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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钱钟书先生的一件诗札
名人书札，素受文物收藏界的青睐。在《收藏界》2002年第4期的“名家翰墨”中，刊有钱钟书致“勤庐夫子大人”的一件诗札（图1）。因素知有关钱钟书先生的“只字片言”，均为“钱学”研究者视作瑰宝。而所见钱先生的这件诗札，从它的字迹、内容来看，应该是他早年的作品。由于诗札刊出时，除了附刊作者钱钟书先生的简介外，对诗札的出处（来源）等均未作任何介绍和说明，才引起我对探索这件诗札的写作年代、受札人等情况的兴趣。
说到名人书札，首先要辨别其真伪，即对书迹的鉴别，同时要对它的内容，包括对受札人、书札写作时间等的综合考察，而后者往往尤其值得重视。为此，对于钱钟书先生的这件诗札，便可从查考受札人“勤庐”其人着手。曾读历史学家顾颉刚《苏州史志笔记》，其中多有提到“勤庐”其人。例如：“勤庐来书论吴中古迹（一九五三年三月）”、“沈勤庐寻得干将墓及羊山化石（一九五三年十月）”等。由此可知“沈勤庐”应该是位从事古代文物考古和研究古文化的学者。那么钱钟书与他有着何种因缘，又因何会在诗札中尊称沈为“勤庐夫子大人”，又自称“门人锺书”呢？
以上答案我从近年编纂的《苏州市志·人物》中获得，据记载：“沈维钧（1902-1971年），号勤庐，苏州人。1921年肄业于上海震旦大学，任上海书局通俗刊物编辑；1923-1929年历任苏州桃坞中学、苏州中学教师，东吴大学教员，兼任北京国学院助理研究员；1931-1933年任上海光华大学教员；1933-1937年任南京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干事；1946年起在苏州任社会教育学院图博系教授；1951年在苏州图书馆工作，后调任苏州市文管会专职委员。对青铜器、金石均有研究，著有《寰宇贞石图目录》等。”通过以上对沈维钧简历的了解，尤其是“1923年起任教苏州桃坞中学；1931-1933年任上海光华大学教员。”再结合钱钟书当年的相关情况，诗札中“勤庐夫子大人”，又自称“门人锺书”的出处也就可以明白了。
1985年，钱钟书在《徐燕谋诗草序》中起首写道：“余十三岁入苏州一美国教会中学。燕谋以卓异生都讲一校，彼此班级悬绝若云泥，余仰之弥高而已。越一年，君卒业，去入大学，在先公门下，为先公所剧赏。君亦竺（笃）于师弟子之谊，余遂与君相识。后来两次共事教英语，交契渐厚”（图2）。因在这段序言中就涉及到钱钟书与沈维钧的相关情况，故有必要把它的背景简要地说一下。
钱《序》中的“美国教会中学”，即1902年由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创办的苏州桃坞中学（今苏州市第四中学）。徐燕谋（1906-1986年），名承谟，江苏昆山人。8岁随父母迁居苏州富仁坊巷，12岁毕业于苏州第二高小，继入草桥中学，在校时因受诗人吴江金松岑、昆山胡石予两位老师的熏陶和影响，已尝试作诗。1924年，他以各门功课均名列全校一、二名的成绩在桃坞中学毕业，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1928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期间随钱基博、徐志摩受业中英文学。历任光华大学、湖南国立师范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英语教授。