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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郑小瑛90岁。
虽已是鲐背之年，但初次见面，满头白发的郑小瑛仍旧精神矍铄，神采奕奕，指挥台上的英姿飒爽隐约现前，与几年前互联网流传甚广的画面相差无几。
岁月似乎格外偏爱这样一位对于音乐有着深沉热爱的老人，时光沉淀的，仿佛只有深沉的智慧、广博的见识，与褪去铅华、洗尽繁华的睿智和淡然。
这位新中国培养出的第一位女指挥家，前后教导出众多音乐大师，满园桃李今已遍布音乐院团，是中国音乐界名副其实的泰斗，业内人士尊称其为“郑先生”。
1929年出生的郑先生是历史的见证者，在动乱时代长大的她，见识过炮火纷飞，看到过贫穷饥饿，也体验了新时代的幸福和平。伴随着她的徐徐讲述，听闻者开启了时光之旅，曾经的黑白画面依次倒流，一幕幕呈现在《留学》记者眼前，纵横交织出新中国成立70周年历史前后的高低起伏和曲折婉转。
战乱下命运的斗转星移
郑小瑛音乐道路上的种子，是由她的父母在她6岁那年播撒的。“我的父亲是庚子赔款的第二批留学生，曾经前往美国留学。受到西方教育模式的影响，他希望我能够接受更全面的教育。后来，我父母都在上海的基督教青年会工作，经常与外国人、传教士相处，在这样的环境下，我被妈妈弄到钢琴上学习，也是自然而然的了。”
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和平远去，历史的洪流毫不留情地更改了个人的命运，郑小瑛随父母逃难到四川，一年多的钢琴学习被迫中止。好在东方不亮西方亮，钢琴学不了，郑小瑛还可以学唱父亲从街上买到的抗日歌曲集。然而世事纷繁，命运无常，时光终是无言，高中毕业之时，面对音乐老师“在音乐上有特殊才能，应格外发展”的评语，郑小瑛的父母却一改故辙。
“我的家庭认为，在那样的社会里，一个优秀的女孩子，最好是去学医，因为可以不求人，而是别人来求你。”就这样，中学成绩拔尖的郑小瑛听从了的父母的安排，考上了协和医学院。“也不觉得那么难，一考就考上了。”回想起当年的考试，郑小瑛笑意盈盈，小有得意。
抗日战争胜利后，郑小瑛全家于1947年返回上海，但解放战争又一次打破了她平静的学业。刚刚从日本鬼子的铁蹄下挣脱，美国人又在中国的土地上飞扬跋扈，这是在中学时就接触过进步思想的郑小瑛与金陵女子大学的进步同学们无法忍受的。“反饥饿，反内战！”郑小瑛跟进步的同学们汇集一起，走上南京的街道，投入了汹涌澎湃的民主学生运动。
“那个时候，全国解放在即，年轻人对代表正义、光明的解放区充满了热情的向往，我觉得应该主宰自己的人生了，于是从家里偷跑出来，被妈妈抓回去，再跑！就这样，最终离开了家，到开封参加了革命。”
来到中原解放区的那一年，郑小瑛19 岁。
走向世界舞台的音乐路
偶然下的必然
新中国成立，政府主张选拔优秀青年干部上大学，郑小瑛被保送进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当时还没有指挥系）。1955年，我国第一次派中央歌舞团的合唱队参加华沙举办的世界青年联欢节，邀请了苏联合唱指挥专家杜马舍夫前来训练。专家主动提出他可以为中国办一个指挥班，郑小瑛因为其扎实的音乐功底被选中。
一个班20人，郑小瑛是唯一的女性。
“我只有在文工团里打拍子领着大家唱唱群众歌曲的经验，但我会弹钢琴，从专业角度而言，专家觉得我有培养前途，因此很看重我。”郑小瑛告诉《留学》记者，一年半的合唱指挥专业课程让她建立了事业的方向。
