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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在深圳举办了第二届中国改革论坛。主题是“政府转型与统筹协调发展”，探讨了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和应注意的问题。
一、宏观调控应进一步解决深层次的体制问题
与会者认为，中央提出宏观调控政策和措施以来，取得了明显成效，是历次宏观调控中效果最好的一次。
一些专家指出，由于结构失衡、体制不顺、效益低下所引发的经济运行失控的深层次矛盾与问题并未切实解决。以地方政府投资过热的问题为例，现在，地方政府的行为是，恨不得在自己的任期内把所有的土地都批出去，恨不得把10年以后的发展都挪到今天来做，很少有长远的考虑。所有的人都是这5年的任期，几乎没有人能代表下一届政府的利益，不太考虑下一届政府的事情。因此，这涉及政治体制问题。地方政府主观上努力加快当地经济发展，但其行为取向事实上表现为追逐任期内的政绩。目前，地方政府的行为不是受纳税人或选民来制约，而是由中央来制约。这就是为什么这次土地制度又变成了要由中央来决定地方的土地审批，就是因为地方政府不能自己制约，而只能由中央政府来制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在目前情况下非得这么走。但这不是一个终极的解决办法，不是我们的目标。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要由中央政府来决定一个地方的土地使用问题，肯定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因此，长远改革的目标是，处理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包括要进一步明确事权与财权的划分，以及干部制度的改革，从根本上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彻底打破经济运行失控的怪圈。
二、在坚持国有产权制度改革的同时加强政府监管
最近一个时期，香港一学者的一些言论引起了社会上关于如何评价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争论。与会者认为，尽管该学者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过程并不一定十分了解，所发表的观点也不一定全面，但的确引起一些民众尤其是下岗职工对国企改革的不满情绪。这一现象值得重视。实际上，造成国企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不是国有产权制度改革的路走错了，而是由于改革的程序不公开，政府对国有资产的监管不到位。
同时，一些专家指出，如果正面地讨论这个问题，就得承认，在国企改革中，付给国企经理们的东西有两块：一块是他们过去做出了贡献，但没有奖励他，这体现在资本存量里面；另一块是属于赎买，即过去国企经理们占有了权利，企业改制了，他放弃了权利，是否要给予一定的补偿，下岗职工不是也有补偿吗？现实的问题是，如不给补偿，他可能会对改革持不积极态度。如不改革，企业又无法应付新的竞争形势。这两块东西究竟合理不合理呢？确实有不合理的地方，特别是后一块东西。因此，公众认为这属于国有资产的流失。本来是公共的东西，若因为国企经理有了权利，一部分就变成他自己的东西了，易引起公众反感。但问题是，我们还得往前走，体制改革总要付出代价。
对于这种不公平，我们应该通过相应的政策措施和制度设计尽可能地做到公平处理。如提高国企改制的透明度，加强对国有资产交易的监管，这是政府必须做好的事情。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在国有资产转型买卖的过程中，固然要解决国有资产价值的实现问题，但更重要的是体制转轨的问题，如何造就出一大批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和企业家。
三、解决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经济
与会者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总体上有了很大提高，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十分明显，由此导致“社会结构紧张”现象，引发稳定问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最易引发社会心态失衡的原因，不是不平等而是不公平；是由不公平引发的不平等。要彻底缓解社会心态失衡，首先是如何消除某些经济领域存在的特权、腐败、垄断和欺诈等一些不公平现象。
一些专家指出，解决我国收入差距扩大化问题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解决公平问题，有一个长期和短期的问题。如果过于强调短期，会损害长期的经济增长，损害长期的社会公平。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前提下，调整经济结构，相应改变社会结构，使大多数富余农民能够从农村中转移出来，获得新的就业，而这种就业的创造不是短期能够解决的，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
因此，政府的公共政策应区分短期和长期政策。短期的公共政策，重点是解决贫困和收入差距问题，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在防止一个群体生活水平绝对下降这个问题上。从长期来看，要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创造更多的就业，防止人们陷入赤贫或生活水平绝对下降。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的公共政策重点应当放在一个有限的目标上，以利于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保持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稳定。
四、政府转型应成为下一步改革的中心环节
与会者认为，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集中反映在政府转型滞后方面。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同利益主体日益深入地参与到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当中。与此相对应的是，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干预作用仍较为明显，而公共服务的职能与意识相对比较弱化。关于政府转型，与会专家认为至少有三个层次的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个层次是政府转型的动力问题。一些专家指出，目前，政府转型遇到了靠政府自身改革难以逾越的障碍：一是自己改自己很难，有些政府部门很难主动放弃一些可以为自己带来既得利益的权力；二是腐败有所蔓延，权力失控现象较为严重；三是社会贫富分化，社会冲突加剧；四是政府管理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压力，人们缺乏足够的安全感，缺乏足够的信任度，缺乏持久的信心。这些问题仅仅靠政府自身的力量是很难解决的。一些专家认为，政府转型的动力应来自于政府与社会、官方与民间的互动，来自于不同利益主体的诉求与政府规制之间的博弈和妥协。
