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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幸福异化”就是将幸福的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将人类社会活动的目的与手段颠倒过来，割裂幸福的本意并扭曲幸福的本质，致使幸福的重心错位和价值失衡，最终将幸福变成不幸。幸福异化的原因归根到底是劳动的异化。要走出幸福异化的困境，必须尊重人的主体地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扬弃劳动异化，实现人的自由自觉劳动；注重人际关系，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
关键词：幸福；幸福异化；异化劳动；人的全面发展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7-0051-0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解读”（14BKS05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曹凤珍（1985-），女，河北唐山人，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幸福哲学。一、幸福异化概念的界定
要探讨和界定“幸福异化”，首先必须厘清“异化”概念。 “异化”一词源自拉丁文，有转让、疏远、脱离、出卖、受异己力量统治、受别人支配等意。在哲学上“异化”泛指主体发展到一定阶段，分裂出自己的对立面，变为与主体相对立的异己力量。也就是说，“异化”表明一种对立的社会关系或社会状态，是主体的生产及其生产的产品反过来统治主体的一种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使人丧失能动性，使人的个性片面甚至畸形发展，从而给人的生活带来灾难或破坏性的影响。例如：“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1]51人为了得到精神上的快乐与安慰而创设出宗教与上帝，结果人失去了创造者的地位反倒成为上帝的奴仆；科学家为造福人类而发现原子能和核能，但最后导致原子弹和氢弹出现而威胁人类生存，如此等等。概言之，“异化”就是由主体产生出来的客体总是作为主体的对立面，成为一种外在的异己力量而反对和支配主体本身。
其实，异化现象并不神秘。尤其当人自觉而有目的地进行活动时，总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人预料和控制之外且凌驾于社会生活之上的敌对力量，这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现象就是异化现象。幸福是人类永恒的终极目标，所以追求幸福是全人类最大的愿望和永恒课题。那么，在人类追求幸福的社会活动中未免也会出现异化现象，我们称其为“幸福异化”。所谓“幸福异化”也就是将幸福的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将人类社会活动的目的与手段颠倒过来，割裂幸福的本意并扭曲幸福的本质，致使幸福的重心错位和价值失衡，最终将幸福变成不幸。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就人与自然关系而言，“幸福异化”表现为根基与工具的异化。自然是人类生命存在和本质力量展现的根基，也是人类实践得以进行的唯一环境。因此，损害自然生态也即动摇人类生活的根基，毁坏人类实践的前提条件。异化的幸福观决不认同这一前提，它始终把自然当作满足主体欲望的工具，从而孕育着人类的生活根基向工具理性异化。然而，主体的欲望却是一个无底深渊的需求，拥有着满足的不可能性。恰如莱易斯所说：“根植于人类的社会本质中的不满足的欲望，意味着征服自然也没有一定的目标，也没有内在的终点。”[2]也就是说，无论物质财富多么丰富都不可能满足主体的贪欲，所以，人们只有通过无限度地开发、耗费自然资源，使得主体占有更多的物质财富来满足其暂时的心理平衡。其后果是导致大气污染、水资源枯竭、土地和森林大面积流失等多方面生态问题，致使人们离自然界越来越远，凸显人与自然界的严重对立。
其二，就人与社会关系而言，“幸福异化”表现为目的与手段的异化。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因此，劳动创造了人，创造了人类社会，创造了人类社会的一切。但是，由于异化的存在，“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1]55可见，异化不仅把人降低为动物，同时还使人被物所役而成为物的奴隶，所以人只有在对物的消费中才能找到幸福的感觉。因此，对物的消费原本是人获得幸福的手段，却因异化的存在而变成了幸福本身。于是，从根本上扭曲幸福的本质并造成文化价值观的错位：衡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与社会价值不是看他对社会的贡献，而是看他吃什么、穿什么，甚至看他居住什么。
其三，就人与自身关系而言，“幸福异化”表现为个人生存意义异化。人是一种高于动物的特殊存在，这种特殊存在表明人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生命存在，更重要的是人会超越生命存在而不断追求理想世界以实现自我人生意义。马克思曾指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3]可见，人生的意义在于通过自由自觉的活动而实现人自身的全面发展，这也是人类的幸福要达到的终极境界。但异化的幸福观却主张个体到物质幸福中寻找人生意义，从而将幸福的标准定位于“个人所拥有的物质财富的多少”。除此之外，再也没有的别的东西可称为幸福了。然而，单纯的物质幸福毕竟无法承载全部人生的幸福意义。现代人虽然在物质生活上丰裕惬意了，但在精神生活上却更加焦虑、痛苦、压抑和忧郁。
二、幸福异化原因的揭示
揭示幸福异化的原因对于深入理解人们的社会生活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幸福总是人的幸福，人是幸福的主体，离开人谈幸福，没有任何意义。因此，说到底幸福异化就是人的异化。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异化归根到底是劳动的异化，这是人的一切异化的基础。据此而论，幸福异化的原因归根到底也是劳动的异化。显然，异化劳动理论在幸福异化中扮演着基础性的、核心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集中论述了异化劳动问题，并从四个方面作了说明：
第一，物的异化：工人同劳动产品相异化。马克思从经济事实出发指出，物的世界越是在增值，人的世界越是在贬值。“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1]52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成为廉价的商品。马克思承认，劳动作为一种物质生产活动，是一个对象化的过程。但是，在异化劳动中，劳动的对象化却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1]54这就使工人同他自己生产的劳动产品相异化。 第二，自我异化：工人同劳动过程相异化。马克思指出，劳动作为人的本质，应该是自由自觉的、能动创造的活动。但是，在异化劳动中，劳动不是内在的，而是外在的。“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1]54因此，劳动不是自愿的，而是强迫的；不是自身的需要，而是谋生的手段。“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1]55此外，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他也不是自己的，而是属于别人。“这是不依赖于他、不属于他、转过来反对他自身的活动。”[1]5556
