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总干事博科娃反复强调：“我不认为中国仍是一个跟随者，或许过去曾经是，但显然今非昔比。”
2012年，中国向UNESCO缴纳的会费从3.2%升至5.15%，成为第六大缴纳国。而就在此前一年，美国政府宣布，作为对UNESCO投票接纳巴勒斯坦为正式成员国的回应，中止向该组织缴纳6000万美元会费。
不过，如果仅从排位第六的会费来衡量，恐怕还无法准确定位中国在UNESCO的位置。
“今非昔比”的中国，是否已经准备好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现在我们的经济实力强大了，但是，要在UNESCO发挥更大作用，还面临巨大挑战：一方面是国际规则和制度的挑战，另一方面是对原有思维方式的挑战。”一位长期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活动的中国专家说。
中非信托基金的源起
2012年11月23日，就在美国政府宣布中止向UNESCO缴纳会费后不到一个月，博科娃与中国教育部副部长郝平一同出现在巴黎，启动了“中国—教科文组织援非信托基金”。
这是中国的一次全新尝试。该基金计划在4年间对8个非洲国家提供教育援助，旨在加强教师培训，以弥补教育质量差距。首批3个受援国家为科特迪瓦、埃塞俄比亚和纳米比亚。
这一项目的源起，得益于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的持续推动。
2011年8月，第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深圳举办。8月11日，开幕式前一天，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会见了来出席运动会开幕式的博科娃。
博科娃提议：一直以来，中国给予非洲很多双边援助，为什么不更多借助UNESCO这样的多边舞台？
中国对于博科娃的提议回应积极。3个月后，时任国务委员刘延东访问非洲，对这一800万美元的项目着力推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助理总干事唐虔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双边行为容易给人“抢资源”的印象，而且你所做的援助其他人也不知道。通过多边渠道，可以避免这些问题。
“和世界银行等其他国际组织不同，UNESCO并不强推自己的计划，更多依靠软性力量。因此，通过这样平台容易获得好的声誉。”唐虔说，“做教育项目不是着眼于一时，而是要从长远培养非洲对中国的感情。”
日本人在这方面起步较早。二战后，为了修复国际形象，日本大规模启动对外援助。而利用UNESCO的项目做对外援助，已有20年历史。比如，日本在阿富汗启动了大规模的扫盲项目，包括给阿富汗警察扫盲。
除了日本，韩国近年来在这方面也有所行动，他们的目光也对准了非洲。
唐虔建议，像援非信托基金这样的项目，还可以扩展到中国周边的国家和地区。“例如尼泊尔、不丹等地，中国也可以把钱交给UNESCO，由他们来做项目。”
技术里有政治
在信托基金的项目运营中，中国和UNESCO各有权责。
针对中国提供的每年200万美元基金，UNESCO要提供给中国一份总体设计。UNESCO的重点是撒哈拉以南非洲，而非洲的主要问题是师资太差，因此就要针对这一主题进行方案设计，比如师范院校的能力建设、课程改革等。然后，方案将由中国政府审核。而在整体设计方案之外，具体到每个接受援助的国家还要做项目设计，并进行严格的评审。评审通过，才能申请拨款。
孟鸿伟是目前唯一参加过UNESCO项目评审的中国专家。今年六七月，“中国—教科文组织援非信托基金”第一阶段三国的项目评审中，他和另一位英国专家，经过UNESCO的筛选，签订合同，以国际咨询专家的身份，评审纳米比亚和埃塞俄比亚的计划，并提出意见建议。
在项目启动后，中国还要有人员借调到UNESCO，其职责主要是监督基金的使用，防止浪费。“国际组织也是官僚机构，也会浪费。更重要的是，借调人员能够观察项目的运作。中国以前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这样一来可以从头到尾都观察到。”唐虔说。
