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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杨闇公是20世纪20年代四川地区大革命运动的卓越领导人，他在发展教育方面的努力促进了大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本文从学校的教育经费经常捉襟见肘，得不到应有的、稳定的保障，战乱导致普通民众从根本上无心于教育，教育基本上只是有钱人的权利等时代背景，阐述了杨闇公让青年男女都走出家门，进入学校去接受新式教育，除了多读书以外，还要牢记自己所担负的是振兴中华、报效祖国的神圣使命的教育目的，分析了杨闇公的教育理念，他认为一个优秀的革命者必须要接受良好的教育，要多读书，且教育能够让人时刻保持先进的思想意识，提升他的理智程度，从而增强他的意志力，并进一步强化他的革命性分析。
关键词：大革命；杨闇公；读书；教育
中图分类号：G7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052（2020）04-0117-02
作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杨闇公特别注重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来指导革命实践。在革命实践中，特别注重教育实践带来的效力。他组织读书会，指导革命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帮助他们快速走上革命正道；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他与吴玉章等人创办重庆中法学校，加强马列主义教育，培养革命所需的干部人才；为领导工农运动，他开设平民学校，指导工农群众接受教育，提高自身觉悟，号召他们起来参加革命，反对阶级压迫。这些教育实践活动培养了大批革命所需的优秀人才，促进了四川大革命运动走向高潮。
一、杨闇公发展教育的时代背景与家庭背景
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的一个重要因素便是民智不开，教育事业的全面落后。因此，要想振兴华夏民族，就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当人们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留学海外、学习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的风气便日渐风靡全国。从19世纪70年代的幼童赴美学习，到甲午中日战争失败以后留学日本的风潮，再到20世纪20年代留法勤工俭学之风气。这种良好的求学风气正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之一。外出留学人员陆续学成归国，带回了大量先进的科学技术及全新的教育理念，不仅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更促进了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使得更多的有志之士有机会走出国门，去探索救国救民之道。然而即使有留学日本和法国风潮的兴起，但实际上整个国家的文化教育水平还是相当低的。学校是开展国民素质教育最重要的场所。虽然自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全国各地的学校数量明显增多，但教育水平并未有多大的提升和改善。
第一，学校的教育经费经常捉襟见肘，得不到应有的、稳定的保障。学校的教育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拨款。但在民国军阀割据混战的年代，对于人口和地盘的争夺才是军阀关注的焦点。教育往往被走马观花、频繁更替的地方军阀政府所忽视，教育经费长期得不到稳定的保障，甚至被挪为他用（多数时候是被地方军阀充作军费开支），致使教育事业举步维艰、发展缓慢，由此引发了1922年民国时期教育经费独立运动。
第二，正是因为严重依赖于政府的财政拨款，致使教育界长期被代表反动頑固势力的官厅所把持和控制，教育制度反动陈腐，理念保守落后。一方面，教育界的“领导者”大多数以官厅为靠山，为自己牟取私利。另一方面，官厅也以教育界的“领导者”为代理人对教育和社会舆论进行控制。两者勾结起来，为巩固他们窃取的不正当利益，共同排斥和打压一切有进步教育倾向的人或行为，将教育界搞得乌烟瘴气、乱七八糟、毫无生机可言。在杨闇公革命活动的主战场四川，“由于被诚学会的官僚政客和国家主义派分子所把持，教育非常腐败，为多数青年学生所不满[1]”，最终爆发了波及全川教育界的学生择师运动，而且四川地区的教育界现状也与整个国家的教育界现状大体上一致。在他的日记里面对川中的教育界有过以下描述，“表现出来的也很糟，内容也很糟，教育界的精神就可见了，‘马屎皮面光，内容一包糟’，真足以代表蓉垣的教育界现状[2]”“与（刘）祖萌往观女师，毫无可言的地方，像那样的无组织、无精神，乱七八糟的就代表出来了[2]”。他的好友，同为共产主义运动者的童庸生“因遭各方面的压迫，渝中教育界已不能立足了——进步系在此多极了，只好远去涪陵，暂避其锋[2]”“反动力仍在继续集中，官府召集的校长会议，结果必取高压手段，勿容疑议……基本的学校如巴师，果然受了软化了……糊涂的校长老爷，承奉官长的命令[2]”。