第三，类本质异化：工人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在这里，马克思借用费尔巴哈哲学术语——“类存在物” “类生活” “类本质”等——来说明人的本质。当然，马克思是用生产活动来解释人的类本质，赋予费尔巴哈哲学术语新的内涵。马克思指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1]57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人与动物的生命活动的直接区别在于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所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1]57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生产活动才是自由活动。但是，“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即他的现实的类对象性，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变成缺点，因为从人那里夺走了他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1]58因此，异化劳动把人的类本质和类生活变成紧紧维持自己肉体生存的手段。
第四，直接结果：人与人相异化。上述三种异化劳动表现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劳动产品是异己的，生产活动是异己的，人的类本质也是异己的，那么，上述所有的异己的东西到底属于谁呢？它们既不属于神，也不属于自然界，而只能属于另一个有别于工人的他人。因此，劳动和劳动产品所归属的那个异己的存在物，“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只有人自身才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1]60因为，“人对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对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1]60由此可见，马克思是把人与人的异化，看作是异化劳动中的最根本的、总体层面的异化。他还指出：“在实践的、现实的世界中，自我异化只有通过对他人的实践的、现实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1]60这就更加充分地表明人与人的异化是物的异化、自我异化和类本质异化的直接结果。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的四个方面是紧密相连的，且存在一定的内在逻辑关系。可以说，所有形式的异化都源起“工人与劳动产品的异化”这一基本经济事实。工人对其劳动成果占有权的丧失导致劳动过程的异化，劳动过程的异化又导致类同人相异化，在此基础上最终导致人与人相异化，人与人异化的直接反映必然是幸福异化。虽然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是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之所在，但同时它也为全人类幸福指明了一条道路——劳动解放。因此，异化劳动理论仍然是我们重新审视一切异化现象的重要理论武器，是揭示幸福异化的原因之所在的根本依据。
三、走出幸福异化的困境
从马克思理论角度看，私有制是异化劳动和一切异化现象的根源，异化产生于社会分工和私有制。其中，资本、雇佣劳动和剩余价值是异化劳动的外在表现形式，商品、货币和市场是异化劳动的必备条件。当前，市场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一种趋势，而异化劳动是市场经济出现的必然产物，在现阶段条件下，异化现象不可能完全消除，幸福异化也在所难免。因此，运用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更加科学地分析和认识幸福异化现象，不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而且在现实层面也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那么，如何才能更好地消除人的自我异化，走出人类幸福异化的困境？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1]81就此而言，只有当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直至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会自由、平等，劳动才是主体自由自觉的活动，整个社会才能实现高度的和谐统一。也就是说，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人的异化才能彻底消除，人类的幸福才能彻底实现。然而，不容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是人类要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所以，从根本上讲，幸福异化现象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存在。显然，摆脱幸福异化的困境是人类面临的长久性课题。那么，如何走出幸福异化的困境呢？笔者认为：
其一，尊重人的主体地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是自然的改造者和历史的创造者，因此，无论社会发展到何种地步何种阶段，人的主体地位都不容忽视并应该得到尊重。尊重人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尊重人的主体价值。人应该是生活的主宰者，劳动仅仅是生活的手段，因此，人在劳动中应该真正地占有自己的本质，不是否定自己而是肯定自己，不是感到不幸而是感到幸福。其次，发挥人的主体作用。人是劳动的主人，而人自身往往蕴含着巨大的潜能，所以人真正的幸福就是在劳动中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正如马尔库塞所言：“潜能的实现意味着有不同的生理、心理特点的个体充分发挥他自己，成为一个独特的、唯一的、与他人有着种种区别的人，他感到自己就是自我行动的主体。”[4]可见，主体的能力直接影响着主体的对象。“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毫无意义，不是对象。”[1]87最后，保证人的全面发展。