1956年，郑小瑛以学生兼老师的身份，在中央音乐学院继续学习作曲，同时在新建立的指挥系教授指挥法课程。而1960年，一个留学的机会闯入她的生活，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赵沨挑中郑小瑛前往莫斯科进修歌剧交响乐指挥。
“我奇怪他為什么挑中我，我问过他，他说他看过我的一次演出，认为我有才能成为一个乐队指挥。”回忆当初，郑小瑛不无感慨，如果院长赵沨有性别歧视，不会派她去学习，如果在同代人中，自己的音乐才能不突出，她也不会被选中。
必然与偶然的无言碰撞，促成了郑小瑛的留学机缘，那一年，她31岁。
外国歌剧院穹顶上的音乐新星
“干了一件大事”
1960年，正是新中国三年困难时期，出发前，还在魏公村学习俄语的留学生们被安排挖了一次野菜。郑小瑛明白，这是国家的殷殷期盼与无声叮嘱：即使在自然灾害严重，国家困难重重的特殊时期，还有如此难得的学习机会，必须珍惜。
“一定要非常好地完成学习任务，才对得起祖国和人民的委托。”郑小瑛郑重地对自己说。
怀着神圣的使命，郑小瑛孜孜不倦，发愤图强。每天上午，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大厅有当晚音乐会的排练，在排练现场，人们都能看到她带着总谱仔细学习的身影。而披星戴月回到住处，也是郑小瑛的生活常态，因为晚间，她要在歌剧院与音乐厅一场不落地聆听精彩演出。一本本厚厚的音乐心得笔记，陪伴着她无数个日夜，无声讲述着她的努力与成长。
郑小瑛留学时期，中苏的意识形态分歧已经公开化，彼时，苏联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优待全部停止，严重影响着需要实践机会的指挥专业留学生的学习境况。“我的学业，是在学校老师和同学的热情帮助下才得以完成，人民之间的友情，我永远铭记。”郑小瑛告诉《留学》记者，与演奏、演唱专业不同，指挥无法自己练习，需要导师指导下的实践，她的学业就是在中苏友好时期和中国人建立起深厚感情的老师和朋友们的热情关怀下完成的。
1961年10月1日，庆祝中国国庆12周年，郑小瑛在俄罗斯功勋艺术家安诺索夫教授和杜马舍夫老师的安排下，在克里姆林宫剧院指挥了她的第一场交响音乐会。《苏联妇女》杂志称赞她为中国第一位女指挥。次日，新华社报道了“郑小瑛在国立莫斯科国立音乐剧院成功执棒难度很大的意大利歌剧《托斯卡》的公演”的新闻。演出现场，人们长时间地鼓掌，向第一位在苏联国家歌剧院指挥歌剧演出的中国女指挥热烈祝贺。远在香港率团演出的院长赵沨也给她发来贺电，这时的郑小瑛才后知后觉自己“干了一件大事”。 那是一个十分特殊的事情。首先，苏联的歌剧院是不接受学生来指挥公演的，万一出了问题，是主角错了？还是指挥错了？其次，在当时中苏矛盾尖锐的政治环境下，一名中国研究生竟破例在国家剧院执棒公演，而且还做了海报和宣传，确实很特别。“这是我歌剧院的导师，资深指挥家拜因主动为我安排的，他认为我应当有一个成果来向祖国汇报。而就是这个剧院，在20世纪50年代第一次把《天鹅湖》和《奥涅金》带到中国演出，那时他们得到了中方非常热情的接待，这次他们完全是出于对我业务能力的赞赏和信任，而把这份中苏友好的情谊还到了我的身 上。”
演出前期，郑小瑛没有总谱，手里仅有一本歌剧的钢琴谱，她只能花费几晚，将老师帮忙从图书馆借出的总谱上的配器，标记在钢琴谱上;那时还没有录音机，她也只能努力用脑子记住老师演出时的速度处理和手势，特别是她只在被剧院方面“考查”时，指挥过一次全剧连排，而在半年后的演出前，竟一次与乐队的合练都没有了！初生牛犊不怕虎，郑小瑛只能以一定要为祖国争光的心态，迎着困难上了。