第三，战乱频繁导致普通民众从根本上无心于教育，教育基本上只是有钱人的权利。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如何在这种军阀滥政、战乱不堪的环境下生存下来才是他们首要考虑的问题。然而他们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甚至是生存问题都无力解决，更何谈是花钱去接受教育呢？即使是求学欲望强烈的刘伯承元帅，也是在辛亥革命爆发参军之后，才有机会考入四川军政府开办的将校学堂继续深造，且将校学堂是带薪就读，免除了刘伯承的经济压力。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也基本上只有像杨闇公这种家庭殷实的子弟才有机会去接受教育，普通民众接受教育的机会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作为一名有远见的开明绅士，杨闇公的父亲杨淮清对子女的教育是相当重视的。他经常为子女讲解杨家将、岳飞、文天祥等人的英雄故事，培养他们的爱国热忱。同时花重金为子女聘请有学识的私塾教师，为他们未来的智力发展奠定了基础。待子女年龄稍长，他便鼓励子女追寻留学之风而去。这种极重的教育观对后辈们培养民族气节、参加革命活动、塑造革命精神、坚定革命信念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杨尚昆同志在本人回忆录中也有过相关的描述，“父亲没有应过考，但喜欢读书。他主张子女都要读书……书读得越多越好。甲午战败后，国耻日深，有志青年寻求救国的道路，联袂去日本留学。父亲对子女的教育是舍得花钱的。所以，大哥杨剑秋（尚荃）早在1904年就东渡日本，进入中央大学经济系，在日本住了9年；二哥衡石（尚麟）1917年考入日本明治大学商科；四哥闇公（尚述）同年去日本士官学校[3]”。
二、杨闇公发展教育的目的
作为一名深谋远虑的革命家，杨闇公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大力发展教育，通过教育来培养大量革命所需的人才和国家建设发展所需的人才，才能“颠覆有产者的利益（包括现在的政府、军阀、国际帝国主义），无产阶级掌握政权”[4]，进一步建立苏俄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改变国弱民穷的困局。他认为国家和民族的复兴必须以教育为根基，就当时所面对的环境而言，让更多的人去读书，去接受教育，“才是最紧要的工作”[2]，他甚至很迫切地指出，“若不从教育着手，前途还能设想吗？[2]” 第一，需要上一辈深谋远虑，提高觉悟，放下传统的宗法观念，解除一切限制，让青年男女都走出家门，进入学校去接受新式教育。他相信“人类有上进的可能性，习惯和环境只能限制一时，不能囿其终身；只要有了觉悟，无论环境如何，都有打破它的可能[2]”。这不仅能为国家的未来培养更多人才，也能为家族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第二，走出家门，在学校接受新式教育的青年们除了多读书以外，还要牢记自己所担负的是振兴中华、报效祖国的神圣使命。杨闇公认为：青年是最容易受到新文化和新思想感染的，他们的革命可塑性特别强。尤其是“处在这过渡期中的青年们（新旧交替的社会），稍有知识的和欲有所作为的人们，没有那一个不想把现存制度拿来改换了的[2]”。这不仅仅是要指导青年们打破封建顽固势力对教育的垄断和控制，改革现行不合理的教育制度，提升自身科学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引导他们面向社会实际问题，寻找到革命所需的思想武器——社会主义，解放长期被束缚的思想，源源不断地加入革命队伍中来。所以他在青年学生当中组织了读书会，在工农群众中开设了平民学校，甚至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专门创办了重庆中法学校来培养革命所需的干部人才，力图通过教育来发展社会主义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阶级压迫，从根本上变更现行不良的政治制度。由此，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才会有希望。
三、杨闇公的教育理念
第一，杨闇公认为一个优秀的革命者必须要接受良好的教育，接受教育的途径就是要多读书。一个人要想获得进步，就必须提高自身的认识水平，“要有真正的認识，就非有坚实的学问不可[2]”。通过提高自身的学问水平来扩展思维，提高哲学思辨能力，从而追求到真理。他把多读书看作一个人学问有进步、思想有觉悟、时刻保持革命性的首要任务和唯一途径。他认为如果一个人长时间不读书，不学习理论知识，不去提高认识水平，则必然会堕落下去，丢失原本的认知，甚至与革命道路背道而驰。在这里，他拿自己多年的好友、曾经一起留学日本的唐伯焜的经历来举例：
“伯焜以前虽算一个觉悟者，但是环境不同—是在日本；现在所以逐渐堕落，一半是由于他不愿读书。平日认为可耻的，侮辱人格的嫖妓行动现在（他）也公然做之而不疑了。他的堕落，全是不读书所致；虽有新生命的萌芽，不去培养，就会无形消灭了的[2]”。
“伯焜所以堕落，全是认识不明，没有彻底了解一切，故只过说不过做，又没有学理为之补助，于是就日趋于堕落之途，这是很明显的哪！[2]”
第二，在读书过程中，要掌握一定的方法。杨闇公认为：“读书抱怀疑态度，必能得着其中的真理，若先为书束缚了思想，那就易为所惑[2]”。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不能犯教条主义地盲从于书本上的内容去死读书，在读书过程中要有自己的思维和想法，做好笔记，并努力寻求解决之道。
