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十一岁到三十一岁，在人生所谓最富有生机的年份里，我沉迷于研究地理学——短短的十年间，我写译了不下十五部有关中国和世界的地理书，其中包括自然地理，经济地理，政治地理，以及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第一部供初级中学用的外国地理课本。但是只有我最初写的一部书，使我眷念不已——它不仅是我写的第一部地理书，而且是我在正式出版社印行的第一本书(所谓“处女作”)。它勾起了无数往事，想念已经长眠的师友，以及带领我走上人生的康庄大道而她本人却以生命献给了壮丽事业的挚友。
　　这是五十年前的事了。一九三九年春，我在桂林参加新知书店工作。编辑部设在桂林东郊施家园，过了东江桥，拐个弯经月牙山，龙隐岩，走不多远就是。所谓“编辑部”，其实只有两三个人，主要的负责人是姜君辰(我们在广州抗日救亡运动中早已认识)，然后是我这个刚出校门的书生，后来从延安来了个小青年许静——他成天唱着令人神往的《延安颂》，整个“编辑部”的空气顿时活跃起来了。那时的“编辑部”是住于斯，食于斯，工作于斯的小木屋。我是从写出书计划开始工作的：准备编印一套名为《奋斗的中国》丛刊，另外打算出版一套“中国化”的学术丛书，要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我在姜君辰的指导下，把两套书的缘起和选题计划搞出来，自己刻了腊板，油印了几十份，分发出去征求意见。读者请勿见笑，那时出版社没有庞大的机构，没有总编室，没有打字员，没有复印机，每一个人都必须做而且能做一切。
　　按照领导意图，《奋斗的中国》不仅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抗战事迹，还准备宣传其他真正抗日的各部队和地方的英雄事迹，例如那时的山西有民族革命大学，广西有建设干部学校，也都有前线和后方，当然会涌现可歌可泣的素材。我记得曾与姜君辰一道去乐群社(当时桂林接待高级军政要员的招待所)去访左恭，听取他对出版这套丛书的想法——左恭那时是张发奎第四战区司令部的少将衔参议，当时不知道他是中共的秘密党员，只认为他是非常可亲的国民党“左派”人士，在广州撤退以前我们就认识，一九三八年十月广州撤退后，他跟姜君辰和我曾有一个时期在战地一道工作过，彼此很了解，又因为他在“大后方”军政界“混”，消息比较灵通，判断也比较准确，而且总是替“我们”着想；所以《奋斗的中国》计划一刻印出来，姜君辰就同我一起去找他商议。他那天笑容满面，谈得不多，说来也不甚明朗，有时像猜谜似的要估量“潜台词”。这是我的印象——姜君辰是否如此，我不知道。总之，那天左恭笑着说，这个计划很好，主意也很好，目标也很明确，就是很难实现。照他那时的看法，等这个丛刊筹备得稍有头绪，各地区各战区都布置了人马时，可能时局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结论是：与其上了马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再下马，还不如现在就省下这份气力，使到别的地方去。姜君辰后来告诉我(显然他已经跟上级领导讨论过了)，《奋斗的中国》这个计划暂时搁下，先集中力量搞“中国化”丛书。
　　我按照姜君辰布置给我的任务，搞了“中国化”丛书计划，分为甲乙两种，甲种以学科分，如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那时用“社会学”作为历史唯物论的委婉说法，不是现在所指的社会学)，教育学，人类学等等；乙种打算用比较轻松的或文艺的笔调，来讲述一些学术问题，蓝本就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选题包括帝国主义的故事，社会主义的故事等等。