近年来，尽管中国人在UNESCO的高层官员选任中表现突出，但是像孟鸿伟这样的技术专家却少之又少。这是中国深入参与UNESCO的一块短板：“中国花了钱，但是自己的人参与不进来。为什么？不是人家不用，UNESCO是按照自己的标准选人，我们的人达不到要求。”
“UNESCO和外交部门、甚至和其他国际组织都不一样，这个组织的工作内容包罗万象，工作人员除了精通外语，还要有专业知识。”谢平说。
“国际组织的项目运行，在技术中有政治，技术专家的作用正在这里。技术做得好，对国家形象和外交都有利。现在，我们有干部的后备队，但是没有技术人才的后备队。”孟鸿伟告诉本刊记者。
他曾长期担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质量测评监控研究中心副主任、主任。说起UNESCO的选人标准，他认为，关键在于丰富的国际交流经验。
如今已过退休年龄的孟鸿伟，有着十分国际化的履历。从1983年开始，他就参加国际教育成就评价会的交流，这为他日后走向国际化提供了环境和人脉。
仅在1995年8月到1999年间，他曾当选亚太地区教育评价协会第一届执行主席；曾应UNESCO总部统计处邀请，担任“国际教育标准分类”专家组四成员之一；曾当选为UNESCO统计所第一届董事会董事。
要有顶层设计
而目前的国内环境，对培养中国自己的国际专家并不算有利。
按照估计标准，作为UNESCO的咨询专家，孟鸿伟一天的最高报酬为300美元。“现在在国内随便一场讲座，几个小时就是几千元，谁还愿意出国做评审？”
孟鸿伟认为，这个现象背后，反映着国内深刻的价值取向问题。
这获得另一位与UNESCO有20年工作关系的专家的认同。在谈及中国的人才匮乏时，他提起1994年的一次日本之行。 “当时我第一次去日本，到筑波大学开会。我问那里的学生毕业后想干什么，他们很多人说要到国际组织去。我问为什么？他们说，去了之后视野就完全不同了。日本鼓励本国人到国际组织任职，只要能在国际组织获得职位，所有的费用由国家出。他们认为一年送出去100个人，只要能留下1个就是胜利。现在我们整天在谈话语权，如果连人都没有，还谈什么话语权？”这位专家说。
“相比当时，今天我们会说外语的人多了，但是人才培养目标没变，培养机制和国际组织的要求并不相符。我们的大学毕业生都想进机关当公务员，有几个想去国际组织的？”他说。
这位专家说：“如果没有顶层设计，不是国家行为，最终很难实现国家意志。”
他建议，对于培养国际组织人才，不能任其自由生长，国家需要有宏观的政策设计，要建立技术人才的后备队。“除了利用现有的平台，还要有意识地选拔搜索这样的人才，这才能实现国家战略。”
接受本刊采访的多位专家建议，应针对国际组织，建立技术型人才储备，可以向海归、海外志愿者中寻求有国际组织经验的人。同时，应设立专门的培训课程，邀请熟知国际组织规则的人来授课，并大量派遣到国际组织的实习生。
“要建立人才培养体系，而非找一些人做预备队。”上述接受本刊采访的专家建议，不光是UNESCO，要想在国际组织中拥有更多话语权，应该搭建人才培养体系，提出目标，制定时间表，由此形成完整的导向。
如何克服“水土不服”
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为例，该中心一直是中国与UNESCO合作的典范之一。但是，这一国际化的机构存在诸多“水土不服”的症状。
2008年，中心由保定迁址北京，在北京师范大学挂牌成立。
“将中心迁至北师大的初衷是好的，是希望依托北师大的资源。但是，中心的研究内容与大学的科研并无交集，时间一长，学校的热度就可能下降。而且，中心的工作性质与学校完全不搭界，即便是北师大这样的高校，对国际组织的了解也不太多。”中心的一位研究员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国际组织在中国的生长，如今还遇到一些管理体制上不同的矛盾。
由于中心的财务要经过北师大，导致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是，外国学者来中心参加活动的票据都无法报销。“师大的财务机制是按照大学的制度设计的，而这与国际组织的需求不同。”
目前，类似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的研究机构，UNESCO在中国已设立了8个。其中教育领域1个，文化领域2个，科学领域5个。