第三，杨闇公认为教育能够让人时刻保持先进的思想意识，提升他的理智程度，从而增强他的意志力，并进一步强化他的革命性。他将读书、思想、理智、意志力等词组合到一起，以辩证的方式进一步提出，“意志力强的人，非有理智支配不可！要理智充分，非读书不可，这是天然的定律[2]”“有思想的人们，决不会盲从的；有强有力的意志的，必具有特殊的反抗性；除俯首与真理外，决不会屈服于任何势力之下的。能具有这种资质，才能说得上从事革命来。因革命途上跬步之外，皆是敌国，稍不加思考，就会堕入敌人的陷坑中；意志力薄弱了，就会屈服在一种强力之下[2]”。只有受到良好的教育，使精神得到强化，才能不被任何因素所阻碍。
四、结语
自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各国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的竞争，终其源头可以说是人才和教育的竞争。教育，是其中最核心的竞争，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教育，它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进步与发展的基础。正是基于此种观念，我党在20世纪80年代分别提出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方针政策；90年代中期又发展为“科教兴国”战略；21世纪初继续升级为“人才强国”战略，并在这一系列教育观和教育规模不断发展过程中辅以愈来愈完善的教育类法律法规，以适应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可以这样说，对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视和投入，是当今时代我国综合国力发展仅次于美国而雄居世界第二位的根本原因。这不仅体现了我党高瞻远瞩的智慧，也是杨闇公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毕生的奋斗目标和理想。杨闇公在教育方面的努力，“促进了民众思想和价值观念的转变，促进了民众行为方式的转变，推进了民主政治运动的进程[5]”。
参考文献：
[1]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大革命时期的重庆[C].内部资料，1984.
[2]杨绍中，周永林，李畅培.杨闇公日记[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
[3]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4]周勇.杨闇公纪念集[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5]扶小兰.杨闇公与重庆的成人教育[J].中国成人教育，2009（14）：92-93.
（责任编辑：李凌峰）
关键词：大革命；杨闇公；读书；教育
中图分类号：G7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052（2020）04-0117-02
作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杨闇公特别注重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来指导革命实践。在革命实践中，特别注重教育实践带来的效力。他组织读书会，指导革命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帮助他们快速走上革命正道；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他与吴玉章等人创办重庆中法学校，加强马列主义教育，培养革命所需的干部人才；为领导工农运动，他开设平民学校，指导工农群众接受教育，提高自身觉悟，号召他们起来参加革命，反对阶级压迫。这些教育实践活动培养了大批革命所需的优秀人才，促进了四川大革命运动走向高潮。
一、杨闇公发展教育的时代背景与家庭背景
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的一个重要因素便是民智不开，教育事业的全面落后。因此，要想振兴华夏民族，就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当人们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留学海外、学习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的风气便日渐风靡全国。从19世纪70年代的幼童赴美学习，到甲午中日战争失败以后留学日本的风潮，再到20世纪20年代留法勤工俭学之风气。这种良好的求学风气正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之一。外出留学人员陆续学成归国，带回了大量先进的科学技术及全新的教育理念，不仅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更促进了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使得更多的有志之士有机会走出国门，去探索救国救民之道。然而即使有留学日本和法国风潮的兴起，但实际上整个国家的文化教育水平还是相当低的。学校是开展国民素质教育最重要的场所。虽然自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全国各地的学校数量明显增多，但教育水平并未有多大的提升和改善。
