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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是现代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社会经济进步的决定性因素，具有极为特殊的战略价值和战略意义。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是名副其实的能源大国，其占世界4.5%的人口消耗着全球20%的能源，生产了占全球总产量15%的能源。[1]纵观美国的经济腾飞史、对外关系史，无一不与能源息息相关，能源战略对美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此外，鉴于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美国的能源战略不仅制约着美国国内的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也因其特殊的国际地位而牵动着国际格局的变迁，值得进行深入的剖析。
美国能源战略的特点
由于历史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的不同，美国的能源战略从酝酿到制定、从起草到颁布、从实施到改进都与中国不尽相同。与中国能源战略的宏观性、前瞻性的特点不同，美国能源战略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刺激—反应”的战略诱发机制，又称为“问题导向型战略”（Problem Oriented Strategy），这是美国战略的鲜明特征。美国能源战略与政策的出台及完善是对外界能源环境的应激反应。例如，第一次石油危机的爆发使美国政府充分认识到“进口石油依赖症”的巨大威胁。为此，尼克松、福特总统均向国会提出了旨在“提高能源自给能力”的能源政策提案，推行“能源独立计划”，推动美国能源的适度自给。第二次石油危机的爆发，又将“通过能源新技术的研发寻求可替代的清洁能源”列入卡特总统能源政策的议事日程。
第二，自主性强。美国能源战略与政策制定往往取决于本国发展的需要，而不是他国战略的影响。以清洁能源发展战略为例，美国致力于清洁能源发展的动力不在于《京都议定书》的外在压力，也不在于欧洲国家广泛开发清洁能源的外在竞争，其根本出发点在于借助发展国内的清洁能源带动本国经济的复苏。奥巴马总统能源新政的出台，就是出于摆脱经济危机的需要。
第三，配套法律与政策健全，可操作性强。除了宏观指导性的战略文本之外，美国国会与政府出台的配套法律与政策为战略的实施保驾护航。例如，美国国会要求总统每两年提交一次《国家能源政策计划》（National Energy Policy Plan），用以指导本届政府的具体能源实践；此外，国会鉴于能源战略实施的需要制定与时俱进的《能源政策法案》（Energy Policy Act），为能源战略与政策的实施提供法律保障等。
美国能源战略的发展阶段
正如上文所述，美国能源战略是“问题导向型战略”，美国面临的国内外能源状况是其制定和出台能源战略的导火索。美国能源战略的酝酿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两次石油危机的爆发直接导致美国国内能源供应短缺，甚至危及了美国国家安全，进而引发了美国各届政府对能源政策，尤其是油气资源政策的极度关注，美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能源政策、能源计划及能源战略。然而，自尼克松政府至里根政府，美国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全面的国家能源战略。
老布什总统执政时期国际格局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国际格局从两极格局向“一超多强”的多极化格局转变。而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对石油资源的需求量与日俱增，但鉴于美国国内石油产量的下降，美国对进口石油资源的依赖性愈来愈大，且主要能源出口地区不稳定因素的增加，美国国家能源安全受到极大挑战。因此，美国对全面、系统能源战略需求的紧迫性与日俱增。1989年6月，在老布什总统的授意下，能源部成立了由其所有机构代表组成的专门的“国家能源战略起草委员会”（NESDC）；同年7月底，老布什总统宣布开始制定全面的国家能源战略；1990年10月，老布什政府的《国家能源战略》文本在“沙漠盾牌”行动与“沙漠风暴”行动的空隙间逐步成型，并于1991年2月20日正式颁布。该能源战略的核心目的是确保美国的能源安全，主要途径为实现美国能源供应多元化、鼓励节能增效、刺激能源行业竞争、加强技术研发。[2]随后，美国又先后出台了《国家综合能源战略》（1998）、《国家能源政策报告》、《美国能源政策法案》、《能源独立和安全法》（2007）、《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2009）、《能源安全综合战略》等纲领性文件与法案。
由此可见，冷战结束以后是美国能源战略形成与发展的关键时期，美国能源战略的形成呈现出不断发展、完善的动态过程。根据冷战后美国面临的国内外能源环境，以及美国能源战略关注侧重点的不同，可以将冷战后美国能源战略的发展和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油气战略阶段”、“从油气战略向全面能源战略过渡阶段”和“全面能源战略阶段”，如表1所示。目前，美国已经形成了全面系统的国家能源战略。