由此可知，钱钟书初入桃坞中学时，徐燕谋已在高二年级，因此“彼此班级悬绝若云泥”。由于徐的学业成绩优异而闻名全校，才使他“仰之弥高”。而两人的结交直到1933年钱钟书从清华大学毕业，同年9月任光华大学外文系讲师，兼任国文系教员。由是与先已在光华大学任教英语的徐燕谋共事而结交。时至1939年，因钱钟书父亲钱基博先期在国立湖南蓝田师范学院任教，便发信与电报要他入湘任教，同时召学生徐燕谋也一同前往。由是同年秋，钱钟书、徐燕谋等结伴由上海出发，历经艰难同赴湖南，在蓝田师院两人再次共事执教英语。了解了这些，再从上文中已知沈维钧1923年起在苏州桃坞中学任教，正是钱钟书初入该校之时。因旧时称呼学者或老师为“夫子”，沈、钱的师生之谊，即缘自苏州桃坞中学。又沈“1931-1933年任上海光华大学教员”，而凑巧钱钟书1933年9月始在光华大学任教，才使得沈、钱由师生而成为同事。再从诗札的内容和字体风格来看，诗札的写作时间应在两人同在光华大学任教（1931-1933年）期间。
再说有关对名人书札书迹的鉴别。从上文所附刊钱钟书先生的书札两种，图1诗札是他二十多岁时的手笔，而图2题序笔札则是他年逾古稀的手迹，两者时间跨越半个世纪，因此两者字迹的体貌、风格确实如出两手。再说由于现在通常所见到的钱钟书与人的信札、题词等书迹大都是后者，所以当钱先生的诗札刊出后，有爱好收藏名家书札的朋友对它的真伪产生了疑议。而产生疑议的根本原因便是由于这位朋友在认识诗札的过程中，没有采用与诗札同一时期、同一类型（因旧时写给尊长的书信要求字迹相对工整）的其他书札来比较，所以缺乏可比性所致。
其实鉴别就是比较，从比较中来认识。书法家在不同时期产生不同的作品，如谢稚柳《论书画鉴别》：“当一种书体在它自己的历史行程中，它的性格，或者变或者不变。”其他学者当亦然如此。所以对钱先生诗札字迹的鉴别，必须要寻找与诗札同时期、同类型的手迹作为“标本”，否则便将失去比较的意义和价值，甚至获得的结论与事实会适得其反。这也便是我在上文中强调的必须对诗札内容，包括对受札人、写作时间等做综合考察的缘故。为了能具体和深入地认识“钱钟书致勤庐”诗札，在此我选采了与诗札同时期（上世纪30年代初）的钱钟书1934年致罗家伦（字志希。1929年秋，钱钟书投考清华大学时数学成绩不及格，照理不能录取。即因校长罗家伦的慧眼识英才，才将他破格录取）的一件书信（图3）来比较。通过对两者的比较，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两者书写时用笔力主轻重、疾缓的特征一致，字体结构、体貌（如行楷中夹带草体，作撇画，时有厚重笔画等）也完全相同。由此证明图1诗札应为真迹无疑，并且还可认识到钱钟书先生的这件诗札，不独是一件十分难得的名人手札，也是一件“钱钟书研究”的珍贵文献。
二、“钱钟书《徐燕谋诗草序》手稿”辨伪
近年来在书画拍卖市场，书画拍品多有标着“海外回流”来吸引买家。其实，在“海外回流”的书画作品中，同样是真伪揉杂、优劣互见，有的甚至将早些年我国出口的工艺品书画中的仿制品，凭着“海外回流”的幌子来自抬身价。更有甚者为了推销伪作赝品，居然也想方设法与“海外回流”沾上边，以此来惑人牟利。笔者所见拍品“钱钟书《徐燕谋诗草序》手稿”便是一例。在此把对这件拍品的辨伪依据略说如下，以供收藏爱好者参考。
在某拍卖会，有拍品“钱钟书《徐燕谋诗草序》手稿（图4，简称“拍品”），并有“说明：徐燕谋先生（1906-1986年），江苏昆山人，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曾任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是钱基博（钱钟书父亲）的高足，一度与钱氏父子共同执教于光华大学与抗战时期的蓝田国立师专，钱钟书先生以兄事之，是过从甚密的诗友⋯⋯本件手稿原为海外收藏，钱钟书先生曾寄本文发表于1987年2月23日香港文汇报，手稿或因此流传海外。”