　　在起草计划的时候，我新学到三个名词：中国化，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我那时完全不知道这是毛泽东一九三八年十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报告的重要内容，姜君辰肯定是知道的。直到后来在解放战争中我才读到毛泽东那个报告，其中说到“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为此，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有几句话是新中国建立后几乎人人都熟知的，也就是我们搞这套丛书所提倡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中国化”学术丛书，曾约过多少作家，都约过哪些作家，现在已记不清了。预定编入丛书甲种本的有杨东莼的《教育学》，姜君辰的《社会学》(后来在桂林文化供应社出版了)，这两本都是杨东莼主持的广西建设干校的讲义；约过那时在湖南教书的翦伯赞写《历史学》——即后来在新知书店出版的单行本《历史哲学教程》。可笑的是我自己竟不自量力，报名要写一部结合中国实际的《文化人类学》——这部书当然没有写成，也幸好没有写成。
　　丛书乙种本约了哪些稿件，现在也无法记忆。印象最深的是我曾同张天翼通过多次信，希望他用童话形式写一部帝国主义故事——张天翼那时也在湖南，我读过他发表的半童话半论文似的、讲垄断兼的文章。我很欣赏，推荐给姜君辰，他也认为写成一部帝国主义故事，极有意思。我至今——五十年后———还清楚记得，张天翼以他的生花妙笔，写到一家托拉斯，专做大粪生意；另一家托拉斯，专做香水生意。两家垄断资本后来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兼并为一个国际卡特尔(即现在所说的“跨国公司”)，就取名为“大粪香喷喷公司”，大粪而又香喷喷，不能不令人笑破肚皮，可是寓意却是非常深刻的。后来这套丛书胎死腹中，张天翼另外写成《金鸭帝国》，其实写的就是帝国主义的故事。
　　丛书计划中有一部地理。我那时有点狂妄自大，自称想试一试，姜君辰说好，这就定下来了；新知书店其他领导如徐雪寒、华应申也鼓励我试一试。于是我就当真去试了。
　　我在大学时不是学地理的，但是我对地理这一门学科却有着浓厚的兴趣；这兴趣得自读高中教地理的一位留美博士，那时用的课本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文本《世界新地理》。这位可尊敬的博士给我留下深刻印记的，坦率地说，不是地理知识，而是正义感和爱国心；因为他每次上课，讲了几分钟课文之后，便用英文夹杂着中文海阔天空地“聊”起来，有时甚至破口大骂，骂那时的政府不抵抗，骂贪官污吏腐败无能，糟塌天物，破坏自然环境，弄得民穷财尽。这位教授讲了一年课，老实说，他对我的启发，政治知识比地理知识更多些——甚至可以说是他的启发诱使我下决心写一部结合中国实际的中国地理，或者说，“中国化”的地理。当时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一年有半，然而在国民党统治区，一个接着一个城市沦陷了，上海南京不必说，在一九三八年十月间，武汉广州这样的重镇相继陷落。人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困苦了，而投降派则肆意活动，发展为三八年十二月汪精卫的叛逃。其时，投降派散播了所谓中国地大而物不博，抗战抗不下去的悲观论调，这种情绪感染了、侵蚀了很多很多善良的老百姓。针对这种情况，我想写一部“中国化”的地理一一或者如现在所悟到的，写一部不是地理的地理，从各个方面分析我们的处境，反驳投降论调，加强抗战必胜的决心。目标定下来，我就不顾自己的浅薄，天天去研究我们的土地和人民。我没有机会作实地的考察，我只能利用图书馆所藏的中外文材料，以及我那时尽可能取得的苏联和西方的资料，进行“纸上谈兵”，我天天跑图书馆，管借书的一位姑娘是我的一个广西同学的亲戚，她每天都给我热情的帮助——没有她跑上跑下替我找寻我所要的资料，我就是有再大的决心，也写不成书的。可惜的是时间已磨去了我的记忆，连她的名字怎样也记不起来了，可我永远感谢她。我读大学时学过一年大地测量，在铁道部门实习过地形测量和铁道定线，因此我对于结合自然地理来阐发我的论点比较不难；我手中还有一把德国Faber厂十二时的计算尺，利用它来计算一些地理数据，可以说是当时所能得到的最好工具了。
