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代表委员为建立和谐社会开“处方”
　　据媒体调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是今年“两会”百姓关注的热点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贫富差距问题也名列去年“两会”热点之中。如何诊治“贫富差距过大”这个老大难问题，代表委员们开出了六大“处方”——
　　
　　处方一：教育是关键
　　
　　只有给低收入者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提高他们的生产能力，他们才能更多地参与市场竞争，分享到更多经济增长的成果，这才真正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全国政协委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郝如玉
　　治贫的主要手段是教育。通过提高受教育程度，使得专业人士的价值创造和收入相匹配，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国外学者用50个国家的数据做了相关统计和研究，其结果证明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受教育程度不同，受教育机会的不均衡导致了收入的巨大差距。社会成员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与其收入的多少成正比例关系。发达国家注重使用的治贫手段，就是通过给低收入者提供取得高收入所需要的相应教育的机会，这也是西方税务专家普遍推崇的缩小贫富差距的主要手段，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借鉴。
　　教育是公平基石。教育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平等。我国两千多年前的“有教无类”思想，就蕴涵着社会公平的深意。如果教育不能指向社会公平，反而扩大社会差距，那岂不是背离了教育的初衷？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起点，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人们接受教育的不平等直接影响到将来经济收入的不平等，进而埋下城乡、区域、阶层矛盾的隐患，与构建和谐社会背道而驰。
　　


　　处方二：个税改革，提高征收起点
　　
　　20多年过去，月工资增长近50倍，可800元个税起征点时至今日仍未统一提高。现在，个税的65％来自工薪阶层，800元起征点加重了工薪阶层的负担，这与调节贫富差距的初衷相悖。——全国人大代表姜德明
　　个税起征点低是“贫富倒挂”。由于起征点太低，大部分税赋的交纳落到了中下经济收入者身上，呈现一个倒金子塔型，就是“富人交税少，税的负担‘逼’着中产阶级交，中产阶级承受不了全部的税，一部分税又‘逼’着低收入群体交”。新思路之一是变“藏富于国”为“藏富于民”，新思路之二是改变目前个税的“贫富倒挂”上，这样既可以利用税收增加社会效率，又能有效地减少社会的贫富差距。
　　个税起点要提高。基本生活费用成倍地提高了；工薪阶层的基本开支范围比1980年扩大了；物价大幅上涨了，减除费用标准却不变。当然《个人所得税法》还有许多需要修改，这不是本文要说的话题。我要说的是，物价上涨了，与工薪阶层密切相关的起征点，也要与时俱进，至少要与物价的上涨水平相适应。当一部法律严重脱离实际时，它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就要下降，各大城市自行调整起征点，又冲击了法律的严肃性和统一性，这是值得立法机关深思的。
　　“阶梯式水价”倒值得个税改革借鉴。征收个税的初衷在于调节贫富差距，提高个税起征点虽然减轻了部分工薪人士的压力，却并没有从根本上体现公平税负的原则。因为对于高收入人群而言，起征点的略微提高相对于他们的巨额财富而言无非是九牛一毛。从这个角度而言，笔者倒以为，部分城市推行的“阶梯式水价”倒值得个税改革借鉴。这个政策运用到个税征收上来，不妨这样推行：根据各城市的薪酬及消费水平等实际情况，拟订一个相对合理的个税起征点。
　　


　　处方三：壮大中产阶层
　　
　　我国社会的发展，需要中等收入阶层的壮大。应该引起注意的是，中等收入阶层的壮大，主要应该依靠较低收入者逐步提高他们的收入，而不是靠有些人提出的实行高税收，把富人降为中产者。——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厉以宁
　　“劫”富“济”不了贫，“劫”富的结果，只会使刚刚步入中产者行列的人群感到惊慌，使本来可能成为中产者的人们感到心灰意冷，不愿继续致富。提高较低收入者的收入，使这个群体逐步达到中等收入阶层，需要建立科学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完善法律手段。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加快社会保障体制改革，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和覆盖面。
　　使收入分配的金字塔形变为橄榄球形。实现社会公正的重要手段，就是主动调节分配制度，切实提高中等收入阶层在全社会人口结构中的比重，使收入分配的金字塔形变为橄榄球形。提高中等阶层的经济利益有多种途径，比如通过提高银行利率调整金融市场的分配机制；建立并完善财富统计制度，在此基础上正确进行财产征税，充分发挥税收调节收入过程中的杠杆作用等等。
　　
　　处方四：征收高消费特别税
　　
　　我们虽然不能限制富人的高消费，但是可以通过税收来缩小这种贫富差距，要对一些高消费行为征收特别消费税。例如购置豪华住宅、名牌轿车、名贵消费品、化妆品、高档宴会、高档休闲娱乐以及饲养宠物等。——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教授萧灼基