演出当天，郑小瑛的休息室里布满了昂贵的鲜花，演出非常圆满，现场观众热烈地为她鼓掌，拜因老师站在侧幕条激动地问她：“郑，我能吻你一下吗？”
郑小瑛告诉《留学》记者：“歌剧院有很多部门，合唱队、乐队、舞美队、服装、道具，任何一个部门若因政治压力不愿意与一个中国研究生合作，演出就无法进行。那时候我太年轻，也不考虑他们这样破格让我指挥，是否会给导师添麻烦，现在想想，他们真的很不容易。”
由于成绩优异，郑小瑛原本一年半的进修学习延长为3年，一颗音乐界升起的新星，将与剧院穹顶外的明月交相辉映。
阳春白雪 和者日众
“爱乐女室内乐团”应时而生
为人民服务，让大众聆听，郑小瑛深深地记得从事音乐的初心。上个世纪90年代，首都的舞台一片萧条，为了把健康的音乐送进学校，为年轻一代进行中外经典音乐的扫盲工作，一群热爱音乐，关心下一代健康成长的女音乐家，在那个“一切向钱看”的年代，不计报酬地走到了一起。“咱们古代有莫愁女、孟姜女，那乐团就叫“爱乐女”吧！”
北京、天津、辽宁、吉林、河北，上百所大中学校的校园里，飄扬起了中西合璧室内音乐的旋律。“爱乐女”们用240多场公益演出播撒了中外经典音乐的种子，培养了众多爱乐者，也传播了音乐为大众的精神正能 量。
20世纪90年代，郑小瑛应邀前往哈佛大学介绍中国歌剧时，面对人们“你来自日本？还是香港？”的提问，“我来自北京！”的回答令当地人诧异。因为那时正值张艺谋的电影在美国风行，《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美国人无法将电影中中国女性的二维形象，与这个在指挥台上“呼风唤雨”的生动立体对号入座。而让郑小瑛意外的是，一个中国小伙子专注地听完讲课后，恭敬地向她献上了鲜花，原来，这是他妈妈和姐姐的心意，当年校园内精彩的公益演出，是她们永恒的纪 念。
“一个听众对音乐如此虔诚感激所带来的幸福，绝不是一味追求名利的音乐家能够感受到的。”郑小瑛如是说道。
2020年，是“爱乐女”成立的30周年，郑小瑛想举办一场音乐会，“与朋友们重温当年女音乐家们的收获与喜悦。”
让世界倾听中国的声音
1998年，退休后的郑小瑛应邀前往厦门组建一个“公助民办”的民营乐团—厦门爱乐乐团。15年里，在郑小瑛的带领下，厦门爱乐乐团得以按艺术规律建团，并以惊人的速度在中外经典乐章里纵横驰骋，提升了厦门这座城市的音乐氛围。而祖籍闽西的郑小瑛为了传扬家乡的声音，委约了作曲家刘湲创作了表现客家人团结奋斗、开拓念祖精神的交响诗篇《土楼回响》。
这部雅俗共赏的大型交响乐于2001年荣获了中国音协“金钟奖”的唯一金奖。随后，郑小瑛带着这部具有浓厚中国客家文化特色的作品，在福建各地和全国巡演，还在亚欧美澳洲的12个国家一共上演了71场，创造了中国大型交响乐演出的最高纪录，也让世界听到了中国现代音乐文化的声音。
当前各大歌剧院只用原文演唱西方歌剧，而完全不为普罗大众着想的现象令郑小瑛忧心忡忡，她大力倡导西方声乐经典的“洋戏中唱”。
“音乐应与人民共享，只有译配成中文版本的歌剧才能很好的满足中国人民的这一要求。”郑小瑛告诉《留学》记者，好的译配必须经过专家们的精雕细琢，这也是有较高音乐文学价值的二度创作。
为了引起业界的共鸣，2017年，郑小瑛在国家大剧院指挥上演了由她修改配歌的中文版马勒的《尘世之歌》（又称《大地之歌》），这部原来被德国著名作曲家马勒用译成德文的唐诗写的交响曲，由歌唱家王丰和杨光用中文演出后，舆论反响良好。
