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至6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共历史上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具有革命里程碑意义的大会。其间，有许多有趣的细节故事。
　　为什么党旗都要摆成V字型？
　　随着各根据地的日益壮大，原有的代表名额适应不了新形势的要求，各地党组织根据中央的要求又补充选举了一些代表。这样就必须要有个大一点的礼堂。
　　通过反复权衡利弊，最终将七大会址选定在延安杨家岭。因为杨家岭的地形比较平坦，地势也相对开阔；而且已经建有不少窑洞，可作为与会代表的住处直接使用。只需建一座大會用的礼堂就可以了。
　　在党中央确定会址后不久，中央副秘书长兼七大副秘书长李富春请来了延安自然科学院的杨作材设计礼堂修建方案。
　　杨家岭中央大礼堂1941年开始动工修建。由于军民通力合作，建设速度非常快，仅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建成了。
　　这个礼堂朴素大方、壮观美丽，体现了中西合壁的设计风格特点——外观是苏联式，内部是陕北窑洞式的石拱结构。礼堂占地1056平方米，可以容纳上千人。当年，这是延安唯一有木梁和木柱的大型建筑物。
　　七大会场是由鲁艺美术系教师钟敬之设计并布置的。据延安革命纪念馆研究员霍静廉介绍，考虑到是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钟敬之在主席台中央毛泽东与朱德的巨幅侧面头像两边各插三面党旗，代表已经成功召开了六届。然而，这六面党旗该怎么摆成了困扰钟敬之的难题。直接竖着摆，在远处看起来好像是插了六根杆子，看不出效果。
　　正当他琢磨的时候，一根旗杆突然发生倾斜，党旗立马展开，这让钟敬之灵机一动，顺势把六面红旗全部倾斜。但是全部朝一边也不好看，通过现场试验，让党旗分别倒向两边，形成V字夹角视觉效果最佳，同时也有旗开得胜的内涵。从此，V字型的党旗摆法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许多珍贵瞬间
　　被永恒定格下来
　　这次大会是我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都是空前的，而为大会摄影的任务就落在了延安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的肩上。
　　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胶片的来源在几年前就已经断绝了，但电影团负责人吴印咸一向节约使用胶片，并特意留有备用，所以，每当中共中央的重要会议召开时，他仍能使用仅有的一些胶片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政治事件记录下来。
　　拍摄参加七大的中共领导人时，吴印咸独具匠心，运用多种艺术表现手法，使拍摄的照片既反映了人物的真实面貌，又突出了每个人物发言时的不同特点。
　　在拍摄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时，吴印咸从侧面取像，将刘少奇身旁的一束鲜花纳入照片中，使这幅简单的人像摄影具有了艺术的美感。
　　当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时，吴印咸将朱老总置于画面的左方，使主席台上的领袖群像巧妙地成为照片的背景，不但突出了人物，而且显示了拍摄的事件背景。
　　当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报告时，吴印咸大胆地采用了仰拍的手法，画面上部留出了大面积的空白，顶上一盏明亮的灯光进入照片的左上角，使照片带上了浓厚的象征意义：中国人民的革命是在指路明灯——中国共产党的照耀下前进的。
　　拍七大全景照最费心思
　　众多照片中，七大全景的那张照片最费心思，也是流传最广的照片之一：醒目的标语和横幅，庄严隆重的大会场面，毛泽东站在主席台上讲话，党的领导整齐地端坐在台上，代表们在台下认真聆听……
　　其实，在当时的艰苦条件下，吴印咸手中只有几部老式相机，而且都是固定的标准镜头，根本不可能拍出如此宽阔的场景。吴印咸是用拍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方法——接片来对照片进行处理。
　　七大的历史照片除了经常可以见到的那些会场照片之外，还有一张珍贵的全体代表合影。
　　现在保存下来的七大代表合影，前面的代表是盘腿而坐，中间有两排高低有所不同的木板凳，可以辨认出来的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冈野进、徐特立、周恩来、林伯渠、吴玉章等人，或坐或站，他们的前面挤着三四排人。刘少奇、张闻天、陈毅、任弼时、叶剑英站在毛泽东等人的后面一排。最高兴的是朱德，满脸笑容。相比之下，其他人的表情就比较庄重而严肃了。
　　受当时条件局限，七大代表750多人，加上工作人员将近1000人这张合影没有发给每位代表。所以，直到新中国成立，博物馆陈列出这张集体合影时，一些七大代表才第一次看见照片上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