　　奢侈消费拉大社会不公。100多万元的劳力士手表，30万元的卡地亚胸针，500万元的钻石，抑或10万元一只的天价月饼，十几万元一桌的“豪华大餐”，不仅冲击着中国人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也使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造成社会不公。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消费税的税率都比较高。我国的香港地区曾对红酒和豪华车增加了特别税。香港业界曾估算，豪华车的税款要比过去增加将近一倍。
　　高消费税体现税收的公平原则。开征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条件之一是某种奢侈品消费过旺，供不应求，形成一个特定的市场环境，开征消费税后能起到抑制购买的作用。二是某种消费行为的改变，可能较大程度地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不能是大家都在购买的商品，这样才能起到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
　　高消费税有利于调节贫富差距。对高消费行为征收特别税，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这种拔一毛而利天下的事，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当然特别消费税要用于特别困难户，对长期生病卧床，无钱看病，及生活无着的贫困人口的资助，要做到专款专用。要制定完善的法规体系，按照基金章程规定的用途运作，保证资金真正用在贫困者身上。如果我们不能对金字塔尖上少数人纸醉金迷、挥金如土的现象加以制约，社会就会失去正义与公平，“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处方五：慈善公益事业
　　
　　现在我国民营经济发展迅速，已出现了一批富豪，他们有承担社会责任、回报社会的意愿。由私人捐资建立的各种非赢利性的基金会应该在第三次分配中扮演重要角色。——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所长 厉无畏
　　慈善事业是移富济贫的事业。第一，慈善事业有利于促进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民族之间的和谐发展。慈善事业为改善贫困乡村和西部地区的初级教育、初级卫生及其基本生活设施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慈善事业越是发展，对缩小阶层差距、缓解社会矛盾的作用就越大。近年来我国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持续扩大。慈善事业是移富济贫的事业。它主要通过志愿捐赠的方式来实现较富有的阶层帮助较贫困的阶层，实现阶层之间的良性良好互动。
　　现有慈善事业存在不足。我国目前虽然已经建立了一些社会基金，但大多还是有政府背景，对调动民企积极性的鼓励不足，往往还会有摊派之嫌。而且这些基金数量有限，家底有限，能发挥的作用也有限。因而，我们应该实施更有效的政策，鼓励更多的个人和企业捐款组建公益性或慈善性基金，动员企业、富人，特别是普通公众捐赠，让爱心充分涌流，高效地为社会进行第三次分配，为我们的社会保障提供“最后一道防线”。政府要做的，就是免除捐款的所得税，为私人捐资的基金会的运作制定完善的法规体系等等。
　　发展慈善事业，先富帮后富。在收入分配体制中，慈善公益捐款是第三次分配。美国慈善公益捐款每年有6700多亿美元，占美国GDP的9％。我国慈善公益捐款仅占GDP的0．1％。因此，除理顺初次、二次分配之外，我们还要发展慈善公益组织，实施各种爱心工程鼓励先富帮后富，共建和谐社会。
　　
　　处方六：理顺分配关系，构建和谐社会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需要始终将改善百姓生活放在首位，并以此为核心，尽快重新建设政绩评估体系，多管齐下地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全国政协委员、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
　　尽快确立新的政绩评估体系。在衡量地方政府的政绩时，不仅要看经济增长与财政收入，更要看重所在地区低收入家庭或贫困人口的生活能否得到保障，公共卫生能否满足中低收入阶层居民的需求等这些指标集中反映群众问题改善程度的指标。
　　尽快确立公平、公正、共享的收入分配原则。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是促进社会和谐的政策基础。现阶段收入分配存在的初次分配不合理、再分配缺乏力度与公平、第三次分配几乎没有格局，导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尽快促使初次分配趋向合理化，提高劳动者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建议尽快采取措施，提高农民、农民工以及城市普通工薪者的劳动报酬及福利待遇，调整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彻底打破行业垄断，使资本所有者、劳动者与国家利益在效率原则下实现合理分配。
　　尽快强化再分配手段，明确承诺政府确保财政的公共性和满足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等有关方面的发展目标。建议针对财政实力持续增强和再分配环节公平不足的现状，加快构建公共财政体制，并在公共财政框架内优先满足事关百姓的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等方面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