人是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实现人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的全面满足。这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因为“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1]58就此而言，人的真正幸福就是人的全面发展。 其二，扬弃劳动异化，实现人的自由自觉劳动。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人类的劳动史，劳动是一切社会关系生成的基础。异化劳动是隐藏在物化对象中的人的生命活动与自身的分裂、人的类本质与自身的分裂、人的社会关系与自身的分裂，因此，异化劳动造成人的奴役、强制、不自由和片面畸形发展。人类发展在一定历史阶段不得不采取异化的形式，但同时它也为人的解放和劳动异化的扬弃准备了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讲，自我异化与异化的扬弃走同一条道路。而共产主义是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标志着人向人的本质的复归。在那里，人将摆脱一切形式的人对物的依赖，劳动也不再成为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而是变为人之为人的最后依据即人的本质——自由自觉的劳动。在这种意义上，劳动真正成为自我的存在形式和生活方式，每个人都能通过劳动真正实现自我并获得幸福。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属性，“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58由此可见，自由自觉的劳动既是人为求得生存的本能需要，又是作为实现人的幸福的理想追求。
其三，注重人际关系，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中蕴含的和谐思想为走出幸福异化的困境提供了一种和谐思维。这种和谐思维是一种系统性思维、实践性思维，运用和谐思维形成和谐意识，注重和谐关系形成和谐社会，对走出幸福异化的困境不仅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理论上，和谐思维可以使我们对幸福的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关系进行更加深刻的认识；在现实上，和谐思维能够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人与人的和谐共处、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存。因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5]所以，和谐的社会关系是人类追求幸福的重要保证。正如马克思所构想的：“未来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也就是说，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异化将被彻底消除，每个人将得到自由和谐发展，从而实现全人类伟大幸福的终极目标。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William Leiss. The Limits to Satisfaction[M].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6∶38.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6.
[4]张璐.弗洛姆的人性异化理论与人的全面发展[J].国外理论动态，2009，（8）.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1.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
【责任编辑：宇辉】
关键词：幸福；幸福异化；异化劳动；人的全面发展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7-0051-0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解读”（14BKS05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曹凤珍（1985-），女，河北唐山人，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幸福哲学。一、幸福异化概念的界定
要探讨和界定“幸福异化”，首先必须厘清“异化”概念。 “异化”一词源自拉丁文，有转让、疏远、脱离、出卖、受异己力量统治、受别人支配等意。在哲学上“异化”泛指主体发展到一定阶段，分裂出自己的对立面，变为与主体相对立的异己力量。也就是说，“异化”表明一种对立的社会关系或社会状态，是主体的生产及其生产的产品反过来统治主体的一种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使人丧失能动性，使人的个性片面甚至畸形发展，从而给人的生活带来灾难或破坏性的影响。例如：“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1]51人为了得到精神上的快乐与安慰而创设出宗教与上帝，结果人失去了创造者的地位反倒成为上帝的奴仆；科学家为造福人类而发现原子能和核能，但最后导致原子弹和氢弹出现而威胁人类生存，如此等等。概言之，“异化”就是由主体产生出来的客体总是作为主体的对立面，成为一种外在的异己力量而反对和支配主体本身。
其实，异化现象并不神秘。尤其当人自觉而有目的地进行活动时，总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人预料和控制之外且凌驾于社会生活之上的敌对力量，这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现象就是异化现象。幸福是人类永恒的终极目标，所以追求幸福是全人类最大的愿望和永恒课题。那么，在人类追求幸福的社会活动中未免也会出现异化现象，我们称其为“幸福异化”。所谓“幸福异化”也就是将幸福的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将人类社会活动的目的与手段颠倒过来，割裂幸福的本意并扭曲幸福的本质，致使幸福的重心错位和价值失衡，最终将幸福变成不幸。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就人与自然关系而言，“幸福异化”表现为根基与工具的异化。自然是人类生命存在和本质力量展现的根基，也是人类实践得以进行的唯一环境。因此，损害自然生态也即动摇人类生活的根基，毁坏人类实践的前提条件。异化的幸福观决不认同这一前提，它始终把自然当作满足主体欲望的工具，从而孕育着人类的生活根基向工具理性异化。然而，主体的欲望却是一个无底深渊的需求，拥有着满足的不可能性。恰如莱易斯所说：“根植于人类的社会本质中的不满足的欲望，意味着征服自然也没有一定的目标，也没有内在的终点。”[2]也就是说，无论物质财富多么丰富都不可能满足主体的贪欲，所以，人们只有通过无限度地开发、耗费自然资源，使得主体占有更多的物质财富来满足其暂时的心理平衡。其后果是导致大气污染、水资源枯竭、土地和森林大面积流失等多方面生态问题，致使人们离自然界越来越远，凸显人与自然界的严重对立。