　　夏天来了，然而广西政府要“抽壮丁”。抽壮丁者表面上是征收适龄的青年入伍，实质上是敲竹杠，抽中谁谁就得交一笔钱，然后就可以找个理由“免役”。既然如此，我和书店同事们一商量，与其等在市里“抽壮丁”，不如到外地去“逃壮丁”。这样，我带了一箱书籍和笔记本，离开桂林到粤北曲江(今韶关)去“避难”。那时各省区都有自己的土办法，这边“抽”丁的时候，那边还没有动静。只要你及早逃避，一切都会顺利的。我在曲江虽有亲戚朋友，不过他们在这战时的省会也都过得很苦，很少有可能让我住在谁的家里去完成这项工作。所以我一到曲江便住进了一个慈善机关办的“平民宫”里。名字怪好听，实际上它是一个极廉价的旅馆，原先是个破庙，用木板隔成几个“房间”，只有一个“单间”，我便住在那“单间”里，每天只花一角钱——其余的“房间”有四人合住的，八人合住的，以及通铺。住客多数是穷人，铁路上的搬运工(粤语叫“咕喱”即“苦力)，拉大车和拉黄包车的，也有大船的拉纤夫，也许有一两个穷学生。他们白天全去出卖劳动力，夜间都回来，在没有电灯(当然也没有蜡烛)的“房间”中聊天或睡觉。我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写作。他们完全没有妨碍我的思维活动，正相反，夜间有时我还有机会同他们一块聊天，熟悉他们的生活和思想。
　　我住进“平民宫”不久，忽一日在教会办的河西医院看病时意外地碰见了分手近两年的女伴罗文坤。战前她在广州一个教会中学读书，是一个圆圆脸蛋，爽朗大方的大姑娘。由于她的广西朋友苏曼(后来成为她的爱人)东渡日本，让我多照顾她——她跟我学世界语，学拉丁化新文字，学经典著作，尔后又一同搞世界语运动，搞拉丁化运动，一同参加学生救亡运动。她在抗战前也去了日本，抗战爆发后，她一度回到广东，住在我家里，然后去了延安——我们在这水城中相遇不用说多么愉快了，我知道她是从延安回来搞地下工作的，她知道我尝试写这么一部书时，用她习惯的爽朗笑声来鼓励我。应当说，少年时我们一起从学校走向社会，她跟我妹妹叫我“大哥”，用她的话说，是我拉着她迈步“走向光明”(我们唱过多少遍《光明颂》这革命歌曲呵！)；而现在，她比我成熟多了，她到过日本，她到过延安，她肩负着组织委托的重任，她仿佛已是我的姊姊。会见以后，只要她有空，她就找我聊天，或者说“共同学习”，我们讨论时局，讨论哲学，当然也唱歌，也看电影。她见识广，实践多，每次会面都给我很多启示。我的书最后一节讲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就是她要我非写上去不可的。我此刻还记得她那有力的嘱咐：必须写这么一节。懂么？这是画龙点睛，要不，你干吗写这部书？懂么？我那时似懂非懂，但是我照她的建议，写了这一节作为结论。现在我懂了，我真想向她说：我懂了，我懂了；然后指望听到她那爽朗的笑声。然而她听不见了——一九四二年七月九日她(作为桂林市委书记)和爱人还有一个女同志，因叛徒出卖，在桂林被捕，她们三人坚贞不屈，七月十二日牺牲，她牺牲时只有二十六岁。我这小书已经过时了，没有重印的价值了，但我仍然默默地将这部不是地理的地理献给她——我知道她会用爽朗的笑声接受的。