美国能源战略的具体措施[3]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美国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国家能源战略。目前，美国已经形成了以确保美国能源安全、巩固全球能源政治经济主导地位为核心，以能源独立为目标，以实现能源进口来源多元化和国内能源品种多样化为途径的国家能源战略。究其能源战略的最终目的无疑是保障美国的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现将美国能源战略的具体措施总结概括如下：
第一，开源节流并济，化解供给风险。美国能源战略中的“开源”主要是“内向型开源”，即强调国内能源供给品种的多样化，通过多样化来化解能源品种单一所带来的潜在风险。主要措施包括加强国内传统石油、天然气资源的开发，和推动清洁能源与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开发。
在加强国内传统石油、天然气资源开发方面，新的美国能源战略放松了对美国近海大陆架油气资源开发的管制，解除了近海采油禁令，允许开采美国东部沿海、东南沿海、墨西哥湾东部、以及阿拉斯加部分海域的油气资源。在鼓励清洁能源及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方面，奥巴马政府多管齐下，刺激并扶持相关产业的发展。具体措施包括：设立专项技术发展风险投资基金，加强清洁能源与非常规油气资源的技术攻关；加大技术开发的示范力度，推动商业化进程；以政策为依托促进清洁能源和非传统油气资源产业的基础设施的建立和完善，推进清洁能源及页岩气等非常规能源的广泛利用，推动美国能源经济的转型。 美国能源战略中的“节流”主要是指“节能增效”，而“节能增效”则取决于相关技术水平。为此，2010年，美国专门发布了《技术与变革：美国能源的未来》报告，该报告对“节能增效”技术的研发与推广进行了集中探讨。报告指出，美国要在建筑、交通运输和工业部门加快推广现有节能增效的技术。根据该报告的评估，以美国现有或新兴的节能增效技术，预计到2020年美国将能够减少15%的能源消耗，而到2030年这个数字将达到30%。[4]此外，据美国能源部预测，在未来20年内，美国的单位GDP能耗量将以年均1.6%的速度下降。[5]“节能增效”成为美国推动能源经济转型的关键手段之一。
第二，持续技术研发、巩固优势地位。鼓励能源技术的研发、保持美国在能源领域的技术优势是美国能源战略得以实施的关键环节。美国的能源战略保持能源技术先进性的主要措施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改进传统能源利用的技术，二是研发可再生能源等非传统能源开发技术。
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数据，石油、煤炭等传统化石能源约占美国能源总消费的75%左右，因此，传统的化石能源依然是美国能源资源的主力军，如何提高传统能源效率、优化传统能源，从而绿色、高效、充足的利用传统能源显得尤为重要。为此，美国大力推动对传统能源利用技术进行改进，主要包括：提高传统能源利用效率的技术、节约能源的技术和优化传统能源的技术。此外，在节能技术和提高能效技术方面，美国还制定了严格的能效标准，并及时修订标准。
在积极推进传统能源利用技术的改进之外，美国还通过积极的政策与大规模投资扶持可再生能源开发技术和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技术的研发，致力于抢占可再生能源与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的技术制高点。在2009年2月出台的《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案》中，美国政府计划于2009年至2014年期间，通过政府直接投资、税收优惠和贷款或贷款担保等方式投入1507亿美元，用以扶持清洁能源技术研发及其产业发展。[6]除了政府的直接投资之外，美国还通过风险资本、私募基金等方式吸引全球资本进行清洁能源投资。根据皮尤公司的统计，2011年，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吸引的清洁能源投资额高达48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尽管这一数字于2012年大幅下降至356亿美元，但美国在该领域的吸引投资额依然位居世界第二。[7]在积极的政策与大规模投资的刺激下，美国已经攻占了可再生能源与非常规能源开发和利用的堡垒，在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智能电网技术、电动车电池技术、新一代核反应堆发电技术、页岩气水平井及压裂技术等领域占据先机，并保持领先地位。
第三，战略储备先行、能源有备无患。战略石油储备是保障美国能源安全的重要工具之一。自1977年建立战略石油储备以来，美国一直致力于战略石油储备的建设与完善。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美国已经建成世界最大规模的战略石油储备。