其二，就人与社会关系而言，“幸福异化”表现为目的与手段的异化。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因此，劳动创造了人，创造了人类社会，创造了人类社会的一切。但是，由于异化的存在，“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1]55可见，异化不仅把人降低为动物，同时还使人被物所役而成为物的奴隶，所以人只有在对物的消费中才能找到幸福的感觉。因此，对物的消费原本是人获得幸福的手段，却因异化的存在而变成了幸福本身。于是，从根本上扭曲幸福的本质并造成文化价值观的错位：衡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与社会价值不是看他对社会的贡献，而是看他吃什么、穿什么，甚至看他居住什么。
其三，就人与自身关系而言，“幸福异化”表现为个人生存意义异化。人是一种高于动物的特殊存在，这种特殊存在表明人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生命存在，更重要的是人会超越生命存在而不断追求理想世界以实现自我人生意义。马克思曾指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3]可见，人生的意义在于通过自由自觉的活动而实现人自身的全面发展，这也是人类的幸福要达到的终极境界。但异化的幸福观却主张个体到物质幸福中寻找人生意义，从而将幸福的标准定位于“个人所拥有的物质财富的多少”。除此之外，再也没有的别的东西可称为幸福了。然而，单纯的物质幸福毕竟无法承载全部人生的幸福意义。现代人虽然在物质生活上丰裕惬意了，但在精神生活上却更加焦虑、痛苦、压抑和忧郁。
二、幸福异化原因的揭示
揭示幸福异化的原因对于深入理解人们的社会生活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幸福总是人的幸福，人是幸福的主体，离开人谈幸福，没有任何意义。因此，说到底幸福异化就是人的异化。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异化归根到底是劳动的异化，这是人的一切异化的基础。据此而论，幸福异化的原因归根到底也是劳动的异化。显然，异化劳动理论在幸福异化中扮演着基础性的、核心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集中论述了异化劳动问题，并从四个方面作了说明：
第一，物的异化：工人同劳动产品相异化。马克思从经济事实出发指出，物的世界越是在增值，人的世界越是在贬值。“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1]52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成为廉价的商品。马克思承认，劳动作为一种物质生产活动，是一个对象化的过程。但是，在异化劳动中，劳动的对象化却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1]54这就使工人同他自己生产的劳动产品相异化。 第二，自我异化：工人同劳动过程相异化。马克思指出，劳动作为人的本质，应该是自由自觉的、能动创造的活动。但是，在异化劳动中，劳动不是内在的，而是外在的。“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1]54因此，劳动不是自愿的，而是强迫的；不是自身的需要，而是谋生的手段。“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1]55此外，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他也不是自己的，而是属于别人。“这是不依赖于他、不属于他、转过来反对他自身的活动。”[1]5556
第三，类本质异化：工人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在这里，马克思借用费尔巴哈哲学术语——“类存在物” “类生活” “类本质”等——来说明人的本质。当然，马克思是用生产活动来解释人的类本质，赋予费尔巴哈哲学术语新的内涵。马克思指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1]57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人与动物的生命活动的直接区别在于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所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1]57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生产活动才是自由活动。但是，“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即他的现实的类对象性，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变成缺点，因为从人那里夺走了他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1]58因此，异化劳动把人的类本质和类生活变成紧紧维持自己肉体生存的手段。
第四，直接结果：人与人相异化。上述三种异化劳动表现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劳动产品是异己的，生产活动是异己的，人的类本质也是异己的，那么，上述所有的异己的东西到底属于谁呢？它们既不属于神，也不属于自然界，而只能属于另一个有别于工人的他人。因此，劳动和劳动产品所归属的那个异己的存在物，“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只有人自身才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1]60因为，“人对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对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1]60由此可见，马克思是把人与人的异化，看作是异化劳动中的最根本的、总体层面的异化。他还指出：“在实践的、现实的世界中，自我异化只有通过对他人的实践的、现实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1]60这就更加充分地表明人与人的异化是物的异化、自我异化和类本质异化的直接结果。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的四个方面是紧密相连的，且存在一定的内在逻辑关系。可以说，所有形式的异化都源起“工人与劳动产品的异化”这一基本经济事实。工人对其劳动成果占有权的丧失导致劳动过程的异化，劳动过程的异化又导致类同人相异化，在此基础上最终导致人与人相异化，人与人异化的直接反映必然是幸福异化。虽然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是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之所在，但同时它也为全人类幸福指明了一条道路——劳动解放。因此，异化劳动理论仍然是我们重新审视一切异化现象的重要理论武器，是揭示幸福异化的原因之所在的根本依据。
三、走出幸福异化的困境