然而，我细察拍品，即图4上的字迹，较诸《徐燕谋诗草》中影印的钱钟书《徐燕谋诗草序》手迹（图5，简称“印本”局部）的字迹确很相似，全篇序文的行格，同为47竖行，每行的字数除45、46行相差一“更”字外，其余完全相同。但有不同的是，“拍品”上仅钤“钱钟书”一印（图4），而“印本”则钤有“钱钟书印”、“默存”两印（图5）；“拍品”的“规格：19×71厘米 ”，而“印本”则是书写在5页有水印图案的笺纸上。粗举以上两者的异同，便可知“拍品”与“印本”应系两件写本无疑。
再通过对两本所书文字的对照，发现在两本全篇序文中有如：第7行中“诗笔超妙”的“超”字有圈改（点校订正、补脱），第37行中的“曾”圈改为“僭”，全篇中此类圈改共有六处，两本竟然也完全一样。对此就不能不令人对“拍品”的真实性更添疑窦。因为一篇文章写有数本，属正常事；一位书法家写有多件文字内容完全相同的作品，俗称“多胞胎”，也可以理解。但鉴于图示钱钟书题序手迹的字体系行书中夹带草体，在两次书写中要将两本均写成47行已属不易，又两者字体的结构体貌肖似尤为难能，可以说即便是擅长行草书的书法家也难以做到，再加上两件写本中的六处圈改竟然完全一样，那么此种情形也就实非“克隆”才能产生了。
再者，众所周知钱钟书先生是位大学者、作家，但他并不是书法家，他的题序手迹不会作为书法艺术品，那么因何会写作两件连圈改都相同的题序手迹呢？对于这一疑问，答案只能是由于“拍品”的造假者，在造假中为了力求“以假乱真”，所以连圈改之处也完全照样仿造，也正是这种“聪明反被聪明误”拙劣的伎俩，才露出了“克隆”马脚。
尤为拙劣的是“拍品”在第44行末，把钱《序》原文中的“重展君诗”中的“君”字，写作“乃”字（图4），若要究其谬误的原因，即是由于“印本”中该“君”字中的有些“牵丝”未能清晰地印出来（图5），才看似“乃”字。据此便能证明，“拍品”造假的手法便是“依样画葫芦”，而其采用的“样”（底本）即是“印本”，又由于造假者根本不理解钱《序》的内容，才使得“拷贝大走样”，恰好又为辨伪留下了有力的依据。
至于“拍品”在拍卖“说明”中有称“本件手稿原为海外收藏，钱钟书先生曾寄本文发表于1987年2月23日香港文汇报，手稿或因此流传海外”云云，更属欺人之谈。钱钟书题序曾在香港《文汇报》刊载确是事实，但凡稍有这方面知识者都能明白，即使是一般作者也绝无必要（也不可能）把题序手迹原件提供给报社，更何况是钱钟书。为了进一步辨明真相，在此把有关香港《文汇报》刊载钱钟书《徐燕谋诗草序》的事实经过披露如下：
据《徐燕谋诗草》诗文的裒辑、印行者徐熙载先生（1909-2003年，名承烈。徐燕谋胞弟）1990年5月27日在与笔者信中写道：“1987年初，默存（钱钟书）兄和先兄于抗战前在光华大学授课时有一位学生曾向我要了一本《徐燕谋诗草》。他为尊重两位老师，从《诗草》中选了近十首诗和诗草序寄给香港的文汇报，在该报二月二十三日文艺版上刊出。不幸诗草序原由默存兄以行书手写，且无标点，香港文汇报刊出时误字破句多达数十处。默存兄见报，极不愉快。”由此可见那纯属自欺欺人的“说明”，究其实质只是想乘近年来“海外回流文物”深受市场青睐之机，以采用杜撰“故事”的伎俩，以便能达到说假为真的目的罢了。（责编：李禹默）
说明：
《徐燕谋诗草》（写印线装本，1986年由徐燕谋胞弟徐熙载先生主持印行，系非卖品），笔者所藏《徐燕谋诗草》一册，系“印本”诗文的裒辑、印行者徐熙载（1909-2003年，名承烈）先生赠予。徐先生1990年5月27日与笔者的书信尚保存。