2020年，郑小瑛将带着《土楼回响》和《尘世之歌》应邀前往台湾，与约7000万客家同胞共享传承了客家文化的交响诗篇和体现了“中为洋用”和“洋为中用”的西方经 典。
虽已是鲐背之年，但初次见面，满头白发的郑小瑛仍旧精神矍铄，神采奕奕，指挥台上的英姿飒爽隐约现前，与几年前互联网流传甚广的画面相差无几。
岁月似乎格外偏爱这样一位对于音乐有着深沉热爱的老人，时光沉淀的，仿佛只有深沉的智慧、广博的见识，与褪去铅华、洗尽繁华的睿智和淡然。
这位新中国培养出的第一位女指挥家，前后教导出众多音乐大师，满园桃李今已遍布音乐院团，是中国音乐界名副其实的泰斗，业内人士尊称其为“郑先生”。
1929年出生的郑先生是历史的见证者，在动乱时代长大的她，见识过炮火纷飞，看到过贫穷饥饿，也体验了新时代的幸福和平。伴随着她的徐徐讲述，听闻者开启了时光之旅，曾经的黑白画面依次倒流，一幕幕呈现在《留学》记者眼前，纵横交织出新中国成立70周年历史前后的高低起伏和曲折婉转。
战乱下命运的斗转星移
郑小瑛音乐道路上的种子，是由她的父母在她6岁那年播撒的。“我的父亲是庚子赔款的第二批留学生，曾经前往美国留学。受到西方教育模式的影响，他希望我能够接受更全面的教育。后来，我父母都在上海的基督教青年会工作，经常与外国人、传教士相处，在这样的环境下，我被妈妈弄到钢琴上学习，也是自然而然的了。”
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和平远去，历史的洪流毫不留情地更改了个人的命运，郑小瑛随父母逃难到四川，一年多的钢琴学习被迫中止。好在东方不亮西方亮，钢琴学不了，郑小瑛还可以学唱父亲从街上买到的抗日歌曲集。然而世事纷繁，命运无常，时光终是无言，高中毕业之时，面对音乐老师“在音乐上有特殊才能，应格外发展”的评语，郑小瑛的父母却一改故辙。
“我的家庭认为，在那样的社会里，一个优秀的女孩子，最好是去学医，因为可以不求人，而是别人来求你。”就这样，中学成绩拔尖的郑小瑛听从了的父母的安排，考上了协和医学院。“也不觉得那么难，一考就考上了。”回想起当年的考试，郑小瑛笑意盈盈，小有得意。
抗日战争胜利后，郑小瑛全家于1947年返回上海，但解放战争又一次打破了她平静的学业。刚刚从日本鬼子的铁蹄下挣脱，美国人又在中国的土地上飞扬跋扈，这是在中学时就接触过进步思想的郑小瑛与金陵女子大学的进步同学们无法忍受的。“反饥饿，反内战！”郑小瑛跟进步的同学们汇集一起，走上南京的街道，投入了汹涌澎湃的民主学生运动。
“那个时候，全国解放在即，年轻人对代表正义、光明的解放区充满了热情的向往，我觉得应该主宰自己的人生了，于是从家里偷跑出来，被妈妈抓回去，再跑！就这样，最终离开了家，到开封参加了革命。”
来到中原解放区的那一年，郑小瑛19 岁。
走向世界舞台的音乐路
偶然下的必然
新中国成立，政府主张选拔优秀青年干部上大学，郑小瑛被保送进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当时还没有指挥系）。1955年，我国第一次派中央歌舞团的合唱队参加华沙举办的世界青年联欢节，邀请了苏联合唱指挥专家杜马舍夫前来训练。专家主动提出他可以为中国办一个指挥班，郑小瑛因为其扎实的音乐功底被选中。
一个班20人，郑小瑛是唯一的女性。
“我只有在文工团里打拍子领着大家唱唱群众歌曲的经验，但我会弹钢琴，从专业角度而言，专家觉得我有培养前途，因此很看重我。”郑小瑛告诉《留学》记者，一年半的合唱指挥专业课程让她建立了事业的方向。