战略石油储备用“可以补充相当于石油净进口量的天数”来衡量，自建立战略石油储备以来，美国战略石油储备量出现过两次波峰，第一次波峰出现在1985年，可以补充相当于115天的净进口石油量，第二个波峰出现在2013年，其补充时间为93天。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至今，美国大部分年份的战略石油储备天数处于50天至90天之间。[8]从战略石油储备的绝对量上讲，战略石油储备从20世纪80年开始出现迅猛的攀升趋势。2011年5月底，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达到其储量峰值，即7.27亿桶，这是美国战略储备的历史最高水平，也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紧急原油储备。2013年6月，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小幅下降至6.96亿桶，总投资规模高达257亿美元。
第四，独霸能源金融、掌控资本优势。金融与资本是美国实施能源战略的重要工具，美国凭借其雄厚的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构建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能源金融体系，使之成为全球能源产业最大的资本运营国。美国操控国际金融体系的措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进行直接投资，二是维护美元在国际能源贸易中的计价和结算货币地位。
从直接投资角度来讲，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能源投资国。以石油产业为例，美国历届政府的能源战略与政策均鼓励本国能源企业对全球重要的能源产区，尤其是对石油、天然气产区进行商业投资。例如，2003年至2010年，美国在伊拉克勘探开发的总投资高达300亿美元，美国与英国石油公司一起控制了伊拉克70%的油田。[10]在清洁能源领域，美国的对外投资规模也不容小觑。例如，2009年美国号召建立“美洲能源与伙伴关系”（Energy and Climate Partnership of the Americas， ECPA），该机构将秉承奥巴马总统的清洁能源理念，旨在全美洲范围内推广清洁能源，提高能源效率、提高能源基础设施等。仅2009和2010两个财年度，奥巴马政府已向该机构下的项目累计投资达6000万美元。[11]
在维护美元在国际能源贸易中的计价和结算货币地位方面，以石油为例，美国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石油美元体系”，并成为该体系中最大的吸纳国和受益国。目前，美元是国际能源贸易（石油、天然气等）中最主要的计价和结算货币。“石油美元体系”的建立有效地保障了在国际石油贸易中以美元为交易媒介的地位，这对“稳定美元强势地位、维持美国全球货币霸权至关重要”。[12]为了巩固“石油美元体系”，保证美元在全球能源市场的垄断地位，美国在保证向全球主要产油国加大直接投资力度之外，还主动开放金融市场，以便吸纳更多的石油美元资本。为了维护“石油美元体系”，美国甚至不惜动用军事力量。
第五，“巧实力”能源外交、运筹能源格局。除了“苦练内功”，依靠自身力量在国内推动开源节流、技术研发之外，美国还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国际能源合作和“巧实力”能源外交。具体措施包括：在政治上，一方面对主要能源生产地区和输出管线地区及国家施压，控制或干涉其内政和外交；另一方面与其建立良好的双边关系，以高层政治合作促进多层级、多领域的能源合作。在经济上，一方面垄断国际能源市场，操纵国际能源价格；另一方面占领能源技术的制高点，通过对他国输出能源技术，获取高额经济暴力。在文化上，一方面在主要能源产地和输出管线地推广美国民主政治和宗教文化，借助于“软侵略”瓦解抗美力量；另一方面向国际社会输出美国能源战略价值观，使美国依据自身利益而勾勒的未来世界能源发展趋势与未来国际能源政治经济格局为国际社会所接受，进而主导他国的能源发展方向。在军事上，编织美国军事力量的全球网络，将美国的军事力量覆盖主要的能源生产和输出管线区域，依靠强大军事力量对全球能源形成控制之势。 美国能源战略中的国际能源合作和能源外交具有其鲜明的特征。第一，注重全局性与区域性的战略部署，针对不同的重点地区制定针对性的能源举措；第二，长远性战略布局；第三，战略手段刚柔并济，强调运用“巧实力”，为美国能源战略的实施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第四，强调军事力量的运用，通过对全球能源重点地区的军事部署，美国已经形成了对全球油气战略枢纽、能源运输通道和能源输送管线的全面控制，最大程度地降低能源进口风险，保障能源进口安全。
综上所述，美国已经形成了以实现“能源独立”为目标的能源战略，并设计了全方位的措施保证能源战略的成功实施，进而捍卫美国的能源安全。然而，在全球化的今天，实现“能源独立”是否真的可行？美国的能源战略是否真的能够帮助美国实现“能源独立”？还有待时间来证明。
【本文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级科研课题研究成果”，项目名称：“国际能源新形势下我国能源企业海外战略研究”，项目批准号：12QD14。】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责任编辑：徐海娜）
[1] 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局和美国能源信息署（EIA）数字计算。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U.S.