名人书札，素受文物收藏界的青睐。在《收藏界》2002年第4期的“名家翰墨”中，刊有钱钟书致“勤庐夫子大人”的一件诗札（图1）。因素知有关钱钟书先生的“只字片言”，均为“钱学”研究者视作瑰宝。而所见钱先生的这件诗札，从它的字迹、内容来看，应该是他早年的作品。由于诗札刊出时，除了附刊作者钱钟书先生的简介外，对诗札的出处（来源）等均未作任何介绍和说明，才引起我对探索这件诗札的写作年代、受札人等情况的兴趣。
说到名人书札，首先要辨别其真伪，即对书迹的鉴别，同时要对它的内容，包括对受札人、书札写作时间等的综合考察，而后者往往尤其值得重视。为此，对于钱钟书先生的这件诗札，便可从查考受札人“勤庐”其人着手。曾读历史学家顾颉刚《苏州史志笔记》，其中多有提到“勤庐”其人。例如：“勤庐来书论吴中古迹（一九五三年三月）”、“沈勤庐寻得干将墓及羊山化石（一九五三年十月）”等。由此可知“沈勤庐”应该是位从事古代文物考古和研究古文化的学者。那么钱钟书与他有着何种因缘，又因何会在诗札中尊称沈为“勤庐夫子大人”，又自称“门人锺书”呢？
以上答案我从近年编纂的《苏州市志·人物》中获得，据记载：“沈维钧（1902-1971年），号勤庐，苏州人。1921年肄业于上海震旦大学，任上海书局通俗刊物编辑；1923-1929年历任苏州桃坞中学、苏州中学教师，东吴大学教员，兼任北京国学院助理研究员；1931-1933年任上海光华大学教员；1933-1937年任南京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干事；1946年起在苏州任社会教育学院图博系教授；1951年在苏州图书馆工作，后调任苏州市文管会专职委员。对青铜器、金石均有研究，著有《寰宇贞石图目录》等。”通过以上对沈维钧简历的了解，尤其是“1923年起任教苏州桃坞中学；1931-1933年任上海光华大学教员。”再结合钱钟书当年的相关情况，诗札中“勤庐夫子大人”，又自称“门人锺书”的出处也就可以明白了。
1985年，钱钟书在《徐燕谋诗草序》中起首写道：“余十三岁入苏州一美国教会中学。燕谋以卓异生都讲一校，彼此班级悬绝若云泥，余仰之弥高而已。越一年，君卒业，去入大学，在先公门下，为先公所剧赏。君亦竺（笃）于师弟子之谊，余遂与君相识。后来两次共事教英语，交契渐厚”（图2）。因在这段序言中就涉及到钱钟书与沈维钧的相关情况，故有必要把它的背景简要地说一下。
钱《序》中的“美国教会中学”，即1902年由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创办的苏州桃坞中学（今苏州市第四中学）。徐燕谋（1906-1986年），名承谟，江苏昆山人。8岁随父母迁居苏州富仁坊巷，12岁毕业于苏州第二高小，继入草桥中学，在校时因受诗人吴江金松岑、昆山胡石予两位老师的熏陶和影响，已尝试作诗。1924年，他以各门功课均名列全校一、二名的成绩在桃坞中学毕业，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1928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期间随钱基博、徐志摩受业中英文学。历任光华大学、湖南国立师范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英语教授。由此可知，钱钟书初入桃坞中学时，徐燕谋已在高二年级，因此“彼此班级悬绝若云泥”。由于徐的学业成绩优异而闻名全校，才使他“仰之弥高”。