1956年，郑小瑛以学生兼老师的身份，在中央音乐学院继续学习作曲，同时在新建立的指挥系教授指挥法课程。而1960年，一个留学的机会闯入她的生活，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赵沨挑中郑小瑛前往莫斯科进修歌剧交响乐指挥。
“我奇怪他為什么挑中我，我问过他，他说他看过我的一次演出，认为我有才能成为一个乐队指挥。”回忆当初，郑小瑛不无感慨，如果院长赵沨有性别歧视，不会派她去学习，如果在同代人中，自己的音乐才能不突出，她也不会被选中。
必然与偶然的无言碰撞，促成了郑小瑛的留学机缘，那一年，她31岁。
外国歌剧院穹顶上的音乐新星
“干了一件大事”
1960年，正是新中国三年困难时期，出发前，还在魏公村学习俄语的留学生们被安排挖了一次野菜。郑小瑛明白，这是国家的殷殷期盼与无声叮嘱：即使在自然灾害严重，国家困难重重的特殊时期，还有如此难得的学习机会，必须珍惜。
“一定要非常好地完成学习任务，才对得起祖国和人民的委托。”郑小瑛郑重地对自己说。
怀着神圣的使命，郑小瑛孜孜不倦，发愤图强。每天上午，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大厅有当晚音乐会的排练，在排练现场，人们都能看到她带着总谱仔细学习的身影。而披星戴月回到住处，也是郑小瑛的生活常态，因为晚间，她要在歌剧院与音乐厅一场不落地聆听精彩演出。一本本厚厚的音乐心得笔记，陪伴着她无数个日夜，无声讲述着她的努力与成长。
郑小瑛留学时期，中苏的意识形态分歧已经公开化，彼时，苏联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优待全部停止，严重影响着需要实践机会的指挥专业留学生的学习境况。“我的学业，是在学校老师和同学的热情帮助下才得以完成，人民之间的友情，我永远铭记。”郑小瑛告诉《留学》记者，与演奏、演唱专业不同，指挥无法自己练习，需要导师指导下的实践，她的学业就是在中苏友好时期和中国人建立起深厚感情的老师和朋友们的热情关怀下完成的。
1961年10月1日，庆祝中国国庆12周年，郑小瑛在俄罗斯功勋艺术家安诺索夫教授和杜马舍夫老师的安排下，在克里姆林宫剧院指挥了她的第一场交响音乐会。《苏联妇女》杂志称赞她为中国第一位女指挥。次日，新华社报道了“郑小瑛在国立莫斯科国立音乐剧院成功执棒难度很大的意大利歌剧《托斯卡》的公演”的新闻。演出现场，人们长时间地鼓掌，向第一位在苏联国家歌剧院指挥歌剧演出的中国女指挥热烈祝贺。远在香港率团演出的院长赵沨也给她发来贺电，这时的郑小瑛才后知后觉自己“干了一件大事”。 那是一个十分特殊的事情。首先，苏联的歌剧院是不接受学生来指挥公演的，万一出了问题，是主角错了？还是指挥错了？其次，在当时中苏矛盾尖锐的政治环境下，一名中国研究生竟破例在国家剧院执棒公演，而且还做了海报和宣传，确实很特别。“这是我歌剧院的导师，资深指挥家拜因主动为我安排的，他认为我应当有一个成果来向祖国汇报。而就是这个剧院，在20世纪50年代第一次把《天鹅湖》和《奥涅金》带到中国演出，那时他们得到了中方非常热情的接待，这次他们完全是出于对我业务能力的赞赏和信任，而把这份中苏友好的情谊还到了我的身 上。”
演出前期，郑小瑛没有总谱，手里仅有一本歌剧的钢琴谱，她只能花费几晚，将老师帮忙从图书馆借出的总谱上的配器，标记在钢琴谱上;那时还没有录音机，她也只能努力用脑子记住老师演出时的速度处理和手势，特别是她只在被剧院方面“考查”时，指挥过一次全剧连排，而在半年后的演出前，竟一次与乐队的合练都没有了！初生牛犊不怕虎，郑小瑛只能以一定要为祖国争光的心态，迎着困难上了。