第二层次是政府转型的目标问题。大多数专家认为，政府转型实际上自1978年以来就已经启动了。与微观领域的改革相适应，政府职能转变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迈出了较大步伐。但是，与企业改革和市场机制发育的要求相比，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与职能仍存在着明显的不适应。下一步，要按照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要求，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包括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构建一个公正、透明、高效、务实的政府。
第三层次是政府转型的路径问题。一些专家指出，应该把政府转型提高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高度来认识。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实际上就是要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因此，政府转型首先要从加强执政能力开始，增强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现代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讲是法治经济，应鼓励个人、企业和社会组织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大胆创新，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应体现在保证和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和公平的竞争环境方面，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更有效地发挥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同时，要建立政府与社会、官方与民间沟通的制度安排。目前，利益主体多元化已成为我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现实，因此，应建立与之相应的体制和程序，包括：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广泛集中民智，使决策真正建立在科学、民主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决策公开制度，增加决策的透明度；建立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健全纠正改错机制；建立多种形式的决策咨询机制和信息支持系统。此外，还要加强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为不同利益主体提供表达自己意愿的公开渠道。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一、宏观调控应进一步解决深层次的体制问题
与会者认为，中央提出宏观调控政策和措施以来，取得了明显成效，是历次宏观调控中效果最好的一次。
一些专家指出，由于结构失衡、体制不顺、效益低下所引发的经济运行失控的深层次矛盾与问题并未切实解决。以地方政府投资过热的问题为例，现在，地方政府的行为是，恨不得在自己的任期内把所有的土地都批出去，恨不得把10年以后的发展都挪到今天来做，很少有长远的考虑。所有的人都是这5年的任期，几乎没有人能代表下一届政府的利益，不太考虑下一届政府的事情。因此，这涉及政治体制问题。地方政府主观上努力加快当地经济发展，但其行为取向事实上表现为追逐任期内的政绩。目前，地方政府的行为不是受纳税人或选民来制约，而是由中央来制约。这就是为什么这次土地制度又变成了要由中央来决定地方的土地审批，就是因为地方政府不能自己制约，而只能由中央政府来制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在目前情况下非得这么走。但这不是一个终极的解决办法，不是我们的目标。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要由中央政府来决定一个地方的土地使用问题，肯定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因此，长远改革的目标是，处理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包括要进一步明确事权与财权的划分，以及干部制度的改革，从根本上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彻底打破经济运行失控的怪圈。
二、在坚持国有产权制度改革的同时加强政府监管
最近一个时期，香港一学者的一些言论引起了社会上关于如何评价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争论。与会者认为，尽管该学者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过程并不一定十分了解，所发表的观点也不一定全面，但的确引起一些民众尤其是下岗职工对国企改革的不满情绪。这一现象值得重视。实际上，造成国企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不是国有产权制度改革的路走错了，而是由于改革的程序不公开，政府对国有资产的监管不到位。
同时，一些专家指出，如果正面地讨论这个问题，就得承认，在国企改革中，付给国企经理们的东西有两块：一块是他们过去做出了贡献，但没有奖励他，这体现在资本存量里面；另一块是属于赎买，即过去国企经理们占有了权利，企业改制了，他放弃了权利，是否要给予一定的补偿，下岗职工不是也有补偿吗？现实的问题是，如不给补偿，他可能会对改革持不积极态度。如不改革，企业又无法应付新的竞争形势。这两块东西究竟合理不合理呢？确实有不合理的地方，特别是后一块东西。因此，公众认为这属于国有资产的流失。本来是公共的东西，若因为国企经理有了权利，一部分就变成他自己的东西了，易引起公众反感。但问题是，我们还得往前走，体制改革总要付出代价。
对于这种不公平，我们应该通过相应的政策措施和制度设计尽可能地做到公平处理。如提高国企改制的透明度，加强对国有资产交易的监管，这是政府必须做好的事情。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在国有资产转型买卖的过程中，固然要解决国有资产价值的实现问题，但更重要的是体制转轨的问题，如何造就出一大批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和企业家。
