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档案馆馆藏唐开元二年（公元714年）6件档案，距今已有1300多年，是迄今为止国内各档案馆中仅藏的唐代档案，于2002年3月入選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这6件唐档究竟记录了遥远年代的什么故事，它们又是如何辗转流传到东北的呢？
　　幸存在古墓中的档案
　　这6件唐档出土于新疆吐鲁番的古墓，之所以能留存下来，与唐代文书档案的管理制度和吐鲁番地区先民的丧葬习俗有关。唐代规定，超过3年的政府文书档案即“揀除”，通常会被销毁或丢弃，这就是如今很难见到唐代档案的主要原因。然而，官府丢弃的这些档案和书写文字的纸张却被民间视为宝物，把它作为随葬品敬献故人，由此看出古代先民对文字和文化的崇拜。吐鲁番早期墓葬内置衣物、明器，稍后又置墓志，这些与内地大体相同。后来，当地官员及居民开始将足以显示死者生前地位和政治影响的有关文书置于墓内，如因战功所得《勋告》、各类契券、官府文书等，由于吐鲁番地区气候干燥，使这些纸质文书档案长期保存下来，也让我们今天能有幸看到唐代文书档案的真迹，了解唐代西州地区的历史、文化和丧葬习俗。
　　辽宁省档案馆馆藏唐档已是残页，档案原件29.5厘米×26厘米左右，单页保存。书写在宣纸上，墨迹清晰，有3件落款有“开元二年”字样，并有1件盖有蒲昌府的印章、1件盖蒲昌县的印章，其中5件是唐代蒲昌府、县的文书档案，1件是西州寺庙禅师名单。
　　大阪某私人收藏家对其收藏的唐档来源闪烁其词，估计数量也不止21件。
　　辽宁省档案馆所藏6件唐档与罗振玉有关，那么唐档又是怎样到了他手中的呢？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罗振玉在“八千麻袋事件”中得到的。另一种说法是他于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文物市场买来的。对此，武汉大学陈国灿教授考证分析：从目前分藏在日本的蒲昌府文书的来源看，这批唐代档案在东渡日本前长时间藏在上海，至迟到20世纪30年代，已由吐鲁番流到了上海。罗振玉喜爱收藏又有对历史文献的鉴赏能力，他在那时虽寓居天津，但又不止一次地到过上海，这6件唐档很有可能是他从上海购得的。
　　罗振玉把档案带到东北
　　罗振玉，字叔言，祖籍浙江上虞，1866年生于江苏淮安府山阴县一官宦之家。他早年考中秀才，曾先后在湖北农务学堂、江苏师范学堂、京师大学堂农科学校任监督。1906年奉调入京学部任二等咨议官，1909年补参事官。他对历史文化颇有研究，曾在搜集、保护和抢救文化典籍和历史档案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如他曾抢救八千麻袋史料，被传为收藏历史的佳话。
　　1909年，内阁大库库墙倒塌，大部分典籍和档案被压在垣内。醇亲王载沣认为档案中无用的太多，奏请焚毁并获准，正值学部尚书张之洞筹建京师图书馆，便派参事罗振玉去库里挑拣并接收历朝的书籍。罗氏发现其中的档案是清代的重要史料，就请张之洞上奏朝廷不要焚毁而是移交给学部，这些档案史料有八千麻袋之多。1921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因经费紧张，把这些档案史料作价8000大洋卖给了北京同懋增纸店化纸浆，罗振玉听到此消息后，花12000大洋购回并雇人整理，抢救和保护了一批重要的档案史料，这就是“八千麻袋事件”。
　　罗振玉于1933年出任伪满洲国“监察院院长”时，将6件唐档送给傀儡皇帝溥仪作为见面礼，因而它们曾经是伪满新京博物馆的藏品。东北解放后，6件唐档收归东北图书馆并钤上“东北图书馆藏档”之印。1960年，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批示成立东北档案馆，东北图书馆将保管的220余万卷历史档案移交东北档案馆，其中就包含这6件唐档。1969年东北档案馆撤销，将6件唐档即移交给辽宁省档案馆保存至今。
　　辽宁省档案馆馆藏唐档既是珍贵历史档案，也是难得的文物。近百年来，我国西域地区出土文物中，发现了一些唐、宋、西夏、元等朝代的地方政府文书档案，为历史和档案学的研究提供原始文献。它是最能客观反映当时社会生活实际的第一手资料，是研究西北部地区魏晋南北朝隋唐历史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宗教的历史文献，学术价值极高。并且，唐代宣纸不仅广泛用于书画，而且是政府公文书用纸。西域公文用的宣纸是朝廷配送、由长安运过去的，以其“轻似蝉翼白如雪，抖似丝绸不闻声”的百折不损、墨韵万变，再次佐证宣纸是“千年寿纸”。由此可知，幸存的唐档堪称传世珍品。
　　（摘自《纵横》2018年第9期。作者为辽宁省档案局〈馆〉原局〈馆〉长、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