演出当天，郑小瑛的休息室里布满了昂贵的鲜花，演出非常圆满，现场观众热烈地为她鼓掌，拜因老师站在侧幕条激动地问她：“郑，我能吻你一下吗？”
郑小瑛告诉《留学》记者：“歌剧院有很多部门，合唱队、乐队、舞美队、服装、道具，任何一个部门若因政治压力不愿意与一个中国研究生合作，演出就无法进行。那时候我太年轻，也不考虑他们这样破格让我指挥，是否会给导师添麻烦，现在想想，他们真的很不容易。”
由于成绩优异，郑小瑛原本一年半的进修学习延长为3年，一颗音乐界升起的新星，将与剧院穹顶外的明月交相辉映。
阳春白雪 和者日众
“爱乐女室内乐团”应时而生
为人民服务，让大众聆听，郑小瑛深深地记得从事音乐的初心。上个世纪90年代，首都的舞台一片萧条，为了把健康的音乐送进学校，为年轻一代进行中外经典音乐的扫盲工作，一群热爱音乐，关心下一代健康成长的女音乐家，在那个“一切向钱看”的年代，不计报酬地走到了一起。“咱们古代有莫愁女、孟姜女，那乐团就叫“爱乐女”吧！”
北京、天津、辽宁、吉林、河北，上百所大中学校的校园里，飄扬起了中西合璧室内音乐的旋律。“爱乐女”们用240多场公益演出播撒了中外经典音乐的种子，培养了众多爱乐者，也传播了音乐为大众的精神正能 量。
20世纪90年代，郑小瑛应邀前往哈佛大学介绍中国歌剧时，面对人们“你来自日本？还是香港？”的提问，“我来自北京！”的回答令当地人诧异。因为那时正值张艺谋的电影在美国风行，《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美国人无法将电影中中国女性的二维形象，与这个在指挥台上“呼风唤雨”的生动立体对号入座。而让郑小瑛意外的是，一个中国小伙子专注地听完讲课后，恭敬地向她献上了鲜花，原来，这是他妈妈和姐姐的心意，当年校园内精彩的公益演出，是她们永恒的纪 念。
“一个听众对音乐如此虔诚感激所带来的幸福，绝不是一味追求名利的音乐家能够感受到的。”郑小瑛如是说道。
2020年，是“爱乐女”成立的30周年，郑小瑛想举办一场音乐会，“与朋友们重温当年女音乐家们的收获与喜悦。”
让世界倾听中国的声音
1998年，退休后的郑小瑛应邀前往厦门组建一个“公助民办”的民营乐团—厦门爱乐乐团。15年里，在郑小瑛的带领下，厦门爱乐乐团得以按艺术规律建团，并以惊人的速度在中外经典乐章里纵横驰骋，提升了厦门这座城市的音乐氛围。而祖籍闽西的郑小瑛为了传扬家乡的声音，委约了作曲家刘湲创作了表现客家人团结奋斗、开拓念祖精神的交响诗篇《土楼回响》。
这部雅俗共赏的大型交响乐于2001年荣获了中国音协“金钟奖”的唯一金奖。随后，郑小瑛带着这部具有浓厚中国客家文化特色的作品，在福建各地和全国巡演，还在亚欧美澳洲的12个国家一共上演了71场，创造了中国大型交响乐演出的最高纪录，也让世界听到了中国现代音乐文化的声音。
当前各大歌剧院只用原文演唱西方歌剧，而完全不为普罗大众着想的现象令郑小瑛忧心忡忡，她大力倡导西方声乐经典的“洋戏中唱”。
“音乐应与人民共享，只有译配成中文版本的歌剧才能很好的满足中国人民的这一要求。”郑小瑛告诉《留学》记者，好的译配必须经过专家们的精雕细琢，这也是有较高音乐文学价值的二度创作。
为了引起业界的共鸣，2017年，郑小瑛在国家大剧院指挥上演了由她修改配歌的中文版马勒的《尘世之歌》（又称《大地之歌》），这部原来被德国著名作曲家马勒用译成德文的唐诗写的交响曲，由歌唱家王丰和杨光用中文演出后，舆论反响良好。
2020年，郑小瑛将带着《土楼回响》和《尘世之歌》应邀前往台湾，与约7000万客家同胞共享传承了客家文化的交响诗篇和体现了“中为洋用”和“洋为中用”的西方经 典。