结蒂在国际上讲是排放权、发展权、主导权、话语权问题，在国内就是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问题。
因此，需要我们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及早施策。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将利于保护人类健康、生态系统安全，维持自然资源、能源系统稳定性，统筹管理得当，可以实现气候变化与其他社会和环境问题的协同治理。
记者：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对我国来说面临哪些挑战？ 郑国光：我国人口众多，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阶段，发展水平低，技术设备相对陈旧落后，能耗高，人均排放低的优势正在逐渐丧失，处于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风口浪尖上，特别是气候变化外交谈判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
当前全球气候变化争论存在一些焦点问题，涉及历史责任、发展空间、资金与技术转让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上存在激烈交锋。欧美强调弱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分，转嫁减排和出资责任。而发展中国家利益取向多样化。我国和印度等坚持遵循公约原则、规定和框架，旗帜鲜明地反对建立新的体制取代公约。另一方面是对“自愿减排的贡献”认识上存在很大分歧。欧盟强调将“贡献”转化为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承诺。发展中国家主张“贡献”全面涵盖减缓、适应、资金、技术等要素，发达国家的“贡献”应包括减排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的内容。
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及减排温室气体给我国带来重大挑战。
—是能源消费结构的挑战。我国能源消费结构性问题突出，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约占70%，是少数几个以燃煤为主的国家之一，核电与可再生能源比例依然较低，仍然有很大的提高空间。2014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为42.6亿吨标准煤，比2013年增加2.2%。2014年进口原油3.08亿吨，比上年增长9.5%，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和消费国。2000至2014年我国能源消费增长184%，2014年煤炭产量达到38.7亿吨，超过科学产能的供应能力。
二是能源增长方式的挑战。我国人均资源储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能源资源约束强化，对外依存度上升，当前的能源增长方式难以为继。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只占世界生产总值的9%，但却消耗了世界能源消费总量的20%左右。2014年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达到59.6%，逼近61%的红线，煤炭对外依存度为7.0%。由于我国的资源禀赋结构、刚性增长的能源需求和粗放的发展模式，以及固化的能源格局，形成了我国高碳能源体系。即使结合经济发展新常态分析，预计2020、2030年能源需求也将达到50亿吨和58亿吨标准煤左右，二氧化碳排放将达到100亿吨和107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左右。
三是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挑战。我国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比重过大，资源能源消耗及浪费严重，单位产量能耗过大。目前我国产业结构中第一、第二产业比重偏高，第三产业比重明显偏低，而且内部结构不合理、效益偏低。我国单位GDP的能耗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6倍，甚至是印度的2.8倍。这种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如果不进行调整，过剩产能如果不进行控制，单位GDP能耗如果不下降，我国温室气体减排将举步维艰，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的压力难以化解。
记者：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维护国家安全，我们需要怎样的立场。采取怎样的行动？
郑国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要求我们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认识和把握气候规律，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气候环境，科学应对气候变化。从人类发展的历史背景看，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对传统工业文明带来的生态环境危机特别是气候危机深刻反思的结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面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新阶段，需要高度重视气候安全问题。
应对气候变化绝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气候承载能力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有着多层次、全方位的影响。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中，需要我们不断提升对气候规律的认识水平和把握能力，坚持趋利避害并举、适应和减缓并重，以气候承载力为基础，主动顺应气候规律，合理开发和保护气候资源。科学应对气候变化，大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科学有效防御气候灾害，着力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障气候安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应对气候变化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辅相成。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绿色发展和低碳发展的道路，可实现经济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双赢。节约能源、优化能源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低碳发展道路，既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突破资源环境的瓶颈性制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两者具有协同效应。在气候变化等内外环境条件下，不可能也不允许我们采取高排放、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耗竭的发展方式，气候变化作为一种杠杆，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特征。使我围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面临着比发达国家更严峻的挑战，也存在向低碳经济转型的新机遇。走向生态文明新日寸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我们要科学认识气候规律，高度重视气候安全，强化风险管理，增强应对气候灾害风险的能力，按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科学开发和合理利用气候资源，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而和全过程，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
科学认知气候变化，高度重视气候安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全社会动员起来，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