而两人的结交直到1933年钱钟书从清华大学毕业，同年9月任光华大学外文系讲师，兼任国文系教员。由是与先已在光华大学任教英语的徐燕谋共事而结交。时至1939年，因钱钟书父亲钱基博先期在国立湖南蓝田师范学院任教，便发信与电报要他入湘任教，同时召学生徐燕谋也一同前往。由是同年秋，钱钟书、徐燕谋等结伴由上海出发，历经艰难同赴湖南，在蓝田师院两人再次共事执教英语。了解了这些，再从上文中已知沈维钧1923年起在苏州桃坞中学任教，正是钱钟书初入该校之时。因旧时称呼学者或老师为“夫子”，沈、钱的师生之谊，即缘自苏州桃坞中学。又沈“1931-1933年任上海光华大学教员”，而凑巧钱钟书1933年9月始在光华大学任教，才使得沈、钱由师生而成为同事。再从诗札的内容和字体风格来看，诗札的写作时间应在两人同在光华大学任教（1931-1933年）期间。
再说有关对名人书札书迹的鉴别。从上文所附刊钱钟书先生的书札两种，图1诗札是他二十多岁时的手笔，而图2题序笔札则是他年逾古稀的手迹，两者时间跨越半个世纪，因此两者字迹的体貌、风格确实如出两手。再说由于现在通常所见到的钱钟书与人的信札、题词等书迹大都是后者，所以当钱先生的诗札刊出后，有爱好收藏名家书札的朋友对它的真伪产生了疑议。而产生疑议的根本原因便是由于这位朋友在认识诗札的过程中，没有采用与诗札同一时期、同一类型（因旧时写给尊长的书信要求字迹相对工整）的其他书札来比较，所以缺乏可比性所致。
其实鉴别就是比较，从比较中来认识。书法家在不同时期产生不同的作品，如谢稚柳《论书画鉴别》：“当一种书体在它自己的历史行程中，它的性格，或者变或者不变。”其他学者当亦然如此。所以对钱先生诗札字迹的鉴别，必须要寻找与诗札同时期、同类型的手迹作为“标本”，否则便将失去比较的意义和价值，甚至获得的结论与事实会适得其反。这也便是我在上文中强调的必须对诗札内容，包括对受札人、写作时间等做综合考察的缘故。为了能具体和深入地认识“钱钟书致勤庐”诗札，在此我选采了与诗札同时期（上世纪30年代初）的钱钟书1934年致罗家伦（字志希。1929年秋，钱钟书投考清华大学时数学成绩不及格，照理不能录取。即因校长罗家伦的慧眼识英才，才将他破格录取）的一件书信（图3）来比较。通过对两者的比较，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两者书写时用笔力主轻重、疾缓的特征一致，字体结构、体貌（如行楷中夹带草体，作撇画，时有厚重笔画等）也完全相同。由此证明图1诗札应为真迹无疑，并且还可认识到钱钟书先生的这件诗札，不独是一件十分难得的名人手札，也是一件“钱钟书研究”的珍贵文献。
二、“钱钟书《徐燕谋诗草序》手稿”辨伪
近年来在书画拍卖市场，书画拍品多有标着“海外回流”来吸引买家。其实，在“海外回流”的书画作品中，同样是真伪揉杂、优劣互见，有的甚至将早些年我国出口的工艺品书画中的仿制品，凭着“海外回流”的幌子来自抬身价。更有甚者为了推销伪作赝品，居然也想方设法与“海外回流”沾上边，以此来惑人牟利。笔者所见拍品“钱钟书《徐燕谋诗草序》手稿”便是一例。在此把对这件拍品的辨伪依据略说如下，以供收藏爱好者参考。
在某拍卖会，有拍品“钱钟书《徐燕谋诗草序》手稿（图4，简称“拍品”），并有“说明：徐燕谋先生（1906-1986年），江苏昆山人，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曾任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是钱基博（钱钟书父亲）的高足，一度与钱氏父子共同执教于光华大学与抗战时期的蓝田国立师专，钱钟书先生以兄事之，是过从甚密的诗友⋯⋯本件手稿原为海外收藏，钱钟书先生曾寄本文发表于1987年2月23日香港文汇报，手稿或因此流传海外。”