从马克思理论角度看，私有制是异化劳动和一切异化现象的根源，异化产生于社会分工和私有制。其中，资本、雇佣劳动和剩余价值是异化劳动的外在表现形式，商品、货币和市场是异化劳动的必备条件。当前，市场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一种趋势，而异化劳动是市场经济出现的必然产物，在现阶段条件下，异化现象不可能完全消除，幸福异化也在所难免。因此，运用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更加科学地分析和认识幸福异化现象，不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而且在现实层面也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那么，如何才能更好地消除人的自我异化，走出人类幸福异化的困境？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1]81就此而言，只有当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直至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会自由、平等，劳动才是主体自由自觉的活动，整个社会才能实现高度的和谐统一。也就是说，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人的异化才能彻底消除，人类的幸福才能彻底实现。然而，不容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是人类要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所以，从根本上讲，幸福异化现象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存在。显然，摆脱幸福异化的困境是人类面临的长久性课题。那么，如何走出幸福异化的困境呢？笔者认为：
其一，尊重人的主体地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是自然的改造者和历史的创造者，因此，无论社会发展到何种地步何种阶段，人的主体地位都不容忽视并应该得到尊重。尊重人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尊重人的主体价值。人应该是生活的主宰者，劳动仅仅是生活的手段，因此，人在劳动中应该真正地占有自己的本质，不是否定自己而是肯定自己，不是感到不幸而是感到幸福。其次，发挥人的主体作用。人是劳动的主人，而人自身往往蕴含着巨大的潜能，所以人真正的幸福就是在劳动中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正如马尔库塞所言：“潜能的实现意味着有不同的生理、心理特点的个体充分发挥他自己，成为一个独特的、唯一的、与他人有着种种区别的人，他感到自己就是自我行动的主体。”[4]可见，主体的能力直接影响着主体的对象。“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毫无意义，不是对象。”[1]87最后，保证人的全面发展。人是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实现人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的全面满足。这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因为“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1]58就此而言，人的真正幸福就是人的全面发展。 其二，扬弃劳动异化，实现人的自由自觉劳动。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人类的劳动史，劳动是一切社会关系生成的基础。异化劳动是隐藏在物化对象中的人的生命活动与自身的分裂、人的类本质与自身的分裂、人的社会关系与自身的分裂，因此，异化劳动造成人的奴役、强制、不自由和片面畸形发展。人类发展在一定历史阶段不得不采取异化的形式，但同时它也为人的解放和劳动异化的扬弃准备了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讲，自我异化与异化的扬弃走同一条道路。而共产主义是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标志着人向人的本质的复归。在那里，人将摆脱一切形式的人对物的依赖，劳动也不再成为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而是变为人之为人的最后依据即人的本质——自由自觉的劳动。在这种意义上，劳动真正成为自我的存在形式和生活方式，每个人都能通过劳动真正实现自我并获得幸福。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属性，“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58由此可见，自由自觉的劳动既是人为求得生存的本能需要，又是作为实现人的幸福的理想追求。
其三，注重人际关系，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中蕴含的和谐思想为走出幸福异化的困境提供了一种和谐思维。这种和谐思维是一种系统性思维、实践性思维，运用和谐思维形成和谐意识，注重和谐关系形成和谐社会，对走出幸福异化的困境不仅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理论上，和谐思维可以使我们对幸福的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关系进行更加深刻的认识；在现实上，和谐思维能够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人与人的和谐共处、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存。因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5]所以，和谐的社会关系是人类追求幸福的重要保证。正如马克思所构想的：“未来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也就是说，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异化将被彻底消除，每个人将得到自由和谐发展，从而实现全人类伟大幸福的终极目标。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William Leiss. The Limits to Satisfaction[M].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6∶38.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6.
[4]张璐.弗洛姆的人性异化理论与人的全面发展[J].国外理论动态，2009，（8）.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1.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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