“这些研究中心面临同样的问题：机构主管人员都是司局级干部。按照我国目前的干部管理规定，司局级干部原则上一年只能出国一次。UNESCO的国际会议多，总不出现怎么行？”上述研究人员说。
“这些事过去没人研究，现在国家战略有调整，对于国际组织和中国政府合办的研究机构，应该有一个通盘的考虑。”这位研究员说。
同时，他也认为，目前这些问题的存在有客观合理性：“总的来说，这些组织还是超越发展阶段的存在。它们短期内成效有限，其作用是长线的。长远来看，它们能够展现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能够增强国家的软实力。”
从“天下”体系转向现代国际社会
多边外交在中国外交布局中的地位显得越发重要，但实际上这方面的工作与双边外交相比，仍有提升水平的必要。在谢平看来，缺乏在多边舞台上回旋自如的人才，是影响水平提升的一个原因。
而人才的缺乏，又与思维习惯和思想观念有关。
“多边机构要多角度考虑问题，要大家都感觉到友好，真不是件容易的事。这不是花钱能解决的，要有智慧有思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副主任王力说。
对于中国人来说，由于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对国际组织的认知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国际组织通过制定国际公约影响国家行为。“对于国际公约的认知，需要一定的远见。”唐虔说。
“比如我们正在讨论国家之间互相承认高等教育学历的事情。目前全球有一些地区性的公约，但还没有全球性公约，一旦形成新的公约，将会对人才、劳动力的流动产生影响。这样的事情中国要不要参与？现在我们有很多双边协议，可能有人觉得不用参与。但是，中国人口众多，如果将来有一天发现因为没有参与制定规则而受到制约，那时就晚了。”唐虔说。
“如果放到足够长的时间来看，中国人对于国际组织及我们在其中角色的认识，涉及一百多年来我们如何给自己进行国际定位的问题。如何从中国传统的‘天下’体系，转向现代国际社会的观念，这是思维层面的挑战。”谢平说。
2012年，中国向UNESCO缴纳的会费从3.2%升至5.15%，成为第六大缴纳国。而就在此前一年，美国政府宣布，作为对UNESCO投票接纳巴勒斯坦为正式成员国的回应，中止向该组织缴纳6000万美元会费。
不过，如果仅从排位第六的会费来衡量，恐怕还无法准确定位中国在UNESCO的位置。
“今非昔比”的中国，是否已经准备好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现在我们的经济实力强大了，但是，要在UNESCO发挥更大作用，还面临巨大挑战：一方面是国际规则和制度的挑战，另一方面是对原有思维方式的挑战。”一位长期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活动的中国专家说。
中非信托基金的源起
2012年11月23日，就在美国政府宣布中止向UNESCO缴纳会费后不到一个月，博科娃与中国教育部副部长郝平一同出现在巴黎，启动了“中国—教科文组织援非信托基金”。
这是中国的一次全新尝试。该基金计划在4年间对8个非洲国家提供教育援助，旨在加强教师培训，以弥补教育质量差距。首批3个受援国家为科特迪瓦、埃塞俄比亚和纳米比亚。
这一项目的源起，得益于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的持续推动。
2011年8月，第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深圳举办。8月11日，开幕式前一天，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会见了来出席运动会开幕式的博科娃。
博科娃提议：一直以来，中国给予非洲很多双边援助，为什么不更多借助UNESCO这样的多边舞台？
中国对于博科娃的提议回应积极。3个月后，时任国务委员刘延东访问非洲，对这一800万美元的项目着力推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助理总干事唐虔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双边行为容易给人“抢资源”的印象，而且你所做的援助其他人也不知道。通过多边渠道，可以避免这些问题。