第一，学校的教育经费经常捉襟见肘，得不到应有的、稳定的保障。学校的教育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拨款。但在民国军阀割据混战的年代，对于人口和地盘的争夺才是军阀关注的焦点。教育往往被走马观花、频繁更替的地方军阀政府所忽视，教育经费长期得不到稳定的保障，甚至被挪为他用（多数时候是被地方军阀充作军费开支），致使教育事业举步维艰、发展缓慢，由此引发了1922年民国时期教育经费独立运动。
第二，正是因为严重依赖于政府的财政拨款，致使教育界长期被代表反动頑固势力的官厅所把持和控制，教育制度反动陈腐，理念保守落后。一方面，教育界的“领导者”大多数以官厅为靠山，为自己牟取私利。另一方面，官厅也以教育界的“领导者”为代理人对教育和社会舆论进行控制。两者勾结起来，为巩固他们窃取的不正当利益，共同排斥和打压一切有进步教育倾向的人或行为，将教育界搞得乌烟瘴气、乱七八糟、毫无生机可言。在杨闇公革命活动的主战场四川，“由于被诚学会的官僚政客和国家主义派分子所把持，教育非常腐败，为多数青年学生所不满[1]”，最终爆发了波及全川教育界的学生择师运动，而且四川地区的教育界现状也与整个国家的教育界现状大体上一致。在他的日记里面对川中的教育界有过以下描述，“表现出来的也很糟，内容也很糟，教育界的精神就可见了，‘马屎皮面光，内容一包糟’，真足以代表蓉垣的教育界现状[2]”“与（刘）祖萌往观女师，毫无可言的地方，像那样的无组织、无精神，乱七八糟的就代表出来了[2]”。他的好友，同为共产主义运动者的童庸生“因遭各方面的压迫，渝中教育界已不能立足了——进步系在此多极了，只好远去涪陵，暂避其锋[2]”“反动力仍在继续集中，官府召集的校长会议，结果必取高压手段，勿容疑议……基本的学校如巴师，果然受了软化了……糊涂的校长老爷，承奉官长的命令[2]”。
第三，战乱频繁导致普通民众从根本上无心于教育，教育基本上只是有钱人的权利。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如何在这种军阀滥政、战乱不堪的环境下生存下来才是他们首要考虑的问题。然而他们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甚至是生存问题都无力解决，更何谈是花钱去接受教育呢？即使是求学欲望强烈的刘伯承元帅，也是在辛亥革命爆发参军之后，才有机会考入四川军政府开办的将校学堂继续深造，且将校学堂是带薪就读，免除了刘伯承的经济压力。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也基本上只有像杨闇公这种家庭殷实的子弟才有机会去接受教育，普通民众接受教育的机会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作为一名有远见的开明绅士，杨闇公的父亲杨淮清对子女的教育是相当重视的。他经常为子女讲解杨家将、岳飞、文天祥等人的英雄故事，培养他们的爱国热忱。同时花重金为子女聘请有学识的私塾教师，为他们未来的智力发展奠定了基础。待子女年龄稍长，他便鼓励子女追寻留学之风而去。这种极重的教育观对后辈们培养民族气节、参加革命活动、塑造革命精神、坚定革命信念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杨尚昆同志在本人回忆录中也有过相关的描述，“父亲没有应过考，但喜欢读书。他主张子女都要读书……书读得越多越好。甲午战败后，国耻日深，有志青年寻求救国的道路，联袂去日本留学。父亲对子女的教育是舍得花钱的。所以，大哥杨剑秋（尚荃）早在1904年就东渡日本，进入中央大学经济系，在日本住了9年；二哥衡石（尚麟）1917年考入日本明治大学商科；四哥闇公（尚述）同年去日本士官学校[3]”。
二、杨闇公发展教育的目的
作为一名深谋远虑的革命家，杨闇公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大力发展教育，通过教育来培养大量革命所需的人才和国家建设发展所需的人才，才能“颠覆有产者的利益（包括现在的政府、军阀、国际帝国主义），无产阶级掌握政权”[4]，进一步建立苏俄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改变国弱民穷的困局。他认为国家和民族的复兴必须以教育为根基，就当时所面对的环境而言，让更多的人去读书，去接受教育，“才是最紧要的工作”[2]，他甚至很迫切地指出，“若不从教育着手，前途还能设想吗？[2]” 第一，需要上一辈深谋远虑，提高觉悟，放下传统的宗法观念，解除一切限制，让青年男女都走出家门，进入学校去接受新式教育。他相信“人类有上进的可能性，习惯和环境只能限制一时，不能囿其终身；只要有了觉悟，无论环境如何，都有打破它的可能[2]”。这不仅能为国家的未来培养更多人才，也能为家族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第二，走出家门，在学校接受新式教育的青年们除了多读书以外，还要牢记自己所担负的是振兴中华、报效祖国的神圣使命。杨闇公认为：青年是最容易受到新文化和新思想感染的，他们的革命可塑性特别强。尤其是“处在这过渡期中的青年们（新旧交替的社会），稍有知识的和欲有所作为的人们，没有那一个不想把现存制度拿来改换了的[2]”。