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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尚书》的诠释中，苏轼从应物合乎情理性所要遵循的标．准情本论出发，用从众的观点批判了王安石从智性出发而以为精英分子可以违众自用的思想。王安石的《尚书新义》过分渲染了刑罚的作用，而苏轼认为治国决不可以过度依赖刑罚甚至重刑，因而对《尚书新义》中有关这些方面的诠释提出了严厉的批判。这种批判是以其哲学思想为基础的，其中的分歧是二人的哲学思想在经典诠释中的必然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