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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5年，28岁的美国青年梭罗带着一把斧头，在无人居住的瓦尔登湖畔建造了一间小木屋，并在那里住了两年多。后来，他把自己这段时间的思考融入了作品《瓦尔登湖》中。
150年后，中国作家韩少功来到了湖南汨罗乡下，过上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这些经历也进入了其新作《山南水北》，在书中，作者讲述他乡居多年的生命感受和自然体验，以及对城市现代生活的反思和对农村风土文化的追问。
一直到现在，韩少功还延续着半年在海口、半年在乡下的生活，在海岛和山乡之间穿行并思考着。在周围人的眼中，他的表情从容淡定，脸上总是挂着温和的笑意。
谈隐居——出于了解新的现实的需要
在湖南汨罗八溪峒家里，韩少功一呆就是7个半年。他就像候鸟，每年4月至10月在汨罗乡下，其余半年时间就回到海口。他所住的乡下是个很农家乐的地方，平日的生活除了写作之外，他就是跟妻子一道做饭、种菜、养鸡，到周围的农民家串门、聊天。不同的是，他的“隐居”依然现代化，电视、电话、网络一样都不少。
问：您每年有半年在乡下，半年在城市。这似乎是有点怀旧的做法？
韩少功：是出于了解新的现实的需要，因为农村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我在城里是不知道的。确实，我不是真正的农民，也不是所有时间都在乡下，实际上，我对农村和农民的了解还是非常有限的，但比呆在城市时了解得更多了一些。
谈农村——我们需要自疑的果断
没有陶潜的悲苦，也没有梭罗的孤独。在汨罗乡下，韩少功似乎很忙。他帮助村里修出了“一大三小”四条路，他到学校里给学生讲课，帮助把新技术引进乡村。快到端午节了，他决定在这里举办个山歌节，让年轻人把心里的歌唱出来。汨罗江边出现了十几家小造纸厂，污染很厉害。他劝说农民，可他们不以为然。后来鸭子都死光了，很多人得了怪病，农民才开始恐慌，决定要关掉这些厂。他又帮助他们告状上访。
问：实际上，汨罗农村已经受到都市化的影响，那么生活在那里，您还会有以前那样的“重新拾回现代文明”的优越感吗？
韩少功：都市化对农村实际上是双刃剑，技术普及到乡下，电视、网络到农村，农民与闭塞已经告别了。可现代化给农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而我作为城里来的人总有一种愧疚感。因为城市从农村剥夺的东西太多了，用乡村的钱供出学子，可到头来农村却缺乏建设人才。
问：这样的都市化是不可避免的。您作为一个个体，如何看待这样的变化和其中的问题？
韩少功：我曾经感到焦虑和无奈，每个人都有想法和愿望，但是你实现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这是无可回避的现实，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行动方式。所以我们应该像一盏灯，首先照亮我们周围。行动就是一切，中国从来就有一种知行合一的传统。
问：您在乡村已经践行着“照亮周围”的观点。那您觉得现在做的事情会得到怎样的结果？
韩少功：我们修一条路是在帮助农民脱贫，可这是福是祸很难说，因为砍伐木材、破坏环境也变得方便了。每件事情都处在因果网络之中，看起来是好事的也会是坏事，这样价值判断就变得很难。也许需要自己对自己负责任的判断，有些需要别太计后果，既不要为后果太过担忧，也不要沾沾自喜，是一种自疑的果断。
谈作品——逃离文学的同性繁殖
问：在城市里创作，接受了相同的信息，不免会产生“同性繁殖”的结果。你是否觉得自己快要卷进去了，然后赶紧抽身逃离？
韩少功：其实在农村的好处是安静，可以屏蔽掉一些我不想接收的信息。同性繁殖是全世界作家的普遍问题。现在各种资源都向大中城市集中，稍微有点成功的作家都集中在大中城市，接收的信息和生活方式都差不多，容易雷同和同质化，对文学来说不是好事情。文学需要多样，需要个人独特的经验。所以，走出这样的围城有时候是必要的。
问：小说创作存在着模式化的问题？
韩少功：是的。今年以来，国内国外出现很多关于抄袭的指控，比如郭敬明。有时候他们也是委屈的，我想他们也不会笨到抄袭一个同时代的作家的作品。也许真是雷同，因为不经意的生活方式和信息雷同，就写得雷同了，这都是模式化的生活惹的祸。
问：现在很多文学作品似乎都缺乏批判精神，那在您的新作《山南水北》中，是否还有批判的痕迹？
韩少功：没有批判精神的作家，不是好作家。《山南水北》里，有些看法是我必须告知大家的，但这些看法甚至到了“人民公敌”的程度。正如当全世界的人都认为现代生活是个美丽神话时，我就偏说现代文明其实有很多危险。
韩少功是个“扛锄头写作的人”，从以前的《马桥词典》到现在的《山南水北》，都是乡村生活，有虚构也有真实。上世纪80年代，他以《文学的根》和自己的创作实践，发起了一场“寻根文学”的运动，寻根也一直在他的作品中延续，他说：“寻根不一定是往后看，而是瞻前顾后的问题，是活生生的现实。”