“和世界银行等其他国际组织不同，UNESCO并不强推自己的计划，更多依靠软性力量。因此，通过这样平台容易获得好的声誉。”唐虔说，“做教育项目不是着眼于一时，而是要从长远培养非洲对中国的感情。”
日本人在这方面起步较早。二战后，为了修复国际形象，日本大规模启动对外援助。而利用UNESCO的项目做对外援助，已有20年历史。比如，日本在阿富汗启动了大规模的扫盲项目，包括给阿富汗警察扫盲。
除了日本，韩国近年来在这方面也有所行动，他们的目光也对准了非洲。
唐虔建议，像援非信托基金这样的项目，还可以扩展到中国周边的国家和地区。“例如尼泊尔、不丹等地，中国也可以把钱交给UNESCO，由他们来做项目。”
技术里有政治
在信托基金的项目运营中，中国和UNESCO各有权责。
针对中国提供的每年200万美元基金，UNESCO要提供给中国一份总体设计。UNESCO的重点是撒哈拉以南非洲，而非洲的主要问题是师资太差，因此就要针对这一主题进行方案设计，比如师范院校的能力建设、课程改革等。然后，方案将由中国政府审核。而在整体设计方案之外，具体到每个接受援助的国家还要做项目设计，并进行严格的评审。评审通过，才能申请拨款。
孟鸿伟是目前唯一参加过UNESCO项目评审的中国专家。今年六七月，“中国—教科文组织援非信托基金”第一阶段三国的项目评审中，他和另一位英国专家，经过UNESCO的筛选，签订合同，以国际咨询专家的身份，评审纳米比亚和埃塞俄比亚的计划，并提出意见建议。
在项目启动后，中国还要有人员借调到UNESCO，其职责主要是监督基金的使用，防止浪费。“国际组织也是官僚机构，也会浪费。更重要的是，借调人员能够观察项目的运作。中国以前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这样一来可以从头到尾都观察到。”唐虔说。
近年来，尽管中国人在UNESCO的高层官员选任中表现突出，但是像孟鸿伟这样的技术专家却少之又少。这是中国深入参与UNESCO的一块短板：“中国花了钱，但是自己的人参与不进来。为什么？不是人家不用，UNESCO是按照自己的标准选人，我们的人达不到要求。”
“UNESCO和外交部门、甚至和其他国际组织都不一样，这个组织的工作内容包罗万象，工作人员除了精通外语，还要有专业知识。”谢平说。
“国际组织的项目运行，在技术中有政治，技术专家的作用正在这里。技术做得好，对国家形象和外交都有利。现在，我们有干部的后备队，但是没有技术人才的后备队。”孟鸿伟告诉本刊记者。
他曾长期担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质量测评监控研究中心副主任、主任。说起UNESCO的选人标准，他认为，关键在于丰富的国际交流经验。
如今已过退休年龄的孟鸿伟，有着十分国际化的履历。从1983年开始，他就参加国际教育成就评价会的交流，这为他日后走向国际化提供了环境和人脉。
仅在1995年8月到1999年间，他曾当选亚太地区教育评价协会第一届执行主席；曾应UNESCO总部统计处邀请，担任“国际教育标准分类”专家组四成员之一；曾当选为UNESCO统计所第一届董事会董事。
要有顶层设计
而目前的国内环境，对培养中国自己的国际专家并不算有利。
按照估计标准，作为UNESCO的咨询专家，孟鸿伟一天的最高报酬为300美元。“现在在国内随便一场讲座，几个小时就是几千元，谁还愿意出国做评审？”
孟鸿伟认为，这个现象背后，反映着国内深刻的价值取向问题。
这获得另一位与UNESCO有20年工作关系的专家的认同。在谈及中国的人才匮乏时，他提起1994年的一次日本之行。 “当时我第一次去日本，到筑波大学开会。我问那里的学生毕业后想干什么，他们很多人说要到国际组织去。我问为什么？他们说，去了之后视野就完全不同了。日本鼓励本国人到国际组织任职，只要能在国际组织获得职位，所有的费用由国家出。他们认为一年送出去100个人，只要能留下1个就是胜利。现在我们整天在谈话语权，如果连人都没有，还谈什么话语权？”这位专家说。
“相比当时，今天我们会说外语的人多了，但是人才培养目标没变，培养机制和国际组织的要求并不相符。我们的大学毕业生都想进机关当公务员，有几个想去国际组织的？”他说。
