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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徐志摩一生为情所困。原配张幼仪，七年后与之离异；苦恋林徽因，无果；再婚妻子陆小曼，终不得善终；和凌叔华之间的那段情缘，至今扑朔迷离……
在我看来，如果说7年的包办婚姻是徐志摩身不由己的选择，与林徽因的交往是刻骨铭心的记忆，和陆小曼的结合掺杂了太多的功利因素，那么他和凌叔华之间的淡淡情愫，算是他生命之中一段温馨绵长的回忆，一种比朋友更亲，比恋人略淡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用“红颜知己”这个词，也许最恰如其分。
凌叔华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女作家，与林徽因、韩素梅、冰心并称为文学界的“四大美女”，更有“中国的曼殊斐尔”的美誉。
她出生于北京一个旧式文人的大家庭，是其父与三姨太的女儿。凌家是书香门第，家中往来的多为当时的文化界名流，凌叔华自幼耳濡目染，对读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凌叔华的曾外祖父是书画大家，父亲很希望子女中有人能传先人衣钵。偏巧，凌叔华在绘画方面极有天赋，父亲视她为掌上明珠，遍请名家教她诗画。这些，都为她日后的写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中学毕业后，凌叔华考入天津河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时，她的写作才华也开始显露出来。凌叔华的文字淡雅幽丽，秀韵天成，文采超众，非常引人注目，作文常在校刊上发表。她在那时便立意要做一位“将来的女作家”。
1920年，凌叔华考入燕京大学，她在这里以白话为文，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也打开了文学创作的大门。其文清秀俊逸、朴实无华而又浪漫生情，独具“闺秀派”之风。
凌叔华一生为文，然而，真正给她带来好运和缘分的却是手中的画笔。
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访问，那时凌叔华已是燕京大学的一名高才生了。她成绩优秀，交际能力也出类拔萃，被燕京大学推派为欢迎泰戈尔的代表；北大指派招待远道而来的诗人的是徐志摩和陈西滢。这两位男子，在日后都和她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陈师曾、齐白石等人组织的北京画会刚刚正式成立。因找不到地点开会，陈师曾便提议到凌叔华家的大书房开会，用吃茶替代吃饭。凌叔华因认识了陪同泰戈尔一起访华的印度画家兰达·波士，便也邀他赴画会。消息传到北大，徐志摩和陈西滢就跟着泰戈尔一道来了。
三人就此结缘，而她与徐志摩之间若即若离的情愫也就此拉开帷幕。
这之后，徐志摩、陈西滢经常到凌家做客，有时还带来几个新朋友，高谈阔论，一直到太阳西下也不肯走。这时，凌母便招呼大家留下吃饭。
当时，恰逢徐志摩的低潮期——他和林徽因彻底分手了。消逝的爱情成为他心里最大的苦闷，那一段时间他几乎把自己封闭起来，唯有在诗词创作中寻找情感的发泄口。极度压抑的徐志摩需要一个宣泄的对象，一个倾听者、安慰者。
1924年秋，徐志摩写信给凌叔华，请她作他的“通信员”——通信的对象。信中说：“我一辈子只是想找一个理想的‘通信员’……最满意最理想的出路是有一个真能体会、真能容忍、而且真能融化的朋友。”为了使徐志摩尽快走出感情失败的阴影，作为朋友，凌叔华承担起了这一任务。
也正是这一举动，成就了日后两人暧昧传闻的导火索，坊间甚至流传出凌、徐交往的情事传闻。
一个风流倜傥的诗人，一个风华绝代的才女，二人之间到底有没有碰撞出火花呢？
对于与徐志摩的恋爱关系，凌叔华是一直坚决否认的，在外人纷纷揣测她和徐志摩之间的关系时，她曾写信给胡适道：“我要声明我与志摩永久是文学上的朋友。”“我对志摩除了相当朋友的同情，并可惜他的被诬外，一些关系都没有，我永远不信他会与我有什么关系。”
凌叔华后来也曾公开澄清，她说：“说真话，我对徐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我的原因很简单，我已计划同陈西滢结婚，陆小曼又是我的知己朋友。”
大家在把目光聚集在凌、徐二人身上紧盯不放的时候，忽略了另一个人的存在——陈西滢。那时，他们早已背着凌叔华因循守旧、崇尚门当户对理念的父亲交往多时。
陈西滢是北大的教授，他对凌叔华有的是一份欣赏与疼惜，而凌叔华对陈西滢有着崇敬和仰慕。
陈、凌二人因文学上的共同爱好走到一起。很长一段时间，两人的书信往来除文学以外并不涉及其他。也许是共同的兴趣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也许是同样的追求增加了相互之间的默契，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越走越近。但他们始终秘而不宣，悄悄恋爱了两年多，身边所有的人都被蒙在了鼓里。
直到凌叔华从燕京大学毕业，才在凌家一位世交的帮助下，说服凌父首肯了这门亲事。
1927年，凌叔华和陈西滢正式成婚，胡适是他们的证婚人，徐志摩作为二人的挚交好友送上真切的祝福。
如果没有陈西滢，不知道凌叔华作为徐志摩“理想的通信员”的身份是否会发生改变？毕竟风流才子遇到善解人意的佳人往往挣脱不了似乎是注定的情感纠葛。庆幸的是，两人之间亲密无间的通信戛然而止，收回了险些“越界”的情愫，她得以收获一份患难与共、相偕到白首的爱情，他重新邂逅了一位令他如痴如狂的女子。