美国能源战略的特点
由于历史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的不同，美国的能源战略从酝酿到制定、从起草到颁布、从实施到改进都与中国不尽相同。与中国能源战略的宏观性、前瞻性的特点不同，美国能源战略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刺激—反应”的战略诱发机制，又称为“问题导向型战略”（Problem Oriented Strategy），这是美国战略的鲜明特征。美国能源战略与政策的出台及完善是对外界能源环境的应激反应。例如，第一次石油危机的爆发使美国政府充分认识到“进口石油依赖症”的巨大威胁。为此，尼克松、福特总统均向国会提出了旨在“提高能源自给能力”的能源政策提案，推行“能源独立计划”，推动美国能源的适度自给。第二次石油危机的爆发，又将“通过能源新技术的研发寻求可替代的清洁能源”列入卡特总统能源政策的议事日程。
第二，自主性强。美国能源战略与政策制定往往取决于本国发展的需要，而不是他国战略的影响。以清洁能源发展战略为例，美国致力于清洁能源发展的动力不在于《京都议定书》的外在压力，也不在于欧洲国家广泛开发清洁能源的外在竞争，其根本出发点在于借助发展国内的清洁能源带动本国经济的复苏。奥巴马总统能源新政的出台，就是出于摆脱经济危机的需要。
第三，配套法律与政策健全，可操作性强。除了宏观指导性的战略文本之外，美国国会与政府出台的配套法律与政策为战略的实施保驾护航。例如，美国国会要求总统每两年提交一次《国家能源政策计划》（National Energy Policy Plan），用以指导本届政府的具体能源实践；此外，国会鉴于能源战略实施的需要制定与时俱进的《能源政策法案》（Energy Policy Act），为能源战略与政策的实施提供法律保障等。
美国能源战略的发展阶段
正如上文所述，美国能源战略是“问题导向型战略”，美国面临的国内外能源状况是其制定和出台能源战略的导火索。美国能源战略的酝酿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两次石油危机的爆发直接导致美国国内能源供应短缺，甚至危及了美国国家安全，进而引发了美国各届政府对能源政策，尤其是油气资源政策的极度关注，美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能源政策、能源计划及能源战略。然而，自尼克松政府至里根政府，美国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全面的国家能源战略。
老布什总统执政时期国际格局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国际格局从两极格局向“一超多强”的多极化格局转变。而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对石油资源的需求量与日俱增，但鉴于美国国内石油产量的下降，美国对进口石油资源的依赖性愈来愈大，且主要能源出口地区不稳定因素的增加，美国国家能源安全受到极大挑战。因此，美国对全面、系统能源战略需求的紧迫性与日俱增。1989年6月，在老布什总统的授意下，能源部成立了由其所有机构代表组成的专门的“国家能源战略起草委员会”（NESDC）；同年7月底，老布什总统宣布开始制定全面的国家能源战略；1990年10月，老布什政府的《国家能源战略》文本在“沙漠盾牌”行动与“沙漠风暴”行动的空隙间逐步成型，并于1991年2月20日正式颁布。该能源战略的核心目的是确保美国的能源安全，主要途径为实现美国能源供应多元化、鼓励节能增效、刺激能源行业竞争、加强技术研发。[2]随后，美国又先后出台了《国家综合能源战略》（1998）、《国家能源政策报告》、《美国能源政策法案》、《能源独立和安全法》（2007）、《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2009）、《能源安全综合战略》等纲领性文件与法案。
由此可见，冷战结束以后是美国能源战略形成与发展的关键时期，美国能源战略的形成呈现出不断发展、完善的动态过程。根据冷战后美国面临的国内外能源环境，以及美国能源战略关注侧重点的不同，可以将冷战后美国能源战略的发展和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油气战略阶段”、“从油气战略向全面能源战略过渡阶段”和“全面能源战略阶段”，如表1所示。目前，美国已经形成了全面系统的国家能源战略。
美国能源战略的具体措施[3]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美国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国家能源战略。目前，美国已经形成了以确保美国能源安全、巩固全球能源政治经济主导地位为核心，以能源独立为目标，以实现能源进口来源多元化和国内能源品种多样化为途径的国家能源战略。究其能源战略的最终目的无疑是保障美国的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现将美国能源战略的具体措施总结概括如下：