这不仅仅是要指导青年们打破封建顽固势力对教育的垄断和控制，改革现行不合理的教育制度，提升自身科学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引导他们面向社会实际问题，寻找到革命所需的思想武器——社会主义，解放长期被束缚的思想，源源不断地加入革命队伍中来。所以他在青年学生当中组织了读书会，在工农群众中开设了平民学校，甚至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专门创办了重庆中法学校来培养革命所需的干部人才，力图通过教育来发展社会主义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阶级压迫，从根本上变更现行不良的政治制度。由此，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才会有希望。
三、杨闇公的教育理念
第一，杨闇公认为一个优秀的革命者必须要接受良好的教育，接受教育的途径就是要多读书。一个人要想获得进步，就必须提高自身的认识水平，“要有真正的認识，就非有坚实的学问不可[2]”。通过提高自身的学问水平来扩展思维，提高哲学思辨能力，从而追求到真理。他把多读书看作一个人学问有进步、思想有觉悟、时刻保持革命性的首要任务和唯一途径。他认为如果一个人长时间不读书，不学习理论知识，不去提高认识水平，则必然会堕落下去，丢失原本的认知，甚至与革命道路背道而驰。在这里，他拿自己多年的好友、曾经一起留学日本的唐伯焜的经历来举例：
“伯焜以前虽算一个觉悟者，但是环境不同—是在日本；现在所以逐渐堕落，一半是由于他不愿读书。平日认为可耻的，侮辱人格的嫖妓行动现在（他）也公然做之而不疑了。他的堕落，全是不读书所致；虽有新生命的萌芽，不去培养，就会无形消灭了的[2]”。
“伯焜所以堕落，全是认识不明，没有彻底了解一切，故只过说不过做，又没有学理为之补助，于是就日趋于堕落之途，这是很明显的哪！[2]”
第二，在读书过程中，要掌握一定的方法。杨闇公认为：“读书抱怀疑态度，必能得着其中的真理，若先为书束缚了思想，那就易为所惑[2]”。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不能犯教条主义地盲从于书本上的内容去死读书，在读书过程中要有自己的思维和想法，做好笔记，并努力寻求解决之道。
第三，杨闇公认为教育能够让人时刻保持先进的思想意识，提升他的理智程度，从而增强他的意志力，并进一步强化他的革命性。他将读书、思想、理智、意志力等词组合到一起，以辩证的方式进一步提出，“意志力强的人，非有理智支配不可！要理智充分，非读书不可，这是天然的定律[2]”“有思想的人们，决不会盲从的；有强有力的意志的，必具有特殊的反抗性；除俯首与真理外，决不会屈服于任何势力之下的。能具有这种资质，才能说得上从事革命来。因革命途上跬步之外，皆是敌国，稍不加思考，就会堕入敌人的陷坑中；意志力薄弱了，就会屈服在一种强力之下[2]”。只有受到良好的教育，使精神得到强化，才能不被任何因素所阻碍。
四、结语
自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各国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的竞争，终其源头可以说是人才和教育的竞争。教育，是其中最核心的竞争，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教育，它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进步与发展的基础。正是基于此种观念，我党在20世纪80年代分别提出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方针政策；90年代中期又发展为“科教兴国”战略；21世纪初继续升级为“人才强国”战略，并在这一系列教育观和教育规模不断发展过程中辅以愈来愈完善的教育类法律法规，以适应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可以这样说，对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视和投入，是当今时代我国综合国力发展仅次于美国而雄居世界第二位的根本原因。这不仅体现了我党高瞻远瞩的智慧，也是杨闇公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毕生的奋斗目标和理想。杨闇公在教育方面的努力，“促进了民众思想和价值观念的转变，促进了民众行为方式的转变，推进了民主政治运动的进程[5]”。
参考文献：
[1]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大革命时期的重庆[C].内部资料，1984.
[2]杨绍中，周永林，李畅培.杨闇公日记[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
[3]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4]周勇.杨闇公纪念集[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5]扶小兰.杨闇公与重庆的成人教育[J].中国成人教育，2009（14）：92-93.
（责任编辑：李凌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