这位专家说：“如果没有顶层设计，不是国家行为，最终很难实现国家意志。”
他建议，对于培养国际组织人才，不能任其自由生长，国家需要有宏观的政策设计，要建立技术人才的后备队。“除了利用现有的平台，还要有意识地选拔搜索这样的人才，这才能实现国家战略。”
接受本刊采访的多位专家建议，应针对国际组织，建立技术型人才储备，可以向海归、海外志愿者中寻求有国际组织经验的人。同时，应设立专门的培训课程，邀请熟知国际组织规则的人来授课，并大量派遣到国际组织的实习生。
“要建立人才培养体系，而非找一些人做预备队。”上述接受本刊采访的专家建议，不光是UNESCO，要想在国际组织中拥有更多话语权，应该搭建人才培养体系，提出目标，制定时间表，由此形成完整的导向。
如何克服“水土不服”
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为例，该中心一直是中国与UNESCO合作的典范之一。但是，这一国际化的机构存在诸多“水土不服”的症状。
2008年，中心由保定迁址北京，在北京师范大学挂牌成立。
“将中心迁至北师大的初衷是好的，是希望依托北师大的资源。但是，中心的研究内容与大学的科研并无交集，时间一长，学校的热度就可能下降。而且，中心的工作性质与学校完全不搭界，即便是北师大这样的高校，对国际组织的了解也不太多。”中心的一位研究员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国际组织在中国的生长，如今还遇到一些管理体制上不同的矛盾。
由于中心的财务要经过北师大，导致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是，外国学者来中心参加活动的票据都无法报销。“师大的财务机制是按照大学的制度设计的，而这与国际组织的需求不同。”
目前，类似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的研究机构，UNESCO在中国已设立了8个。其中教育领域1个，文化领域2个，科学领域5个。
“这些研究中心面临同样的问题：机构主管人员都是司局级干部。按照我国目前的干部管理规定，司局级干部原则上一年只能出国一次。UNESCO的国际会议多，总不出现怎么行？”上述研究人员说。
“这些事过去没人研究，现在国家战略有调整，对于国际组织和中国政府合办的研究机构，应该有一个通盘的考虑。”这位研究员说。
同时，他也认为，目前这些问题的存在有客观合理性：“总的来说，这些组织还是超越发展阶段的存在。它们短期内成效有限，其作用是长线的。长远来看，它们能够展现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能够增强国家的软实力。”
从“天下”体系转向现代国际社会
多边外交在中国外交布局中的地位显得越发重要，但实际上这方面的工作与双边外交相比，仍有提升水平的必要。在谢平看来，缺乏在多边舞台上回旋自如的人才，是影响水平提升的一个原因。
而人才的缺乏，又与思维习惯和思想观念有关。
“多边机构要多角度考虑问题，要大家都感觉到友好，真不是件容易的事。这不是花钱能解决的，要有智慧有思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副主任王力说。
对于中国人来说，由于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对国际组织的认知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国际组织通过制定国际公约影响国家行为。“对于国际公约的认知，需要一定的远见。”唐虔说。
“比如我们正在讨论国家之间互相承认高等教育学历的事情。目前全球有一些地区性的公约，但还没有全球性公约，一旦形成新的公约，将会对人才、劳动力的流动产生影响。这样的事情中国要不要参与？现在我们有很多双边协议，可能有人觉得不用参与。但是，中国人口众多，如果将来有一天发现因为没有参与制定规则而受到制约，那时就晚了。”唐虔说。
“如果放到足够长的时间来看，中国人对于国际组织及我们在其中角色的认识，涉及一百多年来我们如何给自己进行国际定位的问题。如何从中国传统的‘天下’体系，转向现代国际社会的观念，这是思维层面的挑战。”谢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