第一，开源节流并济，化解供给风险。美国能源战略中的“开源”主要是“内向型开源”，即强调国内能源供给品种的多样化，通过多样化来化解能源品种单一所带来的潜在风险。主要措施包括加强国内传统石油、天然气资源的开发，和推动清洁能源与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开发。
在加强国内传统石油、天然气资源开发方面，新的美国能源战略放松了对美国近海大陆架油气资源开发的管制，解除了近海采油禁令，允许开采美国东部沿海、东南沿海、墨西哥湾东部、以及阿拉斯加部分海域的油气资源。在鼓励清洁能源及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方面，奥巴马政府多管齐下，刺激并扶持相关产业的发展。具体措施包括：设立专项技术发展风险投资基金，加强清洁能源与非常规油气资源的技术攻关；加大技术开发的示范力度，推动商业化进程；以政策为依托促进清洁能源和非传统油气资源产业的基础设施的建立和完善，推进清洁能源及页岩气等非常规能源的广泛利用，推动美国能源经济的转型。 美国能源战略中的“节流”主要是指“节能增效”，而“节能增效”则取决于相关技术水平。为此，2010年，美国专门发布了《技术与变革：美国能源的未来》报告，该报告对“节能增效”技术的研发与推广进行了集中探讨。报告指出，美国要在建筑、交通运输和工业部门加快推广现有节能增效的技术。根据该报告的评估，以美国现有或新兴的节能增效技术，预计到2020年美国将能够减少15%的能源消耗，而到2030年这个数字将达到30%。[4]此外，据美国能源部预测，在未来20年内，美国的单位GDP能耗量将以年均1.6%的速度下降。[5]“节能增效”成为美国推动能源经济转型的关键手段之一。
第二，持续技术研发、巩固优势地位。鼓励能源技术的研发、保持美国在能源领域的技术优势是美国能源战略得以实施的关键环节。美国的能源战略保持能源技术先进性的主要措施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改进传统能源利用的技术，二是研发可再生能源等非传统能源开发技术。
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数据，石油、煤炭等传统化石能源约占美国能源总消费的75%左右，因此，传统的化石能源依然是美国能源资源的主力军，如何提高传统能源效率、优化传统能源，从而绿色、高效、充足的利用传统能源显得尤为重要。为此，美国大力推动对传统能源利用技术进行改进，主要包括：提高传统能源利用效率的技术、节约能源的技术和优化传统能源的技术。此外，在节能技术和提高能效技术方面，美国还制定了严格的能效标准，并及时修订标准。
在积极推进传统能源利用技术的改进之外，美国还通过积极的政策与大规模投资扶持可再生能源开发技术和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技术的研发，致力于抢占可再生能源与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的技术制高点。在2009年2月出台的《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案》中，美国政府计划于2009年至2014年期间，通过政府直接投资、税收优惠和贷款或贷款担保等方式投入1507亿美元，用以扶持清洁能源技术研发及其产业发展。[6]除了政府的直接投资之外，美国还通过风险资本、私募基金等方式吸引全球资本进行清洁能源投资。根据皮尤公司的统计，2011年，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吸引的清洁能源投资额高达48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尽管这一数字于2012年大幅下降至356亿美元，但美国在该领域的吸引投资额依然位居世界第二。[7]在积极的政策与大规模投资的刺激下，美国已经攻占了可再生能源与非常规能源开发和利用的堡垒，在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智能电网技术、电动车电池技术、新一代核反应堆发电技术、页岩气水平井及压裂技术等领域占据先机，并保持领先地位。
第三，战略储备先行、能源有备无患。战略石油储备是保障美国能源安全的重要工具之一。自1977年建立战略石油储备以来，美国一直致力于战略石油储备的建设与完善。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美国已经建成世界最大规模的战略石油储备。
战略石油储备用“可以补充相当于石油净进口量的天数”来衡量，自建立战略石油储备以来，美国战略石油储备量出现过两次波峰，第一次波峰出现在1985年，可以补充相当于115天的净进口石油量，第二个波峰出现在2013年，其补充时间为93天。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至今，美国大部分年份的战略石油储备天数处于50天至90天之间。[8]从战略石油储备的绝对量上讲，战略石油储备从20世纪80年开始出现迅猛的攀升趋势。2011年5月底，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达到其储量峰值，即7.27亿桶，这是美国战略储备的历史最高水平，也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紧急原油储备。2013年6月，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小幅下降至6.96亿桶，总投资规模高达257亿美元。