（据深圳《晶报》2006年11月访谈录《韩少功：当个“文字帝国的暴君”》编辑，有删改）
150年后，中国作家韩少功来到了湖南汨罗乡下，过上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这些经历也进入了其新作《山南水北》，在书中，作者讲述他乡居多年的生命感受和自然体验，以及对城市现代生活的反思和对农村风土文化的追问。
一直到现在，韩少功还延续着半年在海口、半年在乡下的生活，在海岛和山乡之间穿行并思考着。在周围人的眼中，他的表情从容淡定，脸上总是挂着温和的笑意。
谈隐居——出于了解新的现实的需要
在湖南汨罗八溪峒家里，韩少功一呆就是7个半年。他就像候鸟，每年4月至10月在汨罗乡下，其余半年时间就回到海口。他所住的乡下是个很农家乐的地方，平日的生活除了写作之外，他就是跟妻子一道做饭、种菜、养鸡，到周围的农民家串门、聊天。不同的是，他的“隐居”依然现代化，电视、电话、网络一样都不少。
问：您每年有半年在乡下，半年在城市。这似乎是有点怀旧的做法？
韩少功：是出于了解新的现实的需要，因为农村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我在城里是不知道的。确实，我不是真正的农民，也不是所有时间都在乡下，实际上，我对农村和农民的了解还是非常有限的，但比呆在城市时了解得更多了一些。
谈农村——我们需要自疑的果断
没有陶潜的悲苦，也没有梭罗的孤独。在汨罗乡下，韩少功似乎很忙。他帮助村里修出了“一大三小”四条路，他到学校里给学生讲课，帮助把新技术引进乡村。快到端午节了，他决定在这里举办个山歌节，让年轻人把心里的歌唱出来。汨罗江边出现了十几家小造纸厂，污染很厉害。他劝说农民，可他们不以为然。后来鸭子都死光了，很多人得了怪病，农民才开始恐慌，决定要关掉这些厂。他又帮助他们告状上访。
问：实际上，汨罗农村已经受到都市化的影响，那么生活在那里，您还会有以前那样的“重新拾回现代文明”的优越感吗？
韩少功：都市化对农村实际上是双刃剑，技术普及到乡下，电视、网络到农村，农民与闭塞已经告别了。可现代化给农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而我作为城里来的人总有一种愧疚感。因为城市从农村剥夺的东西太多了，用乡村的钱供出学子，可到头来农村却缺乏建设人才。
问：这样的都市化是不可避免的。您作为一个个体，如何看待这样的变化和其中的问题？
韩少功：我曾经感到焦虑和无奈，每个人都有想法和愿望，但是你实现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这是无可回避的现实，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行动方式。所以我们应该像一盏灯，首先照亮我们周围。行动就是一切，中国从来就有一种知行合一的传统。
问：您在乡村已经践行着“照亮周围”的观点。那您觉得现在做的事情会得到怎样的结果？
韩少功：我们修一条路是在帮助农民脱贫，可这是福是祸很难说，因为砍伐木材、破坏环境也变得方便了。每件事情都处在因果网络之中，看起来是好事的也会是坏事，这样价值判断就变得很难。也许需要自己对自己负责任的判断，有些需要别太计后果，既不要为后果太过担忧，也不要沾沾自喜，是一种自疑的果断。
谈作品——逃离文学的同性繁殖
问：在城市里创作，接受了相同的信息，不免会产生“同性繁殖”的结果。你是否觉得自己快要卷进去了，然后赶紧抽身逃离？
韩少功：其实在农村的好处是安静，可以屏蔽掉一些我不想接收的信息。同性繁殖是全世界作家的普遍问题。现在各种资源都向大中城市集中，稍微有点成功的作家都集中在大中城市，接收的信息和生活方式都差不多，容易雷同和同质化，对文学来说不是好事情。文学需要多样，需要个人独特的经验。所以，走出这样的围城有时候是必要的。
问：小说创作存在着模式化的问题？
韩少功：是的。今年以来，国内国外出现很多关于抄袭的指控，比如郭敬明。有时候他们也是委屈的，我想他们也不会笨到抄袭一个同时代的作家的作品。也许真是雷同，因为不经意的生活方式和信息雷同，就写得雷同了，这都是模式化的生活惹的祸。
问：现在很多文学作品似乎都缺乏批判精神，那在您的新作《山南水北》中，是否还有批判的痕迹？
韩少功：没有批判精神的作家，不是好作家。《山南水北》里，有些看法是我必须告知大家的，但这些看法甚至到了“人民公敌”的程度。正如当全世界的人都认为现代生活是个美丽神话时，我就偏说现代文明其实有很多危险。
韩少功是个“扛锄头写作的人”，从以前的《马桥词典》到现在的《山南水北》，都是乡村生活，有虚构也有真实。上世纪80年代，他以《文学的根》和自己的创作实践，发起了一场“寻根文学”的运动，寻根也一直在他的作品中延续，他说：“寻根不一定是往后看，而是瞻前顾后的问题，是活生生的现实。”
（据深圳《晶报》2006年11月访谈录《韩少功：当个“文字帝国的暴君”》编辑，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