三、解决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经济
与会者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总体上有了很大提高，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十分明显，由此导致“社会结构紧张”现象，引发稳定问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最易引发社会心态失衡的原因，不是不平等而是不公平；是由不公平引发的不平等。要彻底缓解社会心态失衡，首先是如何消除某些经济领域存在的特权、腐败、垄断和欺诈等一些不公平现象。
一些专家指出，解决我国收入差距扩大化问题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解决公平问题，有一个长期和短期的问题。如果过于强调短期，会损害长期的经济增长，损害长期的社会公平。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前提下，调整经济结构，相应改变社会结构，使大多数富余农民能够从农村中转移出来，获得新的就业，而这种就业的创造不是短期能够解决的，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
因此，政府的公共政策应区分短期和长期政策。短期的公共政策，重点是解决贫困和收入差距问题，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在防止一个群体生活水平绝对下降这个问题上。从长期来看，要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创造更多的就业，防止人们陷入赤贫或生活水平绝对下降。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的公共政策重点应当放在一个有限的目标上，以利于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保持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稳定。
四、政府转型应成为下一步改革的中心环节
与会者认为，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集中反映在政府转型滞后方面。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同利益主体日益深入地参与到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当中。与此相对应的是，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干预作用仍较为明显，而公共服务的职能与意识相对比较弱化。关于政府转型，与会专家认为至少有三个层次的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个层次是政府转型的动力问题。一些专家指出，目前，政府转型遇到了靠政府自身改革难以逾越的障碍：一是自己改自己很难，有些政府部门很难主动放弃一些可以为自己带来既得利益的权力；二是腐败有所蔓延，权力失控现象较为严重；三是社会贫富分化，社会冲突加剧；四是政府管理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压力，人们缺乏足够的安全感，缺乏足够的信任度，缺乏持久的信心。这些问题仅仅靠政府自身的力量是很难解决的。一些专家认为，政府转型的动力应来自于政府与社会、官方与民间的互动，来自于不同利益主体的诉求与政府规制之间的博弈和妥协。
第二层次是政府转型的目标问题。大多数专家认为，政府转型实际上自1978年以来就已经启动了。与微观领域的改革相适应，政府职能转变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迈出了较大步伐。但是，与企业改革和市场机制发育的要求相比，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与职能仍存在着明显的不适应。下一步，要按照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要求，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包括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构建一个公正、透明、高效、务实的政府。
第三层次是政府转型的路径问题。一些专家指出，应该把政府转型提高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高度来认识。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实际上就是要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因此，政府转型首先要从加强执政能力开始，增强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现代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讲是法治经济，应鼓励个人、企业和社会组织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大胆创新，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应体现在保证和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和公平的竞争环境方面，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更有效地发挥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同时，要建立政府与社会、官方与民间沟通的制度安排。目前，利益主体多元化已成为我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现实，因此，应建立与之相应的体制和程序，包括：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广泛集中民智，使决策真正建立在科学、民主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决策公开制度，增加决策的透明度；建立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健全纠正改错机制；建立多种形式的决策咨询机制和信息支持系统。此外，还要加强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为不同利益主体提供表达自己意愿的公开渠道。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