凌叔华终于圆满地完成了“理想的通信员”的使命，退回到“同志”的位置，不负这一场“君子坦荡荡”、文人相重的交往。
在我看来，如果说7年的包办婚姻是徐志摩身不由己的选择，与林徽因的交往是刻骨铭心的记忆，和陆小曼的结合掺杂了太多的功利因素，那么他和凌叔华之间的淡淡情愫，算是他生命之中一段温馨绵长的回忆，一种比朋友更亲，比恋人略淡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用“红颜知己”这个词，也许最恰如其分。
凌叔华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女作家，与林徽因、韩素梅、冰心并称为文学界的“四大美女”，更有“中国的曼殊斐尔”的美誉。
她出生于北京一个旧式文人的大家庭，是其父与三姨太的女儿。凌家是书香门第，家中往来的多为当时的文化界名流，凌叔华自幼耳濡目染，对读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凌叔华的曾外祖父是书画大家，父亲很希望子女中有人能传先人衣钵。偏巧，凌叔华在绘画方面极有天赋，父亲视她为掌上明珠，遍请名家教她诗画。这些，都为她日后的写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中学毕业后，凌叔华考入天津河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时，她的写作才华也开始显露出来。凌叔华的文字淡雅幽丽，秀韵天成，文采超众，非常引人注目，作文常在校刊上发表。她在那时便立意要做一位“将来的女作家”。
1920年，凌叔华考入燕京大学，她在这里以白话为文，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也打开了文学创作的大门。其文清秀俊逸、朴实无华而又浪漫生情，独具“闺秀派”之风。
凌叔华一生为文，然而，真正给她带来好运和缘分的却是手中的画笔。
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访问，那时凌叔华已是燕京大学的一名高才生了。她成绩优秀，交际能力也出类拔萃，被燕京大学推派为欢迎泰戈尔的代表；北大指派招待远道而来的诗人的是徐志摩和陈西滢。这两位男子，在日后都和她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陈师曾、齐白石等人组织的北京画会刚刚正式成立。因找不到地点开会，陈师曾便提议到凌叔华家的大书房开会，用吃茶替代吃饭。凌叔华因认识了陪同泰戈尔一起访华的印度画家兰达·波士，便也邀他赴画会。消息传到北大，徐志摩和陈西滢就跟着泰戈尔一道来了。
三人就此结缘，而她与徐志摩之间若即若离的情愫也就此拉开帷幕。
这之后，徐志摩、陈西滢经常到凌家做客，有时还带来几个新朋友，高谈阔论，一直到太阳西下也不肯走。这时，凌母便招呼大家留下吃饭。
当时，恰逢徐志摩的低潮期——他和林徽因彻底分手了。消逝的爱情成为他心里最大的苦闷，那一段时间他几乎把自己封闭起来，唯有在诗词创作中寻找情感的发泄口。极度压抑的徐志摩需要一个宣泄的对象，一个倾听者、安慰者。
1924年秋，徐志摩写信给凌叔华，请她作他的“通信员”——通信的对象。信中说：“我一辈子只是想找一个理想的‘通信员’……最满意最理想的出路是有一个真能体会、真能容忍、而且真能融化的朋友。”为了使徐志摩尽快走出感情失败的阴影，作为朋友，凌叔华承担起了这一任务。
也正是这一举动，成就了日后两人暧昧传闻的导火索，坊间甚至流传出凌、徐交往的情事传闻。
一个风流倜傥的诗人，一个风华绝代的才女，二人之间到底有没有碰撞出火花呢？
对于与徐志摩的恋爱关系，凌叔华是一直坚决否认的，在外人纷纷揣测她和徐志摩之间的关系时，她曾写信给胡适道：“我要声明我与志摩永久是文学上的朋友。”“我对志摩除了相当朋友的同情，并可惜他的被诬外，一些关系都没有，我永远不信他会与我有什么关系。”
凌叔华后来也曾公开澄清，她说：“说真话，我对徐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我的原因很简单，我已计划同陈西滢结婚，陆小曼又是我的知己朋友。”
大家在把目光聚集在凌、徐二人身上紧盯不放的时候，忽略了另一个人的存在——陈西滢。那时，他们早已背着凌叔华因循守旧、崇尚门当户对理念的父亲交往多时。
陈西滢是北大的教授，他对凌叔华有的是一份欣赏与疼惜，而凌叔华对陈西滢有着崇敬和仰慕。
陈、凌二人因文学上的共同爱好走到一起。很长一段时间，两人的书信往来除文学以外并不涉及其他。也许是共同的兴趣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也许是同样的追求增加了相互之间的默契，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越走越近。但他们始终秘而不宣，悄悄恋爱了两年多，身边所有的人都被蒙在了鼓里。
直到凌叔华从燕京大学毕业，才在凌家一位世交的帮助下，说服凌父首肯了这门亲事。
1927年，凌叔华和陈西滢正式成婚，胡适是他们的证婚人，徐志摩作为二人的挚交好友送上真切的祝福。
如果没有陈西滢，不知道凌叔华作为徐志摩“理想的通信员”的身份是否会发生改变？毕竟风流才子遇到善解人意的佳人往往挣脱不了似乎是注定的情感纠葛。庆幸的是，两人之间亲密无间的通信戛然而止，收回了险些“越界”的情愫，她得以收获一份患难与共、相偕到白首的爱情，他重新邂逅了一位令他如痴如狂的女子。
凌叔华终于圆满地完成了“理想的通信员”的使命，退回到“同志”的位置，不负这一场“君子坦荡荡”、文人相重的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