　　花了足足两个月功夫，书写成了，我从美国地理学家葛德石(即G Cressey，这是他自己认可的汉字译名)的著作《中国地理基础》(China′s Geographic Foundations)得到“灵感”，把我的第一部书(如果也能称为第一部“著作”的话)取名为《中国地理基础教程》。书名显示了我要分析的是“地理基础”诸因素，这就注定了它将是一部“不是地理的地理”，注定它是一种在“地理基础”的帷幕下汇集起来有关我们的祖国大地，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化，以及我们的人民的许多“因素”的“大杂烩”。我不是写地理，我是一个地理“外行”写的“地理基础”，我意图传给读者的是爱国，是爱人民，反对投降，反对侵略那种信息——一句话，写一部“不是地理的地理”。这书一出版就受到广大读者的爱戴，就因为它宣传的是爱国主义。当时也有人看不惯的，说“这本书连地图也不如！”说得尖刻极了，也准确极了——地理与地图是不可比的两码事，当然“不如”呀。
　　这部书的初稿完成了，如果没有徐雪寒、华应申和姜君辰几位前辈逐字看过，逐章逐节提出意见让我考虑修改，那么，它决不能成为当时对读者有一定益处的《中国地理基础教程》。如果说三联书店的传统是对刚学步走的新作者进行细致的指导，包括政治上的指点和材料的运用，语言文风的改善，这本书的面世过程就是最好的例子。再没有比我自己感受得更深了。他们几位对我的文稿不放过一句话，一个标点，一种似是而非的论断；他们提醒我前后一贯的逻辑性，他们指出哪些话容易被人曲解利用，不宜那样讲；哪些话读者看了得不到要领，还会引起歧义；哪些论点只对反动投降派有利，不符合民族解放战争的要求；哪些数据站不住脚，完全脱离实际。如此等等。我如同上了一堂不是地理的地理课。我至今为我初出茅庐便遇到这些谆谆善诱的师友而自豪。我从心底里感谢他们。这三位师友中有两位(华应申和姜君辰)已经永远离开我们了，当应申在上海在北京进行“化疗”时，他还是那么乐观，还是笑呵呵地同我回忆桂林旧事，也说到这部书稿如何由他亲自交给桂林科学印刷厂(那时是由沪迁桂的技术最好的印刷厂)排印。初版本是一九四0年在桂林用新知书店名义发行的，销路出乎意料的好，因此书出不久便在桂林重印一次，不消说那是用粗糙的黄色土纸印的。不久，上海用原纸型印了一版，分销香港和南洋各地。大约在一九四三年我在桂林实学书局(这是亡友李易安主持的一个新知书店“变种”)时，得到延安托人捎来的延安版，我捧在手中久久不能言语。延安是革命圣地，是抗战的坚实基地，我的第一部“著作”(“不是地理的地理”)居然在延安印行，我感到自己已被认为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员了。十几年后我才知道这是齐燕铭在马列学院时经手办的。我在《记齐燕铭》一文中曾有过如实的描写：
　　
　　有机会跟燕铭同志面对面谈话，是在我知道“齐燕铭”这三个字和中共(和谈)代表团秘书长这可敬的职称之后很久很久，那时北京已经解放多年了。
　　那是一个晚上，在他的办公室里，对话是这样开始的：
　　——咦，我以为你是个老先生啦！他说。
　　——哎，怎么以为我是个老学究呢？我说。
　　——是这样的——在延安时我们印过你一部书，我经手办的，我看过这部书，心想著者该有相当年纪了……他说。
　　——我收到过样本。油光纸单面印的，延安捎来过一本。那正是白区透不过气来的时候，这印本给我带来过很大力量。原来是你主办的，谢谢你了。我说。
　　——别谢我。这是组织的力量。可我把作者身分猜错了……
　　
　　延安出书后，长江以北好些根据地都相继翻印了，解放初我曾得到过靠近十种不同的版本，我一方面高兴，一方面也很惭愧和不安，或者叫“汗颜”，这部不是地理的地理，那样不成熟的“大杂烩”，会不会带给广大读者一些不正确的信息？此刻，我手头有一部冀南书启一九四六年八月在威水印的一版，三千册。书前有《出版者的声明》，头一段云：
　　
　　本书为某某所著，于一九四0年出版。立论正确，材料丰富，是一本研讨中国地理基础因素的好书，虽出版时间较早，但仍可供高小、中学地理教学参考和干部自修之用。
　　
　　每翻到这几行字，我都不免汗流浃背，但我也为此得到了“最高的奖赏”。世间有哪一个作者不愿意他的作品能获得这样的奖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