然而，我细察拍品，即图4上的字迹，较诸《徐燕谋诗草》中影印的钱钟书《徐燕谋诗草序》手迹（图5，简称“印本”局部）的字迹确很相似，全篇序文的行格，同为47竖行，每行的字数除45、46行相差一“更”字外，其余完全相同。但有不同的是，“拍品”上仅钤“钱钟书”一印（图4），而“印本”则钤有“钱钟书印”、“默存”两印（图5）；“拍品”的“规格：19×71厘米 ”，而“印本”则是书写在5页有水印图案的笺纸上。粗举以上两者的异同，便可知“拍品”与“印本”应系两件写本无疑。
再通过对两本所书文字的对照，发现在两本全篇序文中有如：第7行中“诗笔超妙”的“超”字有圈改（点校订正、补脱），第37行中的“曾”圈改为“僭”，全篇中此类圈改共有六处，两本竟然也完全一样。对此就不能不令人对“拍品”的真实性更添疑窦。因为一篇文章写有数本，属正常事；一位书法家写有多件文字内容完全相同的作品，俗称“多胞胎”，也可以理解。但鉴于图示钱钟书题序手迹的字体系行书中夹带草体，在两次书写中要将两本均写成47行已属不易，又两者字体的结构体貌肖似尤为难能，可以说即便是擅长行草书的书法家也难以做到，再加上两件写本中的六处圈改竟然完全一样，那么此种情形也就实非“克隆”才能产生了。
再者，众所周知钱钟书先生是位大学者、作家，但他并不是书法家，他的题序手迹不会作为书法艺术品，那么因何会写作两件连圈改都相同的题序手迹呢？对于这一疑问，答案只能是由于“拍品”的造假者，在造假中为了力求“以假乱真”，所以连圈改之处也完全照样仿造，也正是这种“聪明反被聪明误”拙劣的伎俩，才露出了“克隆”马脚。
尤为拙劣的是“拍品”在第44行末，把钱《序》原文中的“重展君诗”中的“君”字，写作“乃”字（图4），若要究其谬误的原因，即是由于“印本”中该“君”字中的有些“牵丝”未能清晰地印出来（图5），才看似“乃”字。据此便能证明，“拍品”造假的手法便是“依样画葫芦”，而其采用的“样”（底本）即是“印本”，又由于造假者根本不理解钱《序》的内容，才使得“拷贝大走样”，恰好又为辨伪留下了有力的依据。
至于“拍品”在拍卖“说明”中有称“本件手稿原为海外收藏，钱钟书先生曾寄本文发表于1987年2月23日香港文汇报，手稿或因此流传海外”云云，更属欺人之谈。钱钟书题序曾在香港《文汇报》刊载确是事实，但凡稍有这方面知识者都能明白，即使是一般作者也绝无必要（也不可能）把题序手迹原件提供给报社，更何况是钱钟书。为了进一步辨明真相，在此把有关香港《文汇报》刊载钱钟书《徐燕谋诗草序》的事实经过披露如下：
据《徐燕谋诗草》诗文的裒辑、印行者徐熙载先生（1909-2003年，名承烈。徐燕谋胞弟）1990年5月27日在与笔者信中写道：“1987年初，默存（钱钟书）兄和先兄于抗战前在光华大学授课时有一位学生曾向我要了一本《徐燕谋诗草》。他为尊重两位老师，从《诗草》中选了近十首诗和诗草序寄给香港的文汇报，在该报二月二十三日文艺版上刊出。不幸诗草序原由默存兄以行书手写，且无标点，香港文汇报刊出时误字破句多达数十处。默存兄见报，极不愉快。”由此可见那纯属自欺欺人的“说明”，究其实质只是想乘近年来“海外回流文物”深受市场青睐之机，以采用杜撰“故事”的伎俩，以便能达到说假为真的目的罢了。（责编：李禹默）
说明：
《徐燕谋诗草》（写印线装本，1986年由徐燕谋胞弟徐熙载先生主持印行，系非卖品），笔者所藏《徐燕谋诗草》一册，系“印本”诗文的裒辑、印行者徐熙载（1909-2003年，名承烈）先生赠予。徐先生1990年5月27日与笔者的书信尚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