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洛阿在《服尔德传》中对传主有一善意的揶揄：“可怜的作者不懂把作品弄得艰涩沉闷，人家怎肯承认他是严肃的学者呢？”
　　但我对“严肃的学者”和他们“艰涩沉闷”的产品望而生畏，虽然有时也被迫啃些硬骨头。
　　近读“文化哲学丛书”中的《荒漠·甘泉》一书，使我从艰深繁难的理论重负中解脱出来了。
　　本书副标题为“文化本体论”，但作者很机智，他说，他所作的只是一种描述，而并不试图建立固定的定义。也就是说，这是轻松的探寻，而并非去背上沉重的十字架。因之作者得以逃逸冰冷的理论纲维，亦不必为构建严整的理论体系而牺牲许多为体系所不容的思之流云。他甚而将书的每一章命为某号乐章——这是一部由八个乐章组成的大型交响乐，其间跳动着由天籁中捕捉来的三十四万个音符。
　　作者从最细微最本质的生命现象入手，由此而扩展至最广大最神秘的奥蕴无穷的宇宙空间。前者的表现形式为“反压抑”，即不断地扩张、进取，以生的意志顽强抗拒死的宿命；而后者则被命名为“浑沌太朴”，即作为反压抑力之原的冲漠虚无绵延无稽沉沧向下的永恒的力，这是生命产生，当然也是文化产生的原动力。以此为根基，作者展开了广泛的包罗宇宙诸象的“描述”(这描述采用了自由的形式，诗化的语言，显示了“音乐”的魅力)。
　　这是否给人以某种神秘感呢？甚至可以指责它：把科学导向了神秘。然而将尚属神秘的东西纳入科学的规程，又何尝不是荒唐。况且文化本体论所意欲探索的空间，正是“在‘实在’背后和四周存在着的巨大的‘虚空’”，而“这虚空，是现有的科学既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的。”
　　科学不到的地方，是神话的诞生地。无数古老的神话早已显示了人类探索“无限”的智慧。与其怀着叹惋之情去追忆那“天真时代”，莫若以今日之智慧来创造现代“神话”。被理性折磨得痛苦不堪的思者或许可以从这里呼吸到一丝新鲜的空气。其实潜意识不就是理性的生身之母，又何妨返归于此吮吸几口醇美的乳汁呢。波普尔说，“一切科学陈述都是假说、猜测或者猜想”，在这个意义上，科学与神话正是同根之果。
　　不过我倒觉得，在对科学对理性挑战的后面，蕴含的是对权威对既定一尊的教条的反叛。当某种科学被捧到至高无上的宝座之时，就意味着它已充当愚昧的祭品了。因此我认为作者所强调的“我们需要一个适度的不可知论与合理的怀疑主义”，正是从破除迷信的意义上揭示了思考的入口处，并道出了生命的最深刻的本质，即生生不息的探索和追求。所谓“圆融的宿命”或亦源出于此——当人在为一次辉煌的升华而欢呼的同时，就预告着一次新的沉沦又开始了。反压抑力逐渐转化为压抑力，新的反压抑力又萌生了。因而当我们评价某种文化(东方的或西方的)的时候，亦当不以“先进”与“落后”分，而应代之以“活力”还是“僵化”的功能评判。
　　生的不自由与死的不可测大约就是哲学的发端，生命的最深刻的矛盾也许就在于它原本是一种不断生长的力，但却正是这种力把生命本身推向死亡的终点。信仰为这种矛盾提供了一个令人慰藉的光明的企望，尽管那已不属于生命的范围。然而这种自欺似乎使人类变得更加可悲。其实，根本就不会有人类的理想境界，失去的乐园决无可能返归，因为那本来就是人造的幻象。很显然，现世的人决无可能认身处之境为理想。若然，则不啻生命的终止——正如浮世德的悲剧。因此，天堂与地狱同在，上帝与魔鬼同在，存在(生命)永远反抗着非存在(浑沌太朴)。
　　那么，幸福呢？——幸福只是瞬间。痛苦是永恒。有压抑才会有痛苦，有痛苦才会反压抑。生命如是演进，人类如是演进，人类社会如是演进。可纳入生命现象的一切，莫不以悲剧结束，正视这一宇宙的铁律，方可真正品味过程中的若干幸福的瞬间，方可以西西弗的精神去迎接死神的微笑。
　　我顿然感到一种明彻的了悟。
　　然而作为一部交响曲的欣赏者，我之所思恐怕已距作曲家创作的初衷很远了。有一句女人的名言：“他把事情讲得那么明白，以致我永远不明白了，这是我不能宽恕他的。”如果把它倒过来说，还能成为名言么？不过这并不高明的语言游戏却道出了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永远的悲喜剧。
　　我忽而想到，莫洛阿所抱怨的，正是严肃的读者太多了啊。
　　
　　(《荒漠·甘泉》，谢选骏著，山东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七月第一版，3.3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