第四，独霸能源金融、掌控资本优势。金融与资本是美国实施能源战略的重要工具，美国凭借其雄厚的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构建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能源金融体系，使之成为全球能源产业最大的资本运营国。美国操控国际金融体系的措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进行直接投资，二是维护美元在国际能源贸易中的计价和结算货币地位。
从直接投资角度来讲，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能源投资国。以石油产业为例，美国历届政府的能源战略与政策均鼓励本国能源企业对全球重要的能源产区，尤其是对石油、天然气产区进行商业投资。例如，2003年至2010年，美国在伊拉克勘探开发的总投资高达300亿美元，美国与英国石油公司一起控制了伊拉克70%的油田。[10]在清洁能源领域，美国的对外投资规模也不容小觑。例如，2009年美国号召建立“美洲能源与伙伴关系”（Energy and Climate Partnership of the Americas， ECPA），该机构将秉承奥巴马总统的清洁能源理念，旨在全美洲范围内推广清洁能源，提高能源效率、提高能源基础设施等。仅2009和2010两个财年度，奥巴马政府已向该机构下的项目累计投资达6000万美元。[11]
在维护美元在国际能源贸易中的计价和结算货币地位方面，以石油为例，美国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石油美元体系”，并成为该体系中最大的吸纳国和受益国。目前，美元是国际能源贸易（石油、天然气等）中最主要的计价和结算货币。“石油美元体系”的建立有效地保障了在国际石油贸易中以美元为交易媒介的地位，这对“稳定美元强势地位、维持美国全球货币霸权至关重要”。[12]为了巩固“石油美元体系”，保证美元在全球能源市场的垄断地位，美国在保证向全球主要产油国加大直接投资力度之外，还主动开放金融市场，以便吸纳更多的石油美元资本。为了维护“石油美元体系”，美国甚至不惜动用军事力量。
第五，“巧实力”能源外交、运筹能源格局。除了“苦练内功”，依靠自身力量在国内推动开源节流、技术研发之外，美国还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国际能源合作和“巧实力”能源外交。具体措施包括：在政治上，一方面对主要能源生产地区和输出管线地区及国家施压，控制或干涉其内政和外交；另一方面与其建立良好的双边关系，以高层政治合作促进多层级、多领域的能源合作。在经济上，一方面垄断国际能源市场，操纵国际能源价格；另一方面占领能源技术的制高点，通过对他国输出能源技术，获取高额经济暴力。在文化上，一方面在主要能源产地和输出管线地推广美国民主政治和宗教文化，借助于“软侵略”瓦解抗美力量；另一方面向国际社会输出美国能源战略价值观，使美国依据自身利益而勾勒的未来世界能源发展趋势与未来国际能源政治经济格局为国际社会所接受，进而主导他国的能源发展方向。在军事上，编织美国军事力量的全球网络，将美国的军事力量覆盖主要的能源生产和输出管线区域，依靠强大军事力量对全球能源形成控制之势。 美国能源战略中的国际能源合作和能源外交具有其鲜明的特征。第一，注重全局性与区域性的战略部署，针对不同的重点地区制定针对性的能源举措；第二，长远性战略布局；第三，战略手段刚柔并济，强调运用“巧实力”，为美国能源战略的实施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第四，强调军事力量的运用，通过对全球能源重点地区的军事部署，美国已经形成了对全球油气战略枢纽、能源运输通道和能源输送管线的全面控制，最大程度地降低能源进口风险，保障能源进口安全。
综上所述，美国已经形成了以实现“能源独立”为目标的能源战略，并设计了全方位的措施保证能源战略的成功实施，进而捍卫美国的能源安全。然而，在全球化的今天，实现“能源独立”是否真的可行？美国的能源战略是否真的能够帮助美国实现“能源独立”？还有待时间来证明。
【本文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级科研课题研究成果”，项目名称：“国际能源新形势下我国能源企业海外战略研究”，项目批准号：12QD14。】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责任编辑：徐海娜）
[1] 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局和美国能源信息署（EIA）数字计算。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